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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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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烟鬼兵”,培训“夜老虎”。妇女团的女兵说,总指挥是个“怪人”

  军阀盘据下的川北原来有五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纸票多,五是抽鸦片烟的人多。吸鸦片的人多了,老人吸,年轻人吸,连婆娘、娃娃也吸。男女老少,生了病不吃药,点起烟灯,抽几口鸦片烟。老百姓敬神敬祖宗,摆一小碟子鸦片作供品;庙里的泥菩萨嘴边,也常常被善男信女抹上点鸦片烟膏子。富人家,家家户户炕上摆着镀金镶银的烟枪;穷人不少家里,都有烟灯和烟枪。城里和大集镇上,除了饭馆,还有大烟馆。人们进大烟馆像坐茶馆吃碗茶一样随便。军阀的队伍,几乎每个兵都有两支“枪”,一是打仗的枪,一是大烟枪。
  当兵的吸大烟,没有钱就抢老百姓;老百姓吸大烟,没有钱只好偷,卖苦力。有的男人吸大烟,连婆娘都卖掉了。染上大烟瘾的人,个个骨瘦如柴,不抽烟走不动路,干不了活。烟瘾一发,流鼻涕淌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红军扩兵,扩进来不少“大烟鬼”。打仗抓来的浮虏,补进红军,更有许多“大烟鬼”。许多干部对“烟鬼”讨厌透了。提出:
  “凡是‘大烟鬼’,统统赶出去!”
  徐向前说:“老百姓当中、烟鬼也很多,怎么赶,都赶到白区去?闹革命,就是改造旧世界,旧世界是什么?重要的是人。
  改造旧世界,就得改造人。”
  干部们说:“俘虏好改造,土匪也能改造,就是烟鬼改造难。他烟瘾上来,你给他磕头,不如给他一口大烟!”
  徐向前说:“地方政府都在发动戒烟运动,红军里首先要做好。现在,要来个比赛,看哪个连队戒烟搞得好。往后,红军里一律不准叫‘烟鬼’,他们也是同志哩!”
  总指挥的话传下去,干部、战士都觉得有道理。连“烟鬼”们听了,心里也热乎乎的。
  红军打仗、筹粮、建设政权,又加上一条:改造“烟鬼”。徐向前亲自找戒烟好的人谈话,问他们是怎么戒掉了大烟。他向染上大烟瘾还没彻底戒掉的人讲抽大烟的害处,做人的道理。
  戒大烟运动,在苏区、在红军中开展起来。红军经理后勤部医务部门,制作戒烟丸发到全军,还散发给群众;政治部印了戒烟教育材料,印了歌片。革命根据地内,到处都能听见妇女、儿童歌唱“戒烟小调”:
  洋烟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军阀弄来害人民,不让我翻身呀,嗯呀呀,不让我翻身呀!……
  严明的纪律和各种措施,使红军中的“烟鬼”改掉了恶习。
  戒掉鸦片的人,瘦黄脸变得发红、发胖了。可是,仍有些烟瘾深的兵,丢了烟枪像丢了魂似的,说话无力,走路没劲,有的偷偷跑进老乡家,讨口烟抽。红九军一个连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个年轻的小战士,从小多病,家里人用鸦片给他治病,染上了瘾。他参加红军后,常常偷偷抽鸦片烟。部队发动戒烟,他戒了又犯瘾。一天,实在难忍,偷了老乡家新娘的裤子去换烟抽,被发觉了。连长一气之下,把他绑起来,抽了几皮带。此事,正巧被从此地路过的总指挥徐向前知道了。徐总最反对打骂士兵,他常说:“打骂人是粗野,是军阀主义,是无能的行为。”他把那位打人的连长叫到跟前,问他为什么打骂士兵。
  “他习性不改,抽大烟,偷老乡家妇女的裤子,太给红军丢脸。”连长也知道打骂士兵是错误的,连忙向总指挥认错:“我犯了军阀主义残余,保证不再打人……”
  徐总问:“你为什么不帮助他戒烟?”
  连长说:“唉,他人小却是个老烟鬼,戒不掉呀!”
  徐总说:“你说该怎么办?打,能把烟瘾打掉?”
  连长说:“这样恶习难改的人,我看只有开除出红军。”
  徐总本来心平气和,一听这位连长的话,火了:“你这更是无能!想过没有,让他回家去,村里又多了个烟鬼;他若跑去投了白军,又多增加一个敌人!我们搞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先是要能改造人嘛!”
  连长说:“我们慢慢教育他,改造就是了。”
  徐总说:“改造教育人,不能急。戒大烟却不能慢慢来。限你十天以内,帮他把大烟戒了。”
  “小烟鬼”被叫到连部。他一看徐总指挥,吓得不知该怎么办了。听人说,徐总指挥好厉害,军阀、老财、“神兵”听到徐向前的名字都发抖。他规定的红军纪律,说是“铁的纪律”。“小烟鬼”认为,他犯的事被总指挥知道了,不砍脑壳,也要送他回老家啃红苕去了。他正想着给总指挥跪下,只听总指挥说:
  “坐下,坐下,不要怕。”
  “我……我再不抽大烟了,”小鬼哭啼啼地立正站着说,“我不改,就枪毙我!”
  徐向前一向宽容犯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的部下。他见那小鬼态度诚实,决心改过,给他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最后拍拍小鬼的头,和蔼地说:“那好吧,相信你的话。”
  信任,是真诚的友爱,也是无形的动力。“小烟鬼”从那以后,在连首长和战友的帮助下,很快戒掉了抽大烟的恶习,又瘦又黑的脸,变得红润润的,身体也一天天壮实了。在反“六路围攻”中,他立了战功,当了班长,参加了共产党。连队中传出“小烟鬼”变成人的美谈。
  这个红小鬼,在过草地时牺牲了。“鬼”变人的故事,不止这一个。人们已经记不得他的姓名。他从“鬼”变人的传说,和“巴山来了徐向前”的民谣,在大巴山下一直流传。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把戒绝鸦片烟说成川陕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十桩大事之一。他写道:“刚开始戒烟,响应者寥寥。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的甚至制造谣言,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逐步将戒烟运动推向高潮。”“尤其是妇女,深受鸦片之害,男人们抽大烟,不仅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且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顾,确实坑苦了她们。因而,她们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了……戒烟运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又比较对头,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仅巴中县城,戒烟人数即达千人以上……唯当时要求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影响了扩红军数量。我们后来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
  作为红军最高的军事将领,徐向前不只是领兵作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办学校、搞军工厂,许多事他都参与策划,并亲自去做。随着革命根据地扩大,政权建设的发展,成立了造币厂,自己制造发行银元、铜板、纸币、布币。在收缴敌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徐总指挥组织领导建立了兵工修理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子弹材料缺乏,他命令部队把用过的弹壳如数交回。一个战士有50发子弹,战斗下来,必须交50个弹壳,否则不再发给子弹。有的战士讲怪话:“总指挥这‘山西佬’,真抠门,哪有这样当兵的!他再抠,还叫人把打出去的子弹头拣回来哩!”
  怪话传进徐向前耳朵里,一次干部大会上,他在讲话中说:“说山西人抠门,就是要抠呀!打出去的子弹头难拣回来,地面上的炮弹皮、手榴弹皮,倒可拣的。给大家一个任务:每人拣二斤炮弹皮来,多的有赏!”
  于是,战场上,战士们打完仗,一个个像小姑娘拣蘑菇似的,拣起炮弹皮、手榴弹皮来。而且大家再不说怪话,知道红军办起了炸弹厂,制造的马尾手榴弹挺灵。拣起的弹皮,是最好的原料。
  为改善红军的穿着和医疗,徐总指挥又策划办了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和制药厂。后来还办起一个“脚码子厂”,专门制做一种挎在鞋底上的脚码子,每个红军战士发给一付,套在鞋底上,走泥路防滑,爬山得劲。
  一滴滴心血,一把把汗水,浇灌着这片红色的土地。“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一副刻在巨石上的对联,展示着加火如荼的情景。徐向前除了晚饭、睡觉,全心扑在红军建设上。部队作战、训练任务繁重,加上一部分人从大别山区来水土不服,患疟疾、痢疾的人一天天增多;生疥疮、烂脚病的人更多。徐向前下令卫生部门加紧防治,他亲自编写了《简略卫生常识》,印发到连队。这篇文字不多的卫生常识,通俗易懂,针对流行病、传染病的发生和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病健身的措施。如不吃或少吃凉拌的生菜;饭要做熟,剩饭一定要加热,腐烂的食物决不要吃;天天要洗脚、擦澡;要常剪指甲,常理发;被子要常晒,衣服要常洗;每个连队到宿营地,要挖厕所,决不准随地大小便,等等。
  “徐总指挥会用兵,更爱兵。”老将军陈明义曾向笔者说,“我们背后叫他‘老班长’。他每次到连队,总要看看伙食怎么样,检查饭菜卫生不卫生;有时还亲手教炊事员做菜。许多炊事员知道他爱吃饭锅巴,只要见到总指挥来了,就搞块锅巴给他。他就蹲在伙房,一边和炊事员谈话,一边啃锅巴。他就是这样一个‘老班长’。”老将军们称徐向前为“老班长”,这亲切的称呼,反映了他和部下的关系,像是一个班生活的战友那样亲热平等。
  徐向前爱兵又注重练兵。他常说:红军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是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的人。部队只有平时勤练、严练、苦练,上了战场才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根据川北的地势、敌情,徐向前命令部队开展夜战训练。第一线的部队,采取敌前练兵,把夜摸敌营的实战,作为一种练兵。夜深人静,红军小分队出击,趁敌军夜晚摆上大烟灯过瘾时,突然摸上去,消灭敌人后迅速撤退;第二线的部队,练习夜行军、夜间射击,连战马都在蹄子上套上特制的“鞋”,让它行走无声。红军是“夜老虎”、是“天兵”的威名,传遍四川。
  随着红军的扩大,1934年3月,著名的妇女独立团诞生了。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到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和兵士,一色的女子。全团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川北有句话“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站”,四川妇女特别勤劳、勇敢的本色,使妇女独立团跃身在红军中,成为一支威武、顽强的新军。工兵营、担架营、步兵营、日日夜夜随同主力部队转战。女兵们唱着她们新编的歌:
  从前女儿受熬煎,好似掉在井里边,红军来了世道变,砸烂封建铁锁链;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当上女兵翻大山,跟上队伍打江山。
  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
  要组建妇女独立团,开初徐向前不怎么赞成。他说川北的男兵多着哩,插一个“红军报名处”牌牌,一天就招来几百人参军,何必再让女人扛枪。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三个女人一台戏,妇女团上千女人,那不把天吵破了!”这话是谁讲的无从查实。传进妇女独立团,却成了徐总指挥歧视女兵的一条“罪状”。女兵们吵吵着:
  “总指挥不尊重女权!”
  “封建脑袋瓜!”
  “他呀,是个怪人,看见妇女就苦苦个脸……”
  “……看哪个会当他的娘姨……”
  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惹恼了女人,一句话会吵吵三天。妇女团的老战士林月琴一次向笔者讲妇女团时说:她们当时背地里嚷嚷,见了徐总指挥连大气也不敢喘,高声说话的都没有。谁都知道徐总指挥难得有个笑脸。
  妇女团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有从大别出一路征战过来的;有的是川北地下党员。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有的找到了合心的对象,有的悄悄在高级指挥官中瞅着。徐向前这样的“光棍司令”,在领导人中不多。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爱在总指挥面前多说些话,多呆一会,可是见他总是那么冷冰冰的脸,只说工作,不讲闲话,女人们只好悻悻离去,对总指挥敬而远之。妇女团中唯有一人,敢和徐向前说笑几句,她就是川北人称为“张大脚”的张琴秋。
  这是红四方面军中一位女杰。她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1931年同丈夫沈泽民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入川前,由于她参加揭发和反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被撤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往通江县当代理县委书记,而后又调任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徐向前说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
  妇女独立团直属方面军总部指挥。张琴秋任政委期间,常常向总指挥徐向前汇报妇女独立团的工作、生活情况。有一次她汇报说:有些干部爱往妇女团转,想是找老婆哩。
  徐向前说:“你说怎么办?”
  张琴秋说:“我没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向前瞪起双眼:“没办法?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
  总指挥接连说出几个“不准”,“不怕天不怕地”的张琴秋却与他论起理来。她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不妥。徐总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硬是没那么多的自由。从严治军,才有战斗力。张琴秋提出:士兵不准结婚;干部结婚可加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小的不可以。徐总说:团内一律都不准结婚,凡要求结婚的,调出妇女团……
  张琴秋折服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更敬佩他的品德。他没有打骂人的军阀习气,不贪吃贪喝,不近女色,唯一的嗜好,是端起小烟袋锅抽几口老烟丝。烟丝买不到,宁愿抽干树叶,也不准警卫员随便去找老乡的烟叶。军队中,干部打骂下级的现象,一度成风。有位高级干部,在电话里被下属误骂了一句,那位首长气急败坏,骑上马跑出几里路去,找到那个误骂他的干部,骂了几句,打了几个耳光,这才又骑马返回。有的干部追求女同志,不择手段,发生种种丢丑的事。张琴秋常说:“各级干部,要向总指挥学习。有人说总指挥是‘怪人’,大家都像他那样‘怪’就好哩!”
  徐向前怪,怪在一心放在红军建设上。他总是那个“怪”模样,很少笑脸,很少说话,行军累了,坐下来拿本书看看,休息好了,继续走;驻下来,先看地图,后看地形。川北许许多多的山头,都有他的足迹。也许正是这位古怪的总指挥,才培养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
  徐向前有一次向笔者说:“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才是见鬼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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