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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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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山地游击战的人,来到平原打游击,怎么办?徐向前说:建造平原的人山

  在十年内战中,徐向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打游击,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他和战友们的青春热血,留下了那辉煌的战绩和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共同实践的人,才会有共同的感情和思想。徐向前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作战原则心领神会,运用自如。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游击战是“拿手好戏”。并将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分别以管涔山脉、吕梁山脉、恒山山脉及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旗开得胜,并依托山区开始向平原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于1938年4月21日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即令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
  1938年4月23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在辽县西河头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会上宣布:
  全师主力以平汉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九团及曾国华第五支队,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第三八六旅,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左纵队的行动。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南宫、邯郸、新乡和石家庄说:“我们这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合的部署。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一定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他看看向前,又看看陈赓,对与会干部说:“同志们,大家的担子都不轻哟!”
  4月26日,徐向前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指战员们晓行夜宿,沐浴着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像一只下山的猛虎,直奔南宫。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然而又是有规律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巧合,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好戏。对冀南平原,徐向前早有所图。如今率大部队来了,就要和自己曾多次派出的部下会师了,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激动。
  事情还要从1937年12月初说起。当时,国民党在冀南战场的军队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纷纷逃跑,国民党县政府也塌了台,乱得一塌糊涂。中共冀南地方党曾派人到一二九师,请八路军去收拾局面。当时刘伯承和徐向前商定,先派张贤约带几名干部组成先遣支队去摸摸情况,视机开展工作。张贤约一行迅速进入冀南的沙河、邢台一带,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12月中旬,又派孙继先、胥光义带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发动群众,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人数达400余名。
  1938年1月,派出第三批人员下山入平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中共晋冀省委书记李菁玉率步骑兵6个连组成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一些土匪、伪军,在平原站稳了脚跟。3月中旬,宋任穷率骑兵团、重机枪连和马玉堂的地方独立支队开赴冀南。在4个月内,第一二九师先后派出4批干部和部队进入冀南,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1938年5月7日,徐向前率部经过十余天的行军,在陈赓、陈再道、张贤约、张南生所部的配合和掩护下,没费一枪一弹进入平汉路东,大张旗鼓地经过巨鹿县城,顺利地进入南宫。南宫县城是控制在八路军手中的华北平原重镇之一,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资丰富,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公路成网,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八路军、游击队在大平原的生存发展和与敌周旋。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已具备良好基础。徐向前的指挥所就开设在南宫城北街华兴烟草公司院内,由他统一指挥冀南的八路军部队。他的领导班子还有陈再道、宋任穷和刘志坚,他们在一起研究平原根据地的建设,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总结前几个月的斗争经验,丰富了徐向前的军事思想,率先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并经过几昼夜的思考,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1938年5月21日的《群众》周刊上。50多年后,这篇文章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文章指出: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正确的运动,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徐向前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好戏。
  巧打六离会,唤醒民众投入抗战。徐向前首战威县虽不很理想,但也足以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日军清水、高桥所部伪军高德林,先后从威县、临清撤出,相继逃往邢台,威县落入八路军手中。但盘据在南宫一带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被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仍与八路军为敌。他们武装袭击八路军部队,抢走电台马匹,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引起了徐向前的注意,决心列入武装打击的对象。
  六离会为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八卦为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八卦分教见于明末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真精掌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真阴掌领坤卦,真明掌领艮卦,真行掌领巽卦。”其中坎卦为八卦之首,统领其他七卦。该教中之离卦、震卦,从清朝开始曾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分立独立教派,南宫一带的六离会同其他地区的一炷香离卦教、义和门离卦教均属六离教派。因“离”为八卦之六位、象征火,故六离会的信徒崇尚火红,身穿红衣,头扎红布,大刀长矛均是红柄、红杆、配有红缨、红穗、红飘带。六离会头头李耀庭是南宫人,青年时考入保定武备学堂。华业后投身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麾下,当过中将旅长,卢沟桥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铁杆的大汉奸。六离会号称5万之众,除少数骨干分子外,绝大多数为受愚弄的农民百姓。
  徐向前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研究了打击六离会的对策,针对受蒙蔽群众是绝大多数的特点,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和四条具体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
  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
  (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徐向前一面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作战方案,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宋印亭一伙自以为人多势众,拒不接受同八路军谈判。为打击反动头头的嚣张气焰,徐向前派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和被俘的战士,对残害八路军干部战士的六离会骨干分子宋殿元当众宣布死刑,就地枪决。
  就在打击六离会的序幕刚刚拉开之时,刘伯承、邓小平给徐向前等领导人复电,完全同意他们提出的方针原则和战斗部署。徐向前继续派人与六离合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汉奸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他们鬼迷心窍,自不量力,决心与八路军对抗到底。5月16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方向的张马、甘狼一带,纠合一万多人,向八路军发起进攻,扬言要打下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这群乌合之众人人吃了“硃砂符”,说是“刀枪不入”,他们头扎红包布,身穿红衣服,手持红枪红棒,把大地染成了红彤彤的一大片,随着“刀枪不入”的喊声,一浪接一浪地向前滚动。徐向前为了减少对方的伤亡,争取唤醒被蒙骗的群众,采取了西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战法,一个连或一个营为一个方队,待六离会冲来时,瞄准其进攻的大小头头,枪炮齐放,将他们击退,并决不迫杀。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六离会成员眼看“刀枪不入”是骗人的假话,活着的狼狈溃散。5月17日,地方政府与八路军部队在孙村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组成若干个工作队,到各村镇展开政治宣传,动员会员交出红布包着的法衣和那“刀枪不入”的护身符,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人。在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事实面前,许多受骗会员纷纷觉醒过来,不少人报名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五万多人的六离会被彻底摧垮,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群雄”四起。一些地方势力派和惯匪,纷纷打起抗战旗号,简直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冀南三十多个市县的村、乡和城镇。这些武装有的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有的东一枪西一炮地打日本鬼子,也有的在老百姓中称王称霸。另外,日军组织起各种伪军、汉奸部队,经常向八路军进攻。
  徐向前决定对各式抗日武装,采取分化、收编的方针;对伪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可谓“两个拳头出击”。
  1938年5月下旬,徐向前指挥第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东进纵队和第五支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汉奸张屏卿、冯午桥的“皇协军”1000多人,接着连续作战,又消灭了汉奸李殿清、李守兰部的1000多人。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冀南伪军纷纷携枪弃暗投明,整连整营的倒戈反正多达3000人。
  此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的指示,邓小平政委通报了鹿钟麟将要到河北的新动向,收编工作迫在眉睫。徐向前首先对杂色武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些人“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他们“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为此,徐向前提出: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者,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保证:一、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二、不缴枪;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和编制,如因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取得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四、帮助其进步。这些原则在冀南地区的杂色武装内部,产生了很大震动,加速了改编工作的进展。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是一支较大的杂色武装。“司令”段海洲是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国民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6000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陈再道、宋任穷先行冀南,已对他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到南宫不久,段海洲先派秘书陈子平求见,后又亲自登门拜访,对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收编抗日武装的方针原则表示赞赏。徐向前对他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就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吧!”段海洲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他回去后不久,就把大队人马拉到南宫以西的苏村一块空地上,宣布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他当司令员,请八路军派去的李聚奎当政治委员,后来徐深吉又去任副司令员。在艰苦抗战中,这支队伍中许多人成为抗日英才,只是部分旧军官和土匪,陆续开小差了。最后1000多人改为新四旅。
  另有一支队伍,名叫民众“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素质要比“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好。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司令”赵辉楼是河北省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他就初步接受了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地区。徐向前到冀南后,赵辉楼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赵月舫来到南宫,要求正式改编。徐向前和宋任穷接见了他,了解和掌握大量情况后,又请赵辉楼来南宫面谈。徐向前对民众抗日自卫军要求改编之举,表示热烈欢迎。他同赵辉楼商定两条:一是受八路军领导,编为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下设3个团,每团2个营;二是活动范围暂为原地区不变。赵辉楼对这两条都很满意。晚上一觉醒来,总觉得还少点什么,天一亮就来到徐向前指挥部,要求在部队番号之首加“八路军”三个字。徐向前说:“好!就叫‘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吧”。
  并明确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政治委员。两个月后,与汪乃贵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夏,笔者在武汉洛加山宾馆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将军汪乃责,他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动情地说:徐帅当年改编杂色武装,提出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汪乃贵和几位老将军都谈到,当年徐向前一面改编改造像段海洲、赵辉楼这样的队伍,一面打击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是忠义救国军,暗地里与日寇勾结,反共反人民,在他盘踞的县城里,不准八路军去筹粮、筹款,随意扣留八路军人员。徐向前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七六九团出击,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这一改一打,震动冀南。仅两个多月,在方圆二十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部队扩展到1.85万人,拥有1.15万条枪,分编为18个团及支队。
  抗击日寇的进攻和“扫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日游击战如火如荼,局面蓬勃发展。徐向前在冀南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聂荣臻在晋察冀和冀中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这是蒋介石在华北地区难以吞下的两颗苦果。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小战斗1400多次,从战略上,紧紧拖住了30多万日军。八路军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由3万多人猛增到25万多人,控制了晋西北、开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的大片地区。蒋介石私下对他的幕僚们说:“共产党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不可小视。”他非常赞赏阎锡山“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的反动立场。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赶走”八路军;接着又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子,来根据地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收复失地”。
  面对这场严峻的斗争,徐向前早有精神准备。他多次向战友们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座钟麟刚到河北时,中共中央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徐向前等领导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就开小会进行谈判。徐向前当众提出:为了搞好合作抗战,请鹿主席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8月14日正式成立的,由1930年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设6个专署,管辖51个县政权机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鹿钟麟是带着蒋介石的“使命”来的,身前身后不少国民党特务,他避开实质性问题,冠冕堂皇地客气一番:“鄙人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正式委任’嘛,好商量,好商量!”
  鹿钟麟虽属杂牌军老手,但反共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一到河北南宫,明里与八路军友好,暗地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他委任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将民军赵云祥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的人马拉入他的麾下,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定,真乃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专找鳖亲家”。
  9月下旬的一天,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长枪短枪,向八路军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了突然袭击,杀害了10多名战士,包围县城,用洋铁皮做成的喊话筒狂喊乱叫:“我们要求撤换县长!”“八路军滚回太行山去!”
  徐向前明白,鹿钟麟是后台,就出面强烈抗议。最终迫使他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被他们抓走的政府人员和八路军战士。一波刚息,一波又起。赵云祥为了配合胡和道的反共活动,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鹿钟麟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民主政权的茬儿闹事。一次,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工作报告时,由于将“鹿主席”三个大字没放在“台头”处,他竟以“对省主席不尊敬”为由,提出撤换这位县长。紧接着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和区长,使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徐向前针锋相对,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不是徐向前的对手,最后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人山”众志成城,平原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38年10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县城兴华烟草公司的大院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则,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他向与会干部阐述了冀南平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化整为零与敌周旋;敌人失道寡助,兵力有限,供给不足,“扫荡”的正面不可能太宽,时间也不会太长;我士气旺盛,具有运动战和夜战之优长,能够灵活地打击敌人。他要求干部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要看到平原地区交通发达,利于敌人的机械化运动,战场变化快;根据地形成时间不长,部队和群众都还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汉奸暗中打黑枪,我们既要对付日军,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徐向前提出了反“扫荡”的四项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1938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已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由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开始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方针,对冀南平原开始了第一次“扫荡”。日军集中组建不久的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3700多人,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对冀南根据地中心南宫县城实施合围。徐向前首先指挥部队掩护专署,县区机关干部转移,主力化整为零,转入乡村与敌开展平原游击战。徐向前和他的指挥部转战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日军情报机关发现后天天叫嚷“消灭八路军,活捉徐向前”!可就是捕不到踪影。“人山”保护着徐向前和他的部队,“人山”阻挡着侵略军的行动。历时16天的反“扫荡”斗争,军民配合作战28次,共歼敌600余人。最后敌人狼狈地退回各自老巢。敌人“扫荡”占去的大部分县城,又回到了八路军与人民政权的手中。
  日军经过一段喘息之后,1939年1月7日又对冀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集中第十师团主力及第一一○、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矛头直指冀南抗日根据地。狡猾的日军针对八路军、游击队在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将八路军消灭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控制平原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南宫。他们共同研究,针对日伪夹击的严重形势和平原地便于敌人快速行动的特点,提出了“先溃后收拾”的作战方针,即主动让出一些主要县城和据点,把敌人放进来,拖着敌人在大平原上转圈子,经过一段时间后,将敌人拖得差不多了,再转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五个主要战斗集团,分散到各游击区,同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寻机歼敌。
  反“扫荡”战斗打响了。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指挥下,八路军先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迟滞敌推进速度,拉开与敌决战的架式。与此同时,另一部兵力对宁晋、广平、肥乡、高唐之敌进行突然袭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势头。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在八路军、游击队的伏击中惊魂丧胆,伤亡过百,三天只前进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遭到八路军、游击队的阻击、伏击数次,半个月未能接近县城。曲因日军步骑兵100余人进占安寨,被全部歼灭;进占大杨庄的日军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有200多人亡命黄泉。当敌人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县城后,八路军立即转移到敌人侧后,津浦、平汉铁路被八路军破坏,炸火车、断桥梁,交通被迫中断;德州至临清的水上交通也成了八路军的打击目标,日军汽船被击沉,30名敌人丧身鱼腹;陈赓、王新亭第三八六旅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引蛇出洞”,2月1日,敌人进入了“口袋”,经八小时的激战,歼灭200多敌人,缴获汽车9辆,战炮4门。日军吃了大亏后,更加疯狂,第二天上午,出动飞机2架,掩护70余辆汽车,载敌2000余人,对八路军进行大举反扑。陈赓、王新亭已率部安全转移了。
  敌人在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进行“穿梭式”的“扫荡”,反复拉过来再拉过去。面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主力继续留在这里目标大,不利于“保存自己、歼灭敌人”,便主动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湛县一带。而在冀南中心地区留下许多游击小组,打一枪换个地方,与敌人巧战周旋。3月间,太行山区战况吃紧,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一部昼夜兼程,火速回去。冀南反“扫荡”的重担全部落到徐向前的肩上,他看准时机,带一部兵力重新杀回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春去夏来。冀南大地麦穗香,迎来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经400多次的大小战斗,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徐向前望着那翻滚的麦浪,更深深感到:平原的“人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老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这段战斗历程时,这样写道: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
  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愤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
  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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