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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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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新政府的财政危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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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孙中山只好将目光再一次投向曾帮助过他革命的日本。

  回到上海后,孙中山由宫崎寅藏陪同,与日本最大的企业三井物产会社上海分社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相见,商谈借款事宜。

  藤濑立即与森恪商议,森恪是日本大阪人,早年在上海、长沙等地工作,与陈其美、张静江等人多有来往。武昌起义时,森恪原本正在三井物产会社纽约支店工作,三井财阀立即将他调回东京本店,充当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人。

  日本长期对中国的汉冶萍公司有所欲求。汉治萍公司为1898年盛宣怀所创办,但一直为资金不足所困扰。日本属于贫铁国,为发展重工业必须发展钢铁企业。由此日本便看上了汉冶萍公司,曾先后13次向汉冶萍贷款。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为巩固在汉冶萍利益,迅速派遣军舰前往武汉。当时日本海军大臣曾训令驻汉口第三舰队司令官:“关于大冶(铁矿山所在),如暴动波及该地,有理由以国家自卫权之名义进行防护。”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当日本东京三井物产会社常务董事山本条太郎接到上海藤濑的报告后,立即征求日本外相及首相的意见,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万元给南京临时政府。

  1912年元旦过后一周,三井物产会社将草拟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南京,交孙中山和黄兴签字。主要内容有:(1)公司资本定为日币3000万日元,由中日合办;(2)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3)公司已借日债1000万日元,此外再借500万日元共1500万日元,作为日方股金;(4)前项500万元由公司贷与南京临时政府,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余额作为向三井购买军火的费用。

  但是根据国际法,这个契约书还须向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直接与三井签约,并由该公司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行。南京临时政府又与日本共同向盛宣怀施加压力。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驻日代表黄兴特命“赴东借募巨款”的全权代表何天炯,通知盛宣怀及正金银行神户分行,告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及500万日元借款契约已经签订。

  但精明圆滑的盛宣怀,马上派驻上海公司要员陈萌明于15日赴南京,当面直接探询有关借款及签订合办契约书的情况。但出乎陈萌明意料的是,孙中山答非所问地表示:

  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政府接认,亦嫌非妥当办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先将各欠款清偿,留一二百万作重新开办费,再多借数百万转借与民国。

  盛宣怀原本也不愿中日合办,更不愿由自己签约“同意合办”,这样不仅断送汉冶萍的一半主权,从此沦为日方控制之手,还要承担卖国的骂名。但如果不同意签字,无法解决贷款问题,也无法担当来自于孙中山、黄兴的巨大压力。

  1月26日,盛宣怀只能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指派助手李维格,与三井方面在神户谈判,重新拟订草约十条,29日送盛宣怀过目。盛宣怀将第十条中的“以上所开新公司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中的“已”字改为“俟”字。后有学者评价盛宣怀这一字之改极为巧妙:既卸去了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合办”,又不愿公开承担的“责任”,又为自己摆脱了两难的困境;既办完了借款手续,又为挽救汉冶萍免陷日手留下伏笔。签约后,2月10日藤濑即电告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立即拨款300万元给盛宣怀代表李维格。12日,李将其中的200万元赴南京交给孙中山。

  整个借款过程都在秘密中进行,除孙中山、黄兴等少数人知情外,其余财政部、实业部、参议院一概不知。直至2月初,此事才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探知披露。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参议院议员质询政府,张謇也反对此议,并辞去实业总长。孙中山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虽一再解释,但不得不宣布废约。

  除了汉冶萍借款外,孙中山、黄兴还在酝酿新的贷款方案。他们想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说服轮船招商局,以招商局名义向日本借款1000万两,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为此,孙中山、黄兴与日本政界、财界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联系。而日本趁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

  1912年2月3日,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与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到南京拜访孙中山。森恪见面中单刀直入地提出转让“满洲”问题,森恪表示:日本认为满州最终难由中国独力保全,为抵制白种人先锋俄国之南下,希望先生将满州“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援助,并建议孙中山或黄兴秘密赴日与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商定此事。

  当时革命党人普遍存有这样一个想法:满洲不是中国国土,满 人也非中国人。早在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由宫崎寅藏介绍拜会内田良平时,就曾在谈话中流露类似想法:“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1907年,当清朝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首相伊藤博文与内田良平商议,认为孙中山有利用价值,说:“孙文自前年以来,向我朝野诸人游说,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而这一次,孙中山的答复比以往谨慎很多。他虽然对此前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冷淡态度表示了不满,但仍表示希望日本能帮助自己应对财政困难。“万一此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孙中山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如果在阴历年底得不到1500万元,就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此后,孙中山连续两天致电森恪催促日本方面答复。但此事很快被英美所知晓,英驻日公使马上拜会日本外相,压迫日本停止借款谈判。而益田孝在回复森恪时,并没有允诺提供1000万元军费,反倒劝孙、黄二人与袁世凯妥协。此时国内舆论对此也强烈反对,借款条约不了了之。

  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到了极点,南京当时有十余万军队,但军费没有来源,黄兴已急得吐血。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以后连喝稀粥都不能保障。

  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心情,在后来答复章太炎关于合办汉冶萍的质询中可窥一斑:

  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军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现金太少,无以转换,虽强迫市人,亦复无益。……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

  孙中山为解决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可谓耗尽心血,但最终均了无结果,并招致一片反对乃至斥责之声,后来不少历史学者也对孙中山欲出让满洲之举颇多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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