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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

7、周恩来为什么要委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将军当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奥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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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是江西最热的月份.平伯气温在摄氏二十八度至三十度。南昌,更是闻名的”火炉”。7月28日,骄阳似火,章江门内西大街子固路这条僻静的小街,简直就象个大蒸笼。一个年青人,身着白衬衣、头上冒着大汗,穿过西大待走进子固路中华圣公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他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这里是贺龙领导的国民茧命军第二十军军部。他前来拜会贺龙,有极其重要的事情相商。
  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
  “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坐。他让送茶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了,周先生,请坐下谈,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起来,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贺龙听了大笑起来。
  周逸群感到他们有大事要谈,起身告退。
  贺龙扬扬手说:“逸群,你去哪里?一起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先生你看呢?”
  周恩来说:“好,坐下听吧。你也要谈谈意见。”
  周逸群不便再说什么,只得在边上坐下。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O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及有关问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对贺龙的委任。8月2日,起义后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因为,这次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号。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呐呐地说:
  “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后,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8月1日凌晨举行的武装起义。
  周恩来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要让一个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将军来指挥起义战斗呢?有更多的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更不理解,就连蒋介石这样的人也想不通。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洛阳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战区将领会议的八路军将领时,就特地问过贺龙。
  蒋介石是分别会见八路军来洛阳的几位师长的。在会见贺龙时,他先询问了一些关于一;70师的部署情况,接着问道:
  “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指步枪都没有刺刀——笔者注)。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头说:“喔,困难不少。”突然,他转换话题,向贺龙说:“民国十六年,为什么你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说:“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一时语塞,彼此沉默。一会,蒋介石把手一挥说:“过去的事,算了。”
  蒋介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贺龙此举确实难以理解。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混迹于革命阵营里的林彪、江青之流,在十年动乱中无中生有,制造了贺龙向蒋介石“乞降”“投敌未遂”的谣言,妄图抹杀贺龙的历史功绩。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做人何其难也。
  其文,只要我们认认发真地研究一下这段并不复乌的历史,了解一下贺龙这个人的一生,你就会懂得,周恩来任命贺龙当总指挥,是历史的必然。他的奥秘,最根本的,是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段很不一般的历史,被像周恩来这样有见地的共产党人所发觉、所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贺龙的这段历史。
  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贺龙的部队以后,以其勤奋的工作,正直的为人,聪明的才智,与群众的良好关系赢得了贺龙的赏识和钦佩。部队的许多工作,都要倾听他们的意见,照他们的主张去办。这样,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逐渐“左转”,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贺龙和周逸群的私人关系也日渐密切。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九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十五师,负责警备部西。
  驻在鄂西的,以反共著称的湘军师长何键,不能容忍左派武装进入鄂西,不断唆使他的部下向独立十五师进行挑衅,并勾结宜昌地区的地主、商人制造谣言,诬陷贺龙独占宜昌战役中缴获的枪弹,在宜昌强迫捐款等等,以此向武汉政府告状,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黔军王天培部,听信谣言,常借故制造摩擦;国民党中的右派利用何键的诬告,企图借机解散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武汉政府派出具有国共双重身份的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到宜昌调查处理。吴玉章以中央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在宜昌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在峡州饭店同贺龙进行了长谈。这是暨夏曦、陈昌、周逸群之后,贺龙接触到的第四位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关于这次调查,吴玉章在其《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记述说:
  “我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军已经剑拔弩张,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向贺龙民军开火。民军处在枪少人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同意他们取消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
  吴玉章机敏地处理了这一矛盾,使贺龙对共产党更加佩服,也更其按共产党人的主张办事了。但是,因此而引起了以贺龙老友陈图南为首的一批右派军官的不满,常常对周选群他们的意见顶着不办。有一次,周逸群、刘达伍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内有政治课一节。担任高级参谋的陈图南却藉口即将打仗、没有时间而予以否决。
  事情闹到了贺龙那里。贺龙支持周逸群的意见,他说:“正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打仗。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有人认为我不会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棍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就是因为我讲政治,才能唤起民众。”他对陈图南说:“陈参谋,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陈图南语塞,只是呐呐地说,他并不反对唤起民众,而是反对高谈阔论。
  贺龙说:“算了,不要争了。政治课要上。就这样定下来。”
  这一具体事情解决了,但左右两派的矛盾却加剧了。贺龙不明白,为什么陈图南他们这些过去一直跟随他的人,会尖锐地反对周逸群?心里很别扭。
  由于吴玉章的建议,1927年春,旧历腊月将尽之时,独立十五师从宜昌移师鄂城、黄冈,担负拱卫武汉三镇的任务。师部设在汉口。
  武汉三镇,名闻遐迩,长江上的大都市,又是革命的中心。到了这里,谁不想到处走走。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贺龙便邀了陈图南、贺锦斋、刘达伍,漫步汉口衔头,创览市容。他们走到昔日的英租界上,看到街上行人如织,自由自在,街头的革命标语令人瞩目。旧租界的痕迹一扫而光。
  贺龙昂首阔步在林荫道上,很舒坦地吸了一口气说:“这才叫扬眉吐气!北伐军一到,老百姓就起来了,要求收回美租界。共产党鼓动民众是很有办法的。英国人那么四,还不是给轰跑了。共产党有办法,中国人有骨气!”
  “云卿兄。”陈图南笑着说:“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什么?左?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扬眉吐气就是左?这也叫左,那么我早就是左的了。”贺龙扬扬他的大手说。
  陈图南说:“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莫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值得注意。”
  贺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这,我心里有数。”
  这天晚上,贺锦斋对刘达伍说:“陈参谋上午的话,是指周逸群说的。周逸群发展了一些党员,他很不自在呢!老在常哥面前说周的坏话,常哥没理他。我看这人两面三刀,心术不正。”
  贺龙当然听出了陈图南的话外之音。他很不高兴。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步,想着最近部队中的一些动向。他敏锐地感觉到,陈图南、周逸群的对立日益尖锐了。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手枪队长陈佑卿、机枪营长陈策勋,这帮陈姓家族搞在了一起,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什么“先生来了,老板把我们卖了”,什么“老板六神无主,先生当家作主”等等。他批评了几次,可是没有用。往日,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一开口,再大的分歧也能放下,如今却大不一样了。他心里很烦。
  隔日,他去拜访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贺龙知道,他是共产党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专程去向他请教。林伯渠告诉他,最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打击、排挤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制造分裂。国民政府已经迁到武汉,并宣布了武汉为首都,但是,蒋介石却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这种斗争,迟早要反映到北伐军当中来的。林伯渠一席话,使贺龙茅塞顿开。他感到,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就是这种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一种反映。他很不安,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整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演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人员枪械大增。唯独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却令其裁减。原有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被命令缩编成五个团,三个直属营,1万1千人。这样一来,大批官兵需要遣资还乡,有的军官需降级使用。贺龙只能照办,别无他法。他大公无私,做了大量工作,先裁减自己的至爱亲朋。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把贺龙这支素质较好的左派武装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似明镜一般。他的部队太靠“左”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左右两派的斗争已经直接波及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右转,反而更加坚定了。
  3月初的一天,贺龙在鄂城突然接到秘书长严仁珊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连日武汉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既然“有事”,为什么又不让他“返汉”?严仁珊搞什么鬼?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贺龙没有听从严仁珊的意见,在匆匆处理了整编中一些未了事宜之后,于3月12日返回了汉口辅堂里四十二号寓所。他要去查明究竟。
  这一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夫人向元姑正忙着为他庆寿,客人来了不少。
  周选群来了。他一见贺龙就说:“云卿,你回来得正好,明天会碰上一位贵客,他是老蒋的秘书长李仲公,带了好多钱,专找西南的将领打麻将牌的。”
  严仁珊听说贺龙回来了,匆匆赶来。一见面就埋怨说。“云卿兄,我让你不要回来,你就是不听。”他告诉贺龙:“这个李仲公,原籍贵州,是我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他是由汪精卫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他同落、汪的关系都很深。蒋介石为了扩充他的势力,在收罗西南军阀时,给他挂了一个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党代表的头衔。现在嘛,红起来了,当了老蒋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这次来武汉,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所以我打电报叫你不要马上回来,免得他来纠缠你。”
  原来如此!贺龙感激地拍了拍严仁珊的肩头,微微一笑。
  周逸群说:“看来,此人象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严仁珊说:“一点不错,为老蒋划拉队伍。”
  贺龙沉吟了一会,说:“你们两位不用操心,这种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对付的办法。”
  周逸群警告说:“云卿,小心为妙啊!”
  这天晚上,大姐贺英来找贺龙,对他说:“打走了北洋军识,革命队伍里还是这样勾心斗角,真不是个滋味。常讨,你跟这帮大官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提防着点。我看,国民党的这帮左派,也不定靠得住呀!”
  贺英是这年春节带着小妹满姑和几个侄儿、侄女来武汉的。
  贺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汉口,大姐告诉我:‘你跟那些国民党左派搞在一起也靠不住’,当时,她就要买枪,向大姑娘(指贺龙长女贺金莲,十六岁——笔者注)要钱去买.随行的唐小洋亲眼看见贺英在汉口买了十几支枪。”
  贺英的目光可谓尖锐。她买的这些枪,后来被贺英,贺满姑带回了家乡,在开辟湘鄂边红色根据地时,发挥了作用。
  第二天,从北伐军总司令部派来任参谋长的陈淑元向贺龙报告说,武汉驻军各部在整编中都要建立国民党党部。唐生智总指挥说,他领导下的部队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他对师座很器重,独立十五师国民党党部请师座当党部委员。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他吸了一口烟回答说:“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不过,你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的。”
  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唐生智的拉拢。
  贺龙后来说:“我自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来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有境过证书,怎么竟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了?这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了。”
  第三天,他来到秘书长严仁珊家。严仁珊对他说:“过一会李仲公要到我这里来,你是否不要见他?”
  贺龙笑着摇摇头。
  隔了一会,李仲公登门来访。寒暄之后,他对贺龙大加恭维,近似吹捧。贺龙皱了皱眉,觉得此人味道不对。李仲公说,明日,他设宴招待西南将领,务清云卿兄赏光。
  贺龙笑着说:“他们都去,我也得去啊!不然,就太不给大秘书长你面子了。”
  3月15日,李仲公在其下榻的刘湘驻汉办事处大摆筵席,专请在武汉的西南将领。酒过三巡,李仲公特地邀请贺龙晚间到严仁珊府上作方城之戏。他说:“久慕英名,欲与云卿兄一谈为快。”
  贺龙点头答应。他心里明白,所谓“一谈为快”是什么意思。好罢,你来吧,我让你和老蒋看看表贺云卿是什么人。
  当晚,李仲公在杨殷之陪同下,来到严府。见面之后,他俩看见贺龙睑色铁青,不知是何缘故。详作不知,打起牌来。李仲公在牌桌上本想说些什么,但见贺龙脸色难看,李仲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顾虑甚多。贺龙阴冷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这时,走来一个人,跟贺龙嚼咕了几句。只见贺龙突然站起,厉声说:“送客!”预先部署好的警卫人员持枪而出,把茫然不知所措的李仲公和杨殷之抓了起来。
  “师座,你这是干什么?”李仲公喊着。
  贺龙把手一挥,命令道:“把他们押送到唐总指挥那儿去,看他们还搞什么名堂!”
  1950年6月19日,周恩来就此事向贺龙查询时,贺龙说:“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以后,那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作活动的。散席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前来告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军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
  不久,四川发生了“三·三一”重庆打枪坝事件,刘湘、王陵基大肆屠杀正在集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死伤一千余人。这个惨案,后来查明是李仲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而策划的。武汉政府理应给予严惩,但却只把李仲公关押了二个月,就释放了。个中原因,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1950年6月15日给周恩来写的信上说:“本来要枪毙他们,但那时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不好枪毙。于是,只把杨殷之杀了。”
  就是这个李仲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中南海找周恩来要官做,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可以提,但是中央需统筹考虑。李仲公却赖着不走,百般纠缠。周恩来忽然想起了贺龙,他了解李仲公啊!于是,打电话让贺龙到中南海来。
  贺龙一进西花厅,周恩来指着李仲公说:
  “贺老总,你认识他吗?”
  看见李仲公,贺龙已经明白了几分,他已经听说此公正向中央要官哩,马上接口说:
  “老朋友了。李先生,在武汉那年,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走的?”
  李仲公满脸通红,如坐针毡,只得起身告辞。周恩来、贺龙大笑。后来,李仲公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谁知,此人因此而对贺龙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诬陷贺龙,为林彪、“四人帮”张目。当然,历史是公允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仲公因此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他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形成。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败退河南的吴佩孚也重振旗鼓,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窥觑武汉。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先行北伐,讨伐奉军,然后回师,东征讨蒋。
  4月中旬,贺龙奉命率独立十五师集结武汉,待命出征。
  可是,贺龙没有料到,这个时候,一团却发生了闹饷事件。其他各团亦有骚动,师机枪营营长陈策勋,手枪营营长陈佑卿、步兵营营长刘锦星拖走了二、三百人,逃回了桑植。
  唐生智对于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左派武装,在饷、械两项上,历来采取所谓“格外慎重”的态度,对于独立十五师更是“另眼相待”只要他的财政稍感桔据,马上只发半银.甚至不发。独立十五师已有九个月没有正式发饷。贺龙一面请周逸群向武汉政府请求,一面东奔西走,借钱维持。但所措之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官兵们对此早有怨言,日复一日,不满情绪日增,有人一煽动,火就点起来了。
  接到闹响报告,贺龙与周逸群立刻在一道分析情况。他们认为,一团是师的主力团队,原团长贺锦斋,共产党员,素以思想进步,文化程度较高,饶勇善战闻名,虽已升任新职,但尚未离开;新任团长刘达伍是师部训练处长,贺龙的挚友,政治上完全可以信赖,怎么会突然在一团闹饷呢?肯定有人从中捣鬼。不是有人放出风说:“师长不关响,就不上火车;哪个敢上车,就向他开火”吗?看来,闹响的目的在于阻止部队北伐。因此,绝不能单纯地看成闹炯,要看得深一点,而且必须很快解决。他们决定,由贺龙亲赴一团,处理此事。
  贺龙带了手枪队来到一团,召集全体官兵讲话。他登上用两张方桌拼成的临时讲台,先默默地巡视了一周,然后讲话说,北伐以来,第一团历来作战勇敢,不愧为“精锐一团”。现在,第一次北伐即将开始,部队即将准备北上,消灭直奉联军,统一全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眼下,上面的军响一时发不下来,有困难,大家就再吃点子苦,忍一忍。你们当中大多数人跟我贺龙征战多年,我,贺龙,是不是喝兵血、克扣车值的鬼,你们心里总该清楚吧?他说着说着,火气升上来了,嗓门也愈来愈大。他说:
  “不要以为我贺龙心里没得数,有人在一团捣鬼,煽动闹饷。闹什么?你怕扯你的把子?当我不晓得?”
  他当场点名,叫出二个连长一个营副。这三个人中,除三营副以外,都是从唐生智那儿派来的。这次闹值的确同他们在下面煽动有关。据目击这一过程的刘应铭回忆,一连长自知理亏,老老实实让手枪队绑了;五连长是湘西人,被绑的时候,以为命保不住了,对他的一位同乡说:“我该死,拜托你去看看我的老婆,给她捎个信”;四连长却不一样,他大声喊叫:“你们看着我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都有分呀!”这时,队伍里突然有人朝台上的贺龙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看来,贺龙的命真够大的。
  他自组织武装以来,素与官兵同甘苦。长年征战,发不出薪饷,甚至挨饿受冻,亦非一次,但从没有人闹过饷,更没有人朝他打过黑枪。周逸群批评团长贺锦斋对部队管理不善,没有防患于未然。贺龙却平静地说:
  “锦斋有什么办法?这个事要说麻烦,是由来已久了,事出有因嘛!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我贺龙听了共产党的,有人为这个要摘掉我贺龙的脑壳。”
  周逸群说:“云卿,你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你根据什么?”
  贺龙说:“那个土兵有后台,才敢豁出命向我开枪。你看看那个四连长,没有后台,鬼才敢在我面前煽动捣乱。你们再想想,为什么陈策勋、陈佑卿、刘锦星这些营长,没有他们的事,先拖起枪逃跑呢?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事,我那位参谋长陈淑元不出来解决?我那位尊敬的老师陈图南不出头露面?明明是谋划妥当,躲在一旁,要我的好看嘛!看我贺龙和你周选群让冷枪毁掉,他们就出来杀治军不严、谋害师长、主任的头号叛徒,就是锦斋、达伍。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独立十五师抓在手里,找人请赏封大官喽。掏这个鬼,瞒得过我?”
  周逸群说:“陈图南和你共事多年,从你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就同你一起同甘苦。你平时又把他当老师,十分尊重他。道不同不相谋,也不该下这样的毒手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读书不多,图南帮我长知识,拖队伍,是有大功的。如今,你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是刀头见血的事,没得二话,硬碰硬的事。分道扬镳,我贺龙以礼相送。干出这种把革命军往反革命军那里拖的把戏,可就不是好朋友之间的割饱断衣喽,是不能不下狠心呀!但愿我想的有错,我再去试一次,拿点证据来。”
  周逸群、贺锦斋一听,马上提醒他说,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试验别人,那是危险的。
  贺龙说:“我是希望试的结果,是我贺龙估计有错,不是他们掉脑壳。”
  他告诉副官说,去请陈参谋,我有机密大事要同他商量。
  贺龙的分析一点也没有错。
  此刻,陈图南、陈淑元和团长刘燮、柏文忠正在汉口大陆旅馆里一边喝酒、玩牌,一边等候消息。
  陈淑元举杯朝陈图南说:“老板(贺龙)报销,先生(周逸群)难逃,老资格(陈图南)要当师长、军长喽。”
  贺龙的副官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大陆旅馆,告诉陈图南,师长请他去商量机密大事。
  贺龙没有死?他们都为之一惊。陈图南先是一阵害怕,随着转念一想,他没有死,惊吓怕也不小。请我去商量事,恐怕要找台阶下吧?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坦然地来见贺龙。
  一见面,贺龙问他说:“图南,你跑到哪里去了?师里闹的,有人向我开枪,我的日子不好过喽。你看怎么办?”
  陈图南说;“云卿,你素来镇静有谋。你讲讲,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商量。”
  “我若有好办法又何必去把你请来。”贺龙显得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见此情景,陈图南心中暗喜。他决心劝说贺龙,便说:我们共事已经十四年了。我是一直为你云卿着想的。我老实告诉你,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武汉政府的显贵们也是各怀鬼服,也靠不住。他们没有多少信得过的队伍。唐生智心狠手辣,你们一道从四川、贵州出来的队伍,袁祖铭让他密令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以吃饭为名,骗出来打死了;彭汉章也被他免职查办,送到湖南囚禁起来,至今还在坐牢,原九军的部队全归了他。剩下两支队伍,王天培投奔了老落;我们这个师呢?被裁减了一半。你再老老实实跟着他们,还不是等着让他们摘掉吗?你千万别听共产党那套空道理。
  贺龙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低头吸烟。陈图南以为贺龙被他说动了心,就大胆地告诉贺龙:“蒋介石坐镇南京,手攥上海,兵广钱多,只是缺少猛将良帅。依靠老蒋,才是出路。南京方面已经表示,只要你云卿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委你当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他们说,汉阳兵工厂也可以交给我们,还送一笔可观的酬金。”
  贺龙眨眨眼间他说:“图南,事成之日,你怎样呢?”
  陈图南说:“我要什么?我是为你云卿。大不了当你的副手,副军长兼一师师长什么的。你看行吗?”
  贺龙点头说:“唉,这倒不错,你怎么不早点对我说呢?图南,你再让我想一想。”
  陈图南满意地告辞了。
  贺龙立刻把周逸群请来,对他说:“患难之交遇到了大是大非,也是分道场镳呀!”
  他把陈图南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最后说:
  “逸群,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
  周逸群激动地说:“云卿同志,我们感谢你。”
  周途群分别向中共中央和武汉公安局作了报告。新上任的武汉公安局长、共产党员吴德峰迅速派出武装,在大智门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刘奖拒捕,被当场打死。
  经审讯,证实向贺龙开枪的人叫李清林,是被他们的亲信四连长陈玉安收买的兵痞。他们商定,枪击贺龙,造成混乱,摘掉周逸群,由陈图南接任师长,再在武汉举行兵暴,投蒋领赏。武汉市公安局将三人处以极刑。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有一则简短的报导;“公安局昨日(5月9日)奉令枪决落逆派来的反动分子陈淑元、陈图南、柏文忠等三名。”
  陈图南死后,葬于桑植。1928年秋,国民党湖南省议会某议员在陈图南的墓碑上刻志云:“陈烈士抱有国无共之志,誓不与共方戴天。宁汉窥燕,力避共产学说。惟时国共不分,中原鼎沸,致为逆党见疾。5月9日成时被害于汉。”陈图南的侄儿陈策勋、陈佑卿拖枪逃跑后,走上了反革命道路。陈策勋在给蒋介石的“快邮代电”中说:“(贺龙)盘屯湖北鄂城,勾联共产凶徒,谋一举而颠覆党国,兽化吾人。策勋私窥其隐,与陈伯卿、刘锦星等弃而违之。”这个墓志和代电,从反面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时的贺龙已经自觉地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走着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但是,历史还在显示贺龙让共产党人深感钦佩的鲜明足迹。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指挥北伐军,沿京汉铁路进军河南。北伐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为右翼军,沿京汉铁路正面,攻占郑州;第三纵队是新编的武装,担任左翼军,朝莱阳方向进攻。22日,贺龙率独立十五师开赴河南,肃清红枪会,攻克逍遥镇,激战临颖,占领许昌。6月1日进入河南省会开封。黄河两岸奉军基本肃清,北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这场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给贺龙等拍来电报说:“公等运筹决胜,身先士卒,与清将士之忠诚用命,为党奋斗,肯于此战见之。捷报飞来,两湖民众,欢声雷动。”汉口《民国日报》称赞独立十五师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
  就在北伐军向河南进军途中,武汉政府日益右转,反共反革命的逆流正在发展。一些北伐将领,已经在其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党”,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二十军中的共产党员不免有所顾虑。贺龙了解这一情况后,诚恳地对周逸群说:
  “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拥护共产党,执行共产党的决定的。你可以放心。所有在我们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继续工作。我们不会‘礼送’你们的。”
  周逸群感动地紧紧握住了贺龙的双手。
  6月26日,贺龙奉命率第二十军回到汉口。这时,武汉三镇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汪精卫虽然还没有公开撕掉左派的假面具。却开始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阴谋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武汉三镇布满乌云。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组合。贺龙的司令部里高官显贵络绎不绝。他们并没有忘记拉拢贺龙。
  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叶淇前来游说贺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又利用其参谋长朱绍良与黔军的历史渊源,秘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对于国民党右派向他送来的媚眼、秋波,贺龙一概不予理睬,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已经看清了这些国民党人的真正面目了。
  然而,贺龙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意欲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仰天大笑。
  从这里得到启发,他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共产党员傅维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无怪乎,被汪精卫派到二十军来当高级参谋的武汉政府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唐生智的智囊陈裕新,从二十军出逃后写的《陈裕新脱险之报告忡说:二十军新编的部队“如团营连指导员,无一非CP分子,官佐弁兵夫役,均极力吸收入党。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清一色CP。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暴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阴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荡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暴动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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