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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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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境日益明显好转,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再次出现了大溃退,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近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就失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横征暴敛,这时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局面。
  在国民党统治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急剧加深,英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的情况下,美国这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的给日本以牵制,配合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
  还在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不过,当时他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妄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共中央根本未予理睬。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和国民党统治区内部的变化,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粉碎日军的新进攻,“拉蒋抗日”,准备对日反攻,才又重新提起与国民党谈判之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中共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并希望能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二月二日,国民党复电延安,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十七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谈判。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林伯渠就开始转入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
  从二月中旬至三月期间,国民党为准备与中共进行谈判,也多次在嘉陵新村四号召集梁寒操、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他们在“极机密”用后“收回焚毁”的“应付对策”中,对林伯渠来渝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分析,并对林“本人之应付”作了周密的安排。要求下属:“注意林氏到西安之活动,并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随时电报中央”;“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两统局(指军统和中统)密切注意其活动,尤其对外人之来往,与各党派之来往”;“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等等①。三月十五日,蒋介石还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发表训词说:“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②国民党对林伯渠赴渝谈判如临大敌,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迫于形势只想做做样做子。在林去重庆前,他们在内部还提出:谈判的“根本态度”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之成功”③;在谈判时,“先以试探方式行之”④;“在谈商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⑤,“但以不露痕迹为原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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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②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③⑤国民党:《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④⑥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及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等离开延安,途经茶坊、洛川、耀县于五月二日抵达西安。同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由重庆到达西安。五月四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请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我党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究竟如何解决法?张、王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当即提出,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意见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消包围边区之五十万军队。张治中、王世杰则提议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可以。在谈军事问题时,他说: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现在请国民党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张治中、王世杰认为太多,只允许四个军十二个师。这天的谈判无结果,接着又谈了三次。在第五次谈判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五月十一日,当双方谈判记录按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和其它等四项十八条整理出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王世杰竟不顾事实,把综合双方意见整理出来的记录说成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而拒绝签字。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等,从宝鸡乘飞机到达重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章汉夫和国民党邵力子、康泽等到珊瑚坝机场迎接。苏联、美国、英国的记者和中国《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也到机场欢迎和采访。在机场,林伯渠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林伯渠在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十九日下午,他会见了蒋介石。
  二十一日,林伯渠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明确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
  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中共提出的《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张、王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们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这二十条与在西安商谈的内容不符;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正在令有关部门研究西安会谈的材料,准备提出一个提示案;希望你能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
  林伯渠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他说:我方二十条意见,全文都是实事求是的;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当时就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我们只是为了真心诚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才出来谈判,根本说不上欺人;二十条意见就是我党中央对西安商谈材料的答复,在这里没有修改的余地。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张、王托词打电话,到内室密商了半个小时,回到会议室后,将二十条意见交还林伯渠,坚决拒收和转交蒋介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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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23日。

  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中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过去提案①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等,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及所提出的谈判方针,同时将原提案的二十条修改成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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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2年、1943年林彪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抗战建国纲领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原则上接受将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往黄河以北。

  六月四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有利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党中央已复电,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次要问题改为备忘录。
  五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张治中、王世杰把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在军事问题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关于党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对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都只字未提。林伯渠把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意见也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我党十二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郤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①。张治中、王世杰看了我方的十二条意见后说:“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不能接受”②。林伯渠据理相争,一定要他们转报国民党中央,张、王争辩不过,只好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呈”③。
  六月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对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第一,《提示案》与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将我党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中央;第二,指出《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与西安谈判的经过事实不符。八日,张、王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西安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西安商谈记录,“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也签了字,“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希望能够完全接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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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八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十二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十八个师,你们只允四军十二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十八个师,而是五军十六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十二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十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出的十二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十二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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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30—31页。

  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八年谈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七、八月间,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情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于七月二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①。声明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即使这样,中共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并电请张治中、王世杰能去延安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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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林伯渠在谈判的同时,还冲破国民党宪特的监视,广泛结交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出席宴会、参加集会、接见来访、拜会友好等各种机会,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爱国人士;郭沫若、茅盾、杜国庠、冯乃超、阳翰笙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青年党的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等,以及爱泼斯坦、邱玛丽、斯坦因等外国进步记者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民主建政和经济、文化建设情况。他还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举办边区工农业产品展览,使许多爱国人士和外国记者看了都很感兴趣。他们说:“农业上的扎工队、变工队,军队又打仗又生产,这些都是从所未闻的”;“兰州的毛线没有边区的好,重庆的火柴不如延安的丰足火柴好。”①当时林伯渠等用边区难民厂出的毛呢子,给斯坦因和爱泼斯坦每人做了一身衣服,他们非常高兴,到处宣传说,“只有英国苏格兰两家工厂才出这样的呢子,但是现在已改成弹药厂了”②。这个展览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实际上取得的结果,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前途。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和教职人员,给林伯渠写了一百多封信。有的在信中说:“亲爱的林主席,我们知道您没有和我们说话的机会,只有写信来表达我们对您的崇敬之情。我们知道敌后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浴血奋战,把国土从日寇手里夺回来。中国还是存在着。”③有的信说:“我们这些人很穷苦,钱不多,寄去三十元(也有寄五十元、八十元、一百元的不等),请转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队,略表我们的心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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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未刊稿),1944年12月30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coc2  为了联合中间人士和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林伯渠向他们反复陈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这次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目的,对他们平等相待,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并表示希望能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主的实现。许多民主人士都深为感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认识到要能够站得住脚,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合法的地位,而要争得合法的地位,就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支持中共的主张,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就是同林伯渠这时对中间人士和各党派的争取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当时美国和英国都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说“国民党九百万军队只打败仗,共产党几十万军队却不断打胜仗”①。根据美英态度的变化,林伯渠在重庆积极开展了外交工作,他招待和拜访美英驻华使节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战情况,介绍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原则立场,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美国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后,林伯渠几次同他会谈,向他介绍中国抗战情况,连赫尔利也不得不说:“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的,要中国团结,实行民主。”②他对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实际的析分后,又说:“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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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

  九月五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十五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报告。他在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首先是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和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国家民族的灾难。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其次,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发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①
  林伯渠在报告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军队,近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的。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后又提出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十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的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②
  报告的最后部分,林伯渠还代表中国共产党论述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郑重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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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了这次国共谈判的真象,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表这一报告时,却把内容删改得面目全非,其中关于召开国事会议,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一段,则全部删掉。对此,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林伯渠的报告。林的这一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争购《新华日报》,曾使该报的销售量突然猛增。
  在国民参政会前后,林伯渠多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一再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党愿意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立场,谈判终无结果。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却有利于“拉蒋抗日”,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使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功绩,特别是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由于谈判搁浅,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配合美军作战。十一月初,中共中央电邀赫尔利赴延安,而他也愿意前往。这样,十一月七日林伯渠便同赫尔利乘飞机由重庆回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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