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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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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十二、广殖货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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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官员私行贸易、放债等活动,为朝廷法律所不许,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康熙六年五月,左都御史王熙遵照圣祖的旨意,专门查询了此事。他在报告中指出,福建、广东、江西、湖广等沿海与交通要冲地区,当地官员就近“自置货物”,卖给部属,从中赢利,有的“巨舸连樯”,装载到别的地方买卖,“行同商贾”,更有甚者,有的“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他要求详议并制定条例,严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恃势贸易”,不得“与人争利”,违者严处。圣祖下令“议行”。《清圣祖实录》,卷22,7页。王熙的指控直接点了尚可喜所在的广东、耿继茂所在的福建,官员放贷、私行出海贸易走私是相当猖獗的。虽未提及云贵,但三桂种种违法之事,不在尚可喜、耿继茂之下,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他的属下一般“旗员多领资贸易”,将官也以贩私盐活动,大发横财。《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云南地方的监察官员,都惧于三桂的权势过大,没人敢触动他。在此之前,御史杨素蕴等人曾批评了三桂,碰了钉子,还为此丢了官,险些送命。王熙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不能不有些顾忌。所以,他在报告中回避了对三桂的点名批评。朝廷对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立即责成户部等部制定了具体惩治条例。其中一条是,如藩王(主要指“三藩”,包括三桂在内)纵容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要对藩王本人罚银一万两,将管理藩王家务的官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都以革职论处。《清圣祖实录》,卷23,2页。一句话,就是不准为官者包括从役人员经商,不得与民商争利。为此而犯禁的,在在皆有,时时发生,很少有能逃避处分的。惟“三藩”继续违法犯禁,却很少受到处分,即使处分,也多属下人员。三桂在反叛前,所作所为,多系不法,竟未受到过任何处分!

  吴三桂在云贵聚敛财富,目前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统计。这里,只举一个小例证。清兵剿灭三桂叛乱,进入昆明,没收三桂的所有财产,只见“伪宫财物充斥”,仅没收的裁纸折叠小刀竟多达数库!《庭闻录》,卷6,8页。据载,三桂在昆明修玉皇阁时,意外地获窖金五十余万两。老君殿倒塌,他捐资重建。搬移神座时,又获窖金百余万两。在其他处因土木之建,又多次发现十万两藏金。《庭闻录》,卷6,2页。这些巨额金银财富,大抵是永历政权留昆明时,为孙可望、李定国、黔国公沐天波所藏,在撤离的仓皇时刻未及带走,始被三桂大兴土木建筑时发现,全部收入他的府库。看来,三桂所拥有的财富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可以肯定,他把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之利等所有权益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特等权贵兼大军阀、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时人曾这样描写三桂的富有:

  日解饷银,时供粮;庄佃三百六,铺税千万两;今朝给银贸易,明日发货市鬻;库仓金银,币帛积之如山,厩圈骡马豚羊畜之如林。《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1页。

  又据时人对三桂的极盛作了如下的叙述:

  三桂之所部,视三藩为众。平滇后,收诸降将,兵益强。滇池固僻饶,三桂厚自封殖, 席黔国(公)庄田之利,又灭水西安氏,获其累世财宝无算。诸奴客以言利进,商贾偏于海内,远至迤西,徼外珍宝充牣,富于天室,园囿声伎之盛,僭侈踰禁中矣。《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9~10页。

  这两段文字,即具体又形象地道出了三桂聚敛财富、兵强马壮,已到了令人不胜惊讶的地步。史传三桂“财用富饶,兵革坚利”,果然名不虚传,是三藩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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