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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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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确定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林伯渠即开始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方面,他不仅积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还直接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
  一九三六年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国广大民众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中共的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在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的同时,开始试探同中共进行接触,指示南京政府驻苏使馆的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谈判,希望中共能派人回国同南京国民党进行联络;在国内,则示意陈立夫等设法同陕北中共中央建立联系,进行秘密谈判。
  一九三六年二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请董健吾、张子华①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密函时,第一个站在瓦窑堡城门口欢迎他们的便是林伯渠。这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周恩来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所以接待他们的工作便落到了林伯渠和博古等人身上。林伯渠与宋庆龄多年失掉联系,现在见到她派来的使者,分外高兴。董、张到后第二天,林伯渠即陪同他们会见博古,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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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董健吾又名周继吾,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长。张子华又名王祥绪,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任中共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到过陕北。

  博古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张闻天曾打算要博古、董健吾、张子华、周恩来等同到前方商议此事,后因董急于回上海复命,遂于三月四日与彭德怀联名给博古转董健吾一封电报,请董转告南京。其电文是: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四号十二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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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时,林伯渠特意交给董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纸币,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以资纪念。
  在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前后,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也有了进展。为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问题,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扩大会议。林伯渠从陕北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指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完全赞同“以发展求巩固”的观点,拥护中央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的口号,以便尽快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他说:“现在应用发展求巩固”,“东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泽东)所定,应把力量用向矛盾的集中点去”,“到河北更可扩红”,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详细列举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收支情况,提出即使从筹款的角度来看,也“非向东不可”。
  第二,他在会上还提出,为了领导抗日战争,应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批评李德反对红军东征,害怕红军东征会“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说:“李德提议,不能赞同。他不动,不扩大……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对,恐怕红军行动替苏联惹祸”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现在“已是主体”,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扩大的准备”。为此,他积极赞同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到北方来”的观点。说“一、二年前各处去发展,现在已渐入合综之时”。红军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动“则更可合拍”,增加我们的威望,便于打开同各方面的联系。
  第三,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特别提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形势甚好,干部非常要紧,经过锻炼者已不少,但还应及早多为培养。方法,除加强原有干部的培养,加强政治工作以外,还要在工会中及其他革命群众中找些人来。红校应成为二千人的组织,还有各系统的教育工作。”为了改进和加强干部工作,他还提出对过去在干部工作中“有些不应有之事”应该加以解决,恢复一些人的原有待遇,甚至提得更高些。使用干部要“知人善任”,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
  林伯渠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彭德怀、杨尚昆在发言中,就曾明确表示赞同林伯渠关于扩红和干部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也说:“扩红,同意伯渠精神。”这次扩大会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实际上就已经正式确定了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联络与谈判的方针。
  三月扩大会议后,与董健吾同到陕北的张子华,同冯雪峰一起去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联络。不久,中共北方党组织还指派周小舟和吕振羽,携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信件,到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五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从另一条线也开始了同南京国民党进行接触。在这期间,林伯渠也给南京覃振等国民党内的老朋友写信,以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这样,六、八两月便又有了南京的“两次来件”,和八、九两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对南京的方针”问题。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遇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许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林伯渠出席了八、九两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的估计,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准备改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形式及党的土地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为了使全党和干部了解这一新的形势,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他还向党中央建议设立经济、国防、抗战、外交等各种专门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作出有计划的有次序的解释;提出应进一步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指名批评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并说“我们是中国党,同时是国际党,我们应创造很多的经验,(使之)成为国际的经验。”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致中国国民党书》影响很大,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及天津《益世报》记者看后,都深为感动。此后,因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内战、要求一致对日的呼声与日俱增,蒋介石虽仍力求与日本妥协,想通过军事压力逼中共就范,但难以再继续其“剿共”的政策。后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林伯渠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变的第二天,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一事变,一方面应避免敌人造谣,使我们的朋友相信。同时,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多做些事,特别对群众组织上,更要多做些。对群众联系,我们应负责任。我们应多动员些干部到西安去……对西安报纸,应积极帮助,争取公开宣传。”后来,周恩来、博古到西安,使这一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坚决的拥护和平,停止内战,我们一贯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事件趋向结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现在我们应想一想,西安事件不比两广事件,我们忠诚抗日,蒋介石也晓得的……现在的解决,虽然有些缩小,但精神还是存在的。”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此事应在红军中“好好的解释”,说明一方面要“求得和平的保障”;一方面“还是要时时准备着,对张、杨的部队也要同他们商量做两方面的准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帮助张、杨有办法解决”。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提出只要国民党接受中共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日等项要求,中共则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也基本上接受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表示要和平统一,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由内战转向抗日。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初步形成了。作为曾经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并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的林伯渠,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浮想连翩。在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对当时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看法。他说:
   (1)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特点,我觉得有两个须提出:第一,和平初步实现,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第二,国内战争的形式,现在不是成败的公式。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要加紧工作。和平是实现了,但实现民主的任务更重要。
  (2)国共合作的问题。现在的合作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形式是不同的,我觉得党内合作是不可能的,将来的形式是党外合作。对于群众工作的方式,我们要更加活泼的运用。目前最主要的是民主,有些形式,如读“遗嘱”(按:指孙中山遗嘱),(宣传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可以做的。
  (3)领导权问题。这就是怎样来教育群众又组织群众的问题。所谓领导权是实际的领导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在军队中要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批评与抑制这一工作,对农民、工人运动同样采取制止的行动,这是不对的。我们以后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领导权,在实现民主上应做许多工作,要在各方面进行工作,不是口头上争取领导权。(4)因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第一,干部问题,派出去的同志,必须是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他的路线要和党一样。第二,在苏区党的工作、小组会、支部会等要加强起来,有些支部很久不开会,部长不参加支部生活是不对的。第三,发展党组织要多吸收产业无产阶级,对党员成分的调剂要特别注意。第四,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使党员懂得现在所采取的政策的道理,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退让的大道理,在活动分子会、小组会上要很详细地讨论。这次大会的决议,要清楚地深入地传达。第五,对党外作解释应有宣言,关于左派问题应有说明,应该广泛地传达。第六,为得要实现这些事,我们应办日报,在西安办一个报,至少要办三日刊。还有些小事情,要注意节省,不要同化于白区;要尽量扩大民主,会说话的同志要缓说。
  林伯渠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有些意见,如重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重新教育干部等问题,还被随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所吸收。他提的这些意见,即使是所谓“小事情”,如“不要同化于白区”等,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进行谈判。六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介石时增加博古与林伯渠,“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①。七月初,他们抵沪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芦沟桥事变,蒋介石上了庐山。他们经过与蒋鼎文、宋子文交涉,于七月十五日又到了庐山,并于当日开始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召开所谓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对日的态度有了变化,提出芦沟桥事件的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②。但他对日仍存有幻想,希望能以和平外交的方法解决芦沟桥事件。在这次谈话会上,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中国必亡;孔祥熙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还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③。正因为蒋介石等对日存有幻想和缺乏抗战信心,他们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在谈判中仍然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直属行营,在三个师上不准设立总指挥部,师参谋长由南京政府调任,师的经理(即供给)和教育工作须直属行营,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且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有关政治部的人选。本来,一些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县长以上的官吏都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等出席。由于蒋介石等不肯让步,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遂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这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便又离开庐山,“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④。
  在赴沪途中,林伯渠在南京见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女儿秉衡、秉佑和秉元。九一八事变后,他夫人伍复明回湖南老家时,秉衡为分担母亲的负担,通过林伯渠的老友覃振在南京谋了一个出纳的差事,独自带领两个妹妹生活。一天,秉衡突然从堂弟秉德那里获知父亲已到南京,便带着两个妹妹到处去寻找,终于在程潜公馆见到了分别近十年的老父。姐妹三人顿时热泪盈眶,林伯渠也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紧紧拉着她们。但他们这次会见,没有说上几句话,林伯渠便又同程潜匆匆去了火车站。家中之事,直到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于若愚(哲士)之后,才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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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彭德杯、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
  ②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6页。
  ③《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潮书店1951年版,第172页。
  ④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7月21日。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电党中央,报告他们已到上海,并向中央提出无论如何须着手进行下列各事:
   一、立即自行改成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各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地方经费须尽量减少。
  二、前后方经费须尽可能节省之。
  三、请准备“八一”前后召集政治局会议,彭、任、贺、刘、肖、张到会讨论大计,我们按时赶回。
  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无重大原则问题需要讨论,而且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有的在陕西云阳镇,有的在甘肃庆阳,来延安开会往返需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影响红军迅速改编与出动抗日,因此,没有接受周恩来等关于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七月二十七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西安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蒋介石:
   (一)八月十五号则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
  (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
  (五)担任绥远方面之线。
  (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①
  稍后,毛泽东、张闻天还指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去云阳商定改编时应一并商定我军之作战原则,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点,给日寇以相当打击”②。并告知他们,以上原则,在与前方各同志商定后,可以转告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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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②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月初,林伯渠随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他们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讨论,并几乎是每日同毛泽东、张闻天进行电商,迅速确定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和出动抗日的具体方案,商定了红军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作战方针,和准备面交南京政府的国防计划,确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八月六日,林伯渠与周恩来、博古、朱德、叶剑英回到西安。九日,周、朱、叶去南京,不久博古因事返回延安,林伯渠则继续留在西安,筹集红军经费。他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季壮、李涛等,同蒋鼎文等各方面进行交涉,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八万元经费。八月十六日,林伯渠还就部队军饷和红军改编后的遣散费等事向党中央建议,请周恩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就近商呈蒋委员长核准,将八月份经费,按照新编制即日一次拨发,并将善后款六十万元一同交下,俾得便利一切。”
  由于周恩来等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平津失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军民迫切要求抗战,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终于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为其下辖的三个师的师长,但它仍拒绝发表中共提出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宣言。同日,周恩来回到西安(朱德已于十六日乘飞机抵西安后去云阳),林伯渠即与周恩来同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国共两党合作及军事战略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向中央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如人选、经费、武装等,须于本期会上讨论,明确规定与南京交涉妥当,免致部队行动后发生窒碍。”①在这次会上,他还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培养干部和经费等问题发了言,提出:红军在抗战中,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要使我们的力量使用得更广泛些,能够在全国的战略上发挥作用,以满足全国的仰望。我们既要组织全国的抗战,又要注意敏捷与机警些,巩固后方。他还提出,部队应设补充团,积极培养干部,扩大“抗大”。现在经济、粮食困难,可以将“抗大”分为两部分,在延安只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而连长等军事干部则可在前方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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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于西安致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8月21日。

  洛川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就最终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林伯渠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就赞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现在看到国共两党终于重新合作,感到无比欣慰。他坚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必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伟大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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