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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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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过50大寿,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唯有邓小平敢于直言,数落师长的“缺点”……

  1942年,正是刘伯承诞辰50周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空前残酷的阶段。中共中央为了表彰刘伯承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庆祝活动。刘伯承不愿意为自己做寿,把12月4日的生日日期瞒起来。组织上没有办法,只好猜定12月16日。
  1942年12月16日,其实这一天并不是刘伯承的生日,刘伯承的生日早已过去12天了。这一天,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如雪。除本师各部队、晋冀鲁豫各军区及其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之外,十八集团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祝词。大力赞扬抗战5年以来,刘伯承师长率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战绩。他们号召全师指战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新闻。一二九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略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塞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
  贺文、贺电如雪片般飞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护国、护法两役,伯承同志虽然尚为青年军人,但已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川中名将。在此复杂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出他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十年苏维埃运动中,伯承同志曾任军委参谋长、红大校长,襄助党中央及军委擘画军事,培植干部。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材……”朱德总司令还挥笔题诗,遥祝刘伯承师长50寿辰:
    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时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将军,以其秀美、隽永的律诗,奉献于寿星:
           其一
    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
           其二
    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远在江南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诗兴大发,挥就《祝刘伯承将军五十寿辰》贺诗一首:
    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眠。
  早年同刘伯承一道追随革命的老前辈吴玉章也偕同林伯渠共同致电祝贺:
  “伯承同志,你率数十万健儿,在敌后坚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胜,维护亿兆人民,撑住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寿辰,特致如下祝词:
    “敌后苦撑持,百战英名惊日寇。
    太行齐庆祝,万家生佛拜将军。”
  这一天,还有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许多领导干部、抗日民主人士和群众的祝贺诗文。其中,给刘伯承本人印象最深的,还数老搭档邓小平的贺文。文中不但赞扬了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功绩,而且如实地指出了刘伯承的缺点。文章中写道: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淫烧杀的恶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抓壮了,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方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驻村外面的道路被水冲坏,行人把麦田变成了道路,他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麦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仅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流血战斗中,来保护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和同志的谈话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错了一个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万千。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倦的模范,他不仅重视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们向下层、向群众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最后,邓小平写道: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的确,刘伯承对时间是太“势利”了。在抗战五年中一二九师共作战13115次,毙伤日伪军114154人。戎马倥偬,应付战争已经够他忙的了。然而,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更懂得在战争中研究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他潜心钻研军事理论,并经常以下面的话来自勉:“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现之,要在危难中发挥顽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
  在实践中,刘伯承确实是这样要求自己、鞭策自己的。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频繁、最残酷的一年,刘伯承和邓小平一道,指挥了一系列反“扫荡”的战斗。这一年,也是刘伯承致力学业,在著述上获得大丰收的一年。他连续写出了《在太行军区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指示》、《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关于二月反“扫荡”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的力量》、《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关于配合晋察冀反“扫荡”和太行区本身反“扫荡”的准备问题》、《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们合同战术)译版序言》等等。与此同时,刘伯承还亲自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了苏军的《军队建设》(内务条令),主持了增修《步兵战术概则》一书的工作。
  在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时候,也是刘伯承在军事著作和军事翻译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尤其是他在军事理论上的创造,更是引人注目、令敌胆寒。在反“扫荡”作战中,刘伯承提出了“利害变换线”思想,这是他制服日寇作战的要诀和精华之一。
  所谓“利害变换线”,简单说来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而言,就是时机的转换。刘伯承同志通常称为用兵的“火色”、“火候”,从空间角度而言,即指作战地域、地带的转换,或内线、外线,圈内、圈外的转换等等。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刘伯承认为,“利害变换线”不是军事家们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敌我态势的正确反映,在“利害变换线”上所显示的利、害关系是十分清楚、明晰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处于内线作战,与围攻的敌人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利害变换线”。当敌人掌握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住这条线(即合击圈)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围歼态势,而我被围攻的一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敌人合击图将拢未拢之前,乘敌之隙,突破敌人弱的一路,跳出圈(线)外,转到外线作战,内外线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使敌腹背受敌,即能化险为夷,变害为利。从战术上看,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往往是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从战略上看,把握住“利害变换线”是使我军由劣势逐步转换为优势的重要环节。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利害变换线”则是战争力量竞赛的聚焦点。所以,从根本上说,“利害变换线”是由双方的军力、财力决定的,是由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如抗日战争是中日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总的态势是敌强我弱。但日军野蛮而兵力不足,中国正义且土地广大,这就使各个战场的”利害变换线”呈现复杂的状况。刘伯承指出:“敌人规定战略的传统,是‘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这样,敌我双方的“利害变换线”,往往是无数合击圈的周边。敌人以“圈”套我,企图逼我就范;而我则以“跳圈”战术,避害趋利,争取主动。如日寇对太行二分区的“扫荡”,在32天中就施展了5次大的“铁环合围阵”,“经常东捕西捕,南田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残酷的战争实践证明“利害变换线”集中地、尖锐地反映了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势和每一个战术行动的效应。“利害变换线”是利、害两种因素转换的关节。在这条“线”上,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斗争,互相转换。如果战争指导失误,就有可能被敌围歼;若能正确指导战争,便可趋利避害,克敌制胜。可见,“利害变换线”既是战争规律的客观反映,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总结了日军在“利害变换线”活动的一般规律,指出当日军出动“扫荡”,在未构成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时,派出兵力不等的两三大股人马,每股都使我们不能各个击破。待收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自,使其能互相策应。通常日军又是以交通线为依托,实施向心合击,企图将我军压到合击圈内。为防止我军遗漏出圈,日军又在一些转移要道上设置兵力,进行封锁,企图赶我入网。在进行较大合击时,日军还派出飞机,进行所谓“立体合击:,并进行烧杀掠抢,其疯狂、残酷空前未有。
  但是,日军在“利害变换线”的活动又受到许多限制,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如日军是异族的正规军,人马运动,粮弹补给,以及防备我军对交通的破袭,都很困难。各路大军的协同动作,限时限地的机械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束缚了各路的机动。这就给我军留下许多可乘之隙。再者,日军是以少兵临大国,其魔爪越是深入我腹地、边地,敌占区就会相当空虚,时刻担心被我军袭击。另外,敌人布成严整的合击阵势,是依事先的侦察而定的。如果我军行动出其意料之外,敌阵势必然错乱,结果不是疲于奔命,便是四处挨打。
  在敌强我弱,日寇频频发起的大规模“扫荡”面前,怎样趋利避害,掌握“利害变换线”上的主动权呢?刘伯承用兵的诀窍就是两个字:“机动”!“寻求有利’的机动”!“求得有力的机动”!他精辟地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在战术上最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他还根据所属部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在“利害变换线”活动的具体战术要领,即游击队应尽可能地发扬灵活性,以突然袭击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正规部队则应发扬其运动的威力,以主动进攻与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为避害。
  在反“扫荡”作战中,刘伯承创造了一整套运用“利害变换线”,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巧妙战法。概括地说来,有以下五点:
  其一,“跳出圈外机动”。就是当敌人分进合击大举“扫荡”的时候,我军应抓住时机,看准合击间隙,跳出“利害变换线”以外进行活动,奇袭敌占区空虚的要点,破袭铁路及其延长的补给线。更巧妙的是跟着合击者的足踵,打击其残置的封锁部队,尾击日寇。如1942年夏季反“扫荡”,跳出圈外的机动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敌飞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正座、营房2座,摧毁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并袭击了日军合击部队侧背,给敌以沉重打击。由此可见,机动是利害变换的关键,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当然,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
  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当敌人从一方前进尚未构成合击圈(利害变换线)之前,我即靠近薄弱之敌,以小部队接敌侦察牵引敌人,以主力在有利地形布置侧面阵地进行伏击,先施以短兵火力痛击,然后乘混乱之际分遣撤出转至外线。再以外线部队夹敌作战,使敌腹背受击,饿困不安。
  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利害变换线”是双方互争主动,以战胜对方的关键。所以,在被合击地域进行的斗争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如当时在辽县、林县、平顺、涉县一带,敌来我往,敌往我来,参差杂处,在“利害变换线”上甚至出现“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条路敌我相混的复杂状况”。我军指挥员胆大心细、机智灵活,采取机动的急袭、伏击、袭击、麻雀战及其分造与集结交互实施之。进而插入敌接合部袭扰,造成两敌误会,使其自相残杀,演出许多生动的活剧。日军不得不哀叹:“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
  其四,选良机、看“火色”,转到外翼歼敌。时间就是军队,这一名言在“利害变换线”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刘伯承的要诀是:“利害变换,毫不犹豫,看准火色,转到外翼。”这里的“看准火色”即是指要抓住利害变换的时机。在内线、外线配合作战时,他更精确地指出:“这样内外线夹击敌人一路的良机,应选在敌人还未进到利害变换线上之前,或在其退出利害变换线之后。这种良机的选定,或取决于内线的部队,或取决于外线的部队,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利与害,得与失,常常决定于一念之间,这就要求指挥员发扬“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下,必须指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
  其五,故意示弱,诱敌以小利。在利害变换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军事家主张:“趋诸侯者以利”。即是说,为了引诱诸侯前来就歼,就要先投以小利。刘伯承提出的“利害变换线”,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在趋利避害的总原则下,他针对日寇的特点,常常抛出诱饵,使对方尝点甜头,然后给敌以致命打击。
  在广阔的抗日战场上,“利害变换线”成为我军纵横驰骋的天地,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部队创造了边打边诱,后卫诱敌等战法。边打边诱就是在战斗中,由第一梯队以少数兵力向敌“示弱”,使敌觉得有利可图;第二梯队则利用地形摆一个包围的阵势,候敌人跟第一梯队追来,中我圈套,然后予以反击。后卫诱敌则是先将本队在适当地区埋伏起来,以待后卫尖兵引敌前来,再给予打击。当然,在“利害变换线”附近诱敌以小利,必须十分周密,十分谨慎。“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
  刘伯承关于“利害变换线”的论述,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这种理论上的创造,在刘伯承的著作中比比皆是。这说明,刘伯承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总结中国人民军队自己的新战法、新经验。
  看看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刘伯承的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到学业上去了。在他戎马一生中,除指挥千百次战役、战斗之外,还有数以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和翻译作品。难怪他的老搭档——邓小平政委要批评他对时间的过于“势利”了。同时,我们从邓小平给刘伯承指出“缺点”的文章中,不是更可以看到刘邓之间的战友深情么。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进程,常常把一些本不相干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新的“名字”:马恩、朱毛、刘邓……
  从抗战初期开辟太行,到解放大西南,刘邓两人的确是珠联壁合,并肩前进,共同导演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刘邓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师和“二野”部队老同志流传的佳话。
  刘伯承久历戎行,又是军事首长,执掌兵机,精于谋略,勤奋著述,毫不懈怠。他年事较高,又仅有一只视力微弱的左眼,行动上多有不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保障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图谋大略,邓小平总是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前方指挥,总是勇挑重担,亲自起草、签发电报,亲自值班把电话机,督促作战方案的贯彻执行。
  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还在悼念老“搭档”的文章中深情地说:“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有一位“二野”的老同志曾经这样描述“刘邓”: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小平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这两个人,一个慈父,一个严师,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上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给下边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刘邓两位首长虽然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全才;因此他们在军政主作上常常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凡是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都知道,师部的工作,只要邓政委表过态的,假如你去问刘师长时,刘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你去问邓政委时,邓也必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当然,在阅历、资望、气质、风格上,刘邓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久历戎行,一个从政多年;一个慈祥可亲,一个严肃可敬;一个深谋远虑,一个果断干练。就拿业余爱好来说,两人也是迥然而异的。刘伯承的业余时间除去译书和练习外语外,多是同部属们闲聊说笑话,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纵贯古今,无所不侃。说出来的笑话令人捧腹,又富有哲理,使人在谈笑中受到启迪,人称“口头娱乐家”。
  邓小平的业余生活则比较丰富,或是在“梅花”、“方片”、“黑桃”、“红桃”中斗法,或是麻将城中摆方阵,或是捧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尽管如此,他们却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最佳搭档。正因为他们两个和衷共济,默契配合,情同手足,所以麾下步调一致,号令畅达。不论是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还是日后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都能坚决地,并且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和军事战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邓二人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最佳配合,而且在日常的生活里也融洽如一家人了。据说,在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取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了,还没取名,因长得很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刘邓两家都在院里休息聊天。邓夫人卓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一下说:“我们也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政委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司令员笑眯眯地答应说:“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4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朗朗笑声。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刘邓为什么能成为密不可分的搭档,军政团结的楷模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白中得到答案。
  刘伯承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的个人命运可谓大波迭起,几度浮沉,但他始终未改变初衷,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令天下折服。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吴起有一名言:“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孟夫子亦有“夫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议。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其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是这“人和”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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