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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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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呼叫“刀下留人”,却没能挽救他妻子一命

  军事上的胜利与失败,不单是武器与勇气的决斗,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国焘被红军近年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正确的意见被张国焘等否定了,结果,红军不停地进攻,到处被动,伤亡日益增多。
  使红军战斗力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肃反扩大化。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大肃反”的直接决策者是张国焘。
  张国焘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坐在十二人之一的代表席上,和陈独秀并列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2年1月曾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列宁见过面、谈过话。他两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是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就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么经历不凡的大人物进了大别山,好像半个皇帝驾到,红军指挥员高兴,党和地方政权领导人高兴。大家说,这下根据地和红军要大发展起来了。谁知这位张主席一上任,连烧三把火,把党心烧乱,军心烧散。
  第一把火,所谓的“调整组织”,把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是张国焘。党政军大权在一身,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
  第二把火。所谓的“反右倾”。他打着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把火,就是大规模地展开“肃反”运动。从白雀园开始行动,越演越烈。“肃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别山区,烧到红军各部队。
  白雀园,是黄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旧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一提它,就像说到地狱一样。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和许多史书中,“白雀园肃反”成了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一页!
  那是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①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在白雀园红军总部驻地抓人很多。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在此前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又不断发出指示,强调要肃清混入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并杀害。徐向前比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在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要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审查;知识分子和读过几年书的全部审查。一桩桩案子使徐向前既不明内情,更难以理解。   ①“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从大革命失败,到近几年的革命战争,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无数战友丧生,使活着的人,都从心底有一种仇恨。徐向前对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特十分憎恨。他永不会忘记,彭湃、杨殷等一些革命领袖都是因内部叛徒出卖而丧生的。战场上,敌我阵线清楚:头顶青天白日帽徽的是敌军,帽子上闪耀五星的是战友。可是,在无形的战线中,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使你难以分辨。由于这种原因,徐向前和许多红军将领认为:
  既然内部有混进的“改组派”、“AB团”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坚决清除。何况是中央的指示。可是随着“肃反”的发展,被捕的人增多,徐向前心中迷惑起来:反革命怎么这么多呀?有些同志,打仗挺勇敢,冲锋在先,退却压后,一夜之间也成了“改组派”?
  “反革命”,大家都懂得,“AB团”是什么?“改组派”又是干什么的,连徐向前都不明白。“肃反”,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干部的事,指挥打仗是他这个军长的事,他不得多问政治委员的工作。半年前,曾中生任军政委时,他们二人还经常交谈,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内部情况,彼此交换看法。自从新任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来了以后,他们彼此很少谈心。这位吃过几年洋面包从莫斯科回来的政委,除了打仗听总指挥的意见,平时工作,特别是“肃反”这类的纯属政治委员份内的事,从不和徐向前商量。抓人、审讯到枪杀人,徐向前都无权过问。
  忍让,宽容,尊重政治委员,是徐向前的一种品格。他尽管感到这位新任的政委有些毛草行事,但喜欢他泼辣、果断的作风。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块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是张国焘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他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来越严重。
  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徐向前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这一夜行军,路上比较平静,他骑在马背上,打着盹,计划着下一步行动。黎明已经来临,马背的“床”上冷风凄凄,难以入睡。他跳下马,在路上小跑几步,停下来,等候着在队伍后边的政治委员,要和他研究部队驻下后的一些工作。
  在路旁等了片刻,陈昌浩骑着马过来了。他看见总指挥步行,也不得不下马来同步并走,谈着工作。天蒙蒙亮了,徐向前忽见队伍中有两副担架上抬着人,上面盖着白被单,就随口向陈昌浩问道:
  “那是谁负了伤?”
  陈昌浩说:“不是伤员,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么反革命,还抬着走?”
  陈昌浩说:“把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
  徐向前又是一愣。好久说不出话。关于敌人策反的事件,他们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许继慎没问题,为什么还中敌人的离间计呢?周维炯又是什么问题呢?
  他更说不清,想不通。
  徐向前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陈昌浩没回答,快步向前走。他像是难言和理亏。
  许继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和攻打武昌作战。两年前被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说:“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如今还是把许继慎抓了起来。怎么抓的,徐向前一无所知。
  关于周维炯被捕,徐向前更百思不解。这位师长,是河南商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商城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党的工作。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首建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他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他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队伍缓缓前进,徐向前心情沉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总指挥,只有在战场上拚杀、指挥部队的权力,在平时政治斗争中,他的地位竟如此低!他手下的两个师长犯了什么法,连通报一声都没有,就逮捕了。往后让他这个总指挥怎么带兵!
  他想行军到达目的地,应找陈昌浩他们再谈谈。他不能袖手旁观。
  红军大部队,经过两天行程,又移驻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往日红军一进到这片土地,指战员都像回到家,几乎不等分房子,战士们便被老房东拉进门。区乡政府的干部们奔跑着,忙来忙去,筹备粮草;妇女会的人抢着为红军战士缝补衣服。可是,红军这次到来,人们似乎不像从前那么热情了,村里村外,冷冷清清。这个变化,徐向前立刻意识到了。他想准是与地方上正大搞“肃反”有关。一打听,许多乡区干部和党员被关押审查了。
  一些冤错案,使红区内人心惶惶不安。徐向前越来越困惑。一件使他惊心的事又发生了!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宣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了。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这真是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二十岁妇女干部头上呢!她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五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气想:可能是她性情活泼,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宣火爆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多得多。如今程训宣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划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军人的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他不明白总指挥怎么这样无情,连自己妻子都不管了。他却不知道总指挥内心的痛苦、矛盾啊!
  “肃反”继续扩大。红军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抓内部的“反革命”、一时成了高于一切的任务。红军中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抓起来审查;文化水平高的人,关起来写交待材料;丢掉枪零件和几发子弹的战士,关进禁闭室;说过对党的高级领导不满话的人抓起来追查“反革命”言行的组织联系。许多人内心恐惧、怀疑,而不敢说话。一些人宁死不屈,坚决抵抗这种错误的“肃反”。不久以后,许继慎和周维炯两位师长被处决了。徐向前后来听说,周维炯被杀害之前,严辞痛斥张国焘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
  国民党军的“围剿”加紧,步步逼近。徐向前每天飞驰在前线。一天,他从前方回到方面军总部驻地。正碰上开饭,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伙房。他这个山西人,虽然在南方生活七八年,仍是不习惯吃大米饭,爱吃面食,没有面食,常吃饭锅巴。开饭时,常走进炊房找几块锅巴啃。炊事员都知道总指挥的偏好,每次做饭,都小心着不要把饭做糊,以便让总指挥吃上黄黄的香锅巴。有时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锅巴黑了,徐向前只好苦苦一笑,抢一块黑锅巴啃去。这天,他拿着块锅巴正出炊事房,迎面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小战士,就问他:
  “小鬼,你是哪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小战士答:“我是犯了事,刚从家来的……”
  “你犯了什么事?”
  “我……”
  徐向前明白了:又是受“肃反”的牵连。既然冤了人家,为什么又叫他当伙夫呢。看这小鬼的模样,倒像读过书的,一问,确实是个小知识分子。他原是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战士周希汉,因为会写几笔字,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硬说他是“富家出身”,他不承认,被开除出党,送回老家。他回到当地找区县苏维埃政府,开了贫农出身的证明,又找了回来,暂且在炊事班帮助记帐。徐向前翻看他写的帐本,见字写得工整,倒是个文书的人才。徐向前问他:“你愿意留在总部当书记吗?”小鬼正愁没出路,见徐总指挥看中他,一边说怕干不好,一边连连应着。于是这个名叫周希汉的小战士,就由炊事员提成了书记。
  谁想,过了几个月,徐向前一次从前线回到总部,听说周希汉又被当成“反革命”抓进了保卫局。原因是,一次行军转移,周希汉把两个同名的村搞混了,为直属队号房子出了差错。军委主席张国焘发怒了,说他是“有意搞破坏”,让保卫局抓了起来。徐向前听说此事,即派警卫员去保卫局要周希汉。
  警卫员跑回来说:“保卫局的人说,小周是‘改组派’,不能放!
  说不准要砍脑袋呀!”徐向前一听火了,亲自跑到保卫局,一看周希汉被吊绑着,正哭哭啼啼。徐向前大声向保卫局的人说:
  “放开周希汉!放开!”
  “总指挥,不能放呀,他是‘改组派’!”保卫局看押的人说。
  “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保他,快给我放了!”
  周希汉这才从死亡线上,拣回他的小命。就是这条生命,在战火里成长、升华、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了人民海军副司令。每当回忆起往事,周希汉总不忘徐向前元帅的救命之情,他深沉地说:“若不是徐总指挥的保护,说不准我这脑袋早掉了!”
  不是夸大其词,更非戏言,那场错误的“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白白地牺牲了性命。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实际上也是被张国焘等人在幕后审查的对象。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宣的下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宣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她会那样又说又笑。他祈望着程训宣不会遭难。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听说她已不在人间了。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没有人通知徐向前。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宣。直到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阳光下,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徐向前问在场的一位老友周纯全。这人曾是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对“肃反”的内幕知情最多。
  “她究竟有什么罪?”徐向前见周纯全沉默,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他真想大哭一场。
  多少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屡屡逃生,最后却冤死在自己的营垒中!怎么都不曾想到,在反“围剿”作战中,他日日夜夜运筹、拚搏,那位张国焘却站在背后阴险地暗算他,甚至下命令处死了他妻子。难怪,当年“肃反”中大别山区的人民,在村口贴出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
  战争年代的夫妻,多是难得共存的。徐向前和程训宣从相识、结婚到永别,只两年零三个多月。这短短岁月中,他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一个月。她没留下子女,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大别山区一位普通女红军战士。她年轻单纯,对共产党一片赤诚,对红军将领徐向前深深地眷恋着。笔者从徐向前的战友程训宣的哥哥程启光(一名老共产党员)言谈中得知:“肃反”时程训宣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怕影响他指挥作战。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她朴实正直,光明磊落,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她被害时,年仅二十一岁!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女子程训宣。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他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没能最后挽救年轻妻子,为此,他深深内疚。用一位老红军将领的话说:“徐帅当时太老实,相信领导,当时是什么样的领导啊?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晚年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程训宣和无数死难者深深的纪念,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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