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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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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见鬼!“共军”要变成“国军”,“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那十年的仗,白打了?!红军的血,白流了?!

  193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用当时亲历者的话来说,“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当时的年轻人接受不了!”
  十年内战,尸横遍野,革命根据地被国军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
  红军长征,千辛万苦,国军围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场血战,红军几十万人被折腾得只剩下三万多人。多少血泪?多少深仇?
  可在几个月之间,“共军”真真的要编成“国军”,“红五星”真真的要换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难以置信!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
  谁叫这年头是1937年呢?!
  谁叫日本人把两个冤家对头拧到一块儿呢?!
  谁也别怪。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请看1937年9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留下的一组历史镜头:
  清晨,浓云滚滚,细雨蒙蒙。
  新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此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8时左右,各路步兵、骑兵从四面八方准时汇集到阅兵场。阅兵场上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一万三千余名中华壮士。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杆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开?!
  前几天,改编的消息一传开,就在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对于这个陡突的转弯,许多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出现相当强烈的抵触情绪。有的说:“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亲人,这个仇能了吗?”
  有的说:“我宁愿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不戴青天白日帽徽!”
  就连反正过来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心里也憋着气,纷纷议论说:“我们戴红军帽,脑壳还没戴暖,现在又要摘下来,真不痛快。”
  老天爷也仿佛悟到了壮士们的复杂情感,猛地刮起阵阵强风,泼下倾盆大雨,劈头盖脑地浇了下来。
  刘伯承神情肃穆站在阅兵台上。
  阅兵总指挥陈赓跑步上前报告:
  “报告师长:队伍集合完毕。……如此大雨,誓师大会是否顺延一天?”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机、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管它狂风暴雨,管它电闪雷鸣,一切照常进行!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多少土地被日寇践踏,多少同胞被日寇欺凌,刘伯承心急如火,恨不能立刻杀上抗日前线,别说是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也挡不住这位爱国者的决心。
  这时,警卫员给刘师长送来了雨衣,他用手一摆说:“你没看见全师都淋着雨?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师指战员见他在大雨中巍然挺立,也都抖擞精神,像雨中的青松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立。
  突然,嚎亮的军号声响了。陈赓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开始。”
  接着刘伯承师长发表讲话,他首先概述了抗日战争的当前形势,然后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要把祖国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说完,刘伯承拿出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率先把那顶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于是,全场将士一齐戴上了黄军帽,把戴了多年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进怀里。
  再往下,举行了授旗仪式。授旗后,张浩主任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授红军十年纪念章。
  刘师长及张浩主任、宋任穷副主任、李达参谋处长英武地驱马阅兵,然后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誓词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大家复诵一句。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旷野的上空,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刘师长磐石般地站在检阅台上,雨水从他饱经风霜的双颊流淌下来,他却毫不介意,庄重的脸上渐渐泛起了慈祥的笑意。他那箭似的目光,穿过绵密的雨帘,仿佛看到了这些南征北战的红军战士们心里掀起的汹涌波澜。
  风在吼,马在嘶,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937年9月30日,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面对穷凶极恶、野蛮残暴、且又握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刘伯承指挥部队,大力开展游击战,接连不断地取得了胜利。1937年10月19日,一二九师首战阳明堡,刘伯承所部以一个营的兵力,夜袭日军机场,仅用一小时激战,便毙敌百余名,焚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使日军空中突击力量一时处于瘫痪。
  从10月25—28日,刘伯承又指挥部队连续出击,在山西平定县附近的七亘村,连续两次成功伏击日寇辎重队,共击毙敌人四百多名,缴获战马三百多匹。同时,使被围困在榆关以南的国民党第三军千余名官兵得到解救。
  11月初,刘伯承又指挥七七一团在昔阳附近的黄崖底“重叠待伏”,第一天毙伤日军一三五联队三百多人,缴战马二百余匹。第三天,又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日军二十师团近千人,缴获骡马七百余匹,步枪三百余支。几天后,七七一团再次和兄弟部队一道,设伏于黄崖底附近的广阳、户封地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抗日名将刘伯承的威名也随之传遍海内外。
  有人问致胜的谋略,有人问克敌的妙法。每当一位名将出现,必然会有诸如此类的轰动效应。当然,如果简单地介绍某次战斗的胜利经过,某次战役的经验,可以令许多记者和传播界人士滔滔不绝。然而,军事专家们却有另外的思路。笔者在采访许多老将军时,常常问到刘伯承的致胜谋略、克敌妙法之类的话题。他们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三言五语讲不清的!”
  的确,懂得读诗的人,能品味到好诗的功夫在诗之外。懂得打仗的人,能体味到胜仗的奥秘在战场之外。于是军事研究者们搜寻到了刘伯承的“阵中日记”,洋洋数百万字。其中,早在抗日出征前夕,他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日本将如何进行战争。”由此可见,刘伯承所思之远,所虑之深。
  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将进行理论创造的瞄准点,选在当前战争的急需上,直接地为军队作战和教育训练服务。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环境的恶劣,我军的军事教材很不完备。如一二九师部队用的战术教材,是由十八集团军总部颁发的。主要内容是讲游击队动作和预定的战术动作,以及战前、战后检查的战术结论。但是,这类教材,有许多缺陷,讲具体战术动作多,而没有认真抓基本训练,没有系统地进行一般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刘伯承认为,今后应改进教育训练方法,在教完具体战术动作的应用教材之后,“就要有系统的进行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当然,在这里必须抓紧当前战斗需要的重点而融汇贯通之。在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上,此时还找不出切合我军本身装备编制的教材,不得已只好找苏联的《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中国的《步兵操典》、《骑兵操典》、《迫击炮操典》、《战斗纲要》、《阵中要务令》请书作底本。这些底本主要是借它的基本原则,来供我们本身的实际应用。我想,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把这几本书带在身边,先发奋读它一遍。如时间少,嫌多了,又只好找这些书的缩影或摘要的册子来作教材。”
  为着解决教材的不足,刘伯承在这里又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办法。只要抗日急需,不管是苏联的,国民党的,甚至日本鬼子的,先统统拿来,然后逐步消化,为我所用。因为军事教材、军事知识同一切科学成果一样,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无国界可分。谁学得更多,谁应用得最好,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刘伯承认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我们必须经常兢兢业业地根据中央的方针,实事求是,发扬我们的战斗力,尤其是智力。”提高军事智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教育、训练。为了这一目的,刘伯承千方百计地搜集各国军事教材和条令,或借、或找、或买,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据《一二九师阵中日记》记载,1938年10月15日,邓小平政委到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特别提示:“致小平:请在后方买书:《爆破教范》、《苏联爆破教范》、《火药学》、《新步兵战斗条令》、《野外条令》、《骑兵操典》、《迫击炮操典》、《阵中要务令》、《战斗纲要》。”邓小平对军事教育和翻译工作也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购买了许多军事书籍,热情支持刘伯承的工作。
  当时,讲解苏联步兵战斗条令的小册子有两种,一种是郭化若写的《战术问答》,另一种是李德(就是那位军事顾问,当时正在延安做些军事翻译工作)写的《步兵战术概则》。刘伯承积极向部队推荐这两种比较适用的编译教材。他指示部队,连排干部可先用《战术问答》,一面自学,一面教人,营团干部可先学《步兵战术概则》,同时用《战术问答》教连排干部和部队进行演习、作业。“至于旅、师级干部的研究,除先使用《步兵战斗条令》外,还要使用《野外条令》、《战斗纲要》和《阵中要务令》等。”他再三强调,为着早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就要一步进一步地学习技术,以使战术原则的见解一致和各部队的动作协同。各部队在实战经验中锻炼,要紧在抽出战斗时间中的休整时间,或轮班行动,腾出某部的休整时间,来进行教育和加强战斗力。这是要紧的事。长期抗战,日益向胜利方向前进的抗战,如不从军事教育方面着手,要加速军队正规化的进度是不行的。”
  1938年7月,在刘伯承的倡导下,一二九师部队,自营以上单位,到各级指挥机关系统内,均设立了“军事研究会”。各级政治机关系统内,设“政治文化研究会”。并且,由各级军政首长兼任该级研究会主任,刘伯承亲自担任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主任。
  据史料记载,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是我军最早成立的军事学术团体之一。各级军事研究会,分设战术组、射击与兵器组、工事与地形组、军队建设组。各研究会是辅助各该行政系统进行教育,以提高军事、政治、文化水平而有社会性质的组织。
  当时规定军事研究会的职责是:
  一、研究整理抗战中的经验教训,编审本部队、国内、国外的军事教材;
  二、预先指示干部自修的题目及其材料,定期召集干部讨论这一题目,以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
  三、将教育内容提出要点,订出实施教育的方法,召集负责教育的干部开教育准备会。
  在刘伯承的亲自主持下,“军事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活动搞得生气勃勃,很有成效。一二九师的广大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结合实战战例,认真总结抗击日寇的经验;各部队结合练兵活动,探讨游击战术;各类外语人材悉心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翻译介绍给部队。“军事研究会”还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共同切磋军事理论,研究战胜日寇的各种方法。同时还因陋就简,编发各种军事教材和外国军事资料,等等。
  1937年冬,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严重的过渡阶段。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刘伯承根据我党提出的坚持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集中全力培养中国现代游击战的斗士。
  刘伯承在进驻太行山以后,首先在辽县开办了著名的游击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游击战教材,翻译外国军事参考资料,登台向干部讲授,为抗日游击战培养了许多精良的“种子”。当时在一二九师担任参谋处长的李达清楚地记得:“在辽县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刘师长谈游击战术,讲如何汲取我国古代兵法和外国军事学术精华,来丰富我们的游击战。”
  在发掘古代兵法精髓和外国军事精华的同时,刘伯承特别注意总结部队参战以来的游击战经验和教训,探讨新的斗争形势下开展游击战的规律。在辽县的日子里,刘伯承住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十个月当中,他以惊人的毅力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
  1937年11月28日,写出《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
  1937年12月7日,写出《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
  1937年12月27日,写出《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
  1938年3月,写出《论游击战与运动战》;
  1938年7月19日,写出《本师现在要确定或恢复的教育工作》;
  1938年9月18日,译出《游击主义的克服一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1938年10月29日,写出《关于现在紧急动员中军区的建设工作》、《我们在抗战中的军队建设》等等。
  刘伯承的这些论著和译作,根据抗日战争的最新实践,特别是阳明堡、七亘村、广阳等几次伏击战的最新战斗经验,阐述了抗日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抗战中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原则。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内容,比之刘伯承在上地革命时期关于游击战的著作和译作,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些著述与毛泽东同期的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论著一样,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1938年5月间,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军事著作。刘伯承和邓小平马上布置师直机关和各部队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刘伯承曾在文章中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这两篇重要著作,“有力的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了持久战的道理和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并且英明地指出了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以无比的光辉,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到1938年金秋时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按照毛泽东的预料向前发展。
  一二九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刘伯承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并且与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在晋东南地区开辟抗日新局面。冀西地区也成立了冀西游击队。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动员起来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在各地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加入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北起正太、沧石路,南迄黄河之滨、东至津浦路,西抵同蒲路,全都在抗日军民的俯瞰之中。太行山根据地的人口已达到两千三百万之多,抗日武装力量也猛增到九万五千五百人。与此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部队又先后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大量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晋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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