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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胡子将军——上将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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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 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一野第1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51人写了请假条,仅有2人自愿随王震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
  的组建

  1930年9月,浏阳河畔镇头市村北。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王震,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队第6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1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1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分别受伤,王震又兼上了1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呀!”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王震有些腼腆地说。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朗朗的笑声,惹得王震脸红脖子粗,王震连忙说:“毛委员,不敢当,不敢当。”
  王震,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那年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首次接触毛泽东同志并受到他的教育。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同志分别第4天,接到了湘东特委关于浏北1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战,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可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其中有151人写了请假条,除王震外,仅有2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无疑给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王震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生来不服输的王震没有退却,他组织了几名得力干将分头去各家各户做工作。仅用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队伍出发的时候,王震发现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突然对着队伍大声一喊:“立正!”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令整个队伍为之一振。
  队伍很快集合并整齐站在王震面前,王震用威严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又从排尾扫到排头,足足停了一分钟:“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哪像名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有什么两样!就这个熊样,父老乡亲们看着都丢死人,娘娘们们咋能打仗!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恋家,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吧?谁都知道我们1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今天大半晌走了不过20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还有10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王震一批二激三扬,三两句话就把战士们一股热情激了起来,刚才还是疲疲塌塌的,现在个个变成了小老虎似的。
  1930年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刘沛云任湘东独立师师长,王震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在离开家乡赴浏东的路上,王震还有几缕怀乡念故土的心绪的话,那么独立师宣告成立,这种心绪早被喜悦之情冲得无影无踪了。
  此刻,王震喜悦的心情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过去游击队变成了地方红军,鸟枪换了炮,正规的红军生活使王震和他的手下全体官兵乐得合不拢嘴。
  二是湘东各大班子中有几个很有水平的“老资格”,如谭思聪、袁德生,他们的大名王震早从毛泽东1929年11月撰写的《井冈山斗争》中就知道。如今,在一起工作、生活、战斗,这对王震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好机会。
  三是读到了当时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尽管此时中央已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为代表的部分“左倾”错误,但这一新的精神尚未传达到湘东。当时,湘东特委仍按李立三的调子,提出了“战争紧急总动员,实行湘东南起义,打到南昌,直下九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热血青年的王震,自然兴奋不已,在他的眼里,仿佛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向他招手。
  但不久,王震深深的焦虑将独立师成立时的欣喜冲得一干二净。
  湘东独立师成立后不久,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便奉命被调走,接替他的是湘东特委原组织部部长石青。
  石青上任第一天,便急匆匆召开总行动委员会。会上,石青满脸被革命热情烧得红扑扑的:“同志们,现在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革命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帝国主义腐朽的力量已经不堪一击。世界革命全面胜利如春潮般向我们涌来!
  “全中国的革命热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央布置的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实现,已成了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决进攻、进攻、再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毛泽东的‘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是土包子的办法,是小孩子做游戏,根本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王震刚开始还静心静气地听着,可越听越不是个味,一听到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石青并没觉察出会场气氛的变化,依然热情不减:“为了保证中央的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部署的圆满实现,我们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必须积极配合。现将莲花县5个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组成5个纵队,加上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独立师行动,湘东独立师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率师部由茶陵地方武装配合攻占茶陵;王震、谭家达率独立师第3团由莲花第1、第2纵队配合攻占萍乡、醴陵;莲花第3纵队攻占安福;独立师第1团由莲花第4、第5纵队配合攻击攸县。攻占这些地方后,我们再打到南昌,直下九江,然后,我们就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哈哈,我的那匹大白马,也要尝尝长江水的味道是咸是淡喽!”
  “尝你那个鬼!我反对!”王震实在憋不住了,没等石青话音落下,就给了他一声怒喝。
  王震质问道:“石青同志,萍乡、醴陵方面国民党驻扎了几个师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我刚来,不知道。”石青很是尴尬地回答。
  “我们总兵力、武器装备情况你知道吗?”王震追问道。
  “这个,这个……”石青脸色异常难看。
  “敌不知,我不知,你石青凭什么来作出判断。我告诉你,敌方共有4个师,四五万人。而我们1个团有多少兵力?撑死了不过几百人。不错,我们还有农民赤卫队,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梭镖、镰刀、锤头。就凭这几队人马我们就搞总暴动?!凭良心说,过去我也和你一样,一股热情,但几次碰得头破血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好听但不管用。让我说,来个会师井冈山,饮马禾水旁,利用朱、毛红军在这里打下的很好的群众基础,得这里的十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巩固并逐步发展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才是正道。现在硬要去拼,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小鸡硬往老虎嘴里塞么?”
  “什么?!什么?!”石青终于抓住机会,用手指不停敲着桌面:“好你个王震,把日益壮大的红军比作鸡蛋、小鸡,把走向灭亡的国民党军队比作石头、老虎,你这是胡说八道。你要对你所说的一切负责。公然对抗中央的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的进攻路线,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你给戴的那么多那么高的空帽子压不倒我王震。一顶我戴着,两顶我拿着,三顶我捧着。”王震坚决给予反击。
  但最终,石青的主张仍在会上通过,湘东南总行动委员会作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的决议。
  会后,王震握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谭思聪的手说:“将在外,不由帅,古已有之。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毛泽东和朱德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尤其是我和家述同志率领的第3团,单独出击萍乡、醴陵,大有回旋余地!”
  6天后的深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兼第3团政委王震、团长谭家述和4个连的连长以及团部的两个参谋,悄悄地摸到敌哨所侦察。回来后,王震对几位连长说:“今天我到一个连队走了走,听见一个战士发牢骚,说什么正规部队了还搞摸哨,像游击队一样偷鸡摸狗,真掉价。请各位连长回去跟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一个团,敌人数个师;我们的枪多半老掉牙,敌人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我们一些战士连‘偷鸡摸狗’都没干过,敌人基本上是几进几出的‘兵油子’。这次我们是先用‘偷鸡摸狗’的土办法练练兵,然后再拱猪牵牛。”王震一席话把几位连长说得前仰后合。
  “另外,各位连长可以向大家宣布,谁摸着好枪归谁使,摸着子弹、手榴弹可奖励!”
  “报告政委,摸着驳壳枪怎么办?”二连连长抢着发问。
  “干部摸着归自己,战士摸着奖励子弹。”
  结果,王震用自己创造发明的一些上不了兵书的土办法,搅得国民党正规军鸡犬不宁。王震连连得手,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食品。
  其他几路正如王震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攸县的一路,因攸县城驻有敌19师55旅一个多营以及攸县保安团的守敌,并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加之又有攸水河阻隔,部队强攻一天未果,我死伤300余人。石青亲督的攻打茶陵的一路,攻来攻去,损失干部战士及赤卫队员近200人不说,还险些让敌人包了“饺子”。
  各路大军返回后,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口出狂言:“此次总攻不利,完全是谭思聪私下散布消极情绪,王震拒不执行攻打萍、醴计划,只是在萍、醴外围泡蘑菇所致。谭、王二人要负责,要处分他们。”
  于是,在此次总进攻受挫总结会上,王震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但在众多反对意见之下,王震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3团政治委员。谭思聪保留了师政治委员,但撤销了师委书记职务。

    2.王震指着刘士杰的鼻子说:“如果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
  办法让你供出你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t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次肃反直到1930年底,基本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跷溪:村里有的是厕所,干嘛跑到村外?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诉他:“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了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还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便被列入怀疑对象进行拷问;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笃定。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AB团呢?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人,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男是女,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因呢?!”王震在联席会上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执行吧,一人就只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AB团,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个人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巨大损失啊!王震脑海里始终被这些问题所纠缠不休。
  “这样行不行?”王震想了想说,“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没过多久,王震得知: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晚年,王震同志还常常提起朱昌偕同志,每一次都流露出无限的怀念、内疚之情。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1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
  谁都说一提保卫处就腿肚子转筋,但面对人人知晓的王震,作为保卫处处长的谭牛山也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用略带讨好的口气对王震说。
  尽管谭牛山本人在本质上可能还算个好同志,他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但他直接参与错判错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王震见到他,心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要是按照王震的个性,早就骂出“滚蛋”了。不过,王震这次还是忍了三忍,只是冷冷地说道:“是呀!谭处长有何指示呢?”其中“指示”二字拖得长长的,带着一丝怪声怪气。
  谭牛山听出王震话中有话,忙小心翼翼地凑到王震身边,眨巴着眼睛,神秘兮兮地说:“郧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AB团的骨干分子,省委同意我们的意见,判处死刑,立即就地执行。这次你在都县一带活动,请你顺便完成这项任务。酃县县委的其他人选,省委已物色好了,这次随你前去一同赴任!”
  由于朱昌偕事件在王震心中造成极大的震动,于是对有关AB团,王震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他边整理行装,边瞟了谭牛山一眼:“说张平化是AB团,都有哪些根据?”
  “据三人以上供认,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破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却说这祠堂烧得太可惜,还说什么‘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1930年,解除袁文才、王佐部的武装,处决袁、王匪徒,张平化却极为同情。”
  “完了?”
  “完了!”
  “好,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王震说,“我到酃县后,再调查一下张平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罪状!”
  谭牛山显然没有听出王震的弦外之音,用极其赞赏的语气说:“你不愧是工人阶级出身,有坚强党性,省委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你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后的一大,王震到达了都县。
  王震到的那天,年近25岁的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正在自己堂屋的房顶上拾摄房子。
  张平化把两手的泥巴在衣服上蹭了几蹭,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王政委,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听到过您的大名了。”
  王震上下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位极其精干的小伙子,然后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在永新也听说了你张平化的尊姓大名喽,特别是最近听得更多了。”
  稍加安顿后,王震便开玩笑地对张平化说:“我得向你请个假,到村里去走走好吗?”
  张平化瞬间涨红了脸:“哪里哪里,王政委你这不是骂人吗,我哪里敢当。”
  王震握着张平化的手说:“不要这样说,你忙你的,千万不要干扰你的工作。”
  说完,王震来到田头,恰巧碰见了一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两人聊着聊着,就被王震巧妙地引到张平化的身上。
  老人捻着几根胡须说:“嘿,我是看着这娃长大的,绝对错不了。”
  张平化祖上是自耕农,到了父辈,便沦落为完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倡农。家里为有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出人头地,全家节衣缩食加借债供张平化上私塾、初小、高小。张平化刻苦、聪明,高小没有毕业,便考上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祖父咬着牙把自己准备买棺材的钱拿出来作学费。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张平化多次参加实际上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师范毕业后,张平化受大革命形势的鼓舞,毅然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张平化回到了家里,找到了党组织,就在国民党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就杀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党组织。一入党,即任中共酃县第二区委书记。他和区委的同志一道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武装队,并于1928年初组织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由于叛徒告密等原因,酃县县委机关几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28年秋,张平化由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改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后,遵照毛委员提出的“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使邵县革命根据地由大院、东西坑、犁树洲等几个山村逐步发展到整个上十都、上九都、上八都、上七都和上六都。
  老人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无不感慨地说:“平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整天到处跑工作,脚板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连竹尖都扎不进。”
  王震频频地点头,眼里无不流露出赞叹和敬意。但由于特定任务在身,王震还不能随便对其作出评价。
  闲聊中,王震还得知,张平化家总共11口人,其中有7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父张升朝,大革命时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也是石洲乡党支部的成员并且参加了游击队。他被敌人捉住后,活活被打死,也没有泄露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一点机密。其祖父张春榜,虽然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坚定地支持党的斗争,也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赴刑前慷慨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万岁!除了其祖父、父亲外,还有其叔等人。
  王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暗暗对自己说:对朱昌偕同志,自己未能保护得了,留下终身痛恨;对张平化这样的革命同志,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能再让他倒在自己的枪口下了,也绝不能让张平化家为革命献出第8条生命。
  王震又忙乎了一天多,找了各类人员数十人调查,对张平化的结论更加明晰。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湘赣省委宣布对你的新的任命。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百事缠身,很难同时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经研究决定,免去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
  接着,王震依次把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甘步衢、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介绍给张平化。
  张平化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张平化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的座谈会上,任弼时同志谈到了当年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搞逼供信,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时,无不动情地说:“一些同志差一点不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张平化有福星高照,碰上一个大胆、负责、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大难不死哟!”直到此时,张平化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的事儿。一时间,张平化如久梦方醒。
  一散会,张平化立即找到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的王震:“王震司令员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十几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请司令员海谅。”话未完,泪水已从张平化脸上淌下。
  王震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作为每一个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同志的人都会那样做的。我在你那里调查了两天,知道你们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条件很苦。在那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你们没有丢掉红色根据地,反而在坚持斗争过程中使这块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起来,这样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得到吗?至于说反对大烧大杀,同情袁文才、王佐,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怎么能算是AB团骨干分子的证据呢?”
  1986年8月25日上午,红2方面军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座谈编写红2方面军战史问题,曾先后任过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早早到会,他谈起王震同志保护自己的经历后激动地说:“1942年,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想王震同志这个人好大胆呀!省委都作了决定,你执行就是了,还怀疑什么,调查什么呢?这说明王胡子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抵制的,工作方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谢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派了这么个不怕鬼的人来抓我,否则,不要说派一个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就是派一个怕负责的人,我张平化也早去见马克思了!王胡子当时改变省委的决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
  张平化的事还没彻底解决,如何处理600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儿又摆到了王震等人面前。
  王震、袁德生、李天柱等坚决主张:对羁押的600余名可疑对象迅速清理,没有确凿的证据,立即释放。
  谭牛山两手撑在桌面上,眼里喷射出咄咄逼人的火:“这600多人全都有确凿证据才关押的!”
  “全都有确凿证据?”王震把目光迎了上去:“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些小AB团无疑!”
  王震提高了嗓门:“这是胡说,这帮孩子连‘AB’两个字母都不认识,怎么能成为AB团,这不是天下怪事?!”王震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孩子。远处跑来另一个小鬼,说首长千万别碰他,他是个小AB团。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AB团。’我了解到,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伤天害理,又是什么!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怎么向后人解释?”
  谭牛山想说什么,看到愤怒到了极点的人们,终未说出话来。
  “我同意对关押的600余名可疑人员进行清理。”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现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打破沉默:“我们的肃反工作,确实犯有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这不光表现在红校,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都是挑了又挑,都是政治上可靠,可以说身正根红,结果没过几天,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其余大部分被逮了起来。这AB团莫非将人人都卷进去不成?”
  主管纠察大队工作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坐不住了。刘士杰没上过几天学,只当过几天陶瓷作坊杂工。就这几天杂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整日必穿列宁服,出口必谈“我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刘士杰到处指手画脚,可谓不可一世。张启龙的话无疑刺激了刘士杰,未等张启龙把话讲完,他将袖子往上一橹,“啪”将手掌砸向桌面,尖声喊叫:“不许你诬蔑我们工人阶级!我的纠察大队每捕杀一个AB团分子,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你有理讲理,少在这里摆谱!”王震冷冷地说道。刘士杰见王震接过话头,嘴张了张,但未能发出声。
  王震继续盯着刘士杰:“问题恰恰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是从哪儿供来的?”王震说到这里,突然用手重重一击桌面,“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刘士杰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低下了头。
  自此,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3.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
  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王震同志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最痛恨那些贪生怕死、意志动摇、叛变革命的人。
  1935年6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贺庆积担任81团团长,该团攻占了湖南澧县县城,奉命参加陈家挡战斗。这时,负责到敌后筹款的团政委乐尚连携巨款带着警卫员逃跑了。
  军团首长听说后,非常气愤,王震痛斥了这种叛变行为,对部队进行了及时的教育,并决定由贺庆积兼任政治委员。通过在部队中开展反叛徒的斗争,稳定了部队的情绪,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部队走出草地后,贺庆积在红17师任师长,该师政委汤祥丰贪生怕死,意志动摇。17师在天(水)兰(州)公路附近遭胡宗南部队侧击,上有敌机狂轰滥炸,下有胡军前后左右围追堵截,情况十分紧急,政委汤祥丰竟然携枪带人逃走了,投奔了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
  两次叛逃都发生在贺庆积的身边,贺庆积的情绪自然受到极大的影响。王震及时找到贺庆积,语重心长地说:“乐尚连、汤祥丰叛逃是个人的问题,不会牵连你。希望你放下包袱,继续带领部队。党组织相信你。”很快,组织宣布贺庆积兼任了红17师政委。在军团首长的正确指挥下,贺庆积带领部队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后来,由于国共合作,汤祥丰硬是被我军要了回来。王震一见到他,怒火心中烧,抄起警卫战士的步枪,向这个叛徒狠狠砸去。要不是汤样丰躲得快,恐怕脑袋就要开花了。“你这个可耻的叛徒,连狗熊都不如的叛徒,要不是纪律不让,我非一枪崩了你狗日的不可!”
  王震同志敢于斗争、不畏强敌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与国民党顽固派面对面的斗争中,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
  1940年初,359旅奉命调回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的任务。王震兼任了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司令员,驻防绥德。719团在参加了百团大战之后,也奉命归队驻扎米脂。当时,这一带仍由国民党控制,各县都设有他们的县党部和政府,绥德设有专员公署。国民党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摩擦专家”,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不少事端。王震旅长面对何绍南一小撮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有一次,王震与何绍南在宴会上相遇。何绍南端起酒杯致辞说:“今天幸会王大旅长,真是人逢知己‘万’杯少,为了两党精诚合作,共同于了这一杯。”
  王震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用颤巍巍的右手端起酒杯:“且慢!”
  警卫员一看王震要发火的架势,连忙在后面拽了拽他的衣襟。王震用左手狠狠地甩了一下警卫员的手,“拽什么拽!何专员的话我不敢当,我倒是觉得人逢摩擦专家一杯就多!”
  何绍南不识趣地来了一句:“岂有此理!”
  一听这话,王震将酒杯高高举起,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地上摔去:“谁岂有此理?我看是你何绍南!”
  宴会厅里本来是嘈嘈杂杂的,随着王震酒杯的一摔,大厅顿时寂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王震扫了一眼大厅,更觉得是个机会,用手指着何绍南的鼻子:“你还算个中国人吗?一看你就是汉奸的料子。有本事你到前方去和小日本拼,在后方跟共产党要横算什么鸟本事!从今往后,你何绍南胆敢对共产党使一点小脾气,我王震说到做到,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话音未落,王震将酒桌掀了个底朝天。随即连头都没回大步流星地走了。
  何绍南吓得如筛糠,让人搀着回到署上,没过几天,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朕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长征途中的一大,他走进一个连队伙房,刚抓起一块锅巴吃,炊事员在他脊背上敲了一锅铲。王震一转身,炊事员看是王震政委,十分惊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满脸通红。
  王震笑着说:“挨一锅铲吃一块锅巴,很合算。”
  事后,王震还在部队大会上表扬了这位炊事员,并对自己私自“偷拿”粮食作了深刻检讨。
  战斗间隙,王震常常和战士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一次,他和他的警卫员、秘书打扑克。王司令员偷看人家的牌,还偷人家的“大王”,叫警卫员发现了。一个强烈要求归还“大王”,一个死不承认。警卫战士强行去抢,王震哪里肯,跳起身子就跑。一个在前面没命地跑,一个在后面玩命地追,撵得王震从后院跑到前院,又从前院跳到街道上。那位警卫员一面追,一面喊着:“司令员偷牌了,偷了我的‘大王’。”
  多少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留在王震部下的脑海里。
  王震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他18岁那年就结识了毛泽东,并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中共湘区委驻地。从那时起,王震暗暗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晚年,王震同儿孙们谈起自己和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关系,王震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追随”。
  1936年6月,红2、红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可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欺骗和拉拢红2、红6军团的同志们,并在部队散发了油印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的。红2、红6军团的官兵们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疑惑。红2、红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察觉到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非常气愤。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震下令收回了所有的小册子,当众销毁。
  有一次,张国焘单独请王震到他的屋里,对王震吹捧拉拢。王震没给张国焘一个好脸,没等张国焘把话说完,王震眉毛直往上扬,说道:“我们这支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我王震不能反毛,永远不会也不能反毛。”说完拂袖而去,把张国焘晾在那儿很是尴尬。
  1946年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任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
  一下飞机,王震便直奔毛主席住处。这次能见到一别一年又三个月的主席,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主席听说王震到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地握着王震的双手,一边大声嘱咐工作人员:“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吃饭时,毛主席问道:“党的‘七大’你没有参加,你被提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过程听说了吗?”
  王震摇了摇头。
  “哟?你可是位赢得人们引颈注目的风光人物罗!一小部分同志不同意你当候选人的意见很尖锐,另一部分同志坚决拥护你当候选人为你辩护的意见也很尖锐,两派争执,各不相让!”说到这里,毛主席站了起来,“你这个王胡子哟,虎去雄威在,你南下去了,还把个‘七大’搅得蛮有生气哩!”
  说到这,本有一分矜持的王震哈哈地笑出了声来。

    4.王震操起一支卡宾枪,高声喊道:“我是王震!王大胡子!同志
  们,跟我冲啊!”

  1937年9月,王震奉命率359旅在太原以北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寇对太原一带的进攻,并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1月,各新兵部队陆续归还建制,这时全旅(717团、718团、719团)的兵员激增至1.2万多人。
  3月初,敌寇趁我120师主力在同蒲线作战之际,以其26师团1万余人,由大同向晋西北进攻,在短短的五六天里侵占了神池、宁武、五寨等7座县城。
  面对这一形势,贺龙率部队回师晋西北,采取奇袭、打埋伏、围城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中的一部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这次战役从苛岚打起。遂即命令王震率2个团于3月5日抵苛岚,将敌人包围起来。
  王震发现苛岚城里只有来自城外的一个水源,随即切断水源和交通要道,逼敌出城。命令717团和718团2营日夜不停地对苛岚袭扰,使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10日,敌人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命令717团、718团追击和拦截敌人。这次战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00多人,收复苛岚城。贺龙师长抓住时机命令王震率359旅2个团、张宗逊率358旅2个团追击、伏击敌人。到31日晋西北反攻围攻战役胜利结束,收复了宁武、河曲等7座县城,歼敌1500多人。
  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总结这次战役时,贺龙师长表扬了359旅。王震无不骄傲地说,要说经验嘛,这要全部归功于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
  1938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359旅向晋察冀西北部挺进,开辟雁北察南地区工作。1938年11月,粉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后,王震率359旅旅部和718团在灵邱以南开展地方工作,719团在灵邱以西开展地方工作,717团在五台豆村镇开展地方工作。
  5月9日,日寇第100师团和第3独立混成旅团以重兵万余人突然分5路合击717团。王震得到战报后,当即率教导营并命令718团迅速向717团靠拢。5月10日,717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利用夜暗跳出包围圈,于拂晓通过怀台镇,登上五台山北峰。敌人合击扑空,只好懊丧地沿原路撤回据点。
  5月11日,由大营镇经神堂堡进犯之敌,因山高路险且有积雪,不敢前进,沿原路经神堡返回大营镇。王震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他当机立断命令教导营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到神堂堡附近。
  5月13日,718团主力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神堂堡,干部战士不顾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敌人在突然的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于14日向上、下细腰涧方向溃退。王震率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追至上、下细腰涧时,突闻近处枪声大作,王震断定是717团与敌遭遇。718团等部队及时向枪声方向冲去。
  正如王震所料,717团跳出敌人合围后,于13日行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发现附近山沟里有数百名敌人正在集合,717团分两路向敌发起进攻。这时718团是从上、下细腰涧南侧向北攻击敌人,717团从北向南攻击敌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人包围。经过20多小时激烈战斗,到15日中午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多支、战马100余匹和大量军用品。
  上、下细腰涧战斗不是计划之中的,而是王震依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施机智果断的指挥,化被动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我包围敌的有利态势,创造了以不到1个旅的兵力(欠719团)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的范例,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敌人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王震时年30岁)的“奇妙战术”对其造成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
  1946年11月,王震率359旅南下后胜利返回山西,组建了第2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蒋介石驱使胡宗南纠集青、宁两马及邓宝珊部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旬,王震奉命率2纵队从永和关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青化砭,歼敌第31旅,俘敌副旅长以下1300余人。
  二战羊马河,歼敌第135旅,俘敌代旅长以下1500多人。
  三战蟠龙,歼敌第167旅,俘敌旅长以下700多人。短短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丧魂落魄。在蟠龙攻坚战中,王震亲自指挥,摸到距敌100米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战斗。准备总攻时,炊事员给王震送来的饭,他自己不吃,亲手端着送给最前面挖战壕最得力的战士,极大鼓舞和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奋勇杀敌,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5月4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担任2纵司令员的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我是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167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1947年8月,王震率部攻打榆林。此役调动胡宗南部9个半旅,达到了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目的,使我陈、谢部队顺利南渡黄河进入反攻。榆林硝烟未散,王震旋即率部参加沙家店战役,歼敌第36师大部,敌师长钟松落荒而逃。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在陕北的所谓“重点进攻”,而且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开始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役后,敌主力狼狈南撤,返回延安。为了不让敌人顺利撤退,王震率部连续攻占绥德以南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曲思教、九里山、骆驼铺、岔口、大小劳山等地。在曲思教伏击撤退之敌,歼敌1000余人。紧接着,在九里山抗击敌人一个星期,给敌人很大杀伤。
  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很大。天又下雨,人员非常疲劳。但是,王震毫不畏惧,他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早在长沙铁路上,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茂盛一片。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装得年长一点,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5.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
  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文革初期,王震也遭到批斗。造反派给他挂牌子,戴高帽子,他把牌子砸了,把帽子扔了。王震还让叶帅的孩子叶选宁为他起草“反攻大字报”。一副对着于的铁骨血性。
  有人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王震得知后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怕,毛主席了解我。”
  1967年“五一”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到王震时,右手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同时左手轻轻地拍了拍王震的手背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关键的时候你王震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第二天,这个“最高指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小字报上面了。
  非常遗憾的是王震这一次与毛泽东在一起没有留下照片。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震画册》时,只收入了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王震握手的照片,照片上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亲切地看着他的这位老乡、老战友。
  “文革”开始时,王震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1972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几经周折到江西探望父母。在探亲返回陕北的途中,她坐着火车拐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毛毛悄悄地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同学跑来找她,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北京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人物呀!
  “王胡子”怎么知道我来北京?叫我去什么事?现在许多过去的好友见了我躲都来不及,干吗还要见我?毛毛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毛毛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心中直打鼓。
  第二天,毛毛的好朋友领着毛毛进了王家。
  一进屋,毛毛一眼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就是王震。王震一看见毛毛,便拉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王震迫不及待地对毛毛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现在赶快告诉我。”
  毛毛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杯说:“我爸爸现在住在南昌步兵学校院里。每天早上起来围着院子走十几圈。早上准时步行到拖拉机厂上班。”
  王震忙打断毛毛的话:“上班远吗?上班干些什么?活重不重?”
  毛毛回答道:“上班不算太远,大概也就几百米,工人师傅为了我爸爸上班方便,把院墙砸开了一个口子,省得爸爸走远道。”
  听到这话,王震略感欣慰。
  毛毛又说:“上班的主要任务是当钳工,活倒不算重。工人师傅不让我爸爸干重活。”
  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钳工,你爸爸倒是行家。你爸爸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不过这不该是他干的活,他应该干全国的大活呀!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毛毛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了,毛毛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再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一字不拉地告诉你爸爸!”
  毛毛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王震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王震对毛毛下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毛毛感动不已终生难忘的命令。当时王震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毛毛的心底。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毛毛知道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悄悄地踏上了再回江西的路程。当毛毛把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的场面告诉了邓小平时,邓小平照旧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1973年,邓小平被毛主席召回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并赋予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线指挥权力。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邓小平实际上再一次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震气愤万分,甚至气得病倒了。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少不了要表态的。他当然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一份关于批邓的中央文件上,竟写下了毛泽东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的话,如“人才难得”之类。而这份文件明明白白注明,阅后是要收回的。或许是出于保护首长的好意,秘书在送回文件时,把这些话涂掉了,为此,王震还颇不满意呢!
  王震当时气愤难平,甚至气得把拐杖都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这一根拐杖一直伴随他老人家渡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不久,王震被家人和工作人员强行送进了医院。
  王震住院,一是因为1月8日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恩来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被“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气得怒火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愤怒至极。王震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王震这个人,一股子倔犟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照样要喊。
  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接着他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老将军们面对王震的质问,无从回答,只能默默忍受着老首长的无名之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一辈子跟随毛主席的王震无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叶帅让王震去串联串联。王震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此后,王震几次在叶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商量着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病房里,王震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高声地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天,北京城传开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被正义的力量所惩治的消息。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王震见状着急,他真着急呀!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毛毛,不断地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只有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王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震来了,到了院门口,他情急之下摇下车窗高声对院门口的警卫喊道:“我是王震,我要见邓小平!”警卫本想做出阻止的手势,立即转换成通行。
  1993年,王震走完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在祖国的西部边唾。
  王震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在祖国的西北地区。他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
  还是在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毛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毛主席这一席话,把王震本来要说的话立刻引了出来,他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毛主席手里,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王震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当时写下了战斗的诗篇: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949年6月,王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扶眉战役进军甘肃,解放天水、临挑、临夏,夺取西宁,解放青海。9月,王震率部翻越冰雪覆盖、高寒缺氧的祁连山,直插河西重镇张掖、酒泉,逼近新疆大门,对促使新疆和平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随后,王震率部进驻新疆全境,将红旗插遍了天山南北。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发布命令,由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兵团的大部、陶峙岳率部起义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的全部、新疆民族军的大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人曾对设立建设兵团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对王震率领部队从事生产有些不解。毛主席只是淡淡一笑:“要相信有创造精神的人。”
  提到“有创造精神”,人们自然想到359旅在南泥湾战斗的岁月。
  那是1941年初,359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守卫延安的南大门,并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开荒种地30余万亩,年产粮900余万斤,除全部自给外,每年上缴300万斤粮,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王震被陕甘宁边区选为劳动英雄,359旅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进入8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难逃撤销的命运。在兵团撤销以后,王震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边境安定团结的大局的考虑,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兵团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央考虑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在王震的努力下,邓小平亲自批准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王震就明确指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
  1981年8月,王震陪同邓小平主席到新疆视察工作,并且兴致勃勃参观了石河子垦区。
  1991年,王震又以83岁的高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新疆,他对周围的人深切地说:“我热爱祖国的新疆,热爱这里的各族人民,同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我退休以后要在新疆度过晚年。当我去见马克思时,我的骨灰也要撒在天山上,永远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沙土。”
  1991年8月23日下午,王震又对身边的人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93年4月4日,王震的骨灰护送至乌鲁木齐,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去迎接。长歌当哭,泪洒边城,无限悲痛汇集着不尽的思念。
  4月5日,王震的英魂飘落九霄,骨灰伴着花瓣撒向巍峨的天山,一支英雄交响乐在新疆辽阔的疆天和广袤的大地回响。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43年前,王震率大军解放新疆、建设新疆;43年后,王震的骨灰遍撒天山南北,撒在这片他流过血、淌过汗的沃土上。王震永远地同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成一体。
  举目天山,一座巍峨高洁的丰碑耸立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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