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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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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广州起义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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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面对已衰败不堪的大清王朝,一些心存忧虑的中国人用各种方式试图来拯救。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0月10日,兴中会的主要骨干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等七八人在香港集议,选举兴中会的主要领导人——总办,而且大家商定,这个总办就是起义成功后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对于这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兴中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认为非孙中山莫属,而谢缵泰则拥戴杨衢云。

  这种分歧不难理解。原香港辅仁文社的几个人加入兴中会后,虽在革命大方向上与孙中山等一致,但因派系不同而存在矛盾。其中尤其是辅仁文社创始人之一的谢缵泰,对孙中山印象一直不好,他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孙中山:

  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

  选举开始还比较顺利,大家都同意孙中山当总统。选举后,孙中山本来打算很快回广州,在起义前不准备再来香港,所以他要杨衢云负责香港方面的工作。杨也答应。

  不料事隔一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回忆:杨衢云突然提出要把总统一位让给他。

  孙先生听到这几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精神上就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当时我就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作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出席的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系化学师),是孙先生由檀香山约来的。在会议席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

  无论如何,孙中山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让出了“总统”职位,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让位。其实从实力上看,孙中山也有他的让位考虑:杨衢云手握起义运动的经济大权,他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黄咏商和余育之两人所捐,余与黄都是支持杨衢云的人;相比之下,孙中山等人所得甚少。这样广州起义的经费不得不依靠香港杨衢云方面。另外,杨衢云不但掌握经费,还负责起义的诸多工作,征募部队、密购枪弹等。这也是孙中山不欲与杨起纠纷的原因。

  杨衢云回香港后一直积极作起义准备工作,寻找敢死队队员。但就在起义前一天,出了意外。

  得到“总统”名义的杨衢云在香港先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名为“总统卫队”,卫队成员与其他领队待遇一致,此举导致领队们心存不满,认为杨衢云有失公正——卫队配备的武器精良,而他们的配备有好有坏,于是要求更换,否则晚上不带士兵上船。此时,杨衢云已无时间满足这些领队的要求,于是急告广州方面,要求延期两天行动。

  10月26日,预定的起义日,孙中山接到香港方面无法按时前来的电报。陈少白回忆:

  ……到初九日(26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马上跑到农学会,等了好久,并没有消息。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号等命令,而孙先生却还没有来。本来香港船在早晨六点就应该拢岸了,我们一直等到8点钟,才见孙先生行色匆匆地拿了一个电报来,一看是杨衢云打来的。电报上说:“货不能来。”我就同先生商量这事怎么办呢?我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吧!”孙先生也以为然。一方面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同时马上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原来的起义部署被完全打乱,缺乏香港方面的力量,冒险举兵起义,难以保证起义得到成功;孙中山只好采纳暂缓行动的建议,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以保存力量。同时,打电报给杨衢云,让他们暂时不要来广州。

  其实在此之前,起义计划已遭到告发。而告发之人,正是起义领导人之一朱淇的哥哥朱湘。朱湘是位清末举人,任广州西关清平局书记。朱淇是兴中会骨干,为起义起草讨满檄文及安民布告,而起义前两天,碰巧被哥哥朱湘看到。他唯恐受到牵连,就假借朱淇名义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得报后一面派人监视孙中山,一面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岂料,谭钟麟并不相信著名医生孙逸仙会造反,反而哈哈大笑说,“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决不肯相信。惮于孙中山是位名医,又是基督徒,李家焯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边,杨衢云在香港的筹备活动也已经暴露。10月27日,巡官斯坦顿获悉有人雇用约400名战士,乘“保安”号夜航进入广州。斯坦顿马上将情报电报给广州政府。清总督府接电报,立即组织1500多名清军进入广州城内,开始了大搜捕,广州城内的农学会、王家祠等起义的指挥机关都被清军查获。

  10月28日凌晨,当“保安”号开抵省河时,清兵已派兵在码头守候搜查。船上虽有起义军400多人,但分装在7大箱的枪支和子弹都被别的货压在底下,无法取出来武装自己。邱四和朱贵全等40人被捕,后来的人因伪装及时,才躲过了抓捕。

  这时的广州当局,一面提审被捕人员,一面继续搜捕起义者。在搜捕中陆皓东不幸被捕。

  陆皓东原本也可以逃脱搜捕,但他担心双门底机关的会中名册被搜去,将会累及许多会员受难,于是他不顾其他人劝阻,冒险前往。名册烧掉后,他也不幸被捕入狱。南海县令李征庸遵照两广总督的命令,提讯陆皓东。当李叱令陆跪下时,陆挺立不动,并拒绝供出任何会员。11月7日,陆皓东、邱四、朱贵全3人英勇就义,程奎光受600军棍的酷刑,伤重而逝,程耀宸也病死在狱中。这5位是最早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孙中山后来在自传里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见城内风头已紧,立即告陈少白及手下各人迅速离开广州,摆脱了盯梢的人后,他半夜砸开了早年在意奥拉尼学校时的同学家,孙中山在这里听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和同学陆皓东不幸被捕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躲藏了三天,等清军的搜捕和戒备有点松懈下来,便化装成一个商人,与尤列等人搭乘一艘小火轮,离开广州,经顺德又到了香山县,转澳门到达香港。

  1895年12月7日,清朝以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等17人,其中孙中山名列榜首。两广总督谭钟麟派人到香港要求引渡孙中山等人,香港当局判令孙中山、杨衢云和陈少白三人出境5年,此后,清政府还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的清使馆发出电文通缉孙中山。

  领导广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年仅29岁。广州起义虽然流产,但“由于先生这一次的起义,才觉醒了醉生梦死的中国同胞,这是伟大的国民工作之开始,中国民族恢复自由平等的起点,在革命史上应该占最重要光荣的一页”(胡汉民:《贯彻总理首次起义精神》)。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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