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双击页面任何地方将自动折叠左边目录,再次双击将展开左边目录。

陈毅系列传记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手机微信、支付宝或者PAD扫描二维码,通过手机或PD阅读陈毅系列传记手机微信、支付宝或者PAD扫描二维码,通过手机或PD阅读陈毅系列传记
[快捷键:←]上一页  回书目  下一页[快捷键:→]
【友情提示】双击页面任何地方将自动折叠左边目录,再次双击将展开左边目录。


十二

  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十三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蚊上树,泡菜,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大桌。怪味鸡和煎蛋汤是张茜亲自做的,味特别浓。四川的特产“五粮液”酒—倒进杯子里,满室的香味便弥漫了。虽然外面正是冰天雪地,室中却是暖融融的,很有点儿家庭的味道。孩子们还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吃,所以,今晚的“宴会”只有两对夫妇。相识这么久了,他们还是第—次这样没有旁人地坐在一起吃饭呢。
  陈毅擎起酒杯,笑着说:“张先生可记得这样一首古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伯驹不假思索地接道。
  “哈,那就饮了这—杯。讲清楚,要喝干的噢!我这个人,在饭桌上可从不愿意吃亏的哟!”陈毅看着慧素,把酒一仰而尽,一言一动,都带着一股子武将的味道。
  慧素和张茜挨着坐,觉得十分兴奋。她是不喝酒的。如此热情,知道不能推,屏住呼吸,把一杯酒也一下子喝了进去。顿时,两颊升起一片晕红。张茜比慧素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显得娇小玲珑,一副欢天喜地的活泼劲,全无犹豫地也把酒喝了进去。
  可这杯酒,在张伯驹的手中却显得特别地沉重。
  餐前,他已把这一段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陈毅细细说了。到戴上右派帽子一段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似乎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人的错事一般,并告诉陈毅,他们夫妇已应宋振庭之邀,去吉林工作。陈毅耐心地听完,竟什么也没说。
  那样子,像是早已知道,又像是根本没所谓,使得张伯驹心下好生奇怪。接着,就开始吃饭了。一上来,陈毅这么好的兴致,先念了半首古人的诗,倒像是方才张伯驹什么也没对他说一般。
  他思付着喝那一小杯酒,喝得很慢,很小心。他能够把事情压在心底,但无法让人认为他没有心事。“喂——”陈毅见张伯驹终于把那杯酒喝完,拖长了声朗然一唤道:“这么斯文,这餐饭可就太难过了。我可是个大食家,放开肚皮能灌一整瓶进去,张茜想拦也拦不住!”他一边说一边动手给几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斟上了酒,说道:“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想它干什么!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有什么奇怪。我这个人,对这个看得最开。‘非其罪,虽累辱而不受’,你还怕事情没有弄明白的那一天么?”
  “可是……或者是我错了。”张伯驹辩道。
  “你?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毅的声音分外地响了:“你们把最最珍爱的东西捐献给了党,给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嘿,峨嵋山的猴都不信!”
  张伯驹心头一热,握酒杯的手颤抖了。
  “我有些话,可能是讲得过头了,比如说……”张伯驹想说明。
  陈毅摆了摆手。
  “我根本不问那些!”他声音重重地说:“如果我陈毅不知道那些珍贵文物在你们心中的位置,我还不敢这么肯定。你们的事,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几个人讲过了。陈毅熟人多,但朋友不多,我这个人从不滥交朋友。俗话说,朋友是半个自己。如果会吹会拍的就是朋友的话,我陈毅的朋友就太多了。人生在世,难得的是诤友、畏友,光能喝酒不行。伯驹先生,你不至于把我看得也那么糊涂吧?”
  慧素一动不动,用力忍着眼边的泪水。
  张伯驹的心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样的话,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了。
  在部里,他想解释,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不理解,也因为人们太热爱,太单纯。而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一句,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换了谁,也会激动的。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擎着酒杯,猛地往陈毅面前一送。由于过猛,酒泼到了手上,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到。“来,喝了这一杯!”他从心底里喊出了声。
  感情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女人们开始褒贬自己的丈夫,这是她们的乐事,于是,小房里的气氛分外轻松了。
  “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么?”慧素见张伯驹一直不问这个问题,忍不住自己问了出来。
  陈毅粲然一笑:“给我点儿时间,我也许想得起来。不过,这并不重要。普天之下,好人终是多数。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总会表现出来。”他狡猾地眨眨眼说:“我倒挺佩服宋振庭这个家伙。这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也可以叫伯乐识马,慧眼寻人。不然的话,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儿的人才?就算你们肯去,文化部也不一定舍得让你们走呢。你们,也是名人噢,嘿!”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一连打了三封电报来。他怎么知道我们?”慧素仍旧想弄清楚这个底细。她已经隐隐觉出,陈毅似乎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
  “唔,八成有点儿灵性。也许,只是灵机一动;也许,是你们忘了。话说回来,张伯驹鼎鼎大名,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陈毅悠悠地一笑说。
  张伯驹却认真,思忖着说:“在东北,我真是不认识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
  “那只是没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那张作霖、张学良,不也是东北的么?一个人,多做点好事,总会有人记着的。这道理很简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我这个人是共产党,可我相信因果报应。张茜说我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不得好死。可我琢磨,好事也干了不少。将来我死了,有人笑,也会有不少人伤心。”他故意看着张茜说:“别看你对我总是挑毛病,到时候,你比谁都哭得凶。来,吃菜呀,怕不怕辣?”
  便是很普通的话,经陈毅的口一说,也显得妙趣横生了。心情开朗了,饭菜也显得格外有味道。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饭罢,几个人回到书房,又闲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张伯驹起身告辞。由于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陈毅从书柜中取出了一轴用牛皮纸包得很仔细的轴画,双手递到了张伯驹的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把牛皮纸包接了,嗓子眼发堵,说不出话来。陈毅又道:“到那边以后,可不能把老朋友忘了,常来信。这几年,我自觉在诗词方面,心心得不少。和你们通通信,多有裨益。我这个人,别看肚里墨水不多,眼光还挺挑剔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博大宏远,气势咄咄,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韵律铿锵,字字功夫。到吉林后,可不敢把这支笔扔下哟。人一上了岁数,一旦把笔丢下,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握别陈毅夫妇的第三天,张伯驹夫妇便乘火车去东北了。家中的一应事务,托付给老傅照看,却也不必担心。女儿已经大了,能够自理,也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搞考古研究的,人很老实,老两口也很满意。就这样,他们了无牵挂地走了,走向了一片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十四

  车到长春,已是傍晚。手忙脚乱地下了火车,一阵北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冷。他们还是第一次到东北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他们会来么?”慧素帮丈夫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担心地问。上车前,他们已经给宋振庭拍了电报,告诉了他们到达的时间。然而,这种时候,人总愿意往坏处想。
  “不一定收得到。快过年了,好多地方都放了假。”张伯驹弯腰提起一只箱子,对慧素笑笑说:“走吧,先去吃点儿饭,我有点儿饿了。反正没什么行李,自己走吧。”慧素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有许多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份。毕竟,现在他们的身份不同。
  “等一下吧。万一他们来了,找不到我们……多不好。”慧素坚持说。张伯驹点了点头,放下了手提箱。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上车的上车去了,下车的出站走了。火车一声长鸣,也开出了站,站上渐渐静了。没有人来接。
  张伯驹微微一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走吧,我们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恐怕,人家也很忙。你想,这年头,宣传部能不忙么?”慧素的心绪有些灰冷。两个人提起行李,慢慢地出了站。
  “先找旅店,还是先吃饭?”慧素问。依她的意思,是先安顿下来。
  “听你的吧。”伯驹答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他没有表露出什么来,但心里对没有人来接感到有些失望。
  车站的门口人很多,张伯驹似乎是不经意地在人群中看着,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每个人都似乎是来接站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
  雪花飘飘,在街灯下看去,像是在飞舞。落到脸上,凉滋滋的。张伯驹挺了挺身子,用力说道:“一定是没接到电报,我们走吧,雪越下越大。”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跺了跺脚,向外走去。
  一辆人力三轮客车停到了他们身边,一个声音高声搭讪道:“要不要雇车,快——”
  张伯驹问道:“附近有什么旅店么?”
  “这时候?”蹬车的汉子嘲弄地一笑道:“住大车店,便宜,两毛钱一位。可惜,没有夫妻房嘞!”
  张伯驹忙追问道:“没有别的旅店么?”
  “明儿清早!今儿黑,您老就忍一宿吧。除非您是大干部,上头来的。”汉子用手往前面一指道:“像那样的,就行了,小汽车候着,一天一宿了,那还差不多。二位,上车吧!”
  张伯驹无意地抬头一望,立时怔住了。
  汉子指的地方,是一块好大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北京来的张伯驹先生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高高地挂着。方才,他们因为没注意高处,竟没有看见。
  慧素已经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了,张伯驹一把拉住她道:“走,走,瞧那边,瞧!”声音激动得已经走了调儿。那汉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提着行李,连忙向那块大牌子走去。
  牌子下面,真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顶上积了好厚的雪,显然已经来了许久。车旁,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正一边跺脚,一边说着什么。
  “恐怕这趟车又没有。”那姑娘说。
  “八点钟还有一趟到齐齐哈尔的车。”男人的口吻很耐心。听得出,他们已经来了好久了。
  张伯驹走到他们旁边,才猛地停下了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头看看,慧素正双手提着一只大号的旅行袋跟过来。见伯驹停下了,她便问:“是这儿么?”
  张伯驹抬头看了看空中挂的木牌,点了点头。
  那姑娘猛然见到了他们,用手一指道:“嘿,可能来了!”那中年男人连忙转过了身子,迎了上去,热切地问:“你们……从北京来?”
  “对,对,我叫张伯驹。”
  “哈!”那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出言无忌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你们的电报上没说坐哪趟车。这时候了,真担心你们到不了呢!”
  “嘿,这怎么好意思!”张伯驹喘息着说。由于激动,他的脸泛起了微红。
  姑娘和中年人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车里,中年人又把那块牌子从电线杆上解了下来。一边说:“老宋担心我们不认识您,出了这个主意,还挺灵!”
  汽车在斯大林大街上平稳地行驶着。张伯驹望着窗外银装了的世界,揣摸着这位“宋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出,这里一定有个谜。
  起码,他们今晚不必住大车店了。他并不怕住大车店。但他希望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客人。
  慧素新奇地看着窗外,问那姑娘:“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宋部长家。宫大姐说了,这顿饭,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今天一上午,宋部长都在车站上等你们,猜你们会上午到。下午他有个汇报会,来不了,才没有来。”姑娘笑笑,又说:“我叫小华,宋部长说了,以后,让我给张老当学生,不知道行不行?”
  “宫大姐是谁?”
  “宋部长的爱人,你们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慧素道:“天下第一的好人,一点儿没架子的,待人可真心呢!”
  宽阔的斯大林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街边树上,积了厚厚的雪,煞是壮观。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这使得张伯驹心中十分感慨。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车子拐上了一条窄马路,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驶进了一个大院,绕了几个弯,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中年司机响亮地按了几下喇叭,跳下了车,先为张伯驹拉开了车门。那边平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了几个人。司机打开后车厢,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抓起最大的一个袋子。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则拿起了张伯驹的手提箱,一边忙不迭地问:“冷吧,快到屋里暖一暖。”
  张伯驹猜:这个大个子,可能就是宋振庭了。从气质上,他感觉得出来。
  他有点儿紧张,正了正头上的棉帽子,跟在大个子后面走进了房。
  房里暖如夏。不一刻,大家都进了屋,热切地道着短长。大个子把一杯热茶双手递给张伯驹,问道:“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不,没什么。”张伯驹接过了茶杯,看着对方的脸。
  “我是宋振庭。”大个子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轻松地说:“我们好做认识了很久,对不对?”说着,他招招手,那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忙走了过来。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脸边竟抹上了一点儿面粉,全然像个乡下的妇女。“她叫宫敏章,我爱人,叫她‘小宫’行了。来,吃饭吧,看凉了。”那口吻,像是拉家常。
  张伯驹方才的紧张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有了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从接到宋振庭的第一封电报时起,他就在心中刻画宋振庭这个人了。此刻真正见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毫无拘束地东拉西扯着,海北天南聊着,他觉得,那正是自己心中的他。如果说,在陈毅家吃饭,他心中更多的是崇敬、是负疚,是对明天的迷惘的话,今晚的一切,则是和睦、是亲切,是对周围的放心。桌子一边,慧素和宫大姐攀在一起,小声地说着悄悄话,那劲头,像是已经相熟了二千年。
  好猛的酒!一杯下去,周身都热辣辣的了。
  “省里决定,就由你来担任省博物馆的副馆长。省里没什么人手,就不准备设立正馆长了。明天,让小华带你去看一看,在西安大路,不算远。是过去的老底子,三层楼。”
  张伯驹庄严地点了点头。
  他没想到,从三十多岁上,自己便绝意仕途,立志不当官的。老了老了,成了右派,反倒当上官了。而博物馆工作,不但是他熟悉的,而且是他热爱的。
  他几次想问问宋振庭,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宋振庭给他介绍着东北的风土人情、奇闻怪事,绘声绘色。虽然是刚到,他已经开始热爱这里了。而且,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饭后,宋振庭领着他们夫妇一起去看了已经布置好的新居。房子离宋振庭的家不远,是个小院子,雪已经扫干净了,房里升上了火。三间北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待客,一间是书房。同北京比起来,似乎是差了一些,可宋振庭是宣传部长,也不过住了这么三间。相比之下,已经是够宽的了。房中,一切都已布置得有条有理,不必他们再操什么心。小华和宫大姐帮着他们打开行李,安放好东西,直到半夜时分了,才离去。
  关好房门,张伯驹与慧素对着看了好一会,相视一笑。陌生而熟识的一切,多有意思。
  慧素从旅行袋中取出了那一卷东西。陈毅说,要他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慧素好奇,早已忍不住了。
  “打开么?”她问。
  “打开!”张伯驹喜不自禁。
  慧素小心地拆开了粘得很紧的封套。里面,是一幅裱得很好的立轴。她搬了张凳子,把立轴小心地挂了起来。是一首《冬夜杂咏》: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又题:“书赠伯驹夫妇仲弘一九六一年冬又题。”
  两个人肃然立着,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力,在他们的周身游走着!

十五

  1971年,春。长春市。
  虽然地下室里也有电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在里面呆了两年,猛一走到阳光下来,仍旧感到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他扶着墙,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梦中多次回到过的世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前走去。
  两年了,真快。这两年中间,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走出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房一步。七十多岁的人了,刚进去的时候,每一天是多么难熬,他以为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想不到,他又走到了阳光下。
  让人莫名其妙的世界!真是老了呢,连步子也走不稳了!他在心里用力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张伯驹,你还能走,就走下去!”
  这条路好长!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是年轻人的世界,聚在一起,不知正在谈论些什么。自负的人多话,骄傲的人则微哂。红海洋,红袖章,临行喝妈一碗酒,一个个像座黑铁塔……
  好热闹的世界,大家的劲头还那么足!
  依着放他出来的那个红卫兵的吩咐,他喘吁吁地上了二楼。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他试探着往前走,乡巴佬一样看着门上的字。
  “你找谁?”一个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像在唤一条船。
  “我……找这的负责人。”
  “什么负责人?”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气宇轩昂地站到了他的面前,胳膊上的红袖章足有一尺宽。
  “是……红总司吧?”他依稀记起了这个名字。
  “红总司?你是什么人?”红卫兵警惕地把他周身打量了一番,又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来报到。”
  “报到?”红卫兵更奇怪了,大声说道:“红总司是反革命组织,一年前就取缔了。你认识红总司的哪一个?”
  “叫……杨……卫东。”
  “他,已经关起来了,政治骗子,小爬虫,野心家。他是你什么人?”红卫兵的架势咄咄逼人了。
  “是他派人……把我抓起来的,在地下室里关了两年。”“刚放你?”那红卫兵好生奇怪。
  “是,就刚才。”张伯驹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他还不知道“红总司”已经被取缔,说了不算了。可倒退两年,“红总司”的劲头比谁都大,顶得上当年的义和团呢。那杨卫东,比省长还威风,光是私人“警卫”,就有二十多人,男男女女,一律短打扮。走到哪儿,地动山摇,谁敢说个“不”字。
  “你是……地窖里的那批‘牛鬼蛇神’?”大个子红卫兵猜出了他的身份。习惯中,人们都把地下室叫做地窖,因为过去那是食堂冬天储存大白菜和土豆的地方。
  “我……”他已经习惯了“牛鬼蛇神”这个称呼,点点头。
  “那边,第三个门。”大个子朝前面一指,便转身走了。张伯驹定定神,走了过去。
  那间房子的门上写着“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他敲了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才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里,几个男女红卫兵正在高谈阔论,争着什么,又像是在打情骂俏。他站了半天,竟然没有人理他。他有些尴尬,不知是不是应当退出去。低头看看脚边,却发现了新大陆,
  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了一米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他只扫了一眼,便怔住了。那像是米襄阳的东西!
  米襄阳,姓米名芾字南宫,湖北襄阳人,为宋朝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他的真迹,明清时代已不可多得,可称奇珍。如今,竟像烂纸一般被丢在那里。再看地上那些撕碎了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但面目已无法认出来了。
  他感到了心疼!这是在毁灭文明呵!顺着墙边,他慢慢地蹭了过去。在那幅字旁,他镇定了好一会儿,才弯下腰,把那幅字拾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说话的,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一抹好看的红晕。
  “我……是来报到的。”
  “你拿那东西干什么?”口气像刀子那么厉害。
  “我……看掉在地上了,怕弄脏了,没别的意思。”
  “那都是四旧,封资修的东西,专门毒害老百姓的!”女孩的口气全然是在教导。
  “是,是。”张伯驹一边说,一边把那幅字仔细卷好,别上了封口的象牙签。封口木杆的边上,贴着一张长条形的标签,上面写着“南宫墨宝”四个小字,赫然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
  那女孩冷冷一哼,又问:“你是刚解放的,对吗?”
  “是。”
  “历史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
  “牛鬼蛇神。”张伯驹答道。
  那姑娘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来,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
  “识一点儿。”
  “填个表儿。”姑娘吩咐道:“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你们一律要下去。”
  “可以,可以。”张伯驹连连答应。
  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把那幅“南宫墨宝”带出去,使这件珍宝不致落个引火柴的下场。
  “在那儿填吧,填好了,等信儿。”姑娘的口气冷得像十冬腊月的街面,硬梆梆的。
  “小玲,电话!”外面有人叫。
  那姑娘应着跑出房去。
  其余几个人还在说着什么,张伯驹趁他们没注意,把那幅字用脚尖踢到了门外。然后,从桌上拿起笔,飞快地把那张表填了。这时,那姑娘回来了。
  张伯驹把表递了过去,只盼快走。
  “嚯,你这老头,字儿还不赖呐!乍一看,像个屯老庄。当过屯老庄么——就是屯子里的乡巴佬,庄稼人。记住,去了以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好了,你去吧。”
  张伯驹如释重负,连连答应着,退了出来,小心地关上了门。站定之后,他四下一看,发现那幅字竟然不见了!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远处,有个人戴着口罩,正在扫楼道,他忙走了过去。那人身边有个筐子,里面有许多烂纸。张伯驹盯着那个筐,觉得有名堂,一只手探了进去,一下子便摸到了那轴字画。
  原来在这儿!他心中一喜,把轴儿拿了出来。身子尚未站稳,却被那个扫楼道的人把轴儿从手中抽了出去。
  “你……”他一怔,这才认出,那个人,竟然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宋振庭。
  他们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了,只在感觉上,听出了对方的呼吸。
  “是你么,老宋?”
  口罩上的眼睛和悦地一眨。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放进去。”宋振庭的声音很低,同时,眼睛四下一扫。那目光,是坚定而有力的。
  张伯驹立时明白了,把那件东西又丢进垃圾筐里,在上面盖上了烂纸。这种地方,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是马上会被人发现的。
  宋振庭猛地转过了身去,又清扫起楼道来。楼梯口,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正走上楼来。张伯驹知道这里不是久呆的地方,便向楼梯口走去,下了楼。
  他多想同宋振庭聊一聊呵!
  他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慧素在干什么?一别两年了,她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呵。结婚以来,他们还从没有分别过这么久呢。
  门上贴着封条!
  走近了,他才看清,那封条还是两年前“红总司”贴的。门上挂着锁,已经有了斑斑的红锈。显见,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慧素呢?一颗心立时提了上来。两年了,她会到哪儿去了呢?
  透过窗子看里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老样子。两年前,红卫兵第三次抄了他的家,然后,便把他带走了,一直关到现在。房里,还是当时抄家的样子:痰盂扣在写字桌上,满地都是碎瓷片和纸,一部精装的《文苑英华》被倒上了墨汁,然后又被脚踩过。砖地上,还能看到墨色的脚印。
  就是说,那一天,慧素也被带走了,没有回来过。
  一股不祥的恐惧,开始咬噬他的心。他知道,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长春市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有上千人。那伙发了疯的公狗,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还有,她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像有些人那样,自寻了短见呢?
  他几乎站不稳了,扶住了门。
  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多的紧张。他有些心慌,上不来气,甚至想大便,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他张开嘴,大口地吞着气,有一种渐渐下沉的感觉。脑子里,已经无法思想了。
  猛地,他觉得膝下一软,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他心疼!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发暗。一阵风吹了过来,带来了一片湿湿的杏花瓣,贴在了脸上。四周是异样的静,听得见风在树梢上走。
  他重新站了起来,从门楣上摸到了钥匙。他除了身上带的门钥匙外,为防万一,门楣上还藏了一把。身上的钥匙早被抄走了,想不到,门楣上的那把还在。
  费了半天劲儿,他打开了锁,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中土蒙蒙的,又阴又冷。他在门边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一会,觉得好一点儿了。
  屋里杂乱异常,他却像是根本没看见,站起来,走到里屋,抬头看着门边的天花板,几节旧的铁皮烟囱还挂在那儿,没人动过,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
  陈毅那幅“大雪压青松”,就藏在那几截烟囱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也许因为那些烟囱太脏,居然忽略了。这两年,他一直担心这件东西会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来,他们带了上百件古代字画,都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场恶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未久,作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来。宋振庭长于写杂文,以“星公”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文笔犀健,颇有点鲁迅的风格,蜚声整个东北三省。这样的人,运动一来,自然是首当其冲。北京有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则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从宋振庭的笔记本上,他们发现了宋振庭同陈毅的关系,于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这时,张伯驹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东北来,正是陈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一共八顶,可称是洋洋大观了。开始,他还能记得被批斗的次数,后来,根本记不清了,完全成了个机器人。造反派来叫,跟上就走。在台上,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在那里喊口号,他在心里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见。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争着以“对敌人毫不留情”来表现自己这一派的革命与正确,有几次,连慧素也被他们拉到了台上。
  若不是有陈毅这幅字支撑着他们,他们会双双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妇俩不是也被游斗了么?斗他们的场面,听说更大呢。那可是实心实意为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奋战了几十年的人呵!
  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十七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十八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坦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人一上了岁数,便喜欢清静。可惜,偏有人和他们过不去!
  里屋,张伯驹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慧素进屋的时候,张伯驹已经把信写完,正在气吭吭地找信封。慧素知道家里没有信封,便找出一张牛皮纸,裁开来,动手糊了一个。张伯驹写好信皮,便道:“拿去,马上发了。”
  慧素拿上信便出去了。事到如今,只好请陈毅同志出面了。以往,她几次让伯驹给陈毅写封信,伯驹都是不肯。让他开口求人,比什么都难。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
  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毅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还去打扰他,让伯驹心下阵阵难过。
  “我们自己克服吧,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张伯驹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到抽屉里,看着慧素,好一会儿又说:“我就不信这天会总是阴着不晴!”

十九

  想不到,下午,王樾来了。执手话旧,自是一番感慨。
  王樾的身子已经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却依旧很好。一别十余年,大家皆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不过,相比之下,倒是王樾,更见年轻。
  “差一点,我们就见不着了。”王樾笑盈盈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能吃得苦的人,未必便能忍得气。那一年,我真是打算死了。”
  张伯驹实出意外。
  在他的印象中,王樾是最看得开的,一生的座右铭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者,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便献身于民族的复兴,功劳多多。难道,这场“大革命”对他也不放过么?“‘大革命’一开始,我的家便被连抄了八次!”王樾伤心地说:“伯驹,我后悔没像你那样,把东西捐献出去呵!”
  王樾一声哀叹,往事便江河之水一般泄了出来。
  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席卷了中国的大地,“破四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对文化的征伐。
  这天一大早,街道管片的民警王连生急匆匆地来到了王樾的家。
  “王老,到处都在抄家,您这儿,我怕也躲不过去了。”王连生焦虑地说:“这一片,就数您最出名,枪打出头鸟,不能不防着点儿。丁字街的陈半丁家昨天也抄了。齐白石家、李苦禅家,也都抄了个底儿掉。不是我拦着,上个礼拜他们就来这儿了。”
  王樾担心地问:“都抄些什么?”
  “什么都抄!金银财宝、古董、古书,总之,一切‘四旧’的东西。”王连生的神色很紧张,话说得也很快。“王老,您最好收拾一下,把最珍贵的东西挑出来,先放到我那儿去。”
  王樾感激地看了看王连生。
  王连生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白净,看上去挺斯文,薄嘴唇,讲起话来特别快,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快点,我怕他们就要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周用良家抄呢。知道周用良吧?周一良的妹妹家,去了几十人!”
  王樾有些慌了。他想不出哪些东西更重要。
  他有八间书房,是用来放书画和古董的,光是轴画,就有两千卷!
  还有秋瑾——鉴湖女侠的日记九本;
  邓中夏的日记六本;
  李大钊手书的对联;
  敦煌的壁画两块;
  古代的三叶虫化石;
  精心、写作了几十年的《春妃秋郎阁曲目》手稿,近两万页;
  全套的《新青年》杂志;
  还有一万多本书,其中,有许多是善本书,孤本书。
  哪一件都极为珍贵!
  见王樾犹豫不决,王连生有些沉不住气了,催促道:“你快一点,我得马上走呢。让人家看见了,麻烦!”
  王樾定了定神,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聊斋志异》下部的手稿。
  手稿他已找出来了。本来,他是打算俟这部一千多万字的《春纪秋郎阁曲目》脱稿之后,便着手进行整理的。他已退休十年,终因岁数大了,又不想假手于他人,所以,《春妃秋郎阁曲目》到现在,才算接近尾声。这是部大型的戏曲辞书,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搞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方才他正在看。
  他急步走到桌边,双手捧起了那叠足有一尺高的手稿说:“这件东西,是无价之宝,什么也换不来的……”
  “这是什么?”王连生的脸立时沉了下来,目光中透出了怀疑。
  “《聊斋》,蒲松龄的《聊斋》下部的手稿!”王樾的语气十分庄重,希望能引起王连生的重视。
  “《聊斋》?讲神讲鬼的那个《聊斋》?”王连生接过那叠手稿,胡乱一翻道:“这种反动的东西,别人烧还来不及烧呢,你还当宝!现在这是在破‘四旧’!”
  “这……真是……”王樾一急,便说不出话来了,额上沁出了汗。“这件东西,真是最珍贵的了。”
  王连生的目光咄咄地瞪着王樾,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好呵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糊弄我,当我是吃奶的孩子!”他把那叠手稿高高地扬了起来,看着王樾,一声冷哼,便把那叠手稿摔到了半开的门上。
  正巧,街道上收烂纸的孤老头背个纸筐,正从门外过,王连生一见,便叫住了他:“嘿,老雷,把这堆烂纸收走!”
  “你……怎么能这样!”王樾光火了。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声,接着,十几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其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反动学术权威王樾,从现在起,红卫兵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短头发的姑娘扯着嗓门喊道。手中,提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武装带。
  王樾正色道:“我从来不反动,你们可以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调查!”
  那姑娘走到墙边,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牧马图》道:“不反动,挂这个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四旧’!”说着,一皮带抽了上去。
  那画年代已久,纸早酥脆,让皮带一抽,马上便碎了。
  “你们……”画樾心疼得叫了出来。
  老雷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那部珍贵的手稿装到了纸筐里,背走了。
  “老雷!”王樾朝外面喊。
  皮带在空中呼啸了一声,抽在了桌面的玻璃板上,整块的大玻璃粉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威风十足的男学生立目横眉,站到了他的面前,“是不是不服气,想搞对抗?”
  王樾无言,脸上的肌肉抽搐般滚动。
  那一侧,大规模的抄家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一瞬,他看到,在靠窗台的角落里,还丢着《聊斋》手稿中的一页。
  “你出去!”一个人向他呼喝。
  他用力地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咳得弯下了腰,咳得蹲在了地上。
  趁人不注意,他拾起了那一页手稿。因为没地方藏,趁势把那一页手稿夹在了一本厚厚的地图集里。然后,他才站了起来。
  一个小个子红卫兵,把一个笔记本从高高的书架上丢到了地上。
  王樾喊了起来:“那是秋瑾的遗物!”
  “谁是秋瑾?”一个杀气腾腾的人问。
  “她是著名的女英雄。”
  “呸,叛徒,破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好人的东西,全是封、资、修!”
  又一是叠笔记本。
  “那是邓中夏的笔记……”
  一句话没说完,几个人便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搡搡地拖到了院子里。
  耳际,传来了花瓶被打碎的声音,书籍被撕烂的声音,花盆被推翻的声音。
  这便是“革命”的任务么?
  一切,都太令人无法置信了。这社会在痉挛,在抽搐,更在疯狂。尤其可怕的是,是这些打手们居然掌握着真理!
  红卫兵们整整折腾了一上午,装了一车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了。余下的书籍之类,都堆到了两间大房子里。另外,周用良家的书也拉过来了,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三个房,都贴上了封条。
  望着劫后的惨状,他的周身像害寒热病一样发抖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听到了老舍自杀身死的消息。老舍是他的朋友,满族人,比他小四岁,生性朴实、耿直。解放后,他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的《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荷珠配》、《柳树井》,写得多好。这样的人,也会去自杀。
  “那么,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他问自己。
  这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太平湖边。当生与死十分接近的时候,生是一种负担,而死是一种解脱。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承受十倍的艰难。
  粼粼的湖水,勾起了他情思。
  他想起了许多已经作古的朋友:李大钊、鲁迅、邓中夏、刘志丹、赵平复(柔石)、应修人、闻一多,许多许多。他们都死了,可他们是肩着黑暗的闸门,为了放一缕阳光进来而死的,还有一些人,也死了,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尚可说是对旧社会“吃人”的抗议,老舍呢,他却死在今天。他的死,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呢?是悲哀,是无尽的叹息……
  他开始了自责。
  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他自杀了,该怎样说?让人们说:“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轻松”吗?
  不!他毅然转回了身。
  回到房中,他取出一张大纸,用泼墨,画了一幅大大的芭蕉,在上面用浓浓的笔墨,写了一首诗:
  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三秋。
  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二十

  王樾的诉说,在张伯驹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懂得,他才更能知道王樾心中的一腔悲愤。
  他见过抄家。他的家,也被抄过两次。王樾的家被抄八次,其情形可想而知。八次,便是故宫那样的地方,也该抄得片片瓦翻身了呢。他明白,那些被抄走的东西上,凝聚着王樾一生的心血呵。
  “那些东西,就这么抄走了?”张伯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也许问得多余。
  “都抄走了。”王樾答道:“唯有那留下来的一页《聊斋》手稿,我让孩子从窗子爬了进去,找了出来,托人裱了。也巧,恰是最后一页,上面有蒲松龄的题记和印鉴。别的,都……”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说:“丛碧,我真后悔,后悔……若是像你那样,把东西献给国家,也就不会有这个事了。美术馆、博物馆、故宫这些地方,红卫兵就没去抄。唉,罪过、罪过这是我的罪过呵——”
  王樾脚步散乱地走了,张伯驹的心中,那一层阴影也更浓更厚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
  临终前,他神志清醒,对张伯驹夫妇的事,念念不忘。
  “可惜,我们帮不了他更多。前几天,我向总理说了一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么多。他们在北京,日子一定很艰难……”
  张茜暗暗落泪。
  陈毅喘息了一阵,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对张茜说:“我的……那副围棋呢?”
  “在这儿。”
  “拿给我。”
  张茜迟疑了一下,从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了一个圆型的大理石盒子,放到了陈毅的手边。
  陈毅打开盒盖,抓起了两粒晶莹的棋子。
  这是他的爱物。
  他唯一的奢侈品,便是这副围棋了。它跟了他已经几十年。
  棋盒是整块大理石雕的,十分好看,庄重、沉厚。里面的棋子,是玉质的,大小不尽一致,有着一种古朴的天然。黑色的带有玉斑,白色的则略显透明。玲珑剔透,实乃围棋中的上品,令人喜爱。
  这也是岁月的见证。
  陈毅的目光仍在找,于是,张茜把棋盘也拿给了他。
  他点了点头。
  棋盘是黄杨木雕的,厚寸许,做工精细。盘分两块,用时嵌在一起。由于质地沉实,棋子落上时,铮铮有声。
  “盘分两块。这一块,好比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盘棋。”陈毅思忖着,缓缓地说。
  张茜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托……力生同志,把它……带给张伯驹夫妇。”陈毅的语气异样地郑重了。
  “好的。”张茜连连点头。
  陈毅似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长出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猜,我在想什么?”他问张茜。
  张茜把围棋拿开,没说话。
  “多怪,我想起了莫干山。张伯驹先生说,我那首《莫干山纪游词》,将来会成为一篇名作呢,瞧,我也是爱听人夸奖的呢。”
  说罢,他便静静地念了起来:

  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
  莫干好,大雾常弥天。时晴时雨浑难定,迷失咫尺间。夜来喜睡酣。
  莫干好,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虫哀鸣,心境平更平。
  莫干好,雨后看堆云。片片白云如铺絮,有天无地剩空灵,数峰长短亭。
  莫干好,最喜游人多。剑池飞瀑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结伴舞婆娑。
  莫干好,请君冒雨游。石蹬千级试腰脚,百寻涧底望高楼,天外云自流。
  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明月清风不用买,中国新文采。

  他念到这儿,睁开眼睛,孩子气地一笑说:“还记得莫干山么?这几天,我总是恍恍惚惚地又去了那儿。当初,我还曾对张伯驹说,有时间了,一起再到莫干山走一走,好好地写点什么。张伯驹的词确实有味道,讲究。”说着,他悠悠一叹道:“恐怕,我要自己一个人先去了。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一生爱入名山游!”
  陈毅逝世后的第三天,天黑透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后海南沿张伯驹的院门前静静地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人,手捧着一包东西,走进了开着街门的小院。
  自从院里又迁进几户人家后,这里便成了一个杂院,街门也从不关了。
  张伯驹和慧素已从广播中知道了陈毅同志去世的消息,正沉浸在无限的悲哀和追思之中。
  房子正中,挂着那幅“大雪压青松”。两侧,是一幅长长的挽联。
  慧素伏在桌前,正和着忧伤的泪水,画着一幅《海思图》。自从得知陈毅身患癌症之后,她便开始构思、开始画了。画面取的是当年陈毅在北戴河观海时的情景。场面开阔宏远,使人望去,顿生一种民族的自豪之感。
  轻轻的叩门声。
  慧素开了门。
  好冷的寒夜!
  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陈毅的儿女亲家秦力生走了进来。
  “张茜同志不能来,委托我把这个送来。这是……老总最后给你们留下的。他说,很遗憾,没能帮你们解决困难。”
  秦力生打开了那个包,把那副精美的围棋轻轻地放到了桌上。
  然后,他详细地转达了陈毅去世前对张茜说过的那番话。
  “真难为他……还记挂着……”张伯驹的声音哽咽了。
  他知道这副围棋在陈毅心目中的地位,更掂得出它所代表的含义和分量。陈毅的围棋,天下驰誉。这样一副围棋,便更具不平常的意义了。
  “秦先生,”张伯驹道:“我们能不能也给陈毅……敬一幅挽联?”
  秦力生点点头
  张伯驹马上拿出了裁好的纸,在饭桌上,挥毫写了起来:
  仗剑从云做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他定定神,换了一张纸,又开始纵笔写另一联: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七十二字,一气呵成,含了深深的爱,含了沉甸甸的情。
  秦力生不住点头。
  看一位书法家写字,这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那一边,慧素的《海思图》也最后画完了。
  她把墨渖犹新的绢画小心地用白纸衬了,仔细地包好,交到了秦力生的手上,哽咽着说了一句“请带给……张茜同志……”话未说完,两行热泪便涌了出来。

二十一

  1972年1月10日。京西八宝山公墓礼堂。
  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即将举行。
  休息室里,人们纷纷前来看望张茜,要她节哀顺变。这时,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了,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这消息在人们的心头轰然了。
  天很冷,毛主席穿着一件呢料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薄毛裤,领口可见里面还套着睡衣,显见来得很匆忙。
  毛主席是1月8日在签发中央送审的关于陈毅追悼会规格、悼词等文件时,才知道陈毅去世的消息的。关于规格的安排,本来只是按军队元老去世的规格进行安排的,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一律不参加。主席皱着眉头看完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张茜已经分明地老了,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她穿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庄严而朴素。一见主席,张茜便哽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落泪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啊,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个好人!”
  陈毅的几个孩子肃立在张茜身旁,主席一一问过了他们的名字,感慨万千地说道:“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
  见到西哈努克亲王也来了,毛主席便向西哈努克讲述了去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情况,并强调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主席的情绪有些激动。自从林彪的事发生之后,他也分明地衰老了。
  追悼会开过后,毛泽东在灵堂里缓缓地走了一圈,看那些送花圈人的名字,看那些白色的挽联。
  张伯驹那副对联,因为长,所以分外令人注目。毛泽东的脚步在张伯驹写的对联前停了下来。
  好出色的文笔!寥寥百余字,生动、准确地勾勒了陈毅的一生,用字讲究,语韵铿锵。这里面的话,正是他许久以来要说的。
  他有着太多的话要说。
  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于是,往事被深深搅动了。
  “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毛泽东问身边的周恩来。
  周恩来略一迟疑,答道:“一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的朋友。”
  “他没向我讲过。”毛泽东的眉宇间凝聚着巨大的力,又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北京。”周恩来转身见到了张茜,走过去说:“主席问张伯驹先生呢。”
  张茜走到了主席的身边。
  “这幅挽联写得好!”毛泽东又赞了一句。
  他极少这样夸奖人。
  “他就是那位把传世第一的字,传世最古的卷轴画捐给国家的那个人。”
  “噢……”毛泽东猛然记起,问道:“他的夫人,是不是叫慧素?”
  毛泽东的记忆力绝佳。虽然已过了许多年,他仍然记得这个名字。解放不久,何香凝向他讲过慧素这个人。毛泽东的私人藏画中,还有一幅慧素画的山水呢。
  “对,就是他们!”张茜忙说:“到现在,他们不但没工作,在北京连户口也没有呢,好惨。陈毅活着的时候,总挂牵他们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看着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保护,给出路。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像张伯驹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去嘛。他们本人,便是一部历史呢。”
  追悼会后,周恩来马上责成童小鹏,对张伯驹的事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人生充满了奇遇。
  在那样的年代里,毛主席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于是,一切障碍都被瓦解、被击碎了。
  那几天,张伯驹家天天都有人来,进进出出,脚步匆忙。邻居猜疑着,注视着,希望知道其中的秘密。
  可是,这老两口太孤傲了,全没有一点儿老北京人爱串门、爱聊天的习惯,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是最遭人憎的,因为人们希望大家都一样,不能容忍哪个人特殊起来。
  一转眼,他们到北京三个月了,临时户口限定的三个月期限到了。
  那位让他们“走着瞧”的副主任又来了,查他们的临时户口,并郑重地告诉他们:这临时户口已经到期,要到派出所去重新办理。
  慧素去了。
  管户籍的民警分明是早已串通好了,慧素一去,管户口的女民警便说:“不能延期。要延,重新开介绍信来!”
  “让我们……在北京过了春节,再回去,不行么?”慧素央求着:“现在……东北很冷,我们的年纪……都大了。”
  “不行!”女民警无比威严地说:“都像你们这样,北京城受得了吗?上级指示,春节期间,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知道了吗,平时还可以延期几天,春节期间,一律不行。发现没户口的,一律遣送回去。”
  “有病,也不行么?”
  “都吃五谷杂粮,谁没病?”女民警真是铁石心肠,一点不肯通融。“你们可以先回去。过了春节,重新开一张介绍信,再回来。”
  慧素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只得离开了派出所。
  人生的路,真是太多艰难了。
  回到家,伯驹问:“怎么样?”
  “不行。”
  张伯驹气得鼓鼓的。“不行就不行,他们能把我抬到东北去,我不信!”他倔了起来。
  正说话间,副主任和管片的民警来了。
  这回是先礼后兵。
  “临时户口办好了吧?”民警笑着问。
  “没有。”张伯驹冷冷地答道:“去了,你们的人不给办。”
  “噢。”民警点点头,为难地搓着手说:“这是制度,谁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没办法。这就是办法!”
  “怎么?”
  “等他们来抬我走吧,我等着!”张伯驹额上青筋一跳一跳的。快八十岁的人了,到头来竟连家也不许住,他转不过这个弯来。
  民警的脸色变了,软中带硬地说:“你打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比试比试谁更硬吗?我有言在先,上级规定,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有权交遣送站负责遣送回去。你不是不信么,好吧,那就试试看。”说完,民警带着副主任气哼哼地走了。
  这一次,看来是要动真的了!
  慧素坐到桌前,抚弄着那对围棋盒,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这些人,真是逼人太甚了。
  若在过去,他们还可以找找陈毅,如今,陈毅也故去了,还能求谁呢?
  春节临近,天更冷了。
  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欢庆新春,斗私批修”这样的标语了。同热闹的外面相比,这里全然成了一个孤独的角落,没人理,没人问。邻居几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又笑又跳。街门中,人进人出。串门的,送礼的,整天不断。而张伯驹的家中,却像坟墓一般死寂。
  年关近了,慧素的心事也更重了。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往外地赶人了。
  除夕的前一天,街道送来了一份正式的通知,要求所有没有正式户口或临时户口的外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北京。张伯驹把通知看了一半,便扯了个稀烂,丢到了门外边。
  这一回,他准备干到底了。反正已经活了这么大,死了也够了。他决心已定:宁可受罪,再不受辱。
  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辈子。当年,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曾奔走呼号,将生死置于度外。如今,北京却容不得他。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过几个年呢?可是,这里的人却要像倒垃圾一样把他倒出去,连个年也不让他过。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不理解。
  他也无法理解。
  天黑时分,落雪了。
  有雪的晚上,总是分外地安静。
  他写好了“绝命书”,坐到了椅子里,回想着往事。
  可惜,傅湘故去了,王樾年纪太大,也不能来。他希望能有个人谈一谈,可是,却没这样的人了。人一老,最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孤独,一种被抛弃般的孤独。
  远远的地方,传来了放鞭炮的声音。虽然只是疏落的两三声,却勾起了他深深的回忆。
  他问自己:这辈子,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若是让他重新选择,他会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呢?
  院子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细一听,听得见门外还有汽车的发动机声。
  “他们真来了!”张伯驹暗暗地说。脸上,现出了一副刚毅的笑来。
  慧素已经穿戴停当,东西也收拾好了。
  “张伯驹同志是在这里住么?”有人敲着玻璃窗问。
  “在!”是一字瓮声瓮气的回答。
  门开了,三四个穿制服的干部顶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带进了一阵寒气。
  张伯驹已经拉开了决战的姿势。从那个民警走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了。相比之下,面对更胜过等待。既然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早一点发生更好。因为,等待也是一种消耗,一种付出。
  面对来人,张伯驹送上了一声悠长的冷笑。使得进来的几个人弄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回事。
  慧素却看出了有什么不对,迎了过来,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文史馆的。”为首的一位中年人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纸来,笑着说:“如今办点事,可真麻烦。春节期间,火车上的人又多,紧赶慢赶,今天才算把全部手续办妥。本来,我们打算明天来,可又怕你们着急,所以,晚上就赶着来了。打扰了你们,很对不起。”
  慧素接过了那一堆纸,刚要看,却听张伯驹一声狂喝:“慧素,请他们出去,都出去,这是我的家!”
  “伯驹!”慧素叫住了他,把那叠文件递到了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方才只在生气,竟没听来人说些什么。
  他低头看那些东西,只一眼,便怔住了:

           聘任书

  兹聘请张伯驹先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央文史馆
            1972年2月

  再下面,是两张已经办理好了的户口登记卡,以及一叠中央文史馆的情况介绍材料。
  “你们……”张伯驹艰难地扬起了头:“会怪我有点……老糊涂了么?我以为……是派出所那些人来了呢……”
  正说话间,院里又响起了沉重而杂沓的脚步声。一个声音指引着说:“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两个,都没走。”
  门口,出现了一伙气势汹汹的人,有警察,也有穿便服的。
  一个人走上前来,冲着文史馆的几个人毫无礼貌地打量了一番,鼻腔一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中央文史馆的。”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么?”
  文史馆的中年人皱了皱眉,说道:“他们是好人。”
  “你这么肯定?”
  “当然。”
  “好吧,那就一块儿走一趟!”说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两副锃亮的手铐来。
  那位中年人这时才明白方才张伯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看来,今天晚上,他们来得太及时了,否则,两位老人又要吃好多苦呢。
  他转过身,对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人笑了笑,说道:“陈处长,你来解释一下吧。”
  陈处长穿着风衣,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方才一直没说话。这时,他走到了那个民警面前,口吻强硬地说:“谁批准你们这么胡来的?”
  “胡来?”那个民警叫了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陈处长掏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同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为张伯驹先生落实政策,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要不要跟我们去中办核实一下?”
  那个民警一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先自软了,又听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为张伯驹落实政策,知道这下惹祸了,忙双手递回工作证,连连说道:“误会了,误会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你们出去吧!”陈处长摆了摆手。后来的一帮人闻声,忙不迭地一齐走了。
  “这……是真的?”张伯驹望着陈处长,泪珠在眼睛里打转了。
  “是的,是真的,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过了年,您就可以到中央文史馆去上班了。”说着,他又转身看了看慧素道:“我们考虑,张老岁数大了,您暂时就不要出去工作了,照顾好张老,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方才那位中年人也走了过来,说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不要客气,组织上会想办法解决的。”
  “没……没有。”慧素鼻翼翕动,感激的泪水早已忍不住,奔涌了出来。
  生活中的新一页,随着春天的到来,一同开始了。
  
126在线阅读网

[快捷键:←]上一页  回书目  下一页[快捷键:→]
【友情提示】双击页面任何地方将自动折叠左边目录,再次双击将展开左边目录。

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建议我们 | 网站地图 | | 诗词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