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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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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二十、“诸逆”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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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氏政权的覆亡,招致整个家族的毁灭。吴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除了吴三桂和他的妻子张氏死于昆明城陷之前,免受斧钺之苦,其余无不死于非命:其子、孙、侄如其子吴应熊、其孙世霖、世璠,侄吴应期、女婿等等,或惨死于阙下,或毙命疆场,或饮刃于宫室,或相残于萧墙,而他们的家属或株连同死,或没入官府为奴,连三桂的美妾亦被夺占。他储积的庞大家产也于一日之间化为乌有。结局是很悲惨的。三桂的部属、同盟者,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也几乎难逃厄运,纷纷被押上断头台。这是三桂失败的直接后果 之一。

  吴氏满门灭绝,并未使圣祖和廷臣们感到丝毫怜悯,相反,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他们看到吴氏家一颗颗人头落地,报以满意的欣慰。政治斗争如同战场上两军格斗,你不杀他,他一定会杀你,二者必居其一。谁若手软,或稍一迟疑,性命就会被对方取去!所以,同自己的最危险的政敌作殊死之斗,根本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有点滴的同情,要的就是铁的手腕,流血的镇压。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特色呢。圣祖当之无愧!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生死予夺大权重新操在圣祖和朝廷之手。本来,乱源业已清除,照理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应面向未来,如何治理国家。但是,事情远未结束,他们还感到只镇压吴三桂一族还是不够的,必欲把其党羽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掉,如斩草必须除根,不留一点儿令人不安的隐忧。于是,清洗与镇压同时进行……

  在战争进行期间,圣祖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一再施以招抚之策,百般诱使“归正”。政策相当宽大,待遇相当优厚。不管谁在吴氏政权中任何种职务,犯有多么严重的“情罪”,只要放下武器,立即会得到极优厚的待遇,对以往之事,一概免究。圣祖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诺言,都行之于文字,载入件件诏书之中。可是,当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攻下昆明之后,圣祖马上想到处置已降的吴三桂的党羽,时机已经来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开始甄别,以种种理由和口实,将已降的原属从叛的骨干分子逐一查出,定罪处死。举其要者,叙其原委,以明历史真相。

  在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政治势力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靖南王耿精忠了。他在福建起兵,给三桂以巨大的支援。至康熙十五年冬投降,圣祖既往不咎,免去一切处分,恢复其靖南王爵,他的属下人官职如旧,他主动要求随大军剿台湾郑氏之军,正合圣祖之意,要他“立功赎罪”。他在收复福建沿海被郑军占领的泉州、漳州后,驻守潮州。次年(康熙十六年)四月,精忠为表达自己的忠心,把自己的儿子耿显祚送入京师侍奉皇帝,实则是送“人质”,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虑。

  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佐领刘延庆、护卫吕应晹、典仪陈良栋、护军苏云会等人联名向兵部揭发精忠“归顺后尚蓄逆谋”的罪行五款:(一)违背康亲王杰书之命,不全部供出“奸党”人员;(二)暗中勾结“海贼”(指台湾郑氏),互通音讯;(三)曾与叛将刘进忠“执手耳语”,说:“乞降非所愿”;(四)暗令心腹储藏铅药,等待“异日取用”;(五)遣散旧兵归农,令他们各携武器走,不准留给征剿的清军。尤其是在投诚前杀死范承谟以灭口,足见其罪重大,兵部大臣以徐鸿弼等人揭发信上报给圣祖。

  精忠的弟弟昭忠正在福州,他事先已得到徐鸿弼等人的揭发信,也将此事及时向圣祖做了报告。《逆臣传·耿精忠传》,卷2,35页。

  圣祖扣留了上述报告,隐而不发。主要原因是时机不成熟,此时正征剿吴三桂,必须稳住已降但心怀疑惧的这批人,惟恐打草惊蛇,再生意外。还将影响到未降的人不敢来降。至十七年春,才令精忠从潮州回福州驻扎,令其弟昭忠携其祖父耿仲明骸骨还京。至秋,吴三桂去世,加速了吴军的崩溃,清朝形势顿时大为好转。圣祖开始考虑如何处理精忠。他虽然已降清朝,但圣祖仍把他视为一只猛虎,担心他留在福建如放归深山,不知何时会再出来作乱!他要把他擒住。可他不想鲁莽行事,他要一步步去做,不动声色。他先给康亲王杰书一封密信,说明他不撤精忠的王爵,是为了稳住他及其藩下之众。现在如下令让精忠来北京,又怕他生疑惧,“变生意外”。圣祖授意康亲王可暗示精忠,让他自己主动提出进京陛见皇帝,他即可批准。这样做,不但连精忠,就是他的部属也不会生疑的。恰好康亲王也报告精忠的罪行,请求逮捕处死。圣祖不赞成,说“逆党”“归正”的不止千万,如将精忠马上处死,其属下或其他余党可能要寒心,如果他能自请来京,那么一切都会顺利、平安无事。他要康亲王“当加意开导”他。其实,圣祖的这番话也不是心里话,他自有打算,不便过早地告诉他,免得他坏了自己的部署。

  康亲王杰书做了一番工作,精忠料知躲不过,于康熙十九年三月上疏,请求入京觐见。圣祖立准,命马九玉为福州将军,管辖靖南王藩下部队。精忠到京不久,其弟阳忠、聚忠又联合揭发了精忠叛逆罪行,请求予以严惩。他们一再要求惩治自己的兄长,一则划清界限,免使自己受连累;一则很可能已了解圣祖和朝廷的意图,及早上疏,变被动为主动。

  精忠这只“虎”已入笼中,惩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圣祖批准了昭忠兄弟的请求,连同以前扣留未发的揭发材料一并交给法司进行审问。精忠极力分辩,自陈他“归顺后,绝无叛志”。然而,从圣祖到朝廷必欲惩治,已是既定方针,他的分辩有谁去听一句!法司即以所揭发的事实定成叛逆罪,议决严处:应革去精忠王爵,与其子耿显祚及骨干分子曾养性等人俱应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圣祖打算等把所有逆党要犯捉拿到京时再“核议”,暂时把精忠看押起来。这时,他采取措施彻底解决耿藩的问题:迁移精忠的亲属归旗,原属精忠的旧 部在浙、闽当官的都还京;马九玉也被解除职务归本旗。这一措施,便把耿藩从组织上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以上见《逆臣传·耿精忠传》,卷2。36~37页。

  就在耿精忠被授意进京“陛见”时,即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张永祥、张士选也赴京“首告”之信“谋叛事”。世祖与议政王大臣密议: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视海疆为名赴广东,调查之信的罪状。同时携张永祥、张士选同回广东,秘密询问都督王国栋、之信的弟弟副都统尚之璋。国栋也参与揭发之信的事件。他曾表示,他可以将之信逮捕。圣祖很信任他,即委以此任。揭发尚之信的还有他的两个母亲舒氏、胡氏、总督金光祖等人。此时,之信正在广西平叛,他要求撤还广州。圣祖指示,宜昌阿等抵广州后,可详察具体情况,如应撤还,即报告说广州“不可无之信”,可以将他一人调还广州。嘱宜昌阿不要过多株连,如发生意外,可“酌便行事”。宜昌阿等钦差按上述旨意,离京南下。《平定三逆方略》,卷51,1~2页。他到广州后,发现城内无满兵,便在半夜密调赖塔部满兵二千入广州,以防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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