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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戈尔攀登顶峰

第二十章寺院货币兑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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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在1996年民主党大会上的演讲,对他来说是个分水岭。他是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这是他从政生涯中取得的最高职位。他正努力取得连任,同时也是下一届民主党当然的总统候选人。自从他在芝加哥经历了“六分钟”(原文如此——译者注)后,对他来说,什么事都变得不再相同。随着他在党内继承人地位的日益突出,对他的调查也越来越仔细,这改变了他周围的政治环境。他的演讲不能引起麻烦,免得在剩下的两年多时间里产生不良影响。但是8月份的那个夜晚,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名誉受到损害,他成为总统的希望也小了,本来总统这个职位就够声名狼藉的。
  他害怕炒得沸沸扬扬的新丑闻会威胁到1996年的连任。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麻烦最开始在9月份,报纸发现几次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六位数捐款很可疑,捐款人都是黄约翰。此人是利波集团的前总经理。这一集团隶属于印度尼西亚里亚迪家族,主要从事银行和房地产业。里亚迪家族经常慷慨地向民主党和克林顿捐款,从克林顿任阿肯色州首席检察官时就开始了。自从克林顿1992年获得总统提名以来,他们已经捐了近50万美元,这些慷慨的捐赠铺平了他们通往白宫的道路。詹姆斯·里亚迪由父亲莫赤塔带领,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中至少访问了20次白宫。开始白宫行政人员对新闻界说,这是礼节性的访问。后来发现,里亚迪访问时带着他的商业计划,其中包括敦促克林顿恢复与越南的正常关系,并加强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联系。里亚迪家族还把负责利波集团美国事务的总经理黄约翰安排进了商务部,任负责国际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帮办,担任这一职务18个月之久。
  黄约翰作为筹款人,成了明星。他成为亚裔美国团体的工作资源。1996年,他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至少筹款400万美元,另外一部分“软钱”流进了两党各自在银行的账户中。政党直接用于竞选的资金称之为“硬钱”,是受严格限制的(一个人一年最多只能捐两万美元)。而软钱则是不受限的。个人、公司和组织可以无限捐款,正如他们做的那样。法律上惟一的规定是软钱要用在全党的花销上,比如对选民的教育上。但正如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资助的迪克·莫里斯在电视节目中证实的那样,钱花在政党和花在候选人身上是毫无区别的。
  黄约翰与利波公司的关系引起了人们对克林顿和戈尔的猜疑,怀疑他们使用非法的外国资金进行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定从韩国公司获得的25万美元捐款来自其母公司,而非其在美国的分公司后,把这笔钱还了回去(外国所有的公司要捐的款项必须是在美国本土获得的收入才可以)。民主党把黄约翰从一对印度尼西亚夫妇手中筹来的钱,约42.5万美元也还了回去,这对夫妇与莫赤塔·里亚迪家族有交情,他们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郊区。
  黄约翰亲自安排戈尔参加了他一生中最盛大的午餐会,这个午餐会成了1996年竞选筹款的标志。那是在选举的三周前,也就是4月29日,几家报纸都报道了黄约翰组织了一场为筹款而举办的午餐会,戈尔出席了,地点在洛杉矶郊区的西来寺(HsiLai Bnddhist Temple)。这次午餐会共筹款14万美元。而联邦法律禁止在不纳税的机构举行政治性的活动。这件事对戈尔来说糟透了。节外生枝的是寺里的一些僧人和尼姑,他们曾发誓说他们很穷,却承认他们作为非法的假捐款人,捐了5000美元,然后从寺院拿到了退款。这事成了笑柄。
  戈尔参加这次活动的初衷并非为了筹款。他说,他在这个活动前后根本就不知道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筹款。他究竟知道多少也许永远也搞不清了,但又传出他曾在白宫打电话给捐款人,筹集款项,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戈尔1996年热衷筹集竞选资金。这与他的判断力、做事的分寸及他对细节惯有的仔细很不相符。
  实际上,八年前戈尔就踏上了去西来寺的路。那是在乔治敦帕梅拉。哈里曼的家。在那里,戈尔遇到了夏玛丽。这个36岁的台湾移民在洛杉矶开了一家相当赚钱的移民咨询机构,专门帮助台湾人获得美国签证。她建立起一张政治关系网,帮助她的客户。她说服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如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替她写信给移民归化局。大约在同一时间,她开始替他们在亚裔美国团体中筹集资金。
  夏玛丽想成为华盛顿的玩家,她的一些客户也这样想。她的一位客户在洛杉矶的利波银行,这是里亚迪旗下一家美国分公司。1988年,夏玛丽、里亚迪和黄约翰成立了一家太平洋领导委员会,是个游说和筹款组织,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借助卡车司机协会或全国长枪协会的政治力量。
  里亚迪有一个长期的游说“愿望表”,交给了夏玛丽。他想通过美国参议员向台湾施加压力,允许在亚洲的美国银行在台湾开设分支机构;提高从台湾来的亚裔美国人在联邦政府中的职位,这样就可以在“特殊的、例外的”移民案中获得帮助。里亚迪还试图邀请更多的美国官员访问印尼、香港和台湾及利波公司的所在地。1989年初,太平洋领导委员会就组织了这样一次旅行。
  戈尔在银行界和移民事务方面并非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仍成为夏玛丽力邀访问亚洲的五个议员之一,时间是1989年1月,费用由太平洋领导委员会承担。在1988年11月,她给戈尔写信说:“我记得在哈里曼夫人家中,你向我提起过你很想进一步了解亚洲的团体,也想与它们接近。”夏玛丽的邀请还清楚地提出她的承诺:“如果你决定参加这次旅行,“我所有的同事都将在你未来的总统选举中助你一臂之力。”
  夏玛丽的承诺对戈尔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正缺少资金——他最近刚刚付清在198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欠下的200万美元以及1990年连任参议员的债务。这对田纳西州来说也是个吸引台湾投资的好机会。最近美国在商业活动方面的法律有所放宽。在1989年1月的日程表上,戈尔还计划到巴西的雨林访问。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周的旅行,三天时间在台湾,其他时间去了印尼和香港。戈尔是惟一一个参加这次旅行的参议员,参院道德委员会以“有教育意义”的国外旅行为由表示同意。
  夏玛丽的另外一个客户也对这次旅行有兴趣。兴云大师(Master Hsing Yun)是佛光山派(Fo Kuang Shan order)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在台湾很兴旺的佛教派别,在全世界已有150万信徒和130座庙宇。西来寺是新建的一座寺院,坐落在洛杉矶高地庄园(Hacienda Heights),占地15英亩,共花费3000万美元。有多座神殿、禅房、讲经堂,还有教室、会议室和博物馆,一座尼姑庵及供贵客居住的地方。寺院工程规模不仅反映出兴云大师“弘扬佛法”的愿望,他在美国普及佛教文化的用心,也反映出他想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想法。兴云大师同意负担戈尔和其他代表团成员的部分旅费,包括黄约翰、夏玛丽和十几个太平洋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及加州的官员。
  1989年1月8日,戈尔、彼得·奈特和利昂·富尔斯一起飞到台北。他们与当地的要人一起进餐;会见了美国在台湾机构的官员、非官方的美国外交使团;并举行早餐会,在会上与15位台湾重要商人见面,商讨有关在田纳西州投资的事宜。11日,戈尔参观了佛光山寺院,在那里,他与兴云大师一起吃了饭。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兴云大师称他俩谈到了当选总统的问题。他说:“我对戈尔说:‘你能成为美国总统。’他听了很高兴,并说:‘我要是当了总统就再来访问你。’”
  这次旅行使戈尔和夏玛丽之间建立了联系。尽管她不是戈尔的财政方面的主力,但她与戈尔保持了稳定的关系。她实现了她的承诺,1989年5月21日,在太平洋领导委员会的共同创始人蒂娜·鲍柏维利山的家中,夏玛丽成功地安排了一个每人250美元的筹款会,总共为戈尔连任参议员竞选筹款共2万美元。她还为他筹措到了另外的2.95万美元,并交给了民主党参院竞选委员会。戈尔5月23日写信向她表示感谢,他说,这些钱“将使我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击退来自共和党候选人不久后的进攻”。两天后,夏玛丽回复说,她对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很大期望。她想让他“成为与亚太团体关系最亲密的参议员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时间和彼此间特别的承诺”。这个承诺中包括:组织在田纳西州的亚裔美国人为他连任参议员竞选筹款;吸收那里富有的来自台湾的华裔加人这个组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戈尔并不需要夏玛丽的钱。共和党的坦克根本无法在1990年越过田纳西州的山头。戈尔以68%的选票顺利获得连任,而且在田纳西州的每个县他都取得了胜利。他超支了,但赢了对手:戈尔花了160万美元,而对手威廉·霍金斯只花了6500美元。作为·共同发起人,他提出了1990年移民法的“家庭团聚”修正案,这使移民带家人进人美国更容易(这对夏玛丽的移民咨询机构大有好处)。
  1990年初,由于夏玛丽遭受了一系列个人和职业上的挫折,包括与以前生意伙伴的诉讼,她不再从事资金筹集工作。1996年,兴云请她邀请一位大人物,克林顿或戈尔到他的西来寺去。她开始与黄约翰联系,那时他已经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责财务的副主席了。2月份,她带领了一个包括兴云大师在内的佛教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由黄约翰组织的资金筹措活动,地点在海亚当斯饭店,主角是克林顿。该寺院共捐了2.5万美元。按照参院调查员记录,这次捐款与戈尔那年去西来寺的访问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夏玛丽走到尼姑庵主持面前。这位主持同意把支票交给负责西来寺财务的主管。假的捐款人又聚在了一起,他们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捐款后来都由寺院做了补偿。
  在克林顿一戈尔当政的白宫,钱,不管从哪来的,就是敲门砖。3月15日星期五下午,夏玛丽和黄约翰安排兴云大师与戈尔在戈尔白宫办公室见面。对夏来说,这是利用要人的来访使德高望重的大师更接近现实的途径。黄则虽然把这视为促进亚裔美国人捐款的一种手段。这次会面的两天前,戈尔办公室副主任戴维·施特劳斯与黄约翰通了电话,他草草地在电话记录上写下:“黄约翰……掌握大量美元,向我们提供支持。”
  会面前,戈尔在电话里与夏寒喧了10分钟,要求这次会见不谈政治。台湾正处于“总统”选举中,其中有一位独立候选人是佛教徒,并得到了兴云大师的支持。夏玛丽向戈尔保证除了拍照、交换礼物外不会有其他活动。在会见结束前,兴云大师邀请戈尔访问西来寺。戈尔说他很愿意,正计划在随后的几周抽出时间访问加州(这在总统选举期间是很平常的事)。
  访问白宫一周中,夏玛丽就开始为戈尔访问西来寺做努力。在3月22日她写给利昂·福尔斯的信中说:“兴云大师将对副总统戈尔的连任很有帮助。”但是她的信说得也很清楚,资金筹措和戈尔到寺院的访问是两码事。写信给福尔斯的第二天,她直接写信给戈尔说:“黄约翰请我帮他组织一个筹款午餐会,我代表当地的(台湾)华人团体希望您能参加。午餐会后,我们将在西来寺出席一个集会,在那里,您将会见来自亚裔团体的代表,并再次访问兴云大师。这是4月29日活动的暂定安排。”
  戈尔表示同意,于是午餐会和参观寺院成为加州之行的行程。黄约翰得知午餐会的地点在蒙特里公园的哈伯维利芝饭店。这里离寺院太远,与戈尔29日的行程不合适,这两个活动必须取消一个。白宫官员说黄约翰强迫戈尔把两个活动合并在寺院举行。他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警告过,在寺院里不能有筹款活动。官员还对黄约翰说,他能做的就是邀请从前和以后的捐款人,但是不能提任何要求。一些主要捐款者听说午餐会改在寺院里举行后就取消了计划。夏玛丽告诉她的同事说,黄约翰叫她向兴云大师筹款以补足差额,而兴云大师却向僧人、尼姑和寺院的捐款者筹款。
  到4月中旬时,戈尔的工作人员明确得知将在西来寺举行筹款活动。4月11日,黄约翰给戈尔助手金伯利。蒂利的备忘录上说,在寺院举行的是“午餐筹款会”,并询问有什么指示,以便确定最后日程。尽管戈尔的政治助手没说什么,其他的白宫官员却对此亮了红灯。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担心这会引起与中国在外交上的麻烦,认为戈尔出席在政治上很活跃的台湾僧人举行的活动欠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休廷杰在4月19日发给戈尔国家安全顾问约翰·诺里斯的电子邮件中说:“我想我的反应可能是太过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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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戈尔来说,4月29日是个典型的马拉松竞选日。他早上6点离开官邸登上“空军二号”,开始了他的全国竞选之旅,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回来。西来寺的午餐会安排在戈尔到洛杉矶全国电报电话协会的演讲之后,然后戈尔下午要飞往圣何塞,在那里,他要与警察一起巡逻,并参加在洛斯阿尔托斯私人住宅中举行的筹款晚会。
  戈尔到底知道这次活动多少底细以及他什么时候知道的,是无法得知了。1997年,戴维·施特劳斯对参院政府事务委员会表示,他对此负全部责任,是他告诉副总统这只是一个社团活动。但是那天早上在飞机上,戈尔的新闻秘书佩吉·威尔海德和其他的助手公开详细地说过在西来寺和圣何塞的招待会都是“筹款会”。而在戈尔参加活动前经常翻阅的记事本上记着,参加西来寺午餐会的客人是捐款人和民主党亚太美国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尽管记录上没有详细记下参加这次午餐会需捐多少钱,也没记这次活动能筹到的数目,但确实记下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每人每年捐2500美元或每对夫妇每年5000美元。
  在某高中乐队演奏的约翰。苏萨的曲子中,戈尔的车队停了下来,时间是12点30分。在大厅入口处等候的有夏玛丽、黄约翰、加州国会议员鲍勃·马特斯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唐·福勒。兴云大师致了简短的欢迎辞后,戈尔走过僧人的欢迎队伍,穿过寺院的院落,来到了佛殿。他在此献了花,与参加午餐会的要人们拍照之后,戈尔坐在了餐桌的主位上。
  从戈尔与会的细节看,倒与戈尔所说的没什么不同。他认为这次午餐会是表示友好的活动,并非是为了筹款。吃过饭后,夏玛丽做中文翻译,戈尔做了标准的政治演说,赞同种族和民族的多元性。在讲话中,他没有说谢谢之类的话,这是他在感谢捐款人的财政支持时常说的。而在这里的讲话与在圣何塞筹款晚会上的用词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在西来寺也没有前台登记处和捐款人名片。
  第二天,黄约翰对西来寺午餐会得到的捐款额感到失望,一共才4.5万美元。他告诉夏玛丽说,他希望还能有5.5万美元。11个僧人写下了5000美元的支票,后来这笔钱由寺院基金做了偿还。黄约翰在回华盛顿的途中顺访了寺院,拿走了共计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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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另一个丑闻也炒开了,这使克林顿一戈尔的竞选结束在不祥的气氛中。有关“印尼门”的问题使民主党的民意测验结果一落千丈。10月22日,戈尔告诉全国公众电台的尼娜·托滕伯格说,他认为西来寺的午餐会“超出了一般团体的活动范围”,但他是后来才知道此事的。这种解释显然软弱无力。戈尔故意偏离话题,把此问题推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邮报》的玛丽·麦格罗里10月29日写道:“这个一贯正确、精明老练的完人戈尔现在提心吊胆,很不高兴。戈尔的问题是他认为受到了屈辱。”他坚持说当他去西来寺时没有人告诉他有关筹款的事。
  西来寺还不是戈尔惟一头痛的事。还有一件事也是共和党喜欢提的。商人乔治·卡布瑞拉也是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捐款人,他曾被查出逃税,后来又参与贩毒,但是他竟然被邀请参加戈尔举行的一个小型筹款宴会。他们微笑的合影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这给他添了麻烦,使他在田纳西州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克林顿一戈尔的票数处于下跌边缘,这对戈尔这个2000年选举的候选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1996年的竞选势均力敌,到目前为止,戈尔已经进行了13次竞选旅行,随后他又进行了第14次旅行,横贯田纳西州,从诺克斯维尔、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到孟菲斯。
  第二天,克林顿和戈尔虽然在田纳西州控制住了局势,但还是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筹款丑闻使民主党再次丧失了取得众院多数席位的机会,失去了几天前领先的优势(最终的结果是克林顿获得了49.2%的票,多尔获得了40.8%的票,而罗斯·佩罗则获得8.5%的票)。白宫官员道格·索斯尼克说:“上帝应该让这场选举在10月29日举行,而不是11月5日。”在国会的失败使总统连任的成功美中不足,但这毕竟是自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次连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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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戈尔的第二任期中,他的力量比以前都强大。随着迪克·莫里斯、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和利昂·帕内塔的卸任,能向克林顿进言的人越来越少了。接替帕内塔的人选,戈尔提名厄斯金·鲍尔斯,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商人,富有教养,有管理头脑,而且是克林顿最喜欢的高尔夫球球伴,也是戈尔1988年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他也是帕内塔的副手。克林顿把工作交给了鲍尔斯,其位置在帕内塔的另一个主要助手哈罗德·伊基斯之上。鲍尔斯想自己任命工作人员,于是克林顿就把1992年竞选时忠心耿耿的战友请出了白宫。戈尔对于这个善变的纽约人并不热衷,也就顺水推舟了。
  戈尔在第一任期最开始的几个月说了些大胆的话,但这似乎只是暂时现象。克林顿的一些幕僚认为戈尔会做疏远民主党选举人的事,因为在2000年的选举中他需要他们。竞选资金的问题仍困扰着戈尔,这倒让共和党在政治上走了运。曾是水门事件委员会律师的弗雷德·汤普森参议员很可能成为2000年总统选举的竞争者,他正准备在他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一个听证会,把戈尔的这次冒险之旅推到公众面前。
  戈尔一直坚持说,西来寺之行就是一个社团活动。但是1月份,一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文件被公布了,文件上表明戈尔事前知道这是一个筹款会。这时他的态度暧昧起来。为了控制事态恶化,戈尔的通讯负责人格兰·沃勒斯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去了一趟。她去检查了记者得到的那份文件。沃勒斯看到的东西提醒了她:那些照片没有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检查,注解中很清楚地写著有关这次活动的情况,这不是“一次超出一般团体活动范围”的活动。她立刻打电话给戈尔的律师库米基·吉布森说:“你得亲自来看一下这些东西。”
  沃勒斯命令助手把有关断然否认的话删掉,改成这是个“与财务有关的”活动。戈尔的回答与开始也有了差别,有所悔悟。1997年1月14日,他对《今日》的凯蒂·库里克说:“我不知道那是个筹款活动。但是我知道是个政治活动,我也知道是一些有财力的人参加了那次活动。”他补充说,那次午餐会的发起人是亚太美国领导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捐款人。“他们应该告诉我:‘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个错误,不要这样做。’我对此事负责。这做错了,但没人告诉我那是个筹款活动也是事实。”
  大多数情况下,戈尔避免回答有关竞选资金的问题,拒绝有关这个问题的采访,避免出现在有记者进行现场提问的场合。但是,3月2日(星期日)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页上登载了鲍勃·伍德沃德的文章”详细列举了1995年—1996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接到的有关筹款的电话。在伍德沃德的这篇报道中,戈尔因为热衷竞选资金而得了个“募捐头子”的外号。更糟糕的是来自捐款人的责难。他们说戈尔要钱时语气中透着严厉,几乎是强迫。其中一个抱怨说,副总统简直有“勒索的味道”。
  对戈尔最大的打击来自新闻界。即使西来寺一事使他遭到了惨败,他的道德薄在华盛顿也还是清白的。星期一早上,戈尔否认了这篇报道,但到下午时,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当戈尔看到记者轮番轰炸总统新闻秘书迈克·麦柯里时,他决定为自己辩护。新闻发布会定在下午5点。他的助手希望他改变主意,不要用这么冒险的方法。也许是这些年戈尔看到克林顿正是通过这个方法而从麻烦中脱身,认为自己也可以做到。
  3点钟时,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助手和律师,包括麦柯里、索斯尼克、沃勒斯、杰克·奎因、兰尼·戴维斯、保罗·贝加拉、布鲁斯·林德赛以及谢里尔·米尔斯。负责起草讲话的丹·乎克也坐在那里,和他坐在一起的是戈尔的新律师,也就是田纳西州前检察长查尔斯·伯森。不知此前戈尔是否向谁咨询了有关电话的事情,他看上去“很生气”。按照一个高级助手的说法,他正面临法律困境。他想让他的律师有“更多的火力”,于是,他1997年2月雇了伯森做他的律师,代替库米基·吉布森。
  戈尔跟着步子,听着这群人提出各种建议。他很平静,也很专注,尽管这事不能平静地做出反应。沃勒斯回忆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时间已经晚了。”伯森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担任田纳西州总检察长之前曾在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干了18年,他说话很中听。他为戈尔起草了一份宣言,但像个“律师辩护状”,缺乏政治洞察力。所用的法律也存在问题,即19世纪“彭德尔顿法案”。这个法案禁止联邦工作人员索取和接受竞选资金”但是法案没交代清是否适用于总统或是副总统,目前也没有案例与戈尔的情况相似,可以引用。这样,伯森的结论就是,没有法律机构可以禁止副总统在他的办公室里打电话谈筹款问题。沃勒斯和平克起身离开,重写了伯森的主要内容,他们回到办公室已经4点钟了。但是戈尔对他们的文稿不感兴趣,要是说这群人对戈尔有什么一致的建议的话,那就是避免提到法律。当时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一些人提醒戈尔说话不要像个律师。”5点钟刚过,他才离开办公室到白宫新闻发布室,电话就响了,是克林顿打来的,他祝戈尔好运。
  接下来对戈尔来说是一场灾难。他就像触犯了第五修正案的被告人,在24分钟的记者会中重复了七次伯森的有关法律调查结论。他说:“我的律师告诉我,让我来重复一遍,没有法律机构说这些活动触犯了法律。”(戈尔还在会上引见了提出“没有法律机构”之说的伯森,伯森后来说:“我可没叫你重复七遍。”)戈尔仍宣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他也不会再这样做。他说根本没有在办公室打过筹款电话。回答问题的时候,戈尔尽量表现得自然些,时不时把手放在胸口,表示他的真诚。他解释说,“有几次”他用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信用卡打电话给可能向民主党捐款的人。他说,这些人既不会动用联邦财产,也不是联邦雇员。他还否认强迫任何人捐款。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任何事去强迫某人支持我们的竞选。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也不会这样做。”
  问题不在于他在什么地方打电话,而是打电话本身。当他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时,戈尔没有审视自己的行为与副总统身份是否相符,倒像众院的后座议员要钱的所作所为。戈尔拒绝承认此事,这有损于他的政治地位。
  当戈尔和他的助手离开新闻发布会时,他们认为很成功。在他离开时,克林顿搂着戈尔说:“我都看了;你干得不错。这样做是对的。”戈尔召集他的工作人员召开一个临时会议,鼓舞士气,地点在白宫旁边老行政楼,戈尔那间装饰华丽的办公室中。当戈尔走进办公室时,他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办公室的气氛不像是胜利的气氛,倒像是战斗的气氛。会议一开始,戈尔就再次重复他没做错什么。他希望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对他来说,没有比为荣誉和正直而奋斗更重要的了。他感谢沃勒斯、新闻秘书吉尼·特加诺和伯森,随后他们进行了讨论。
  接下来的并非是对戈尔及其属下纯洁的褒奖。戈尔在参院的工作人员比尔·梅森说,这是他所见到的最有道德感的办公室。高级政策顾问伊莱思·卡马克也这样评价。戈尔似乎有些不安,又问了大家一遍是否还有问题,没有人说话,会议就结束了。
  看了晚间新闻的评论后,戈尔最初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把报纸揉成了一团。戈尔在参院的一位助手说:“他意识到他搞砸了。他对自己非常难过。”报纸上的第一版社评是很苛刻的。《纽约时报》的莫林·多德对他充满了不屑,说他的讲话“充满了虚假、诡辩和傲慢”。他的表现前后矛盾,这无疑又在竞选的时候给了共和党人以口舌。
  后来的情况更糟,戈尔被说成试图混淆事实。他曾告诉记者他只打过“几个”电话。但记者在会后不久,政府官员不得不说出他这“几个”电话打给了50多个人,这个数字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还更正了好几次(最后的数字是从1995年11月28日到1996年5月2日共打了71个电话)。后来参院司法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调查此事。戈尔正直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安然度过了克林顿第一任期中的种种丑闻事件,现在却成为新闻界的靶子。克林顿的助手道格·索斯尼克说,他坚信这是一个可能成为总统的人要遇到的必经程序,就看戈尔能否经得住这种打击。民意调查中,戈尔的声望逐渐下降,从1月底49%的支持率下降到只有29%。1997年3月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惨的日子,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戈尔的助手们希望改变早已计划了的访华联系途径,以此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他们个人的外交技巧上来。但联邦调查人员怀疑北京方面正在试图使这次访问成为比他们期待的更具敏感性的外交使命。最终,这增加了戈尔及其班子是否准备在黄金时间访华的疑虑。问题出在有关副总统就如何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总理李鹏:如果所谓的中国的“政治献金”证明是真实的,其后果严重之类问题所作的反反复复解释。戈尔的国家安全顾问利昂·富尔斯第一次说,戈尔已向李鹏总理保证大选资金调查不会损害政府与北京的接触政策。但当看到通讯社最初就戈尔与李鹏的会谈所做的描述时,戈尔又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身份不明的“高级政府官员”,坚持说他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态度,承诺如果调查人员发现有可靠的证据将作出“非常严肃”的反应。
  访华中最突出的一幕是戈尔与李鹏就中国购买五架新的波音喷气式飞机以及和通用汽车公司建立生产10万辆别克世纪豪华轿车的合资企业达成协议而进行的签字仪式。虽然当时没有广泛提及,但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注意到是戈尔曾把汽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碳称之为“对每个国家都是致命威胁”,但他却又签署了一项要在世界上生产10万辆没有防污染装置的新汽车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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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回国后,媒体以公诉人般的语调,质疑戈尔正直和诚实的品格。这让戈尔惊诧不已。戈尔的记者生涯使他十分尊重记者,他总是以内行人的眼光来理解他们的工作。但是这次却让他陷入沉思和迷惘当中。正如鲍勃·斯奎尔所说:“我不认为他对政治的这一方面习以为常了。”斯奎尔看得出来戈尔很难过,但是他从未见过其他政治家在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后发这么大的脾气。他说:“戈尔的神情很难捉摸。他不像乔·拜登那么勃然大怒,往墙上摔东西。戈尔也不是那种你想从门缝里听见点什么的人。”
  尽管戈尔试图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忠实的追随者们仍承担起保护他的责任。他们提出戈尔只是想成为一个忠诚的副总统,并没有其它过错。不过他因此而深受克林顿道德丑闻之害。《新共和党人》杂志主编马丁·佩雷茨带头这样宣传。在3月底出刊的杂志上,他在“笔记”栏里未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他这位以前的学生说成是:“对那些认为人人都猥亵肮脏的人来说,是一个突出的攻击目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他抨击新闻界在戈尔筹款问题上“歇斯底里”,他声称许多戈尔的追随者都一直坚信戈尔要比他现在侍奉的总统更诚实完善。“对艾尔·戈尔来说,他不会取巧,不管是道德上还是知识上,”佩雷茨写道,“戈尔不是克林顿。”但佩雷茨的编辑不以为然。迈克尔·凯利援引了一位匿名的白宫职员在问及克林顿与戈尔时的话:“难道在这些人身上还有一丝道德的东西存在吗?”不出数月,凯利就离开杂志社了。
  由于戈尔的亲密朋友和顾问都做起了生意,这也使他的形象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尽管他向世界展现出他是个改革家和末来学家的形象,但戈尔毕竟也是华盛顿政治的产物。多少年来,他周围的圈子不乏律师和游说者,陶醉在“钱可通天”的文化氛围中。这些人接近戈尔并非只是为了成功这一个原因,他们与戈尔的联系让他们身价倍增。公司愿意雇他们做政府政策分析和决策人。汤姆·唐尼,1992年因为透支众院支票、拿游说人的钱做公费旅游而丢掉了在众院的工作。后来与人合办了一个公司,仅1998年就从80个客户手中拿到了180万美元的酬劳,客户中包括大都会生活保险公司、微软公司等。
  有三个在戈尔身边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在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游说工作。他们所代表的集团对副总统要优先进行的工作很感兴趣。罗伊·尼尔1993年离开白宫后,成为美国电话公司的总经理。他在为戈尔工作的那些年间,成为通讯方面的专家,戈尔帮助他建立了信息高速公路,通过因特网的扩展和私有化,使他的公司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杰克·奎因在打理戈尔的副总统法律事务,成为白宫的律师之前,是阿诺德和波特事务所有名气的律师兼游说者。1997年,他又回到了该事务所,此时他被禁止五年中在政府进行游说话动。但他被安排向客户和同事提供战略方面的建议。
  在戈尔周围,要说利用他的影响,没有能比得上负责筹款事务的彼得·奈特,也正是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国会的调查。1989年离开戈尔的办公室后,他还想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他开始是医疗药用公司的律师,但不久后他就转为做游说工作。1991年,他加入旺德、迪芬多夫、卡农和西伦法律公司。1992年他的事业随着戈尔当选副总统而起飞。他成功地为民主党筹款后,:成为人事副主任,在安排戈尔和克林顿的追随者的事务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与戈尔的关系及在新政府中的广泛联系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多想在华盛顿办事的人都成为他的客户,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迪斯尼公司和其他通讯业、医药业和环境科技有关的公司。1995年,奈特就挣了290万美元。
  他主要从事筹款和游说工作,很多捐款人成为他的客户,而很多客户也成了捐款人。1996年,奈特的公司帮助加州从事工程的弗卢尔从能源部获得了50亿美元的合同,处理在汉福德和华盛顿设施的放射性废料。在签合同的两个月前,1996年5月3日,弗卢尔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款10万美元。
  奈特的一个吸引调查者对其进行仔细审查的客户是莫尔滕金属技术公司——马萨诸塞州一家发明了对电镀槽赤热铁有毒废物进行中和的试验工序的公司。公司在布什政府后期赢得了价值120万美元的能源部合同。1993年,该公司聘请奈特帮助设法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美元。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任期里,莫尔滕公司获得的能源部合同价值3300万美元。这种慷慨总是与来自公司的有实力的捐赠密切相关。1994年3月兜瞥;总经理比尔·黑尼的慈善基金捐赠5万美元以资助田纳西大学的“南希·戈尔。亨格席位”基金,两天后,能源部将莫尔滕的研究经费从100万美元增加到1000万美元。同一天,莫尔滕给民主党写了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在4月27日一封写给黑尼的信中,戈尔请他出席宣布“戈尔席位”基金的仪式,在信的最后副总统亲手题写道:“又及,感谢比尔!你决不会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是一位伟大的朋友。”
  1997年的众、参两院听证会上,共和党未能在莫尔腾的政治捐款与能源部合同、或与戈尔个人任何有关的事情之间找到直接的联系。但这的确曝光了像奈特这样的华盛顿油子是如何运作的。他在能源部的主要关系是助理能源部部长托马斯·格姆勃雷,奈特自80年代初期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戈尔主持下的众议院科技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众议院调查虽说,奈特使劲地诱使格姆勃雷增加给莫尔滕的经费,除了在能源部与他进行商业会晤外,还请他吃了七次晚饭,两次午饭。格姆勃雷和奈特都坚持说那与政治无关。“政治捐款在莫尔滕成功的经历中不起作用。”11月5日,奈特这样告诉众议院商业委员会的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他还说他“从来没有基于任何形式的捐款而安排过一项政府合同或授权,包括慈善捐款”。格姆勃雷对于他的那部分事情,表示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但承认在鉴别与奈特的几次办公室之外的会晤有错,造成了偏袒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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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997年春夏的努力,戈尔希望不再追究这个问题了,能回到其办公室主任罗思·克莱思所说的“最基本的正事”上来,比如环保、高科技或政府改造等问题。但他遭受越来越多的抨击给2000年竞选能获民主党提名的潜在对手壮了胆。众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加快了在一些重要的州开展竞选之旅的步伐。参议员保罗·威尔斯通也开始了行动。进入夏天,汤普森委员会的听证会也开始了,当西来寺的三个僧人出现在会上时,这事成为了焦点。他们否认戈尔参加的午餐会有筹款目的,这使副总统班子的士气大增。为重振旗鼓,克莱思请前克林顿竞选经理詹姆斯·卡维尔发表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卡维尔给予戈尔班子全力支持,激励他们要坚定不移地与试图重写1996年大选结果的共和党斗争到底。伯森和白宫里的助手们没法用背景发布会和先发制人的“文件倾销”来争取记者们在丑闻打击中站在他们一边以削弱汤普森听证会的影响。克莱恩因召集战争理事会的外围顾问们(包括奈特、尼尔、庸尼、奎因、斯奎尔和前新闻秘书马拉·罗曼奇)开会讨论如何引导对外报道。克林顿指示他的人马努力投人工作以帮助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戈尔班子,这个班子已被不断增加的对副总统的审查搞得不知所措。
  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更加糟糕。9月初,伍德沃德报告称,戈尔通过电话索取的捐款有12万美元以上的钱是以“硬钱”基金而不是“软钱”基金存入银行。这种区别看似完全技术性的,但对戈尔来说事关是否合法。与“软钱”不同,“硬钱”是直接用于竞选的,因此它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它只能来源于个人捐款,每人的年度捐款限额为2万美元。4月,司法部长雷诺否决了参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设立独立检察官,专门负责调查戈尔电话案的提议。雷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她认为戈尔筹集的是软钱。她说,法律禁止筹集联邦财产的规定只适用于硬钱。
  伍德沃德的报告根据的是汤普森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写的,雷诺对此报告很生气,因为她派出的调查者已经设法省略掉这一细节,而且已经通过了。现在她别无选择。司法部宣布了有关戈尔案子的初步调查结果,开始了为期90天的独立检察官的任命;关键问题当然是,戈尔知道不知道他筹集的是硬钱?
  几个月来,戈尔一直相信这事终于云开雾散了。但是任命独立检察官,就意味着无底洞似的预算和广泛的调查,这对他的事业将会是个打击。戈尔目睹了肯尼斯·斯塔尔的做法简直是在克林顿政府及他的生活中横插一笔。如果像斯塔尔这样的检察官这样做了的话,那么他要想获得民主党的总统竞选提名,就会很困难,而且他那些野心勃勃的游说伙伴们也会遭秧。
  戈尔拒绝用他自己的律师,以免让人觉得他隐藏了什么。在司法部的调查开始后,白宫的人保护不了他,于是他找到了水门事件的起诉人詹姆斯·尼尔和华盛顿律师乔治·弗兰普顿。戈尔在田纳西州的朋友想建立一个合法的保护基金会来帮助他,但戈尔决定自己掌握那些更为潜在的筹款问题并由自己来支付这笔钱。即使与尼尔这样的来自田纳西州的老朋友,他在工作中捐了5万至7万美元给了戈尔,戈尔最终还是从卡西奇一家银行借了10万美元,支付他的律师费用。
  到了秋天,戈尔的情绪也从生气到难备辞职再到充满希望。他告诉沃勒斯说:“我以为2月份的情况会更糟。”沃勒斯被丑闻案折腾得如此痛苦以至于她都不堪回首那2月的日子。当他与平时怀疑他所做解释的对象——像一心想毁掉他当总统机会的媒体和共和党作斗争时,与克林顿班子里那些自怜的人们也有过几次回合。他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他坚信戈尔没做什么错事,他说:“我相信他的心是纯洁的。”
  戈尔的律师辩护说,戈尔确实不知道一部分捐款转人了“硬钱”账户。证据就是戈尔提出的捐款数额都超过了每年2万元的限制。但也有不利的证据。哈罗德·伊基斯1996年2月到7月的四份备忘录上解释说,捐款人最初的2万元钱都进入“硬钱”账户。当然,对戈尔来说,他也不可能审问信箱中的所有文件。但是他的行政助理希瑟。马拉贝迪对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说,伊基斯的备忘录曾引起了戈尔的注意。但11月12日在与司法部调查人员的会见中,戈尔说他没有看过伊基斯的备忘录,因为他们通常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以为他筹集的钱都是“软钱”。捐款者在与戈尔律师的会面中说,戈尔在电话中告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媒体大战的重要性,因而这也说明戈尔想要筹集的是软钱。
  12月2日,戈尔刚刚结束了在康涅狄格州伍德罗·威尔逊中学的旅行,雷诺再次宣布了她的决定,拒绝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捐款人声明中对涉及戈尔那部分没有“令事态恶化的事实”——实行高压、试图蔑视法律或重大的错误使用政府资源——没有更多的事实能加到这个案子中。戈尔的助手们一直与华盛顿保持电话联系,华盛顿的班子人员正在电视机前听雷诺讲话。戈尔在她讲完之前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关键的是要确保没有‘但是’,”他的一位顾问说。那年秋天,戈尔还有个好消息。汤普森委员会无法证明那个爆炸性的指控,夏玛丽、黄约翰及其他亚裔美国捐款人与中国的“政治献金’案无关。但是戈尔不久发现他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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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戈尔逃脱了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但别的地方又出了问题。自从他写《地球的平衡》一书近六年以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得到了科学家的公认。1996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500名科学家组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调查小组做出结论,认为“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4换句话说,石油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变暖。在过去100年中,全球表面气温平均每年升高1度(华氏)。这个小组估计,到2060年全球气温仍会升高1.8度(华氏)到6.3度(华氏)。
  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证据。北半球的春天比以前提早一星期到来。20世纪三个最热的年份都出现在90年代。12月,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准备制定一个国际条约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控制未来天气继续变暖。
  戈尔利用副总统的职位扮演了气候学家负责人的角色,试图引起公众的注意。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利用每周与克林顿总统的午餐会,把它变成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学术会议。克林顿1995年在乔治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被事实“完全说服了”。但到1997年秋,戈尔极少表现他这项神圣的工作。五年来,政府的工作实录除了口头热谈外,对全球变暖问题没有做更多的事儿。1992年,戈尔作为候选人时,就这个问题攻击过乔治·布什,说他拒绝承担美国应遵守的减少废气的指标——也就是里约热内卢蜂会上确定的到2000年时气体排放不能超过1990年的水平,坚持应实现这一目标以取代那些自愿措施(从未实现过)。但是上任之后,戈尔发现政治气候的变化比他想像得更令人烦恼,更难控制。1993年,他在国会提出有关减少徘放的措施却未获通过。1994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之后,对产生二氧化碳污染的工业,如电力设施和汽车生产,进行更多的限制就更不可能了。尽管研究表明,美国可以减少排放气体而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绝大多数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不了多少影响,但工会和大公司仍对此深怀戒心。他们说这样做会引起能源价格暴涨,失业增多,降低生产力。尽管1997年美国气体排放率开始下降,但并未达到里约热内卢会议的目标,而且超过1990年的水平约10%。
  所有这些让环境保护团体大为不满,也进一步损害了政府的政绩。实际上政府已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1四5年扭转了共和党降低环保法规标准的企图;扩大了国家公园体系;在南犹他州创立了大国家遗址,保护了170英田联邦所属沙漠与红岩峡谷以免被开发;扩大了社会“知情权”条款的适用范围,要求工业部门向社会公开有关他们所用的有毒化学物质的情况。
  但这正像一位重要的环保游说者所指出的那样,已做的事情是选择了一个“代价最小的机会”,避免了更大、更具政治风险的问题。1997年中,为在上百座城镇限制烟雾和煤烟以执行新的严格的大气质量标准,白宫进行了一场有争议的辩论,戈尔在这期间躲得远远的,人们对其不满达到了顶峰。环境管理协会负责人卡罗尔·布朗宁对那些企业和大城市市长普遍都不赞成的提案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姿态,而这些企业和市长们正是戈尔2000年总统竞选所要企求的。当有关“艾尔·戈尔沉默之春”的指责声越来越强烈时,以个环境与健康组织在6月末致信戈尔,要求他积极参与空气质量的辩论。戈尔回信说。公开为某一政策辩论并在总统做决定前先发制人不是他应该做的事。一位为绿色组织游说的人说;最终戈尔在幕后发挥了作用,“建设性地”支持了布朗宁,帮助克林顿通过了这项新法规。
  但是戈尔做了几年的副总统后,从环境福音主义似乎变成了传统的渐进主义。他总是强有力地反对那些已从《地球的平衡》中后退了的建议,他的环境论似乎越来越退缩为孤立的知识理念,与他的政治生活分开了。在戈尔大胆与谨慎之间不断进行着的较量中,谨慎重新又起主导。类似在税收问题上因大胆而道致的失败——在那次事件中没有得到任何政治支持,没有使这项事业有所进展,戈尔相信这一点,也许确实因此受到了伤害。在环境问题上他总是退却,除非政治气候安全无碍。戈尔不停地警告和教育公众,但直到公众认识到了眼前确实存在危险,戈尔在这一问题上还是老看法。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环保领导人会议,讨论京都峰会有关问题,他说:“公众没有允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采取行动。”
  环保运动者对政府参加京都会议的建议根本不满意。”克林顿的计划还不如布什1992年拒绝的那个:在2008年到2012年使排放达到1990年的水平;在这之后,根据美国的计划,运用一系列的市场机制使排放水平到2017年低于1990年的基线。这包括一个污染许可可以被买卖的国际贸易体系,鼓励公司减少排放物并向另一公司出售其权力而获利。美国坚持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控制温室效应污染的负责。
  该计划甚至在审议前就遭到了广泛的抵制。欧盟号召所有工业国家到2010年把气体排放减少到比1990年低15%的水平上,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联盟则要求不受条约的限制,认为这样会降低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参议院本来要批准政府拟签署的条约,现在则做出了一项规定,并以95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假如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工业国家相同的排放标准就不接受协议,否则这将危害美国经济。
  随着12月初京都峰会的临近,戈尔在这个他首当其冲负责的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如果美国不签署条约,那条约将失去意义,国际上有关控制气候变暖的努力将毁于一旦。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蒂姆·沃思的辞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他在会前几个星期辞职,取而代之的是特德·特纳。
  会议的第一周没有任何结果,所有人都各说各的。戈尔本打算听从助手的建议,留在国内,担心这个由他主持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万一陷入僵局,会使他显得软弱无力。但如果京都会议完蛋了,戈尔肯定那时无论他在哪里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政治上的打击。他说服了助手,于12月6日飞到了京都,24个小时的旅行他几乎没睡。他通过电话与克林顿和美国代表团新团长、商业副部长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协商,重新制定了他们的提案。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打算在谈判中带来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无论是否在京都签署都决不可能在参议院通过。戈尔最希望的就是一直让这一进程进行着,直到美国舆论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
  他向代表团发表了讲话,他说,真正的挑战是改变人类引起天气变化的行为。“这样做需要谦虚,因为我们危机的精神根基是骄傲、不能理解和尊重我们息息相关的地球万物,因而我们也不能相互尊重,”他说。但他也说,美国已经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中“倾听和学习”了。“我们理解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提高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民的生活。”他说他授权美国代表团显示出“更多的谈判的灵活性”。
  这个信号表明戈尔决心无论如何要做这笔买卖。他在京都只逗留了16个小时,在酒店中与利益各方进行了单个会晤。但他的这次旋风之旅确实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各方都做出了让步。美国承诺2008年到2012年减少排放量,达到比1990年低7%的水平,这个目标要求减少目前1/3的排放量,如果不这样做,到时排放量反而会增加1/3。欧洲承诺这个数字达到8%,日本达到6%。最终的协议还包括戈尔和克林顿要求的排放量贸易计划。
  共和党认为这个条约不过是废纸一张,他们预测这样就会有200万人失去工作。政府中批评者认为这个协议一开始就没有前途。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我们在京都所达成的协议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戈尔却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在第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与全球变暖作斗争的国际协议上签了字。尽管很多环保主义者对这个条约很失望,认为做得不够,另一些人承认在现有政治条件下,这是戈尔所有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格雷格·韦茨通说:“这是戈尔所做的最有勇气、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冒着个人政治风险,投身其间,最终保证了这个明智的条约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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