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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第三章学业竞争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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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落古楼马来学校转来的。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我还记得开运动会时,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我没得过什么奖。最热门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我光着脚漫不经心地参加。马来学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球来比华族学生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华族学生学业成绩却比他们好,特别是数学。
  我从一年级读起,跳了一级就读l号,只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的小学,5号班结业就参加全岛会考,争取进入政府中学①。1935年临毕业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莱佛士书院录取了我,这所书院只收最优秀的学生。

  外祖母患上肺结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厉害。这件事标志着我的童年生活时期结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们隔壁,外祖母常常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了。诊治外祖母的西医最后绝望了,说她已时日无多。家人讨论该怎么办。家中受过教育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是庆和舅父,他同意请马来巫医来尽人事。据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请来的巫医年龄50岁上下,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个性很强。他给外祖母作了检查后,告诉舅父和舅母们还有办法。他给了些草药和符咒,为外祖母祷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来,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转后又恶化,反复了四个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况严重恶化,晚上家里人赶紧把巫医请来。他给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让外祖母俯卧着,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样的东西到盘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盘子端详,说那东西像血。巫医舔了10分钟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许是昏迷了。
  巫医告诉舅父,必须安抚鬼神。第二天晚上须在屋前的花园里演马来戏,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加入姜黄的椰浆饭。供品须放在一艘微型马来船上面,从实乞纳海边送进大海。两天后马来戏上演了,马来演员在哀怨的马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来,甚至产生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人间。
  就在同一个时刻,一伙人带着载了水果、鲜花和椰浆饭的微型马来船,走到200米外的实乞纳海滩。两小时后,负责督促我读书的庆喜舅父跟大伙儿一起回来了。他说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医说是鬼神们不高兴,外祖母很快就会咽气。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点45分,外祖母去世了。
  当时我11岁,不大相信别人的看法。后来上中学念物理和化学,读到西医西药创造的奇迹,就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形产生怀疑。把从外祖母背上舔来的血吐在盘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骗人?但在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巫医却能让外祖母多活四个月。巫医怎么能在一两天前就预言她会去世呢?这个谜我始终解不开。因此,每当有人告诉我其他巫医做了些什么,我总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她去世之前,两个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于我将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便,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也分成前后两部分,后半部是厨房、储藏室、车库和户外厕所。我们1935年底搬进去。第二年正月书院开学时,我们已经住在市区了。
  当年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现在依然如此。书院是以创办人命名的。1823年4月,莱佛士在离开新加坡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说,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读可兰经的马来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族学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这些学校都办得不出色。他准备设立一所学府。关于这所学府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在会上,莱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
  他拨出一块靠近海边的土地,立即动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还没建好,就弃置一旁。尽管开始时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它却发展成为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小批知识丰富的杰出学生,其中好些获得“女皇奖学金”,到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和其他英国学府修读医学、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高才生进人了莱佛士书院。录取标准以成绩为根据,学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子弟,有些来自马来半岛。早期校长是英国人,办学方式模仿英国公学。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学校那样。“宿舍”共有五座,全以历届校长命名。英国公学有真正的宿舍,学生跟舍监住在一起;莱佛士书院是日间学校,没有宿舍。尽管如此,校方鼓励我们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
  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为应付在英帝国各地举行的剑桥初级文凭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而制订的。学生分别在15岁和17岁应试。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是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编自英国学校所用的课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多年后我遇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远岛屿的共和联邦领袖时,发现他们也用同一课本,接受同样的训练,而且能够同样引述莎士比亚戏剧里辞藻华丽的段落。
  中学分四个等级:6号、7号,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很好,英语基础很扎实。6号班结束时成绩中上,升上7号A班。念7号期间,我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进入前三名。上课时我还是不太专注,靠偷看坐我旁边的同学张家良的笔记赶上老师的进度。家良笔记写得很工整,但会用双手盖住不让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年的级任老师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赞扬与鼓励的话:“哈里李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道:
  “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
                        ——C.H.科茨”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劝我搞专业。于是我很早便一心要当律师,当专业人士,不替别人打工。

  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在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期间,我隐约感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1938年出现了慕尼黑危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9年9月我们正在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报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德军侵入波兰,英国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紧接着是宣战,但那是一场离我们很远的战争。据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唯一激动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驻扎在中央医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国统率的印度军队哗变;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这一次,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离我们不远了。我的剑桥初级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飞行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他回英国参加皇家空军。后来听说他在作战中牺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伤。欧洲战事最触动我的心弦的莫过于此。这位闯劲十足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的死,正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无畏的战斗飞行员一样。
  这期间,本地人只需筹款和为飞机工业收集废金属,特别是铝。直到1941年,我们亚洲人还不相信战争会蔓延到新加坡。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训。
  1940年2月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时,战事已在欧洲全面展开。法国受到严重的威胁,即将沦陷。到伦敦去读法律只能推迟。我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获得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奖学金由约翰·安德森爵士捐赠,他是新加坡数一数二的英国大商行的首脑。奖学金得主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给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一期归我。跟其他政府奖学金相比,安德森奖学金多了200元,付了学费、书籍费和膳宿费还有剩余。
  莱佛士学院是在英国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创设的,设有文科(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理科(物理、化学、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政府为它设计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包括表面看来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层镶上石块;建筑设计也考虑到热带的气候。
  学院的每个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负责,有一两位讲师,大约一半是牛津或剑桥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教文科和教数学的大多数是这两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理科的多数来自苏格兰各地的大学。由于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学生读完三年的课程没有学位,只拿到文凭,分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们采用了牛津和剑桥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考试和最终的分级可能比多数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最高水平,这样才可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因此,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地大学的荣誉学位,水平至少也和伦敦大学相等;即使跟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水准相比,也不逊色。
  作为奖学金得主,我必须住进宿舍。要适应新情况不容易。为了应付新加坡又热又湿的气候,建筑师设计了宽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个房间,落地窗外面是阳台。房间由2米多高的墙隔开,稍微比人高些,好让空气自由流通。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会在2O个住着年轻学生的房间和阳台上方回荡。寄宿的学生不只来自新加坡,也来自马来亚各地。
  我读第一年的时候,学生都要选修三科。英语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应用英语的能力,方便日后修读法律。其次我选数学,因为自己喜欢,能力也不差。最后选经济,以为能学会如何在商场和股票市场赚钱——多么天真!第一年过后要选一科主修,我选了数学。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修读两年的特别班里。我感到烦恼万分。整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一年只有两份女皇奖学金,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担心的是,当局也许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是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名闻全校被戏弄

  在莱佛士学院度过的第一年,不像在莱佛士书院第一年那么顺心。当时有个传统,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学期。我成绩最好,名闻全校。也许由于长得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选中我作为戏弄的对象,尤其是一个名叫埃伯特的欧亚裔学生。埃伯特个儿小,皮肤黝黑,精瘦结实,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却有强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顺从,但他看得出我内心反感,因此觉得格外开心。我从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强一个班级或一连的见习军官的团结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语和经济课的同班同学,却跟我谈不来。他是彭亨州的贵族,跟其他马来学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尊敬他。跟我相处得来的是平民,有两个是学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时期在直落古楼小学和莱佛士书院交上了马来朋友,马来语说得流利。但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待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跟新加坡马来人完全两样。第二年一个来自吉打州的马来学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诉我:“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所说的压力,是争饭碗、争生意,在学校和大学里争名次。马来人是土著,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高等职位给这些移民抢走。也许由于华人和印度人表现比较好,信心比较足,他们没有像马来人那样的团结意识。他们不觉得受威胁,因此不讲团结。
  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学年,学生们对莱佛士学院学生会在旧海景大酒店举办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满。非马来学生向学生会提出了投诉,学生会义务秘书翁姑阿兹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锐傲慢的反应,使他们光火。于是少数学生开始采取行动,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批评他,解除他的职务。但他是马来人——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大学第一个马来人校长。随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运动进入高潮,马来学生团结在他周围。他们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职务的话,他们就集体退会。这是对非马来学生的挑战。同学们找我,要我第一个起来发言,表明大家对翁姑阿兹的不满。我没参加晚宴,跟翁姑阿兹没什么过不去。但既然没入愿意做这样的事,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大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召开,当天很多学生离开了学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民的大马来主义。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态度坚定。翁姑阿兹发言反驳了有关他粗暴无礼的指责。我当时能感受到,大约80名在场的学生对这次的对抗非常不安。表决时支持翁姑阿兹的马来票占多数,学生会没有分裂。不过,非马来学生觉得他们已经表达了不满。过后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记起来。
  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
  关世强在莱佛士书院比我高两班,是个高才生,数学、英语和华语都很好,会拉小提琴,也是个艺术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发明取得专利。在莱佛士学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饭前都练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琴声。尽管他用了弱音器,琴声仍然越过矮墙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响。他当上了教师,最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后来我委任他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退休后担任新加坡驻马尼拉大使,60多岁死于癌症,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人,后来跟我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杜进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届。他沉默寡言,做事坚定不移,也很勤奋和有条理。另一个是吴庆瑞,他是经济导师,头脑一流,不善言词,写作条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已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彼此不认识,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用,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动活跃起来之前,当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马来半岛内地的马来人并没有敌视我。我跟许多内地马来人交上了朋友,包括两位审理过我所办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使他们成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络。我们进过类似的学校,读过同样的课本,有着某些共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这种鼓励学生通过谈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联络网的学校制度,并不是英国公学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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