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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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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是一条龙,能招红军带过江”。在全沙江边,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又一危急时刻,毛泽东如是说。

  好端端的根据地就这么丢了,有什么办法?!跟外国顾问吵架也吵不赢,只能干着急。兴许,中国的革命要经历这许多的磨难。兴许,中国的红军要受尽炼狱般的煎熬。中国人自己已经够折腾的,偏偏又有了这个可敬、可气、可怕、可恨的奥托·布劳恩。把中国革命搅和成这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怨,怨什么?!到这一地步还怨谁。只能怨中国人自己!
  1934年10月,刘伯承怀着如此这般的心情踏上了长征路。因为此时此刻,他已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由红军总参谋长到军团参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跨度的变化。
  五军团是由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之后改编的。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刘志丹、刘伯坚等同志都担任过该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因而这支军队有着较深的革命基础。1931年初,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到江西进攻红军。在江西期间,这支部队里的共产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事变后新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影响,积极酝酿起义。12月14日黄昏,由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的宁都起义爆发,并获得成功。起义军一万七千余人,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为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当时的军团长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他们对刘伯承都很尊重。在长征前夕的军团干部动员会上,军团首长和广大指挥员都要求军委的老参谋长讲讲话。刘伯承也不推辞,他心情十分激动地说:“我们这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不叫打仗,而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本来么,水来上掩,兵来将挡是用兵的常理,可是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罗。”
  刘伯承在讲话中对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王明路线领导者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指出:“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根据地只有三百万人口,十几万军队。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是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实际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这可不是背后说坏话。当时,骂娘的,怨天怨地的,到处都是。根据地丢光,人死了那么多,还不许人家放气?!
  刘伯承虽然处于逆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尽力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为整个红军担任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殿后,向来是军队撤退时最艰巨、最险要的任务。1934年10月中旬,红五军团为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先头部队转移,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一带担负阻击任务,抗击国民党陈诚部的六个师(即国民党第五、十三、三十八、九十六、九十八、九十九师)。为了掩护红军转移和迷惑敌人,五军团仍采用就地坚守、顽强阻击的战术,与敌血战。到10月13日,待中央机关和一、三、八、九军团通过于都、信丰河,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刘伯承才组织指挥殿后部队向赣南转移。他指定三十七团担任军团的行军后卫,使用互相掩护、交替转移的办法追赶主力部队。
  当时,整个形势是十分险恶的。因为国民党已察觉红军的战略意图,急派增援部队向红军压来。五军团既要迟滞敌军,打退敌人的进攻,还要一边追赶主力,掩护主力前进。在这种情形下,刘伯承非常镇定,他按照军委和军团首长的意图,始终同后卫部队战斗在一起。指战员们感慨地说:“刘参谋长临危不俱,真是大将风度。”
  到10月19日,五军团抵达信丰县境,在零都西南之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渡河。当时,因河水较深,不便徒涉,部队便架设浮桥。部队开始过桥不久,国民党军即追赶上来。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机关人员和驮行李的马匹徒涉过河。让直属部队和战斗部队迅速通过浮桥,随即将桥拆毁,终于在安远、信丰间突破粤军余汉谋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由南康、大余间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11月15日,红军又在湘南桂东、汝城间突破湘军何键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胜利占领宜章、突破粤汉铁路沿线由湘军、粤军共同布设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在发现红军的企图之后。又急调大军前堵后追,妄想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之侧。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窜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他决心利用湘江险要,构成更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调集广西军,湖南军两相夹击,并以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意在全歼红军,灭此朝食。他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经过几番搏杀的红军将士,一路上又连遭风雨、露寒,加上错误路线领导者的滥施淫威与在敌情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支队伍的险恶情形常人难以想象。在湘江两岸红军将士全力抗击敌人,以保障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战斗空前激烈。
  蒋介石的第一步恶毒计划是先合击红军于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在当时的形势下,从红军右翼部队来说,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先敌抢占道县。道县旧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这一带第一大渡口。
  11月20日,红一军团二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他们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11月22日拂晓攻入道县,消灭了守敌,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并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架起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这样,使敌人第一个计划不能得逞。
  紧接着,蒋介石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这是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最严密的部分。
  敌人麇集二十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将其所属的刘建绪的四个师调至桂北全州。第二路薛岳的四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将他的五个师和民团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阳等地。并声称,此举的重点在保境“灭共”。而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的四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从红军的背后,像拉网似的直压过来。
  横在红军面前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湘江,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间,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远远看去,仿佛是座相连的锁柱。
  本来,当11月16日红军攻占临武,继续向江华、永明(今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军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是红军丧失了宝贵的时机。
  白崇禧看到红军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五个师开回灌阳和兴安两点。从11月27日起,红三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红军已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27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的时机。他们仍然让红军战士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前后磨磨蹭蹭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前线战士为了执行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位作家曾经这样描绘过湘江边上的一天:
  这一天,国民党的四批飞机轮番轰炸,大地在五百磅的炸弹撞击下,像发疟疾似的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呜,弹坑里冲出一股热浪,把四周的人像草相似地冲走!耳膜“嗡嗡嗡”发响,每个细胞都紧紧绷起。整个山谷在轰鸣,湘江在奔腾。透过慢慢散落的烟尘,人们看到百年大树轰地伏倒,驮马狂奔乱踏,队伍哗然大乱,人们惊散四方,被炸者的肢体、鲜血和行装一起飞迸……
  有两个红军干部被半埋在土中,他们从中抬起脸来,这是两张可怕的脸,鲜血和尘砂从他们鼻子、耳朵里流出。
  渡口边的河滩上,布满马匹、人体的残骸和两米多深的弹坑。坑中还冒着黑烟,那是死神的呼吸。在弹坑近旁的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烂的带血的布条碎片。一个弹坑四周,竟躺着三十多具尸体。
  焦糊、血腥和辛辣的气味直刺鼻腔。渡江的人群个个脸色发灰乃至发黑,衣服全都失去了原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肮脏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尘的破烂军装,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
  有许多人疲倦到极点,一登上江岸便倒卧在沙滩上喘息。
  黝黑的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森林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的安魂曲,悲壮、苍凉,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但是,一切都是徒劳。
  11月29日,对红军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们碰上了湘军。湘军自近代以来,就成为中国的职业杀手。湘军的凶悍、机谋曾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晚清政权几乎是靠着曾国藩的湘军,才得以支撑。行伍中至今仍流行着一句话:“无湘不成军”。就连蒋介石的中央军,对湘军也敬畏三分。
  湘军将领刘建绪得悉红军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将金沙嘴南至界首的桂军撤掉了,只剩下民团摆摆样子,以便将“赤色祸水”引入湖南。为了保护老巢,刘建绪即以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红一军团二师扼守的脚山铺阵地进攻。直到11月30日凌晨,红一军团一师才刚刚赶到,部队异常疲倦,刚进入阵地就倒地睡着了。兵法云:避其精锐,击其惰归。这支部队却以疲劳之师抗敌之精锐了!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
  拂晚,湘军向尖峰岭和美女梳头岭展开了第二次攻击。天空中,呼隆隆开过来十二架“黑十字架式”的意大利飞机投入战斗。
  阻击战空前激烈了。
  一场浴血的拼杀!
  湘军官兵犹如一个个红了眼的赌徒,不顾血本,用孤注一掷的疯狂决心,倾尽全力摧毁红一军团的抵抗。湘军头目刘建绪绝不相信还有砸不烂的铁核桃、是啊,湘军自曾左以来,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哩。英勇善战的太平军不是败在湘军手下么?!平定入侵新疆的外敌不也是湘军的光辉战绩么?!什么清兵、正规国军,湘军全没放在眼里。红军,也休想占到湘军的便宜。
  双方的暴烈战斗本性,都被疯狂的进攻和顽强的抵抗刺激起来了,这里既不是豹子对着饿狼,更不是猛虎对着绵羊,而是红色战神对着白色战神,红色雄师对着白色雄师。湘军首领也清楚地知道,在红军堆里也是一大堆不怕死的“湖南蛮汉”咧。谁胜谁败,还得等着瞧。
  酷烈的战斗把尚未参战部队的全部热情激荡起来,怨毒恨火和参战的欲望,在每一根脉管里急剧膨胀起来,每一组肌腱都鼓荡得簌簌发抖。他们急切地投入战场。这是战场以外的人无法体验不能理解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一种情绪。激战中的亢奋和使血液沸腾的铜鼓军号卷起心灵风暴的交响乐章,造成一种使“死”人也能站起来战斗的氛围。激战的双方都是满身血迹、气喘吁吁,兴奋地呐喊,犹如腾云驾雾似的痴狂。
  湘军不断地改换战术,用两翼猛攻中央突破的方法,全力突击红一师的米花山防线,进而威胁美女梳头岭等核心阵地。
  从早晨5时到下午3时,10个小时的不间断的拼杀,空前激烈。攻到第二天拂晓,即11月30凌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才率部队赶到,部队非常疲劳,队伍一停下,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立即紧急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
  30日,红一军团展开阻击。红一师是二、三团阻击,一团作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阻击战同样是一场血肉的搏斗!
  这时候,阵地上,炮火已经不再轰击,只有拉锯般的反复争夺。
  冲上来,打下去;打下去,冲上来。掩体,堑沟,雨冲沟、岩石、弹坑、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种拉锯战无止无休,白天格斗,显得异常严酷。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后,打得最激烈也是最大的一仗。八万红军将士死伤过半,战地沿途到处是尸横遍野,满目狼烟。滚滚的湘江,漂泊着无数红军将士的尸首,还有大量被丢弃的文件和物资。然而,经过红军将士的拼死决斗,终于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突出重围。
  四万红军将士活剥剥的生命,殷红殷红流成河的鲜血……
  谁说它不是醒世的呐喊,
  谁说它不是胜利的昭示呢。
  由于五军团担任着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受到敌人的压力最大,战斗极为紧张、激烈。当五军团越过粤汉铁路,进到湘桂地区时,敌人的阻击部队从左侧截断了五军团前进的道路。当时,五军团左面临南岭大山,右面靠陵水河,处境万分危急。在此危难关头,刘伯承沉着果断,他分析敌人是先头部队,尚不了解红军的底细。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隐蔽,不准生火,并封锁各个路口。天黑以后,他又指示部队每人在左臂扎一条白布作识别标志,然后,沿着山谷在敌人的鼻子下通过,终于在次日拂晓追上了中央纵队。指战员们说:刘参谋长时刻从全局着想,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给敌人,为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此时,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左”倾路线领导者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仍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无能的”左”倾领导者竟使用大军作市道式两侧掩护,致使红军折损过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过了湘江以后已不足四万人。刘伯承和广大指战员虽然奋力拼搏,仍难以挽救大局。像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一个团,还有八军团被打散的部队均被敌人切断,整个红军濒于绝境。对于当时局势的严重性,为红军殿后的刘伯承看得十分清楚,心中万分焦虑。他曾经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4年12月间,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强大攻势。12月11日,红一军团几经苦战,打开湘黔边境的通道县城,中央在县城恭江书院举行临时会议,毛泽东反复陈说当时局势的严重性,提出部队应改变战略方向,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入贵州,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前进。如果不改变战略方向,等于将三万红军投入虎口。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还严肃指出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提出更换前敌指挥的意见。这时,因战事匆忙,未作正式决议。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重视。并且,在行军路线上,已经迫不得已向西跨入贵州境内。
  1934年12月14日,一军团六团会同三团抢占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这次会议对长征的战略方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会议作出的另一重要决定是:调刘伯承回军委,任军委总参谋长。同时,将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兼任司令,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这是长征中第一次大的人事调整,这次调整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重新明确了红军前敌指挥,对整个长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自黎平会议以后,刘伯承由殿后变为开路先锋,担负着为中国红军杀开血路的重任。当时,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都相信,积极主张游击战法的刘伯承,一定能成为实现战略转变的有力执行者,一定能实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定能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
  1934年12月底,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到乌江南岸。乌江又名黔江,自古称为天险,两岸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好似利剑,直刺青天。江面上波涛汹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钟在两米左右。河床、河岸都是石灰石。江水清澈见底,但明暗礁石很多,不时激起层层浪花。江界渡口河面宽约一百五十到三百米。渡口南岸是一片起伏地,北岸是峭壁悬崖。峭壁间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通向河边。贵州军阀侯之担为了堵截红军北渡乌江,派旅长林秀生带领独立团、教导团和第三团三个团在北岸固守,并构筑有坚固工事。敌人居高临下,凭险据守,红军要渡乌江,困难是很大的。
  正当工兵连研究架桥问题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带著作战局长张云逸急匆匆赶到江边。一见面,刘伯承就问:“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拿出办法没有?”
  当工兵连的同志说到架桥的材料有问题时,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材料确实是个问题,但只要发动群众,办法还是有的。”接着,他又问道:“工兵同志们对架桥有些什么看法和想法?”
  当大家谈到可以利用山上的竹子,扎成竹排,送部队渡河时,刘伯承很感兴趣,连声说:“好么!好么!这个建议挺好,值得研究。”
  工兵连当即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进行试验,很快试制成简易竹排。经过两三天的苦战,工兵战士奇迹般地在乌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刘伯承一边安排部队渡江,一边仔细察看这座竹排浮桥,并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工兵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没有器材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顺利渡江,你们为部队渡江立了大功。”
  接着,刘伯承又命令干部团工兵连随部队继续前进,一方面军工兵连留下,接应军委纵队渡江,并指示大家再次检查浮桥的安全,以保证军委纵队和大部队顺利渡江。就这样,全部红军飞越了乌江天险。
  当1935年元旦刚刚过去的时候,刘伯承又率领军委纵队大踏步向遵义方向的猪场进发了。
  猪场是贵州军阀一“江防司令”林秀生的防区。当时,林正带领三个团的兵力在乌江北岸死守。1月4日,刘伯承接到军委命令后,一边快步行进,一边部署红二师的战斗行动,不出几个小时,即以迅雷之势于当晚攻占猪场。次日,又连克团溪。
  1月6日凌晨2时,刘伯承收到军委主席朱德的“万万火急”电报,电称:“彭(德怀)杨(尚昆)并告刘(伯承):(万万火急)
  一、三军团渡江后主要任务在遮断遵义贵阳交通,并扼守乌江北岸,因此,三军团应迅速以一个师循乌江北岸向老君关(即镇南关)开进。
  二、如来得及,三军团可以另一个师向遵义追击,以随同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派去之师并应暂受刘伯承司令员统一指挥。朱德。”
  接电后,刘伯承马不停蹄赶到深溪水附近。深溪水离遵义仅三十华里,黔军王家烈部有一外围据点前出至此。原来,先期到达深溪水的红六团,已做好攻坚的一切准备工作,只等刘伯承到达后下令发起攻击。刘伯承询问完当地的情况后,沉思地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要学用点智谋。”他指示六团,务必先扫除外围,全歼深溪水据点之敌,而且不能放走一个敌人,否则,将影响下一步打遵义的行动。1月6日下午3点,六团一营果然以迅雷般动作,趁雨奇袭深溪水,敌军无一漏网。
  当天夜里,一营又根据刘伯承的布置,对俘虏兵进行争取工作,由俘虏兵带路,全部装扮成黔军的败兵,趁夜诈开城门,随后,后续部队一拥而入,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1月7日凌晨2时,红二师胜利占领遵义城。
  攻占遵义以后,刘伯承又快马急驰赶到四团团部,命令该团立即出发,追歼北逃之敌。
  当时,耿飚和杨成武率领的四团,在泥泞路上急行军三个多小时,刚刚踏入遵义北城,部队十分疲劳,上下都盼着能休整一下。
  刘伯承看团首长面有难色,便亲切地说:“想休息一两天吗?不行!现在还不行!必须趁敌人在桐梓和娄山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来一个穷追猛打,扩大我军的前进基地。你们的任务是:坚决夺取娄山关,相机向西北发展,占领桐梓县城,粉碎敌人的反扑,以拱卫遵义的安全。”
  四团首长明白了抢占娄山关的重要意义,二话不说,又率领部队急行军一百二十多里,并以猛虎扑食之势,一举攻下天险娄山关。
  刘伯承率部智取遵义成功,其意义远远超过夺取这座城市本身。首先,智取贵州重镇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这一胜利,对整个红军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影响,振奋了军心,提高了士气,使广大红军战士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其二,智取遵义的胜利,再一次显示了红军游击战法的威力,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遵义城为我所得,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军委任命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负责遵义城防和城内治安。1月15日一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使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在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积极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以及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大搞惩办主义的恶劣作风,为确立党的正确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地争端,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刘伯承与李德之间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如何对待军事翻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已经由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至于李德的“短促突击”理论,也遭到了一次认真的清算。中央在决议中明确指示: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役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役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决议深刻地指出:“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当然,对于这一切,李德是十分不满的,他极力为自己的行为狡辩,他说:“一个外国顾问,既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至于他那些鼓吹“短促突击”,攻击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许多文章,则干脆不认帐了。但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这位帮倒忙的军事顾问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遵义会议不仅仅是对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最后的清算,同时还就中国革命力量发展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会上,刘伯承与聂荣臻一道,提出红军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以求建立川西根据地的建议。当时,刘、聂认为四川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属西南首富;再者,川陕的四方面军可以为之接应。加上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有强烈的排外思想,蒋介石难以调兵入川。鉴于上述原因,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比较可行的。为此,中央认真的考虑了这一建议,并正式定为日后红军的根本战略方针。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甩掉蒋介石主力部队从贵州东、南两个方向对我中央红军的尾迫,刘伯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和组织了四渡赤水的各次战役。首渡赤水时,刘伯承在五军团督战,配合朱德指挥的三军团第四师攻占土城,使红军部队轻装渡过赤水。
  红军渡过赤水,准备北上的战略行动,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围堵红军。当各路敌军向扎西地区靠拢时,毛泽东突然挥戈东指,反向而行,指挥红军在贵州太平渡、二郎滩地区二渡赤水河。此时,刘伯承拄着拐杖,亲自守在江边组织工兵连进行架桥作业。红军在二渡赤水河后,迅即回师遵义,取得歼敌三个重大胜利。
  1935年3月中旬,刘伯承又率领工兵连在前面架桥铺路。保障红军主力在茅台地区三渡赤水河,重新进入川南的古蔺地区。当敌人尾追而来的时候,刘伯承又根据军委的意图,指挥工兵连在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护桥和架桥,使全部红军第四次渡赤水河,直逼贵阳、昆明。
  自遵义会议到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红军的前进方向都是依着向川西北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行事的。早在1月7日进入遵义时,刘伯承就迅速安排一军团四团向娄山关、铜梓进发,并在1月10日抢占通往四川的孔道。二三月间,红军部队在黔北地区纵横驰骋,声东击西,往返于赤水河畔,其目标也是向着四川发展。到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维埃根据地。”
  战略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向川西发展的战略方针使红军重新恢复了机动的活力,而蒋军则开始处于被动境地。正如刘伯承所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历史证明,刘伯承、聂荣臻率先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一建议虽未完全实现,但仍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
  长征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迹。长征的开路先锋刘伯承也担当了非常恃殊的使命。他是军委总参谋长,又兼任先遣司令,既要协助军委运筹帷幄,又要身体力行部署和组织具体的战役乃至战术行动,其使命的艰难程度不难想见。
  到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速渡金沙江,彻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伯承又一马当先,率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畔。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当时,蒋军已发觉红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盘旋侦察。5月2日,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三军团向洪门渡江;一军团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军委纵队由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分队,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刘伯承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赶路一百六十华里。他自己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军官,指挥干部团闯入敌区公所,全歼当地民团,并缴获两艘木船。随后,刘伯承命令两个排分乘木船,趁夜渡过金沙江,一举歼灭对岸敌厘金局三十多个保安队员,迅速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又亲自渡江察看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寻找船只。后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桥。但在当地老百姓帮助下,又找到四艘木船。刘伯承极兴奋地电告军委,称:“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河。”军委得知这一情形,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陈云为政委,在金沙江边山洞里组成渡江司令部,负责指挥部队渡江。
  与此同时,原定在龙街渡江的一军团,因江面太宽,架桥不成,又无船只,加上敌机骚扰,未能渡成,在洪门的三军团奋力架起浮桥,仅渡过一个团,桥便被激流冲垮,大队人马滞留北岸。整个金沙江只有皎平渡一处是红军的生路。鉴于上述情况,军委急令一、三军团速到皎平渡渡江。
  渡江司令刘伯承一面冷静地指挥和调度部队渡江,一面派出第三营翻山三十里,抢占通安镇,消除敌人对皎平渡的威胁,以保证红军指挥员安全渡江。刘伯承守在江边,亲自指挥部队渡江。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有方,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毛泽东高兴地说:“前些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周恩来也风趣地说:“主席的估计是对的,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吗?!”
  “哈哈哈……”朱德、刘伯承和在场的同志都笑起来,胜利、乐观的笑声在江面上回荡……”
  经过九天九夜,中央红军的全部人马都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一直等到最后一班船靠岸,才舒了一口气,下命令说。“把船全部烧掉!让蒋介石望江兴叹罢!”
  第二天,当敌军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船只已经烧毁,只见波涛翻滚,烧焦的船板早已随波流走,连红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飞渡金沙江是刘伯承在军委领导下亲自指挥的又一重要行动。这一行动使我军开始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尾追之敌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从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在长征途中,我党提出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共同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刘伯承模范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对川军中的故旧进行工作,教育川军将领不与红军为敌,从而巧妙地避敌锋芒,挥师北上,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水平。
  1935年5月19日,刘伯承以红军先遣司令名义率部抵达会理附近的德昌。当时,驻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许剑霜又名许颖,曾在1926年底追随刘伯承参加四川泸州起义,任起义军团长,同期加入共产党。1927年起义失败后,许与党失去了联系,后到川军刘元璋部任职。刘伯承到德昌城外后,派人给许送去一亲笔信,先是追忆往昔战斗情谊,继则晓以团结抗日大义。许阅信后深为感动,仅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装出抵抗模样,便主动后撤。红军于次日3时进驻德昌。许剑霜本人也在刘伯承的感召下,几经辗转,寻找党组织,投奔了抗日队伍。
  刘伯承虽然担当开路先锋的重任,但不把红军的任务局限在打仗上,而是发挥长征宣传队的作用,沿路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充分利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分化敌人营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加抗日,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红军经过的地方又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过去,由于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在民族间挑拨离间,制造仇恨,使民族问题极为严重。当红军到达这些地区时,反动派又派遣特务,收买少数民族中的败类,唆使他们与红军为敌。这样,能否妥善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红军长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当红军先遣队将到西昌时,国民党急调所谓四川“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两个正规团和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拦阻红军。刘伯承调查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送信给邓秀廷,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说明红军路过彝区,目的是北上抗日,不与彝民为敌,不占彝区防地。邓秀廷早年在川中带兵,深知刘伯承善于打仗的底细。再者,他从刘伯承的信中得知,几十万蒋介石正规军尚挡不住红军队伍,自己更不是红军对手。于是,邓秀廷仅仅摆了个迎战架势,旋即撤回原防地,向上司敷衍交差。
  刘伯承与彝民沽基部首领小叶丹结盟一事,更表现了共产党人以抗日大业为重,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善于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气魄和胸怀,是我党我军执行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时任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曾记述说:当红军先遣队到达彝区时,“中央派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
  在处理彝民问题上,刘伯承坚定地执行毛泽东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部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部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部,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了被国民党视为汉人“绝地”的彝族区,顺利赶到大渡河边,刘伯承还在彝区建立了红军沽基支队,积极发展革命力量,真正起到“播种机”的作用。确实,通过彝区的艰险、复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斩关夺隘的激烈战斗。事后,聂荣臻感慨地说:“多亏了伯承,要不是他,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1935年5月24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公元1984年春夏,有一位年近八旬的美国老作家索尔兹伯里携同妻子,满怀兴致地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踏勘了七千四百英里。他还未看到大渡河的时候,远远地就听到了大渡河水的咆哮。当他走近大渡河的时候,看到了如下令人惊骇的景观:
  红军走过的路,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还有那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河的左边是刀劈一样高入云端的峭崖陡壁,山腰以上堆满了银光耀眼的积雪。这里的积雪终年不化,走在中间,寒气逼人。再往右看,大渡河水汹涌澎湃,像一条巨大的白色故龙,盘桓在数丈深的峡谷里,闪着寒光,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稍一失足,就有落入这万丈深渊的危险。
  看到这些,美国老先生发出了感慨:
  “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种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这里美得出奇。但对一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一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每一位到过大渡河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所动。因为,就是这一条河,曾经阻拦过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造反队伍,使太平天国的一支劲旅全军覆没。
  1935年5月初,又有一支造反的队伍来到这里,那就是红军!中央红军在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风驰电掣般继续北上,一路上途经会理、西昌、冕宁数县。
  企图对红军进行阻拦的四川军阀部队,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此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已进至金沙江南岸,而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杨森的部队,则在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地区。
  为此,中央军委命令,左权同志率二师五团一部分同志和军团侦察连,经越西,占领大树堡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富林的敌人;红一师一团率工兵连,组成先遣队,由刘伯承(先遣支队司令)、聂荣臻(先遣支队政委)率领,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一个小镇子。它面对奔腾、汹涌的大渡河,背枕巍峨挺拔的营盘山。营盘山的名称,是人们为了纪念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而取的。
  刘伯承跳下马,面对着滔滔江水,深沉地说:“同志们,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这是我们红军的又一个生死关头。”看着刘伯承的表情,红军将士们的思绪也闪回到了七十二年前的往事。
  那是在翼王石达开与洪秀全分裂后,率部挺进浙江、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声势震荡,威慑清廷。然后,他南下广西,驰骋于川黔之交,奔突万里,连下百城,飘然若风雨,声势如霹雳,涉奇险,蹑幽径,使官军震眩失措,防不胜防。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他率众由云南进入四川边界,派其先锋赖裕新率众四万,自宁远日夜兼行,引官军追击北上,俾南路空虚,亲率四万人马渡过金沙江,抵达大渡河畔。当时,大渡河北岸(大渡河从安顺场起,由原来的北南走向转为西东走向),尚无官军,石达开组织部队扎营造船,指挥前锋抢渡,至天黑,已经渡过一半人马。但石达开担心前锋遭到背水作战的局面,以为“今师半渡,搅官军座至,此危道也,不如明毕渡。”于是下令,把渡过河的一万余人又撤回来了。石达开的决心未能如愿,大渡河水陡高数丈,四万人马被阻于南岸,营盘山上扎满了军营。待水势下落时,官军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他进退两难,粮食断绝,乃决一死战,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他泣涕稽首,激励军心,誓于死中求生,乘夜强渡,但失败了。在全军覆没之前,他自沉五个妻妾、两个幼子于大渡河的水流中,写下“大江横我前,临流易能渡”的诗句,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就这样,石达开和他的四万太平军勇士,全都壮烈牺牲。
  石达开和他的农民革命军被从地球上抹掉了!巍巍的营盘山,留下漫山遍野的荒家。民间传说,大渡河畔,营盘山凹,太平军的怨魂常在黑夜哭泣,高叫复仇。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在河畔一座陡峻的石山顶,为他树立起一块花岗石纪念碑,碑文慷慨悲愤。高高的纪念碑,年复一年地听着大渡河水永远唱不完的悲歌。
  “红军不是石达开!”刘伯承站在江边的高石块上,同聂荣臻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大声呼喊道:“同志们,历史是有许多相似的东西。我们红军也是造反的队伍,七十多年后我们也被逼入困境,来到这个鬼地方。大家看看,我们红军经过万里征战,抢渡金沙,越过彝区,差不多也是沿着石达开行军的路线来到古战场营盘山扎了营。从时令上说,红军到达大渡河畔比石达开要晚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高浪险,更加危急。我们这几万大军,隐蔽在沟沟岔岔里。和石达开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却要严峻得多。”
  聂荣臻接着说:“同志们,我们要重视历史,要看到困难。在军情方面,蒋介石师法清代将领路秉璋对付石达开的战役部署,命令薛岳指挥周浑元、吴奇伟等三个纵队,追击红军;电令刘文辉加强大渡河北岸的防御;电令杨森率全军经乐山、雅安直赴大渡河;又恐增援不及,并令刘湘先派第二十一军第二师第六旅赴汉源、富林加强防御。这样,下到富林、上至泸定桥沿河陈兵,真似铁桶一般。此外,并叫河防部队搜集船只、粮食及一切可供红军利用的物资器材,还利用特务唆使少数民族阻挠红军前进。蒋介石一切部署就绪,他的口号是:‘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但是,他高兴得过早了。”
  是的,蒋委员长是高兴得过早了。红军神出鬼没,红一师第一团成功地袭击了安顺场,抢占了这个渡口。紧接着于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红一团的十七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过河,打开了第一条通路。
  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大,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此时,传来消息,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已离大渡河不远,薛岳、周浑元的部队也在日夜兼程追击进逼。
  眼下,要迅速渡过大渡河,必须火速拿下泸定桥。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红四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为左路军的先锋团。这时,已过河的红一师为左路军,正沿东岸北进,策应四团夺取泸定桥。
  27日清晨,杨成武、王开湘接到命令,便命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
  安顺场至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原军委命令三天赶到。一般来说,三天长途跋涉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今走了一天,部队十分疲劳,这时,红军的政工人员展开了鼓动,干部战士情绪激昂。
  “急奔泸定桥,拿下三百二十里!”战士们一路行军,一路高呼口号,谁也不把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心思:前进!前进!
  大概走了三十里路的光景,忽然河对岸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大概敌人发现红军踪迹了。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争取时间,早点赶到泸定桥。团首长命令部队爬山插近路。谁知这山真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路,却一绕一弯,转了个圈,足足多走了十里,而这十里,不像走平地,花去了一个多钟头。
  走了大约六十里路,前面又遇到隆起的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接上了火,一打听敌人只有一个连,部队也就像猛虎扑进了羊群似的,一个猛冲,把敌人全打垮了。上这山要爬十多里地,翻过了山,又是一条小河,木桥已被敌人毁掉了。于是红军立刻命令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迎着零零落落的枪声,部队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报告,说是左前方的一个大山上,约有一个营的敌人守着,堵住了前卫部队的去路。
  打,还是不打?原路前进,势必要敲掉这只“拦路虎”,绕道走,又要花时间,真急人,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作出正确的判断,团首长带领一些干部跑步到前面,侦察了一番。果断地决定通过左面悬崖,包抄敌人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袭取隘口!
  经过四十分钟的激战,前后夹击,敌人很快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打猛冲,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红军除活捉了一名营长、一名连长外,还俘虏了两百多人,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机枪一二十挺,以及许多其它军用品。打了胜仗,部队像长了翅膀,在飞速行军:“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如铜钟声声,飞向蓝天,在群山中回旋,似惊雷阵阵,穿过云雾,在峡谷与河面上激荡。
  红军在和时间赛跑,谁也没有睡觉。大渡河东岸原来有杨森的四个旅和刘文辉的四个团守着,现在听说红军在往泸定桥进军,他们急急忙忙地抽调两个旅的兵力,沿着大渡河东岸火速向泸定桥进发增援。
  红军、国军几乎是在隔河赛跑。
  为了保证任务的坚决完成,一路行军,红军还一路举行“飞行集会”,你看,一簇簇、一堆堆的人临时凑到一起,只那么几分钟,就散了;这群人刚散,接着出现了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激动地说着什么。原来,这是连队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时间不允许他们坐下来静静开会,只能进行这样紧张的“飞行集会”。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下约三四十里的高山,右傍大渡河,左倚更高的山峰,山半腰以上白雪皑皑,整个山在云雾中,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安顺场通往泸定桥的必经之路,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
  这时候,正是浓雾弥天,四野里白茫茫一片,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凭着耳朵听到的声音,躲在工事里,恐慌而又忙乱地射击。
  团首长决定将计就计,利用老天给布下的天然屏障——大雾,摸到敌人扼守的垭口上,来它个神兵天降。
  上山的部队已经集合好了。规定一律不许放枪,要利用大雾作掩护,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
  部队出发了。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人们紧张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两眼大睁着盯住前方,静静地谛听着,默默地等待着。
  “轰隆!”期待着的声音终于响起了。它仿佛节日的礼炮,揭开了这场特殊战斗的序幕;它仿佛胜利的号角,振奋着每个红军战士的心。
  随着“轰隆、轰隆”的响声,山头上升起震天的喊杀声,号声吹响了,雄壮而激昂,随着号声,部队排山倒海般往前压去,敌人根本无法招架。此时,先头营穷追猛打溃散之敌,一直追到三十多里远的山脚下,到了一个叫作摩西面的大山边。
  突然,天下起暴雨来了。这一阵雨真猛,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瓢泼似的雨一个劲地往头上浇着。天,黑得象倒扣的锅底似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打闪的一瞬间,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队~天没有吃上饭,肚子也饿得难以支持。道路泥泞,简直寸步难行,牲口、行李都跟不上。但是,红军战士还是忍住饥饿艰难地走,一步步前进。
  部队虽然和敌人沿大渡河两岸平行前进,虽然也作了迎战的准备,但为了坚决执行命令——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不到万一,不开枪射击。
  困难越来越严重,首先是雨大路滑,影响了行军速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首长向党支部,向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动员,要求他们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天明六点以前赶到泸定桥边,战士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用绳拉,用手搀扶,走不动的再拄上根拐杖,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喝……致使红军队伍就像一团烈火似的,在幽深的山谷飞速流动着。但是,毕竟是摸着黑走,还有一百多里,在这泥泞的路面上按这个速度到天亮能走一半,就很不错了。
  正当大家在发愁的时候。突然,对岸出现了几点火光。原来敌人是点着火把在赶路,增援泸定桥。
  “我们也可以点火把!”敌人的火把给了大家以启示。
  团首长立即命令部队将附近小村庄里老乡家的竹篱笆全部买下来,每人绑一个火把,一个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为了争取时间,要求点了火把后的行军速度必须在每小时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敌人的联络号音及信号,准备在必要时与敌人“联络”。还告诉他们,凡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问俘虏。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们把所有的牲口、行李、重武器统统留下。
  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四团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目的地——泸定桥。
  一昼夜高速行军二百四十里,不是红军的真正目的。红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抢占泸定桥,占领泸定城,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
  泸定桥果真是地形险要,就连经过长途跋涉、征战万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关夺隘的人,看了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泸定桥飞架于大渡河上,这里古称“泸水”,诸葛亮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指这一带。河的西岸连着中国第二高峰的贡嘎山,雪峰皑皑耸入碧空,如一把巍峨的冰刀王剑。河的东岸,是二郎山,壁陡壁陡。贡嘎山一二郎山,两山夹峙,大渡河水在陡峭狭窄的缝隙中奔腾,从高处俯瞰,只见恶浪滔滔,浓雾升腾,满河满谷都是银色的浪花,如瀑布,如山洪,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溅起丈多高的水柱,发出雷鸣般的轰然巨响,令人耳聋目眩。显然,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凌厉的水势,早把两岸创成两壁高墙,纵目远眺,两厢之间真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巨堑。
  悬于十丈高空中的便是泸定桥!它没有从河床上立起的桥墩。大概是由于这样的水势,无法建筑桥墩吧,只有十三根铁索,从河东岸拉到河西岸,共有八十丈长,八尺宽。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九根作为桥面,四根作为扶手。铁索用铁环扣成,每根铁环一尺多长。听说桥面原来铺有三尺宽的木板,眼下,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不要说上去,看着都令人头晕目眩!
  看得出,铁索桥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根铁桩上。听说那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西九月造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铸椿重一千八百斤”的字样。相传,那是一位名叫戈达的藏族大力士,为了架这座桥,一只胳膊挟着一根铁桩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渡过河去,等桥刚一架起,他也就累死了。为了纪念这位藏族兄弟,人们在西岸修了一座小庙,取名叫戈达庙。庙里塑着这位大力士威严站立的形象,就好像他守在河边,昼夜听着河水的咆哮,随时随地都在关心着桥上行人的安全。
  铁索两端还筑有桥楼。如今在东岸的桥楼上,敌人垒起了沙袋,搭成一个牢固的桥头堡。黑幽幽的射孔里露着机关枪口。显而易见,那个桥头堡,紧紧连结着泸定城。而我们占领的西岸,桥楼后面,是一栋观音阁,红富金瓦。画凤雕龙,在这偏僻之地,真可算是蔚然大观了。观音阁前面有一道弧形石栏,它的两侧向河岸延伸,在石栏后面,都可以架轻重机枪。
  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总攻开始了。
  红军的部署是:用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防止两侧增援之敌,其余的分成三个梯队,正面突击,以二十二个突击队员为先锋。为了加强四团力量,军团首长把军团的教导营拨归他们指挥。教导营部署在打箭泸方向,监视、警戒该方向的敌人。
  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红军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括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击。
  紧紧地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三连长王友才。此刻,他率领三连组成的一梯队,背着枪,腋下挟着木板,一手抓着铁索链,边爬、边铺桥板、边冲锋。
  敌人本想负隅顽抗,用各种轻重武器喷吐着火舌组成的火网阻拦红军。但是,敌人的火舌很快就被红军的火龙吞掉了。红军突击队员精神抖擞,越战越勇,踩着铁索稳步前进。敌人被突击队吓呆了,像丢了魂一样,纷纷从桥头工事里钻出来,掉头就跑。突击队加快了前进速度。他们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激流奔腾的江面之上,攀援铁索,奋勇前进……
  突击队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敌人的桥头了。突然,西城门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冲天。
  原来,这是敌人的预谋。他们为了防止红军攻进城去,用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浇上煤油,一旦用水挡不住,就用火来拦阻。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顿时火光照红高峡之间的云空。
  “这是怎么回事呢?”冲到敌人桥头的突击队员瞅着这突如其来的熊熊烈焰,顿时愣住了。
  这时,团首长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道:
  “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冲呀!”
  突击队员冲过去了。又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把手榴弹扔到敌群中间后,随着“哐哐”的爆炸声一个个蹿过火舌,挥舞着闪光的马刀,杀向敌人。
  此时二十二个勇士已冲进城里,正与敌人作殊死的搏斗。他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手榴弹也快要打光了,敌人开始向他们反扑了。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们抡起大刀片,见人就砍,眼前一个黑影一个黑影地倒下去,路两侧的不少树棵,也都被拦腰斩断了。
  就在突击队眼看支持不住时,团首长带着三连赶到了。大家一阵冲杀,把敌人的反扑压了下去。
  不一会儿,后续部队也投入了战斗。大家精神振奋,如猛虎添翼,直向敌群冲杀。
  激烈的巷战,乒乒乓乓打了整整两个小时,红军终于歼灭敌人大半,剩下的散兵游勇纷纷向城北逃窜。
  当滔滔的大渡河水映着初升的一轮明月时,红军已全部占领了泸定城。一清点人数,突击队伤亡三个人。战士们登上巍峨的城楼鸣枪欢呼胜利。
  深夜十二点多了,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踏着浓霜进了泸定城。他们不休息,一边视察部队,一边听取汇报。
  夜,一片沉寂,一牙新月镶嵌在二郎山顶上湛蓝的夜空,稀疏的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银霜遍地,寒气袭人。悬空的铁索隐在朦胧的夜色中,上面稀稀拉拉的桥板,像一条灰色的带子,连同山势陡峻的二郎山的山影映在水面上。整个河面,翻卷着沸腾的浪花,呜呜的一片声响。刘总参谋长、聂政委踏上桥面,铁索晃动,可他们连栏杆也不扶,大步走着。他们有时停下脚步,远眺暗夜里黑黝黝的群山;有时俯首垂视桥下雾气弥漫的流水。他们仔细地审视着每一根铁索,每一个铁环,还伸手摸摸冰凉的铁索链,像要在这里搜索什么,有时停下脚步,看刻有碑文的石碑,询问着天主教堂的情况,当人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总参谋长突然停住脚步,扶住铁索,再次俯视大渡河里奔腾的急流,随后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对,我们胜利了!”聂政委也十分激动地说。
  “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刘总参谋长又说。
  当年红军的生死搏斗,在作者们的笔下总不如活生生的事实。在中国的读者们看来,长征也许是听了许多遍的故事。然而,在“老外”的眼中却是“闻所未闻的故事”。还是那位索尔兹伯里老人,用他那深沉的笔调,评价了大渡河和长征的意义:“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像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越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多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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