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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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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里求生,苦战在莲花山。到九龙喜读真假《牡丹亭》。他苦苦思索、思索……

  跨进1928年5月,东江地区从早到黑,阴雨连绵。莲花山里分散着红四师部队。徐向前带领二百多人,游击在热水冈一带;党代表袁裕带一部分人,留在普宁县三坑一带,跟彭湃一路游击。师长叶镛病得厉害,发疟疾每天一场,没有医药治,发展到天天发冷发热,身体虚弱得不能走步,带着两个警卫员,在白木杨山村隐蔽。
  自从4月东江特委决定“反攻”海丰城,因里应外合不得力,城里地下党在白军中接应的只有八个士兵,红军突进城后,不得不退出,转移进山。从此,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更加艰难。山外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封锁。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下雨天,战士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他裤子湿了没得换的,就穿在身上晒,让身体渐渐暖干。笔者1982年访问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女红军,她是彭镜秋,曾在东江红四师负责管军需工作。彭镜秋说,当时她看见徐向前没有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又是女人的衣服,他怎么能穿呢?
  彭镜秋没有办法,找来一块黑布,向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做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当时,红四师还有六七名女同志。原先从广州一路来随行的女兵二十多人,这半年病的病倒,伤的伤了,还有的吃不了苦自动脱离了队伍。剩下这六七名女同志,有的也奄奄一息活着。徐向前和干部们多次劝说,要她们下山去找个村庄隐蔽下来,或者远离东江回广州去。她们总不愿意。有的还那么天真,等着“反攻”广州,等着“迎接革命高潮”。彭镜秋说要给徐参谋长缝条裤子,女友们你穿针,她引线,很快把一块黑布变成了裤子。她们边做针线,还边唱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欢送阿郎去打战,打了胜仗阿郎返,睚爱手枪和炸弹。
  这首歌,说是彭湃依据客家姑娘唱的山歌改编成的。原歌词是: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铜金耳环”。彭湃一改,情歌增辉了。
  徐向前从小生在五台山区,那里没听见过女人唱山歌,只听过和尚唱“阿弥陀佛”。因此,徐向前从小就不会唱歌。困在大南山脉中的莲花山里,大家高兴起来拉个歌,拉到徐参谋长名下,他就说“不会唱”。就给大家讲个笑话,背几首诗。他从三四岁,“老秀才”父亲就教他学背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孟浩然等大诗人的名句,徐向前都背诵如流。眼前红军被困深山,敌人在山外烧村,扑进山来还放火烧山,这使徐向前想起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寺,特别是前四句,在徐向前心中成了鼓舞斗志的歌声。
  敌人加紧对山区“围剿”,采取“血洗”手段,先放火烧村,再进山烧山。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出动三个团进山“追剿”,飞机也出动了,三天两头飞到山区上空侦察、丢传单,劝红军下山投降。彭湃和东江特委,多次脱险后,转战在普宁地区,并积极准备集中潮阳、惠来、普宁三县的武装力量,再一次进攻惠来县城。
  6月的一天,徐向前忽然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叶镛师长在白木杨地区被俘牺牲。这消息,使红军战士吃惊、难过,使徐向前久久发呆。他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曾在武汉军校重逢。广东起义,他们是共同战斗的战友,起义失败后,又共同负起收拾残局、转战东江的重任。徐向前性情刚强,从不落泪,沉默、抽烟,是解除烦恼和痛苦唯一的表示。他嘱咐身边的一位参谋,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与东江特委、海丰县委联络,把叶师长遇难的消息报告他们。
  参谋说:“如今和外边联系太难啊!”
  徐向前说:“难,也不能中断联系。你见放风筝的吗?风筝断了线,落下去会成废纸。我们不能和上边断线!”
  东藏西躲,死守山头,总不是办法。徐向前亲自选了三十多名革命坚决、有军事活动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特别队”,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情报,筹备粮食,处置密探和内部的叛徒。活动方式:昼伏夜动,短促突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黄埔军校,他没学过游击战,国民二军更没教他小部队活动的办法,如今敌人逼着,一切要靠自己动脑筋,随时总结经验。
  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的决定: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
  这真叫“临危受命”啊!红四师组成之初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损兵折将减员一多半。师长叶镛牺牲、党委书记唐澍战死,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逃亡、死伤……师部成了个架子,营团不成编制。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饭都难保证了。
  这样的部队怎么带?这样的局面怎么维持?
  在困难的日子里,徐向前又想起两年前“交通”给他的那张“找毛泽东”的纸条。那时如真能找到毛泽东,也许不会流落在这大南山了。如今毛泽东在哪里?广东省委在哪里?全党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他想着过去,谋虑着当前……
  毛泽东这时候,正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他们的情况虽然也在不断遭受白军“围剿”,但形势比东江好,红四军比红四师好,好在他们正着手创造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好在“朱毛”正从政治上、军事上培养着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情况,这时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几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明确提出:当前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总纲领……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熬过炎热的夏季,度过短暂的秋天,冬季来临了。东江的冬天,虽不比北方寒冷,徐向前和他的部队困在山里,少衣缺食,连南方暖温的初冬都顶不住了。吃的东西更困难,山中的野果摘光,野菜挖净,山芋是最好的食物,白米好多天见不上,“黄狗头”中草药,有时成了主食。从山下老乡家搞点番薯咸菜,那真比山珍海味还稀罕。敌人封锁山下的路口,“交通”来不了,和东江特委机关及附近的村庄地下党组织,渐渐失去联系。
  最后,徐向前手下全部干部、战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他那支精干的“特别队”,死伤损失过半,常在他身旁转的,只有七八个人了。
  彭湃和袁裕去了上海。是奉中央命令去的,还是他们自己去汇报,徐向前不清楚,只知道他们走了,去中央了。上级新任了一位师党代表刘效阁,身体虚弱,说话呼呼喘,扶着棍才能走几步。红四师的担子,靠徐向前一个人担着。
  一个深夜,徐向前被“特别队”的战士叫醒:
  “师长,上边来人了!”
  “什么人?哪儿来的?”徐向前惊喜地跳起来。已经是说不上起床、穿衣了。既没了床睡,又穿着衣服倒下,他跳起来就向洞外跑。
  在山洞外一个草棚里,生着一堆篝火,火旁边坐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交通”向徐向前介绍,他是广东省委派来巡视的同志。
  这位农民装扮的年轻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个子不高,讲一口广东方言,脚上穿着草鞋。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民。陈郁看来年轻,却是1925年入党的党员。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任过广州海员工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和徐向前还是一块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只是他们不认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陈郁熟知徐向前名字,他想象中的这位师长,是威武英俊的年轻军官,眼前却是瘦高个,满脸胡碴子,眼睛深陷在额头里,一身灰不灰、黑不黑的制服,赤脚穿着草鞋。只有腰间佩着那支短枪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使人看得出他是位军官。陈郁再看看在场的几个干部和士兵,个个衣裳破烂,蓬头污面,瘦得皮包骨头架。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陈郁说着掉下泪来。
  徐向前许久不见上级来人,一见陈郁同志,脸上露出笑意,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说:“我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呀!只听说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一步!”
  他们围坐篝火旁,谈到天亮。徐向前陪着陈郁巡视了营地,看望了一些山洞、草棚中的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冬衣,伤病员比连队战士受优待,每天给吃一顿米饭。陈巡视员越看,心情越沉重,话语很少,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红军兄弟。
  徐向前见到陈郁,心里顿觉轻松,他的话语多了,走路劲头大了。特别是陈郁带来一包烟,让他过了瘾,提了神。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这位巡视员带来了上级党的问候,带来了一种新说法,那就是“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广东省委来信和来人,东江特委开会,都是讲“迎接革命高潮”,实行“反攻”。徐向前从陈郁的话语中,领悟到一种新精神。
  陈郁问:“往后怎么办?”
  徐向前说:“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
  陈郁又问:“能坚持吗?”
  徐向前淡淡一笑,望着外边崇山峻岭,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群众给送点东西,不会饿死。热水洞的水,一年四季是热的,还可洗热水澡哩!”
  胜不骄,败不馁,是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大革命失败、广州起义失败以及东江这近一年的斗争挫折,像磨刀石,一次次磨炼着徐向前的身心。他虽然才28岁,却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他认为,要革命只能这样对待眼前的环境。撤退没出路,广州是敌人的,东江各县城镇是敌人的,红军唯有依靠山头,休养生息,死里求生,困难中求发展。他熟读过《水浒传》,那些英雄豪杰占山为王,能生存、能发展,红军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今日总比梁山好汉有出息吧!
  徐向前不灰心、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陈郁。他十分敬佩这山西佬,这黄埔生。他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革命处于低潮,保留骨干至关重要。红四师干部要分批转移出东江,保存好这部分革命力量。
  从这之后,徐向前和刘效阁率领的红军,按广东省委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开始分批转移。地方党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动,首先分批转移伤病员、女同志,接下来转移身体虚弱的年长者和小同志。
  山下敌人封锁不紧时,隔几天,送走一批人;山下风声紧了,暂时停止行动。
  山中的红军,一天天减少。1928年底,在徐向前和刘效阁身边,只剩二十几人了。多是营团干部和警卫员。俗语说:“人少好吃饭”,他们在新年那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吃了顿白米煮山竽。
  新年过后,1929年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令,要徐向前和刘效阁等最后一批人撤出莲花山。转移的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交通”还给每个人带来些银元和港币。
  深夜,徐向前和同志们离开莲花山热水洞,心里说不出是悲、是喜,是福还是祸。作为红四师最后一名师长,徐向前这一去,说明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这使他伤心;想到死去的师长、党委书记和倒下去的许许多多战友,他又庆幸自己是幸存者。他将去哪里,命运又如何?一切只好听从党安排了。
  沿着山间小路,走到天亮,他们在“交通”的引导下,奔到山下一个小村。在村头一户人家停下吃饭。这户人家一位老汉和一位少女,他们已经把饭做熟,碗筷摆好。徐向前他们进门后,和那老汉、少女用手势打个招呼,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坐下就狼吞虎咽。雪白的米饭,咸菜、辣子,还有肉!大家已经是多半年没见这样饭菜了。有的人吃着碗里,眼看着锅里。徐向前怕大家撑坏了,走不了路,轻声说:“少吃点,少吃点!”
  饭后,他们踏着晨露,继续上路。小路转大路,大路转公路,方向是惠州。徐向前三年多以前参加黄埔军校东征,曾经到过惠东。他知道那是个大镇,曾经是军阀陈炯明的老窝。敌军肯定防守严密。他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去,那不是羊群入虎口呀!想着他当即停下,和党代表刘效阁一合计:二十几人分成两路,继续西行。
  “你带一路,我带一路,九龙会合。”徐向前向刘效阁说。
  “好,九龙会合!”刘效阁重复着他的话,高兴地微笑着。
  党代表和师长,各领十几人,分别上了路。大家走出了深山,又吃了顿饱饭,精神足了,情绪高了。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衣服虽然改换成农民,却仍掩盖不了那副狼狈像。徐向前一路走,一路观察,心中很不踏实。他们现在已是赤手空拳,武器全部留给了地下党的同志,掩埋在山里了。军人一旦手中没枪,勇气锐减。万一碰上白军,只有束手就擒了。走到天黑,徐向前停下来对同志们说:“越往前走,距惠州越近,为了减少目标,明天小队应再分三批走。今晚不进城,在野外过夜,明天一早去汽车站,乘去樟木头的头班车。”
  大家无话可说,一切听师长的命令。各人找个地坎,蜷缩着睡下。只是谁都不愿意离开徐师长,认为跟在他身旁安全,同时又想保卫着首长。徐向前似乎猜透了每个人的心,他心中写了个分组“名单”,不等天亮,叫醒大伙,叫着名字,让大家分组起程。每编成一个组,他嘱咐一声:“提高警惕,照党小组会上说的办!”
  还在下山路上,他们边走,边开了党小组会。会上每人都表了决心:万一路上分散,一定去九龙找党组织。万一被白军抓去,至死不能说出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惠州城的白军和民团,此时绝没想到,还会有共产党的红军人员,特别是红四师的师长、团长们,会从惠州过路。他们心中的红军,已冻死、饿死在大南山了。因此,惠州防备甚松。徐向前头戴一顶绒线帽,手上扛根竹扁担,装扮成进城挑脚的挑伕,和三个同志,混过民团的耳目,走到汽车站,登上了头一班开往樟木头的汽车……
  一路上,徐向前和三个同伴,靠地下党的掩护和他们自己的应变能力,来到了九龙,被一名地下“女交通”,引进一座单门独院的小楼上。徐向前这才长长喘了口气。可是他每天又挂念着党代表刘效阁,挂念着一路分散行动的战友。
  今天走来几个,明天又找来几个,五六天过去了,却始终不见党代表刘效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但刘效阁那一路人,却杳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
  九龙和香港,对徐向前说来,既陌生又熟悉。他在读师范、教小学时,就知道香港、九龙的历史:那是清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铁证。凡是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要员在南京江面英国的军舰上,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中除赔款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等外,把原属广东省宝安县的香港,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除赔给英国白银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开放一些港口等等外,还把香港对岸的九龙等地域割让给英国。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谈历史说抱负,曾说: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收复香港、九龙。如今他流落在九龙,逃犯似地躲进英国的租界地,心中感慨万千。他庆幸广东省地下党有这块跳板,有这个避风港;又为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地方算是进了“外国”而愤愤不平。
  地下党安排一位老工人,每天来给他们做饭。徐向前好像得了饥饿症,总觉着吃不饱,白米饭吃一碗,又吃一碗,胃像是个没底布袋。“交通”送来的书刊从头到尾一行、一页不漏,他的精神也太饥饿了。
  一天,穿花旗袍的女“交通”又来了。她着重地把一本《牡丹亭》又称《牡丹亭还魂记》放在徐向前手上说:“保存好,快看,三天内我要取走。”
  徐向前没读过《牡丹亭》,却知道是明代汤显祖的名著。说的是少女杜丽娘,被父母禁居深闺,梦中与一书生柳梦梅在牡丹亭畔相爱。她愁病忧郁死后,游魂找到柳生,令其掘坟而再生。后两人又相会人间,终成恩爱夫妻。这个还魂的爱情故事,连乡下人都听说书的说过。徐向前奇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怎么送来这么本书?他翻开书皮,第一页却是张白皮,再翻一页,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跃入眼底。哪里是《牡丹亭》啊?这是一部伪装在《牡丹亭》书皮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徐向前翻阅着。在《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中,讲到中国与世界革命、现时形势与党的总路线、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问题与士兵运动……使徐向前大开眼界。他反复读着有关当前形势估计、反对机会主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八七”会议那些段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因为徐向前亲身参加过广州起义,特别细细读着这样一些话:“广州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一段段文字,一句句话,远远比杜丽娘还魂的故事更能使革命者动心。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爱读书、爱思考的徐向前,捧着那本假《牡丹亭》,反复读,认真想。他静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教训。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写道: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更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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