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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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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于二月十二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参加大会的代表回到各地后,均应依照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及本党的政策,订出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痛斥国民党右派的错误,扩大“以C·P为核心”的国民党组织。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因陈独秀“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①,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又集中地讨论了现实的政局和党的当前任务。会议针对帝国主义正加紧分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纠集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对革命策源地广东发动进攻的形势,明确提出:“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将广东国民党政权推广于各省②。同时还指出,党的“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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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②《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1926年2月。
  ③《中央通告》第79号。


  林伯渠在国民党二大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二大总的精神,立即转入准备北伐、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运动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第一任农民部长时,他就聘请彭湃为农民部的秘书,制定了农运发展计划,提出应调查农民生活和土地占有状况,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农民“非有大联合的强健的团体组织”,则不能“扫除一切的障碍”①。后来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就是以这个计划为发端的。国民党二大再次委任他为农民部长后,他首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亲自拟定了该会的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并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批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林伯渠本人以农民部长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八名委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党员。这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聘请毛泽东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当时林伯渠十分重视和尊重毛泽东。他虽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每次开会都非常尊重各委员的意见,许多有关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下达的。本来按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农民部主理”,“是辅助”农民部指导全国运动的②,但实际上林伯渠却将该会变成了集体领导组织,而农民部倒成了具体的执行机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当时关于农运的许多正确主张,才得以贯彻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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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24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计划》。
  ②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通告第1号,《中国农民》第4期。


  为了发展全国的农民运动,特别是中国中部、北部的农民运动,在林伯渠主持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扩大农讲所的名额为三百名,将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各省的学员,并决定聘请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等为农讲所教员。
  林伯渠还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校址、经费和招生等问题花过许多心血。农讲所原所址在广州的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因第六届招生名额扩大,农民运动委员会遂决定增辟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但是,当时不但学宫仍为第二军官学校所占,而且广东大学校长还索要原有乡贤祠等处学生宿舍。后来,只是因为林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农讲所校址的问题才获得解决。关于经费的问题,当时仅开办费即要六千余元,另外每月经常费(包括办公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还需要近八千元,而农民部每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七千余元,即使全部用来办学,也还不敷农讲所的开支。这个问题最后也是经过林的多次交涉,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农讲所每月的经常费由中央财政中指拨。
  第六届农讲所自二月六日农民部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之后,三月底各省学生相继到粤,最后实际入学人数是三百二十七人。他们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区,特别是北伐将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和福建等省来的人比较多,其中广东省仅有二人。这些学员经过毛泽东等的培养教育,绝大多数后来成了各地农运骨干。广州农讲所,不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对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战争有很大的影响,对后来中共创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来说,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七年林伯渠参观广州农民讲习所,在回忆当年他与毛泽东等培养干部、播种革命火种时,还写道:
  发轫于西南,事业新鲜。种播全国走将遍。辛苦事情算什么,义胆忠肝。
  延安十四年,窑洞连山。培养干部有万千。抗日解放胜利了,预计果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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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6页。

  林伯渠领导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所采取的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是,编辑和出版有关农运的刊物与书籍。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把彭湃等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到各省,同时给各地同志提供有关农运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运动的材料,农民部出版了《中国农民》月刊(每期发行五千份),增设“编绎干事”,编辑《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先后出版了,《农民运动须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农民合作概论》等文献。这些刊物和书籍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又有从事农运的具体作法和经验,深得各地从事农运同志的欢迎。毛泽东稍后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林伯渠再次主持农民部期间,还督促各省建立了农民部,确定并增加了农运经费。国民党二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①。为贯彻大会的这一决议,林伯渠多次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各省市区党部尽快设立农民部,随时将各地的农民状况、农运发展及进行计划报告中央农民部。为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通告中还明确规定,“如不按时报告即将该省之农民运动经费停止发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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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61页。
  ②1926年3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通告,载《中国农民》第5期。


  为了加强对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①,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召开了广东各路特派员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给特派员发了长期舟车免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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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在督促各地建立农民部以及加强各级农民部彼此联系的同时,林伯渠还利用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商得国民党中央同意,每月拨付中央农民部经费七千余元(内中包括补助广东省农民协会六千余元),各省农民运动经费一万二千元,总计一万九千余元,如果把办第六届农讲所增拨的经费计算在内,每月的农运经费即达二万七千余元,在国民党各部中,农民部的经费是最多的。这一点对各地农运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其所以能够出版农运刊物和书籍,选送学生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者农民运动的工作会议,任命专职农运特派员,都直接与这笔经费有关。各省农运经费,开始时由交通局按预算支付,因为常常不能按时或者如数支付,后来中央农民部又决定改为由部直接汇寄,各省直接向中央农民部报销。这从经济上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农民部同各地农民部的联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重大措施,各省相继建立从事农运的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运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不但广东的农运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也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几个省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对全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检阅。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即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告:“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考”;此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是“各省农运同志与广东农民相互提携的绝好机缘”①,要各省农民部负责同志准备来粤参加大会,并准备有关本省农民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届时带来进行交流。农民部还筹措拨付了会议的全部费用,包括各省代表来粤的旅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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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

  这次会议,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大同时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代表,除本省二百一十四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十一省的十八名代表也都出席了大会。它实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
  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鸦片战争中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的反抗,都充分表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今日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就是要解放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有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他在报告中还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铲除危害农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排除直接压迫或间接压迫我农民的“买办军阀”,做农运的同志无论何时都要“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去做”。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工农亲密团结的气氛。这次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大”共同做出的),充分肯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这些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①。决议还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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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②《国民政府现状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林伯渠再次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后,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尽量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连续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中国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正当林伯渠倾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却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排挤共产党人的逆流,迫使他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位,中断了他对农民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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