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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魔王墨索里尼

第三十一章枪杀齐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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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洛共和”岌岌危 狗急跳墙狂人为
          枪杀“叛逆”齐亚诺 败局无法能挽回

  意大利政局的艰危和混乱状态,在新的一年中更加严重了。纳粹军队节节败北,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犹如风浪中的一只破船,更加岌岌可危了。狗急跳墙,主子和奴才合谋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复仇运动”。
  话说墨索里尼被盟主搭救来到慕尼黑后,见到了他的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伯爵。他们夫妇在意大利投降时从罗马亡命出奔。齐亚诺在法西斯党大委员会举行的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虽然投票反对他的岳父,但仍希望依靠他妻子的影响,同墨索里尼言归于好。在慕尼黑期间,这种愿望确已实现,从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因为他在齐亚诺一家到达时,已将他们软禁起来。墨索里尼对于背叛法西斯的“叛徒”,特别对齐亚诺迟迟不愿惩办,引起了纳粹元首的鄙视和狂怒。
  就在这群法西斯匪徒进入坟墓之前,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丑剧就开场了。对那些曾在1943年7月间投票反对他的旧法西斯政权的领导人员,凡能在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境内逮捕的,到了1943年底,都在维罗纳的中世纪城堡中加以审判,其中就有齐亚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被判处死刑。尽管爱达百般恳求并要挟,墨索里尼坚决不肯赦免。1944年1月,这批人,不仅包括齐亚诺,而且还有曾与墨索里尼一同向罗马进军的伙伴、78岁的德·邦诺元帅,都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了。
  关于齐亚诺的死,引起了世界广泛的议论。丘吉尔说:“齐亚诺的下场,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完全一致。墨索里尼屈服于希特勒的复仇要求,徒然为人们所耻笑,而这个分崩离析的轴心的遗骸——煞是凄凉的新法西斯共和国,却仍在加尔达湖畔勉强支撑着残局。”
  齐亚诺的一生是一场悲剧。他生前帮助墨索里尼干了许多坏事,但在有些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见,以至到7月会议上,公然站到了墨索里尼的对立面一边。但这些都并不重要。对于后人来说,也许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日记,他生动地描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记载了它的“胜利”,也记载了它的失败,为人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墨索里尼、研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对于墨索里尼所进行的“半无意识的”分析,出自一个不仅是他的女婿,而且是他的崇拜者。正如齐亚诺在一篇日记中所说,“行动”,不管是何种行动,就是墨索里尼天性所遵循的唯一动机。这个独裁者认为德国武力无敌于天下的顽固信念,他的积仇宿怨,他的残酷无情,他对一般世事的愚昧无知,他对人们渴望自由所显示的力量毫无理解,尤其是他对意大利人民本身的全然蔑视,一一展现在这本日记的字里行间,令人难忘。
  对于那些真正相信过墨索里尼以及至少在二次大战前真心实意把他当作意大利救世主的意大利人来说,墨索里尼极其秘密地向其女婿所吐露的对其同胞所作的这些评价,一定会感到出乎意外。
  “意大利民族是一群绵羊。18年也改变不了他们……我们要叫他们循规蹈矩,从早到晚穿着军装。打他们,打他们,打他们……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必须把他们送去作战,甚至你非臭骂他们一顿不可。我就是要这样做。”
  但是,在这些记载中刻画得最鲜明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萨姆纳·韦尔斯在《齐亚诺日记》引言中写道:“所谓意大利政府,只是个文雅的称号,其成员无非是墨索里尼的奴才。齐亚诺伯爵本人亦俯首听命于他。齐亚诺伯爵既不缺乏个人威严,也不缺乏胆略。我曾看到有一次他会见墨索里尼。当这个独裁者面呈。温色,他就惶恐不安。领袖的意志就是法律,尽管法西斯首领们知道他是何等刚愎自用,何等愚昧无知,何等盲目武断。在意大利,从国王到部长,从将军到工业巨头,谁也不敢与他作对。”
  1939年冬,萨姆纳·韦尔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前去访问同盟国和两大轴心国的首都,以便向他们报告欧洲的局势和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在罗马逗留期间,他同齐亚诺曾进行了多次接触,这个年轻的意大利外长的风度和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曾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战争阴云密布,希特勒疯狂进行侵略扩张,墨索里尼也在加紧准备加入欧洲大战的行列。但是,在意大利,除了极少数法西斯首领以外,全国人民和一切有影响的力量,几乎无不强烈反对宣战。这固然主要是由于对德国及其纳粹政府普遍感到恐惧和仇恨,同时也由于普遍相信,不论同英、法的人为摩擦有多大,如与盟国结盟,意大利的前途比在纳粹独自称霸的世界来得安全。最后,意大利很大一部分舆论反对战争,因为认识到这场战争胜负未可预料,参加这场战争势必铸成大错,不论谁胜谁负,意大利人民均将一无所得,并会丧失一切。
  韦尔斯说,齐亚诺与所有这些集团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轴心国政府拥有极高权力的人物当中,惟有他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向我表明:他过去反对这场战争,还将继续反对这场战争;他预见到扩大战争只会使整个欧洲彻底毁灭;他个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全力阻止意大利参与这场冲突。”
  但是,正如其他所有意大利人的努力一样,他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有一个人,而且只有他,即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作出决定,把意大利投入这场大灾难,造成这场悲剧,使意大利人民蒙受并将继续蒙受多年的惨痛苦难。在那黑暗的日子里,除了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外,意大利人已经拜倒在墨索里尼面前,因而使这个独裁者几乎得以控制意大利生活的一切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侵蚀,意大利整个社会体系从上到下均已腐败不堪。齐亚诺终于成了墨索里尼的帮凶,特别是在他担任外交部部长期间,为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政策,四处奔走游说,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齐亚诺所以堕落到这般地步,这和他的出身、经历和周围环境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加莱阿佐·齐亚诺,1903年3月18日生于里窝那。他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斯坦佐·齐亚诺在意大利海军任上校。老齐亚诺是法西斯运动初期最尽职守的人物之一,是墨索里尼的好友。法西斯掌权后,他被提升为海军上将,并受封爵位。此后,他多年担任交通部长和所谓法西斯众议院议长。他最为人知的是他的巨大财富。这笔财富是倚仗他在法西斯党内的势力,特别是担任交通部长期间聚敛起来的。
  加莱阿佐·齐亚诺,1925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他上大学的那几年正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初期,当时他担任罗马一家日报的戏剧和美术评论员。说来也怪,那几年他对法西斯党采取了批判态度,而他至为尊敬的父亲当时已成为该党的一名显要头目了。
  齐亚诺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意大利外交部门。在他供职的头五年中,先后被派驻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平以及梵蒂冈。正是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结了婚。同时,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从此,他青云直上。他任驻中国上海总领事不久,于1932年又被提升为驻中国的公使。1933年再度返回意大利,被指派为出席1933年6月伦敦经济会议的意大利代表团团员,随后即担任墨索里尼的新闻办公室主任。1935年,他被提拔为新闻和宣传部副部长。其后不久,被提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翌年,在他33岁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从此,他就成了墨索里尼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政策的辩护士和急先锋。
  齐亚诺生活在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最颓废的一段时期,他本人也是这个时期道德沦丧的产物。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什么道义。他完全信奉强权即公理的观念。然而,他同他的岳父、他的政治领袖、最后处决他的那个人相比较,他远为明智之处正是在于他看到了意大利的真正安全何在。从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起,他对德国的野心和希特勒权势的扩张对意大利必然带来的危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他在日记中一再强调,他相信他所得到的报告是准确无误的:纳粹特权人物暗示的最终意图是从意大利手中夺取的里雅斯特,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平原。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齐亚诺对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在墨索里尼面前,他总是唯唯诺诺,他从来没有或者是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特别是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以后,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将意味着什么,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被投进监狱后更加坚信,只有打败德国才能确立一种世界秩序,具有主权的意大利也只有在如此秩序中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要改变墨索里尼所遵循的轨道,齐亚诺是无能为力的。他生前曾向墨索里尼提出要防备德国的多次告诫,并且为了促使意大利与西方大国改善关系而不时作出努力。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忠告或努力取得了成效。
  在齐亚诺身居要职期间,他完全屈服于墨索里尼的权势。在他一生的最后两年中,他几度试图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中争取支持,以便阻止墨索里尼对不可一世的德国主子日益卑躬屈膝。1943年7月25日,他和前任外长狄诺·格兰第一起,带头发动了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变,这个独裁者终于被推翻。不过为时已晚。
  齐亚诺留给人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他的日记,西方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之一”。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日记,是齐亚诺在二次大战即将爆发和战争前期写下的,前后达五年左右时间。从这本日记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丑恶现实,也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在那决定命运的年代里,德国如何玩弄阴谋诡计的内幕真实情况,从而可以透视,希特勒如何屡屡重演故伎,以庄严誓言掩盖真实意图,蒙骗别国政府,甚至对其盟邦也不例外。
  齐亚诺的日记所记载的,绝大部分是外交、政治方面的活动,很少涉及个人生活。即使仅有的一点个人生活内容也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史学界专家们认为,日记的内容是切实可靠的。齐亚诺写这些日记,本来没有打算原封不动地出版,而是为晚年写自传和回忆录积累材料。他写日记时对许多事件不加修饰,事后不加修改,因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后人研究这一段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内部材料。
  《齐亚诺日记》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径和西方的绥靖主义作了有力的揭露。1939年,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是突然袭击。正当希特勒向人们保证“不欲夺取捷克一寸土地”时,德寇的铁蹄已经踏进了波希米亚。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夕,齐亚诺为了弄清真相,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问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是波兰走廊还是但泽?”里宾特洛甫冷冷地瞪着两只凶恶的眼睛对齐亚诺说:“再不是那么一点东西啦,我们要战争!”另一个战争狂人墨索里尼的野心也不亚于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被侵占以后不到一个月,意大利便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一年以后又进攻希腊,并企图夺取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声言要建立“罗马人的地中海帝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奉行弱肉强食的强盗理论:“他们惧怕侵略,因此他们理应遭受侵略。”“他(墨索里尼)已决定前进,即使全世界群起而攻之,他也将前进。”《齐亚诺日记》记下了作者从战争狂人身边听到的咆哮声。
  通过《齐亚诺日记》还可以看出以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主义给欧洲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集中表现于慕尼黑会议。事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以嘲弄的口吻屡屡谈及此事以及英国的软弱表现。西方的绥靖政策助长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1939年1月11日,张伯伦访问意大利,以谋求和平。齐亚诺写道:“领袖和我本人都深信此行毫无用处,所以对这次访问实际上都以比较低的调子进行。我们同这些人相距何远,真是天上地下。领袖说:‘这些人与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伟大冒险家并不是同样材料塑造成的,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些富豪世家的没有出息的子孙,他们会把他们的帝国败掉的。’”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时,西方反应并不强烈。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我向领袖汇报,他十分满意,尤其是因为国联方而几乎没有反应。珀思勋爵(曾任英国驻意大使)在进行友好访问时留给我们的那份备忘录,本来是可以使我们的办公室人员镇定自若的。”
  齐亚诺在日记中以相当多的篇幅记载了德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事例,但也透露了两个国际强盗因利害冲突而互相倾轧的内幕。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往往因为感到自己不是希特勒的对手而忍气吞声,但内心却充满愤懑。慕尼黑会议期间,英、法做了无原则的让步,满足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扩张野心。但在德、意之间却是充满矛盾的。会后,“墨索里尼非常尴尬。他感到自己当了配角”。
  意大利北部的上阿迪杰居住着不少德国血统的人,根据协议,德国将撤走这些人,但又百般刁难,一直闹到墨索里尼扬言“或许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德国发生冲突”。当德国人发现意大利唯一的镍矿洛克里斯矿已被开采时,德国竟开口索取该矿。齐亚诺说:“此事却醒人耳目,请看这些先生们的所作所为,犹如恶霸、盗匪一般。对此我们打算忍受多久呢?”
  纳粹德国准备侵犯苏联时,齐亚诺去会见冯·里宾特洛甫,接待异常热情,无比周到,使齐亚诺吃惊不已。齐亚诺领悟到:“当你受到超乎寻常的接待时,就是有人正准备欺骗你,或者你已经受了他们的骗。”就在纳粹进攻苏联之前,齐亚诺特向里宾特洛甫询问情况,这个德国外长却对他的盟友只字不提。他说:“亲爱的齐亚诺,我此刻还不能告诉你什么,因为每一个决定都紧锁在元首那无法探测的心中。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如果我们进攻,斯大林的俄国将在本周内从地图上抹掉!”
  《齐亚诺日记》也记下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羽内部的矛盾,意大利军事、经济方面的虚弱情况、齐亚诺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片断以及一些传闻轶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齐亚诺对墨索里尼的看法和评价。对于既是领袖又是岳父的墨索里尼,齐亚诺既尊重又藐视,既感激又畏惧,欲反抗又缺勇气,常唱反调又欲言而止,这确实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复杂心境。直到最后,当意大利山穷水尽、败局已定时,齐亚诺才与墨索里尼决裂。他在1943年12月23日的绝笔书中写道:
  “几天内,虚伪的特别法庭将公布一份判决。这是墨索里尼在其狐群狗党影响下早已作出的判决。这些年来,这些家伙像瘟疫一样危害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并把我国引向深渊的边缘。我坦然迎接即将临到我身上的厄运。当我想到,我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为我真诚信仰的事业进行战斗而捐躯的战士时,我感到安慰。在几个月的囚禁期间,我受到屈辱的、惨无人道的待遇。不允许我与任何人通信,完全禁止我与亲人接触。然而,在这间牢房里,在我一生最后的日子囚禁我的这间暗无天日的维罗纳牢房里,我觉得,我爱者与爱我者都在我的周围。这是既非牢墙也非某些人所能阻拦得了的。想到我不能凝视我的三个孩子的眼睛、不能拥抱我的母亲与爱妻时,我难过之至。当我哀伤的时刻,我的爱妻以事实表明她是我坚强、自信和忠实的伴侣……安宁正向着我的灵魂降临。我在等候最高的判决。”
  “我以这样一种排除任何谎言的心情宣布:日记中,没有一字一句是假的,或是夸张的,或是出于私怨的。日记中的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我准备离开人世的时刻,如果我考虑答应出版这部仓促写成的日记,那并非因为我想在死后得到重新评价或得到昭雪;而是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份能证明真实情况的忠实材料,对于解救无辜者和惩罚罪责难逃者,可能仍然是有用的。”
  齐亚诺写了绝笔书,被带到了巴伐利亚。随后不久,他被转移到维罗纳,他在那里被盖世太保监禁了三个月,遭到他们惯有的残酷对待。齐亚诺在信中表示,他坚持认为,要对大家的苦难遭遇负责任的,不是意大利人民,也不是政府本身。他说:“有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在阴险的个人野心和军事荣誉的驱使之下,一手造成了国破家亡的后果。这个人就是墨索里尼。”
  齐亚诺写信告诉国王,他已经为他死后尽快出版他的日记作了安排。1944年1月,他被处死之前,他已委托妻子将日记妥善保存,嘱咐她设法予以出版。爱达·齐亚诺面临如何才能将日记偷偷送出意大利的难题。她本人受到了严密监视。纳粹分子出重赏要人交出日记手稿。法西斯分子也竭力防止这些泄露真情的材料传出意大利。
  爱达受丈夫的重托,在从米兰附近到瑞士边界的充满危险的旅途中,装扮成一个农妇,把日记系在一根带子上,藏在裙子里。到达边界时,她焦虑不安。但是,她十分幸运,没有被认出来,由于她像是怀有身孕,竟得到了特殊照顾。到了瑞士,她报告了瑞士当局。瑞士当局把她交托给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女修道院。在那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瑞士官方渠道同她保持联系外,为了安全起见,不允许她与外界联系。
  当时,正在瑞士采访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保罗·加利,听到了齐亚诺夫人逃出意大利的消息。在她从女修道院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之后,他与她取得了联系。加利听她讲述了如何设法将日记带出意大利的前后经过。经过几周协商,加利代表芝加哥《每日新闻》与她达成了一笔交易,取得在该报连载这些日记的版权。从此,齐亚诺的日记终于冲出了德、意法西斯的魔掌,与读者见面了。后来,这部日记被译成多种文字,得以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墨索里尼虽然按照希特勒的旨意杀害了齐亚诺,但是德、意法西斯在意大利战场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改善。不久,盟军就再次发起了对卡西诺要地的进攻,为了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的进行,盟军已将大约20个精锐的德国师拖在意大利中部,动弹不得,否则其中的许多师,或许早已调往法国了。后来盟军的飞机又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这项军事行动,盟军称为“绞杀”,目的在于封锁通往意大利北部的三条铁路干线,主要目标是桥梁、高架桥和其他铁路交叉点。盟国空军力图使德军粮尽弹绝,从意大利中部撤退。正是:“大炮震天响,‘领袖’心更慌;‘日记’得传播,臭名更远扬”。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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