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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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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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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

  虽流亡海外,但康有为仍一心想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自负心很强的康有为,以为能说服日本外相出兵牵制顽固派,挽回其势力。而孙中山则被清廷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康有为后来也说:“我是钦差大臣,他(指孙中山)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此时,日本政府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1898年11月,日本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组阁。不久,传闻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方保护清朝流亡者,新政府不希望在外交上与清朝产生纠纷,因此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对康礼待有加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看出,在中国国内,只有极少数人想拥护皇帝继续改革,不可能以国内保皇党的力量来恢复帝位,他们还看出,康有为东山再起的希望,实在微乎其微。

  此后,“不但日本政府把康当做累赘,民间志士对康的同情也日趋淡薄”,康有为觉察到这种冷淡,最终不得已前往欧美。

  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得到日本方面9000元资助,被礼送出境,赴加拿大。

  康有为的离开,使梁启超成为康梁派前线的领军人物,也为孙中山争取与梁启超合作提供了一个契机。较之于老师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孙中山的联合提议,并不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另外,梁启超在此前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也表明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他与康有为是有区别的,梁启超曾说,主张“有血的破坏”,并且以“破坏主义者”、“革命家”自居,一段时间,梁启超等与杨衢云、尤列、陈少白等来往密切,孙、梁合作的消息,也盛传于东京、横滨间。

  5月,孙中山赴东京拜访梁启超而不遇。一个月后,两人终于走到一起,商谈双方联合事宜。梁启超此时曾致函孙中山,语气相当客气有礼。随着两人接触次数增多,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一些见解日益接近。在此期间,兴中会不少人与康梁派的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也频繁接触,寻求合作成为当时最为首要的任务。

  1899年秋,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往来最为密切的时期,两人甚至还谈到合作后的组织形式。孙、梁的“亲密接触”在各自的阵营里都遇到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尤其是康梁派里的徐勤等人,认为梁启超已渐渐掉进别人的圈套里,于是秘报正在香港准备前往新加坡的康有为,康有为大怒,立即勒令梁启超赶赴檀香山,不许拖延。

  出发前,梁启超找到孙中山,表态仍要合作到底。应梁启超的要求,孙中山还热心地将胞兄孙眉在内的许多亲友介绍给他。

  关于梁启超对与孙中山的合作意图及合作诚意,学术界对此也一直持不同看法。但从结果上看,这个联合极其脆弱。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后,会晤了兴中会李昌、何宽、郑金、钟木贤等人,并前往茂宜岛拜访孙眉,孙眉甚至让其儿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到日本留学。兴中会同志均把梁视为同路人,热情相助。

  10天后,梁启超在致信孙中山报告此行情况时,曾有这样一些话,暗示了他的处境: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如果说,最初梁启超还在希望合作的孙中山与拒绝合作的康有为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合作的话,那么到了檀香山一段时间后,他却彻底站到了康有为的一边。

  梁启超在檀香山居住了3个月,他以组织保皇会之说散播于兴中会同志间,兴中会不少人不明其真实意图,多加入保皇组织。孙中山得到消息,写信斥责梁启超失信背约,但为时已晚。孙中山苦心经营的檀香山和横滨兴中会先后为康梁利用,被夺去大部分力量,这对孙中山在开始寻找革命力量阶段,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1900年7月,对两党合作仍抱有希望的宫崎寅藏,想追到新加坡劝说康有为。当时惠州起义已经准备就绪,孙中山认为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很难,因此不抱乐观态度,宫崎坚持要去。香港的保皇党竟然密报康有为,说宫崎是孙中山派来的刺客。虽然当年宫崎曾护送康有为避难日本,但康有为得知后拒绝见面。宫崎一面等孙中山前来商定下一步方案,一面写信给康有为驳斥“刺客”之说。7月6日,警察来到宫崎住所,将宫崎与同行的清藤幸七郎逮捕。

  孙中山闻迅后立即赶往新加坡,着手营救宫崎。在孙中山的努力以及日本领事馆的干预下,英国殖民当局释放了宫崎、清藤二人,并以“妨碍治安罪”下令将二人驱逐出境5年。所谓“新加坡刺康案”后,孙中山、宫崎等与康有为的关系完全破裂。

  从1895年到1900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艰难时期。孙中山在自传里这样形容这个时期:

  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余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失;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黑暗无似,希望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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