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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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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师齐鲁大地,建政权,战日寇,军民抗战谱新篇

  徐向前元帅既善于领兵南征北战,又善于开创新局面。冀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由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调徐向前、朱瑞等赴山东领导抗日工作。1939年6月7日他告别冀南,向齐鲁大地进发。
  山东省素称齐鲁大地,位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之水由此放慢了流速,浩浩荡荡,注入黄海。它是联结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代,它是齐、鲁建都立业,振国兴邦之地,也是孔孟之说的源头,中华文明摇篮之一。
  徐向前对派他到这一地区领导抗日战争,既感到巨大的压力,又充满必胜的信心。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数月。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战略进攻的侵华日军,将参加武汉会战的重兵大部回调,调集多路部队“归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实现其“确保占领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向日寇投降的危险倾向越来越严重,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日趋公开化。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十余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抗衡。沈鸿烈公然提出“统一划分防线”、“统一行政、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的所谓政令,限定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纵队只能在泰安、徂徕山以南、腾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妄图将八路军驱入敌伪兵力集中的腾县、宁阳、泗水一线,达到削弱和消灭八路军的罪恶目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直接令山东纵队调往北宁路作战,限制八路军向南发展,以防同新四军联成一片。
  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急需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夏,齐鲁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4万余人;二是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创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控制了15个县的地域,兵力2万多人;
  三是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五团。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与地方武装合编后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兵力8000人左右。徐向前清楚地理解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他和朱瑞到山东,担子是重的,斗争将是极为复杂的。
  6月初的冀南平原,麦香味掺杂着战争的硝烟,一起冲入人的肺腑。徐向前告别这块希望的田野,战斗的田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田野,带着一支警卫小分队、一匹马、一辆自行车,踏上了新的征程。在馆陶,他与朱瑞会合。朱瑞从山西来,带着100多名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有王建安、罗舜初、袁也列、徐黎平、谢有法、刘志超、李竹如等同志,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洗礼,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听说跟徐向前、朱瑞去山东,个个都兴高采烈。
  行军途中,徐向前有时骑马,有时骑那辆德国造的自行车。自行车在今天,连五六岁的孩子都会骑,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挺稀罕的洋玩艺儿。八路军干部会骑马,但会骑自行车的很少。同行的干部战士看看徐向前灵活自由地骑着车子跑,感到很新鲜,有的干部也想试试,不是上不去,就是连人带车甩倒路旁。有的自我解嘲说:“这洋骡不好骑,还是骑马好”。
  徐向前笑笑说:“征服它并不难,只要你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你就自由了。”他们走梁山、勒口、泗皋、在泰安以南经过津浦路,经西石莱、东石莱、白马关,于6月29日进入沂蒙山区的代庄。
  沂蒙山区因沂山、蒙山、沂河像兄弟姐妹一样汇合在一地而得名。它位于山东中南部,与苏北接壤。别看这里历来贫困,困境也能出文韬武略之才。荀况、诸葛亮、三羲之、刘勰、颜真卿等著名历史人物,就曾出生在这里或在这里一展风采。历史的长河流入1939年,这里又成了齐鲁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个重要战场,徐向前成了这里指挥抗战的主将。
  代庄是在孟良崮西南的一个小庄。退可上山,出可上路,是战争年代很好的指挥所。徐向前、朱瑞到这里第二天,就会见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领导人。徐向前坐在一张旧“太师椅”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汇报和同志们亲切交谈。他虽是初到山东,但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是一无所知。一年以前,他就参与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南宫,他曾两次邀见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鲁西北的著名爱国人士范筑先,同他建立联合战线,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联成一片。徐向前在一次欢迎范筑先的大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范筑先在致答词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
  向徐向前汇报工作的张经武、黎玉,1938年8月奉命离开延安,带160多名干部到山东开创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经冀南到徐向前的指挥部。徐向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心眼里赞成,他在南宫同张、黎交换了意见,对山东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抽调一个营的兵力跟随他们去开展斗争。
  冀鲁边的根据地建设,是山东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凝聚着徐向前的心血。1938年5月,徐向前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与陈再道、宋任穷提出了组织一个纵队挺进胶济路南活动的方案,得到了刘伯承的赞同,后改为出兵冀鲁边,徐向前和当时任冀鲁豫省委书记的李菁玉研究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马国瑞率曾国华、孙继光两支队出兵天津以南、回归黄河故道以北的地域。徐向前为马国瑞送行时说:“你带五支队和津浦支队到冀鲁边一带,开辟冀鲁边区的工作。战略上以乐陵为中心,先向北发展,建立津南政权,然后向南发展,搞黄河以北的鲁北一带,与清可区打通。”
  8月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10日、18日,山东《大众日报》两次刊登徐向前、朱瑞的就职通电:
  案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委令开兹委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第八路军各部队,等因奉此,遂于七月中进抵鲁南就职视事。自维轻材,难膺重寄,绠短汲深,每虞殒越,惟了兹国难,只有勉竭驽骀,在总司令于、副总司令沈、韩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奋斗到底。敬恳时赐南针,以匡不逮,谨电奉闻,伫候明教。
  通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政界、军界乃至民间的重视。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之为“徐向前部”。
  在徐向前等人来山东之前,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曾一度影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退让太多,诸如: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取消了北海行政会署及北海银行;没能像冀南那样,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逃跑时委任自己的专员、县长和区长,有的即便委托一时,后又被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一下撤换;对顽固派以至汉奸的进攻,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还击。如此这般软弱,使山东根据地与抗战曾一度受到挫折,党中央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领导,被动局面已开始好转,徐向前和朱瑞的任职,又是一个实际动作。
  一踏上齐鲁大地,徐向前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他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陕边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块自己的天下,所谓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可眼下,国民党政府不给八路军粮秣弹药,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都成了问题,连徐向前吃饭都受到威胁。一次他到部队开会回来,肚子饿了竟没有饭吃。他苦笑着对身边人员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只能自己解决喽!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不行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徐向前熟读兵书,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世根底,思想倾向,性格习惯也摸得一清二楚。他深知,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就要对国民党的将领于学忠和沈鸿烈采取一拉一打的不同方针。
  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山东蓬莱人,清朝末年考中秀才。北洋军阀时期,他先在吴佩孚手下当官,后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当过师长、军长和临绥驻军司令。蒋介石曾多次派人暗中拉他脱离东北军,他不干。“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于学忠暗中坚决支持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对蒋关押张学良不满,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张学良的忠心,把少帅骑过的马养在身边,自己不骑,也不准别人骑。笔者的祖父马海洲曾是张作霖之子的军马官,也讲过这个故事。于学忠虽然对蒋介石不“忠”,对共产党也不“热”,还领兵打过红军,骂过共产党。因国共合作了,使他很尴尬,不得不奉行:“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哲学。
  八路军要在山东建立政权,首先要从上层做于学忠的工作。于是,徐向前登门去拜访。于学忠把徐向前作为贵宾接待。
  只是一谈到八路军的供给等问题,于学忠就板下脸。他说:“徐司令,我的处境也不好啊!”徐向前说:“于司令,我们八路军在山东抗日,可国民党却不给我们武器装备和薪饷。要打鬼子,打汉奸,我们共产党人没人民政权,没稳定的根据地不行!”一谈到“政权”二字,就像拨动了于学忠的神经。对此他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
  八路军是军队,不搞政权也可抗战呀。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哩!”徐向前进一步说:“我们的部队抗战得吃饭,没有自己的政权就没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
  于学忠很敬重徐向前。又是初次相会,不好把关系搞僵。
  表面上友好,实际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最后于学忠提出,八路军搞政权,要合乎法律,要经省政府核准与委任。徐向前诙谐地说:“于司令,我赞成你说的前半句话,我们八路军一定要搞政权,后半句话就不好办了,你还不清楚?要合乎蒋委员长的法律,要省府批准,我们的军队早就不存在了!”
  徐向前和于学忠谈判之后,随即发电延安,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他写道:于学忠对我提出的一般问题经解释后,尚不坏,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但思想太旧。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
  沈鸿烈何许人也?此人出生湖北天门县,18岁中秀才,1906年春考入日本海军学校,为第二期学员,1927年7月张作霖委任他为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任海军上将副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时,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日军在青岛登陆时,他不战而逃,跑得比韩复榘还快还远。
  可他很会脱身。古代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说,而他来了个“百步告五十步”的刁状。据说蒋介石杀韩复榘,与沈鸿烈告状有关;又据说,他因告状有功,当上了苏鲁战区副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此人打日本鬼子外行,反共产党内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见人就捉,动不动就杀。他扬言:“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徐向前在冀南时,曾会见过他,对他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人数,活动范围给予坚决驳斥。徐向前告诉他:“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队加以限制吧!”
  徐向前到山东后,采取的方针是:稳住于学忠,狠狠打击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坚定发展人民政权。到1940年底,县政权发展到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十四个专署,250多个区政权。有了政权,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切,无不惊呼:“共产党徐向前厉害呀!”
  四十多年后,徐向前在回顾山东抗日政权建设时,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建立政权,采取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我抗日根据地内或条件具备的地方,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级政权机构。雷厉风行,发号施令,行使职权。那时还不叫“三三制”,但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光是共产党员、工农和群众代表,还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所以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
  山东是著名的齐鲁之邦、孔孟之乡,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且不说交通发达的城镇,就是穷乡僻壤间,也不乏书香门第,差不多每个区乡,都有举人、秀才、教师、医生等人物。还有些是从大城市跑来根据地抗日的作家、记者、学者、社会名流等。他们多数有爱国思想,拥护八路军抗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又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对我们有好处。
  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塌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区。
  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那些国民党县、区镇长大摇大摆地回来,没有人买他们的帐,只得夹着尾巴溜掉。这类地区的政权建立工作粗糙些,形势逼出来的,当然要做许多善后工作,逐步调理和巩固。到1940年3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有40多个;年底,发展到90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由进步人士范明枢任议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抗日“老寿星”,年近八旬,仍不辞辛劳,为抗日事业忙碌奔波。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新局面。在扩大兵员上,通过深入宣传、拥军优属等活动,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形成了参军、拥军的热潮。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按计划供应和调援,初步改变了过去“走到哪村吃哪村”的状况。在土地政策上,贯彻减租减息、低利借贷,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抢种抢收,多打粮食,支援抗战,改善生活。在财改上,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按照累进税原则,征收必要的税款;发行货币,抵制伪币,流通金融,繁荣商业;开源节流,利用各地的资源,多办些小型矿业、工厂、手工业生产,严禁贪污浪费。在地方武装工作上,各县均组织自卫团,发展区、乡、村的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双方经常拉锯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
  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逐步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我们过铁路,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安全通过。我们在村子里吃住,他好好招待一番。临走时,部队才派人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造就的一种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不甘心当亡国奴,有套应付复杂局面的本领。当然,关键在于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有实力,又有正确的政策,因而才能吸引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变成对抗日有用的力量。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1939年日军对鲁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团体”取而代之。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及时提出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徐向前深知毛泽东的部署,为达此目标,他和朱瑞、罗荣桓、张经武、黎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第一,抓部队质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大部分干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军政素质、管理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由于新成份大量涌入,条件艰苦、战斗频繁,也使部队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山东纵队是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部队扩充快与干部培养训练跟不上的矛盾比较突出,在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徐向前明确提出:“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必须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第二,强化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徐向前本人是教书先生出身,深知教育的重要。他积极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培训队,办干部培训班。从上到下层层办学。还选调一批干部到抗大山东分校深造,分别对在职的团以上干部和营以下干部提出学习的课题和规划,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干部的必学内容。
  第三,为促进山东两支主力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采取了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第一一五师2000多名战斗骨干调到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为保证第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两支部队互相交流,并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达到了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同战斗的目的。
  第四,造成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气势。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择手段地在各地扩展实力,短短几个月,就在山东拉起民团、游击军之类五花八门的队伍达10万之众,为积极反共做准备。徐向前对此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八路军和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另一方面注意争取和收编愿意抗战的杂牌武装,在人力上与国民党“拔河”,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万人猛增到5.1万人,第一一五师1940年初为5.8万人,到9月份就发展到7万多人。
  第五,对山东纵队实施整编整训。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可谓迈开了正规化的步伐。
  第六,千方百计改善八路军的物资供给。除向前刚到山东时,由于政权建设是个薄弱的环节,7万大军的物资供给极匮乏。后来,由于有了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筹粮、筹款、做军衣做军鞋支援八路军,供给比过去改善了。但当徐向前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宁愿吃糠、吃野菜糊糊也要保证部队供应时,他为山东的百姓的精神感动了,他号召部队:不能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地取之于敌。
  由于徐向前等领导人对山东部队的质量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这支部队实践了他们提出的“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的响亮口号。民主政权的巩固,武装力量的壮大,为粉碎日寇的“新扫荡”奠定了必胜的保障。所谓“新扫荡”,是与日军战略进攻时的“扫荡”比较而言的,徐向前将其特点概括为:
  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扫荡”是不平衡的;
  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徐向前指挥部队采取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和伏击战等灵活多样的战术手段,狠狠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孙祖战斗就是生动的一例。
  1940年3月14日,敌据点铜井有从沂水、莒县方面增来之敌,朱位也有增敌。铜井之敌当夜幕降临后开始向依汶出动,朱位之敌附之南下,占岸堤,袭击我沂水五区区政府和游击队后,折而东进,铜井故占依汶,袭击安保庄后,两路敌人约400余人于15日上午10时在牛王庙会合休息。徐向前一面分析送来的敌情报告,一面注视作战地图,认为敌人下一步可能继续向岱庄、孙祖“扫荡”,尔后再转回铜井据点。徐向前认定这是一次伏击歼敌的极好时机,于是星夜调第二支队一部北上,同时集中了第五支队的交通营,在兵力上形成了优势,埋伏地点选在孙祖与铁峪一带。16日战斗打响,经两昼夜的游击战,共毙伤日军二百余人,缴获一批马匹、车辆和武器弹药,打了一个胜仗。
  类似孙祖这样的战斗打了多次,诸如:1939年6月的苒山战斗;1939年7月的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8月的梁山伏击战;1939年9月的冶源战斗;1939年10月的五井战斗;
  1939年11月的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的总破袭战;1940年3月的白彦战斗;1940年4月的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等。至于零星战斗几乎天天都在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多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万名,伪军2.5万余名,破坏公路1.2万公里,铁路500公里,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舰一艘、汽艇7只,击毁汽车86辆、火车头36个、列车车厢162节。这些胜利显示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的“新扫荡”屡遭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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