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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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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①。林伯渠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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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385页。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叛逃时,林伯渠就同他进行了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和反党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尽力挽救他,等待他的觉悟,仍然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要他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但张国焘却不肯改正错误,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提出把蒋介石解到保安,主张杀蒋,怀疑和反对党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抗战开始后,他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回到边区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利用统一战线政策、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使地主收回了很多土地”①。直到一九三八年发布了毛泽东写的《陕甘宁边区、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之后,才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收回土地的行为,纠正了这种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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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1943年9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扫墓之后,他托词“要到西安去找林主席”,叫秘书和警卫班先回延安,自己带着警卫员张海直奔西安①。可是到西安后,他却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当林伯渠得知他已到西安,要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他不但拒绝来,而且拒绝同林伯渠会面。直到四月七日,他带着张海来到西安火车站,才交给张海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打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会面。但当林伯渠赶到车站时,他却钻到国民党一列军用专车内,不肯下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谈。”双方争执了五、六分钟,他死活都不肯下车。最后当火车将要开动时,他还耍了一个花招说:“我要到武汉去找周副主席”②。这个可耻的叛徒,就这样乘着这列火车,驶向了罪恶的深渊。林伯渠回到办事处,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中共中央和在武汉的周恩来,并告知张国焘正在去武汉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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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海到武汉后,坚持不随张国焘走,拿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返回了延安。
  ②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楚晖》第3辑,1982年8月。


  张国焘到武汉后,仍拒绝周恩来等对他的多方挽救。他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在外糊涂多时”,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并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为维护党的纪律,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了命令,决定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兼代主席的一切职务。
  大约在张国焘离开西安半个月后,他的妻子杨子烈,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也来到了办事处。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张国焘糊涂,声言要去劝说他回来。办事处的熊天荆表示要去好好做做杨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后来事实证明,她也是一去不复返,同张国焘一起当了可耻的叛徒。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随后又正式组织国民参政会,由汪精卫、张伯苓分别任正副议长,并以重要文化团体“著有信望”者的名义,聘请中共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为参政员,决定于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因此,林伯渠在反对张国焘叛逃之后,很快又在参政会中参加了反对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七月六日开幕到十五日结束,共开了十天。政府指定的二百名参政员,除少数未能出席以外,其他人都到了会。会前,中共方面的七名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进步,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愿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共同努力,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毛泽东在致会议请假的电报中还提出:“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①关于这次会议的进行情况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中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林伯渠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曾做过详细的汇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国民参政会之观感》,在《解放》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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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华日报》,1938年7月7。

  这次会议开幕前,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邀请部分参政员聚餐时就公开表示,不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朝在野党”的意见,说大敌当前,“不应有在朝在野的分别”,各党各派都应“捐弃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会议开始后,汪精卫等提出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案时,林伯渠等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参政员的支持,打消了“汪案”。在会议讨论外交提案时,他们还对汪精卫等提出的实行“德意路线”,反对“英、美、法、苏路线”的提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应联合英、美、法、苏的提案。
  为了团结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连署(共六十五人),为会议所通过。他们还积极支持沈钧儒等提出的,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政府应决心保卫武汉,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提案。
  尽管国民党拒绝承认其他党派,但一届一次参政会的举行,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各党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把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别开来,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对日妥协的投降派,拥护政府抗战,提倡精诚团结,提请政府改善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开放民众运动等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许多国民党人也都表示赞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①。”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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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抗日战争时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着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主要代表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国后,就不断地宣传、推行投降主义。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抗战。他的统一战线,就是上层拉拢,而看不到建立下层群众基础的重要。他不但轻视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还非常害怕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影响国共合作。起初,林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样多的马恩列斯的话,以及“洋钦差”的架式所蒙蔽,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前后,他就逐渐感到王明这一套不对头,而且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狂妄。当时,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汉写了有关全国性的东西,曾向他提出“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
  林伯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竭诚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完全赞同会议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明确指出:我党不但已经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没有犯党的路线的错误”,我党“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他在发言中还讲了“怎样认识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党与政权”的问题,汇报了他在西安的工作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提出我党“因环境关系,采取一些分权”是必要的,同时又应“防止割据现象”,“各地方党组织要经常向党中央作报告”,党应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两面派应特别注意之。”林伯渠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期间,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国民参政会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所以,六中全会还未结束,林伯渠与吴玉章、陈绍禹便又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已先期到达重庆)。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更加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而企图对日妥协,甚至投降。因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陈绍禹等六名中共参政员领衔提出,并得到张澜、史良、沈钧儒、邹韬奋等六十七人联署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还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会议召开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打来电报,向会议提出此案。因按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均须详具理由,并有参政员十二人联署才能成立,汪精卫等投降派便借此极力反对此案。他们甚至挖苦说:“照这样说来,我们的外交官都得辞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则积极支持陈案,其他许多参政员亦纷纷签字表示支持。邹韬奋就曾说,“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①因为得到许多参政员的热烈支持,最后,会议虽将此案的文字改为《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还是通过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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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韬奋文集》(3),三联书店1981年载,第186页。

  为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还领衔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并得到大会通过。《提案》明确指出:
  抗战年余,全国军民莫不忠勇奋发,前仆后继,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奋斗,不幸有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甘为日寇利用,粉墨登场,僭称政府。此辈民族叛徒,本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已明白申斥之为“敌阀之俘囚,民族之败类”。日前因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日寇阴谋更欲使南北傀儡合流,树立规模更大之傀儡政权,藉以蒙蔽世界,并假之以树立其在占领区域之统治。因之,必须对此辈甘心为虎作伥之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不仅为维持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敌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①
  《提案》提出的惩治汉奸傀儡的具体办法是: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参加南北及各省傀儡组织之民族败类,削除其国籍,并公告全国人民,人人得诛之。
  (二)国民政府应明令没收此类傀儡之一切财产,以充抗日经费。
  (三)对被迫参加伪组织之人员,国民政府应明令劝告限期脱离伪组织,容其自新,否则,即依(一)、(二)两项办法严惩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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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109页。

  这一提案的提出和通过,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对一切傀儡汉奸也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汪精卫及其影响下的走卒,在这次会议上一无所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真面目,会议过后不久,他们即相继逃之夭夭,叛国降日。因此蒋介石便替代汪精卫成了参政会的议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林伯渠再次来到重庆出席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这时,由于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地抗日,逐渐转入消极抗战,对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不断进行挑衅。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给中共南方局并林伯渠发出指示,提出:“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①。根据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等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上的保障。同时,还团结其他进步参政员,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有效地实施以前参政会通过各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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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南方局并伯渠电,1939年2月6日。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虽然也一般地表示要坚持抗战,如说“不战便会亡国,亡国便会灭种”等,但是他演说总的精神,却正如林伯渠三月二十二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所讲的,是“企图依靠英美力量压制日本,造成妥协局面”;他所说的抗战必有胜利把握,也主要是想“依靠英美取得胜利”。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说还大谈“军政时期的重要”,影射攻击董必武说,“有人盲目提倡民主是对抗战有害的”,企图用团结的名义来反对和限制中共。
  为反对蒋介石妄图限制中共,依靠英美抗日的思想,促使蒋及国民党当局的反省,在这次会议后,林伯渠还著文指出: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只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抗战建国事业的胜利才有保证。”
  “应该深信我们民族的伟大力量一定可以最后战胜敌人”,我们固然不放弃争取国际的援助,但“主要地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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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收获》,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4月7日。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中共同蒋介石集团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次会议之后,这一斗争更加剧了。会议二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蒋介石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与此同时,他还指定陈立夫、徐恩曾、张冲、陈诚、康泽五人组成防共委员会,亲令河北、山西、陕西的国民党“于三个月内控制共党”。林伯渠不但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的投降派、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宣侠父,就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勒死,投入西安下马陵的枯井中。接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四位同志也先后“失踪”。林伯渠为此事,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多次与蒋鼎文进行交涉,要他负责把人交出来。他还将宣侠父“失踪”事件,报告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请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开始国民党矢口否认,后来,经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才只好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违反纪律,我自有权制裁。
  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假造所谓陕北二十三县人民反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意见书,由孔祥熙转交给林伯渠。对此,林伯渠当即致书孔祥熙,痛加驳斥,指出这些依样葫芦的文电,纯系少数奸徒“借端挑拨破坏”①。三月间,他还为此事著文,严正指出:一些不明大义、成见很深的顽固分子,始终抱着反共情绪,进行反对边区的各种阴谋活动,造谣中伤,伪造情报,借端生事,引起纠纷,甚至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取消边区。这些就是发生磨擦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贻害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动,我们决不能不予以纠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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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复孔院长书》,1939年2月25日。
  ②林伯渠:《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3月28日。


  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了扣押八路军人员的事件。例如,这年十二月,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六人赴前线,途经咸阳时被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同月,八路军教官苏克兰,被羁押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不予释放,至生病咯血,岌岌可危。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指出,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①。与此同时,他还将电报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这一卑劣行径。通过这一斗争,加上其他的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释放了被扣人员。
  八路军的物资、车辆等,本来就非常有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采取非法手段进行侵占和偷窃。当时西安办事处有五辆卡车。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把车开到西郊疏散隐蔽,国民党特务乘机绑架我看守人员,然后告知胡宗南部汽车团,将车劫走。一个被绑架的同志逃了出来,报告办事处。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我们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大街上截住了被抢走的汽车,强令国民党特务将车开到七贤庄,夺回了全部汽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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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
  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辅助陈列说明和访黄金友谈话记录。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八路军防地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亦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坚决主张给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还在九月间,他就向中央提出:“安边、神木等顽固县长之武力进扰,可以及时用加倍力量消灭或逮捕之,然后再与其当面讲道理较好。”①十二月初,中共中央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一方面在西安积极争取天水行营程潜准许“王旅过河”,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何绍南之造谣应尽量揭露,(由)肖(劲光)径报蒋(鼎文)、程(潜),并通知我处。”②这时,林伯渠从天水行营觅得国民党军委发出的《共党处置办法实施方案》后,他还以“万万火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提出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严重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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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等电,1939年9月9日。
  ②林伯渠致博古、叶剑英并报书记处电,1939年12月1日。


  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林伯渠还与彭德怀一起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过一次强有力的斗争。这时,彭德怀来到了西安。林伯渠与彭德怀公开向各界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进攻和封锁边区。他们还向各界和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表示:我党除坚持抗战外,还要增调足够的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以防突然事变;揭露西安政治黑暗、汉奸刊物充斥市场,以及蒋鼎文一年半讨八个小老婆、发国难财一万万元等贪污腐化的丑行①。彭德怀还令战士将在检查站留难他的赵尔濬捆送行营,在行营,恰好遇见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彭当场历数了他破坏抗战、专事磨擦反共和贪污、贩鸦片烟等罪行,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耳光。何绍南深知彭德怀的脾气,根本不敢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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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彭德怀给朱德和中央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12月13日。

  林伯渠与彭德怀的这一场强硬斗争,使得进步分子异常兴奋,动摇分子同情我们,顽固分子非常惧怕。程潜挽留彭德怀多住一天,再次设宴招待,并且再三声明对边区不会有破坏行动,劝彭德怀宽慰,还开诚相见,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心情。随后,他命令发还了扣留八路军的五部机器,并允许加买子弹。
  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磨擦,而又常把搞摩擦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攻击八路军搞磨擦。对此,他十分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搞磨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磨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后方却有人故意搞磨擦。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说明谁在搞磨擦呢?!”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我们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堡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以诙谐的语言反驳说:“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堡的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个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最后,林伯渠给了他一个下台阶,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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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编印。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就被粉碎了。在这一斗争中,虽然国民党侵占边区五座县城,但三五九旅在绥德专区却消灭了何绍南的保安队,迫使何绍南逃离绥德,解放了五十万人民,取消了“统战区”,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联成一片。林伯渠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地配合八路军的自卫反击,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的进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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