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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长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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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红军迭次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先后派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闭(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领导的湘赣红六军团前往湘西同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十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也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向湘西转移。
  中央决定离开苏区时,确定项英、何叔衡、瞿秋白、陈毅、邓子恢等留下坚持斗争,林伯渠随军出发。临行前,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竞夕谈。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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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3页。

  当时,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结婚的夫人范乐春,正在做月子,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她的心里非常难受。林伯渠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又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能离开你们呢!”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就能开展工作。”并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①。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她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后来,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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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新湘评论》,1980年第2期。

  林伯渠和范乐春才生下二十几天的儿子,在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时,范乐春将他和邓子恢的儿子(生下十几天)分别托给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后来,林的小儿因范的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夫死改嫁,遂被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由洛口卖到漳埠,复由漳埠卖到靖石,再由靖石人卖到洛口之下洛赖平旺夫妇家中,取名赖平亚。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平亚找到武汉。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平亚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邓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另外,邓子恢当时还不知平亚被卖的经过,对范乐春将亲生儿子交外人抚养,而却将别人的儿子交其堂嫂抚养,也多少还有几分疑惑。因此,邓子恢便托杨立三把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给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长征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林伯渠被编在中央纵队,又名“红章”纵队。当时中央机关和后勤部门都编在这个纵队,共有一万多人。在长征的过程中,林伯渠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一起,经过千难万险,进行了艰苦的行军,同时他还担负着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的职务,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因为到了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过章水的第二天,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①,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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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所说“城市”,主要是指一些县城。

  长征途中,林伯渠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经常是每到一地,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的问题。
  十一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和潇水,进至湘江东岸,随后,经过一周的激战,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红军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仍然保持着庞大的中央机关,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带着大批辎重,迫使红军不得不作甬道式的前进。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不足四万人了。接着,部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这里山高路陡,桂系军阀胁迫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但行军日益艰难,部队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
  由于这一带多是苗族、壮族居住的地区,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①一次,他和部属一起去筹粮,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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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打开湖南通道县城,十四日占领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进军黔北,在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会上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将中央纵队(红章)与军委纵队(红星)合并。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方面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又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林伯渠热诚地拥护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在遵义得到暂时喘息的时间,这里物资比较丰富,红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补充,但林伯渠的工作这时却更加繁忙了。进入遵义城的第二天,他就派总供给部杨志诚随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一军团从事没收与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这时军委规定,各部队按规定的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自己部队一个月的食用以外,其他都要上报“没委”统一处置。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当时总没委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各种物资和一些现款分到有关单位。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它附近的桐梓等县城的商业也比较发达。林伯渠在进行没收和征发的工作中,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对城市的没收征发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要乱贴“空条子”;凡没收征发的事,均须经过没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向商人捐款一定要极端审慎,没有明显证明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对于商人兼地主的,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没收其商店。如果不没收其部分财产,采用罚款更有利时,其部分财产也可以暂时不没收,对于反动统治下的保甲长及在反动机关任职的普通分子,应根据其阶级成分及群众对他痛恨的程度,而决定是否没收,不能一般的认为凡是保甲长便是反革命,而立即没收其财产。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二月二十日,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负责。
  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向四川天全、芦山一带开进。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和同志们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员使用。夜晚遇到特别难走的路,他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照顾其他同志。正如老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在回忆中所说:“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安全地通过。黄镇同志在长征中的那幅素描,画着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朝前,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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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在进入四川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路上,林伯渠除了继续从事收集粮食和资材的工作以外,还参加了地方工作。他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早六时,由泸定行,行五十里,经囗基到兴隆坝
  (龙八埠)宿营。今晚开少数民族(夷民)会。博古同志意见:
  1.夷民尚未形成一民族;
  2.须要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
  我主张提出:
  A、民族自治;
  B、区域自治。
  嫌说话中未将侧重白夷事加力说明。
  这里不但反映出林伯渠在长征路上参加党的民族工作,而且可以看出,从这时起,他就不大赞成用现成的民族定义来解释民族的形成问题,提出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设想。
  六月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过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次日,又行九十里抵达懋功县城,与率领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来迎接中央红军的李先念会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全军上下都无比高兴。但是,这里是藏族地区,人口稀少,多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分缺乏,部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了大问题。到达懋功的当天,林伯渠便召集叶季壮、李湘聆、吴东生、杨志诚等商议筹粮问题。红军在懋功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共征集到五万八千余斤粮食,总算勉强地保证了红军的行动。为了加强筹粮和后勤工作,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
  六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两河口。这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也到了这里。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组织远征军,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会议还决定进行松潘战役,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以北地区,以便使主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林伯渠出席了两河口会议,并积极赞同党中央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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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8日。

  为了帮助四方面军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解决两军统一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林伯渠组成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慰问。
  当时,四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驻在岷江以西的理县、汶川(威州)一带。六月三十日,林伯渠等离开两河口,经过三天的行程,翻过虹桥雪山,于七月三日到达杂谷脑(即今之理县)。因四方面军后勤机关和中共川陕省委均住在此地,慰问团遂决定林伯渠留下慰问这里的部队,并了解有关后勤方面的情况,而由刘伯承、李富春继续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东门外沟,会晤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并慰问那里的部队。
  林伯渠在杂谷脑慰问过程中,通过和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兵站部、财委、粮秣处、军需处、九军供给部和川陕省委的多方面接触,详细地了解了四方面军的组织、人员编制、所存现款物资与粮食情况,还协助他们进一步制定了筹粮计划。当时红军正准备进行松潘战役,军委划给四方面军的筹粮地区是杂谷河至马塘以东、黑水芦花以南地域。林伯渠协助四方面军划分了各军的筹粮地段和筹粮数目,提出由川陕省委书记负责,找藏民作干事,尽快组成筹粮队,协助部队筹粮,由茂州运四百包茶叶到沙坝,由杂谷脑运四百包茶叶到马塘,以便换取粮食、羊皮、布匹和其他军用品。他还向驻卓克基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发出一封电报,要他们再筹粮三十万斤,以补充这里粮食的不足。
  然而,就在这时张国焘却提出要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由四方面军单独攻打松潘,并要中共中央速决我军“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而故意延宕攻打松潘的行动。他还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设军委主席和常委,由陈昌浩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策动陈昌浩向中央建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在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大的方针之下,“给军委独断决行”之权。
  刘伯承、李富春在得知张国焘这一企图后,由李富春于七月六日一时,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说因“此事重大”,望中央预先予以考虑。次日晚,刘伯承、李富春回到杂谷脑,林伯渠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也感到问题严重。当时,李维汉奉中共中央之命,正在杂谷脑准备接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林伯渠曾告诉李维汉说:你这个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
  由于发现张国焘企图控制军委和改组中央领导,松潘战役一时还难于进行。七月十一日,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离开了杂谷脑,返回中央。这时,因中共中央和军委已由两河口经卓克基进至黑水芦花地区,他们便沿杂谷河谷,经马塘与马河坝奔向黑水芦花。
  七月十六日,林伯渠抵达黑水附近的侧格。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经过草地北上,林伯渠又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他亲自到罗坝街等地督促筹粮,调运黄金、白银与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还同总政治部和四方面军傅钟等人商量,调集了五千人,专门从事运粮工作。
  由于几万大军云集在这一地区,消耗了许多粮食,而很多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又把粮食埋藏起来外逃了,部队只好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来筹集粮食。为了使这一工作能够有组织地进行,尽量多收集到一点粮食,而又能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林伯渠在侧格期间,还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①,并同总政治部商议,用总政名义发出。其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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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番人”即指藏民,是沿用旧的说法。

   为着统一与有计划的收集粮食,不引起番人反感起见,关于各部队收割番人的麦子事,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通令各部队一律遵照执行为要: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
  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六)麦子收割后必须多打几次,打干净,不许浪费、随便丢弃。
  (七)严格禁止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
  (八)各地所驻部队收割麦子,为统一收割麦子起见,由军团与师政治部作大体的分配,再由各团政治处分配麦田给各单位去割,分配机关应将麦田以丘为单位编成号数,并用册子登记号数。
  (九)为着保证本通令的执行,责成各政治机关与指导员,向给养与割麦人员详细传达与解释本通令,并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违反本通令的事件之严重者,送裁判所解决。
  总政治部 七月十八日
  为了准备部队北上,林伯渠还领导总供给部在打鼓山(雪山)脚下的仓德,设立招待所和运输站,在大部队过打鼓雪山之前,就把一些银子和物资运到那里。
  七月二十三日,林伯渠随军委纵队由侧格经打鼓雪山到了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即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即刻北上,但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去的错误主张,于是,中央军委又不得不命令部队在原地进行休整。这样,原来费了很大气力收集到的准备过草地的粮食,又被吃掉了,林伯渠只好又作出第二次筹粮计划。
  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更加困难。正如林伯渠在日记中所讲的,这时的筹粮与分粮都到了“极紧张时”。他多次同军委、总政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林彪、左权、李富春、何畏、傅钟等商量筹集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请求军委将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二六六团暂时调归粮委,以便加强筹粮和运粮工作。他还亲自组织力量去金藏、卓克基等地运粮或护送银子,先后派出杨志诚、王盛荣、李湘聆、吴振城等,到小姓沟、卡力革、波罗子、格德、卓克基等地去协助筹粮。
  为了解决军委纵队本身的筹粮问题,林伯渠不但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各单位进行割麦,组织纠察队,派出工作组进行督促与检查,还亲自参加割麦,检查割麦进度,处理割麦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因工作太紧张,这时林伯渠病了一次,但他仅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工作。
  两次筹粮,第一次七月五日到八月十五日,筹粮七十五万斤;第二次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筹粮四十万斤,总计共筹粮一百一十五万斤。这自然是中央领导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林伯渠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粮食就是生命,多筹集一斤粮食,就可能多保存一个战士的生命。应当说,在筹粮工作上林伯渠是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的。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路两军北上,以便占领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同陕甘边苏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红军配合,“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①。第二天,右路军开始分批过草地。林伯渠是第二批和中共中央、右路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及红军大学一起过草地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不平凡的经历:
  --------
  ①《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

   八月二十三日,昙。早六时由毛儿盖行。行七十里,到腊子塘宿营。是日,兵工厂工人掉队十七人及其运输员二十余人。又工人家室数人。露营,雨。
  八月二十四日,昙,时雨。行约七十里,到分水岭
  西北头地区露营。夜雨。翌晨,据兵工厂管理员周科长报告,昨日傍晚,兵工厂行到在红大后三里地区,被敌骑兵袭击,损失、冲散其运输员约四十余人。
  八月二十五日,昙,时晴。行约七十里,到后河宿,露营。晚来雨,该地草浅,无丛树。是日,掉资材一背,八六○元。
  八月二十六日,昙,时晴。是日,行约六十里,超
  过色既坝前约二十里露营,无雨。
  八月二十七日,昙,时雨。是日,行约七十里,离
  班佑四十里地区宿营。夜雨。
  八月二十八日,昙。行约六十五里,到向包座方向
  的白舍宿营,有房子。
  八月二十九日,晴。早起约至诚、傅钟到总指挥部
  开筹粮会会议。
  a、一百一十二万八千斤。
  b、三处粮区:巴西、阿西、包座。
  c、时间:卅号——三号,共五天。
  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它告诉人们,即使在过草地时,林伯渠也还是时刻关心和照管着同志们的安全与红军的辎重。走出草地后,他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又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粮工作。
  正当林伯渠在巴西地区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筹粮时,张国焘又借故制造事端,拒绝率左路军向班佑靠拢,致电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违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迫使中央不得不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因为是突然决定出走,林伯渠派出筹粮的干部和运输员,有五十多人未能调回,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九月十二日,林伯渠在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报告和下一步战略部署的说明,他完全赞同中央改变原定的“川陕甘计划”,率一、三军团北上经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路线,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方针,拥护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他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径,非常气愤,当时就赋诗斥责:
  刚过草地到巴阿,无那西风日未斜。
  且喜境界新耳目,不虞粮秣少胡麻。
  巨猿解缆技殊巧,野虻射人事可嗟。
  前路纵遥知马力,谁予便利敢分家。①
  --------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4页。

  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九月十七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翻过岷山,于二十日到达哈达铺附近的鹿园里。在这里中央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将财委改为供给处。林伯渠出席干部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又率供给处人员经哈达铺到荔川镇筹粮。到达哈达铺地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分别改编为一、二、三纵队。由于在这里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九月二十七日部队进到通渭县榜罗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举行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而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随后,红军向陇东高原前进,越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旗镇,与陕北苏区第一路游击队胜利会师。
  林伯渠是十月二十日到达吴旗镇的,住镇前黄地沟台。经过饱尝无根据地之苦以后,他看到这里又有了根据地,有红军和群众的欢迎,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十月二十五日当他在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在报告中讲“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今后党的任务就是要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之后,更是兴奋不已。他回顾一年长途跋涉,越过无数雄关险道,瞻望未来,感到革命前途无限坦荡,遂写下了纪念长征的历史诗篇——《初抵吴旗镇》。
  一年胜利达吴旗,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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