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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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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暴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暧昧态度。在国民党中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①。他还亲自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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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在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条件下,一九二五年六月间,广东革命政府消灭了盘踞在广东近郊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约二万余众,铲除了这个心腹大患。七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随后,又将党军(即黄埔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建国粤军和福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在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时,还决定成立监察院和惩吏院,并推举林伯渠、谢持、黄昌谷、甘乃光、陈秋人五人为监察委员。从此,林又投入了监察院和整顿广东吏治的工作。
  国民党监察院的任务,按监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主要是监察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如查得有舞弊亏空及溺职等情,起诉于惩吏院惩办之。林伯渠在监察院的工作中,一开始就强调依靠民众和惩治贪官污吏,在监察院成立时,他即明确指出:“我们现以革命党人资格,服务于监察院,不仅倚民众为后盾,以承无过;并须立于民众之前,铲除一切贪官污吏,始能实现民众所欲求之福利”①。林伯渠曾先后参加司法调查委员会、查办粤汉铁路积弊委员会,调查处理粤汉铁路局侵吞路款和电报局的罢工案件,并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审查古应芬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及军需总监时的全部收支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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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坚决推行广东军事、民政、财政统一的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用卑鄙手段刺杀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又直接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廖仲恺遇难后,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的遗缺,国民党中央最初的决定,是以林伯渠补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森补其中执委常委。嗣后,因林森与邹鲁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国民党中央遂又决定以林伯渠、谭平山代理林森和邹鲁的中央常委的职务。这时,由于在追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中,发现国民党中执委常委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国民党另一名中执委常委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魏邦平均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牵连到胡、许二人,胡汉民因而赴苏,许崇智去上海。而另外两名中执委常委丁惟汾、于树德又早已去北京。这样,留在广州的中执委常委就只剩下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三人。按照国民党总纲的规定,主持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必须有三名常委兼任秘书。因原定兼任秘书的三名常委,廖仲恺牺牲,胡汉民和邹鲁离去,所以在林伯渠被推选为代理中央常委之后,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又决定以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兼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
  林伯渠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后,除经常出席和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代表国民党中央参加群众各种集会以外,他还参预决定和领导了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的东征和南征。
  还在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处理廖案的过程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残部,就乘机占领了河源、博罗、河婆、老隆、紫金等县城,勾结广东北江熊克武部和南路邓本殷部,企图侵扰广州,于是广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遂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十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三两军首先在北江击溃熊克武部。中旬,由一、四军和攻鄂军等部队所组成的东征军攻下惠州,占领东江所属各县,消灭了陈炯明残部。十一月初,南路抵御邓本殷部的国民革命军,在第二、三两军的支援下,也连下高雷钦廉各州,消灭了邓本殷主力,迫使其率残部退守琼州。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不仅基本上扫除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统一了广东,并且为两广统一和准备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又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逆流。一九二五年九月下旬,林森、邹鲁利用率“外交代表团”北上的机会,在沪与谢持、居正、叶楚伦、邵元冲和戴季陶商议“分共”,决定先由谢持径行入京,林、邹则溯江而上,去武汉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谢持和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便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解除俄人鲍罗廷之顾问职务”、“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多种决议案,公开打出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和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山会议。
  林伯渠在得悉右派分子召开西山会议的消息之后,与在广东的国民党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立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通电,严加驳斥。他们号召全国及海外的全体党员,不要为右派的异说所迷惑,坚持先总理的主张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并宣布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纷纷发表通电或函件,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共与分裂活动,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对其从严惩办,以肃党纪。嗣后,国民党中央还通电各级党部,撤消了邹鲁广东大学校长及北上外交代表的职务,查办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停止了上海执行部的职权。反对西山会议派的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后,还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就决定要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大。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林伯渠在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第九十九次会议上,即提出组织重要议题委员会,“以便编订各种党务重要议题”,“通告各党员”①。正是根据他这一提议,国民党中央才决定由中央常委、各部部长和监察委员邓泽如与林祖涵组成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要议题委员会。此后,林伯渠曾多次出席或主持重要议题委员会,讨论各种议案的准备工作。十月间,他还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广东建立国民党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十二月一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与谭平山、汪精卫还联名提出,请派吴玉章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长,刘棻(伯垂)为文牍科主任,许甦魂为议事科主任,并得到了会议通过。吴、刘、许三人都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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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本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鲍罗廷曾商量,打算在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公开开除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应争取占三分之一。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都赞成这个主张。但是,这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连续给广东发来几封长信,要中共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及西山会议派分子叶楚伧、邵元冲大开谈判,请孙科、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大会,并向孙、戴等人表示,中共决不包办国民党,在中央委员改选中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人数。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去广州,直接推行这一方针。这就使国民党二大的准备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然而,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责难,国民党二大还是如期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开幕了。是日礼炮齐鸣,飞机翱翔天空,与会代表和参加大会开幕典礼的十余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欢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祝贺大会的召开,希望大会能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政纲,坚持联俄和党内合作的方针,支持工农运动,制订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的计划。宣言还回顾了国民党一大后党内旧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淘汰的历史,指出:“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反而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希望大会能对国民党中旧有的反革命分子及“假孙文主义、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采取坚决的态度,森严党的纪律,“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林伯渠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党团成员之一,他和毛泽东、谭平山还被推举为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在一月四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他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会议报告了大会的筹备过程,历述了第一次大会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内斗争的经过。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宋子文、刘尔崧、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毛泽东等,也分别向大会作了关于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人、农民、青年、商民、妇女、宣传等方面的报告。
  由于这次大会是在五卅运动和广东统一之后,群众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压倒优势,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当时还属于左派的汪精卫等人,也都希望能排除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所以会议在就上述报告所通过的相应决议与大全宣言中,再次宣布了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重申国民党一大的政纲与政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发展革命运动的计划。会议还不顾蒋介石和张国焘等人的阻挠,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伦等,要他们限期悔过,否则即开除党籍;训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对于参加“同志俱乐部”和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右派分子,会议也作出决定,对他们进行了纪律处分。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和分裂活动。
  大会在最后的选举中,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反对增加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名额,甚至连汪精卫提出的全部保留一届中委中的共产党员的主张,他也极力反对,致使陈延年、周恩来等在会前提出的新选中委中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的主张落了空。相反,却使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等当选为中委。在监委的选举中,右派更占了绝对的优势。虽然如此,会议仍选举了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七人为中委;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韩麟符、邓颖超、许甦魂等六人为候补中委;高语罕、江浩、谢晋等三人为监委或候补监委。在随后的二屈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又被选为中央常委(共九人)。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各部部长与秘书的人选当中,共产党员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秘书谭平山、林祖涵,秘书处书记长刘棻;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罗绮园;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不久,宣传部长也由毛泽东代理);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妇女部秘书邓颖超;海外部秘书许甦魂,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决定设立的财务审查委员会(掌管党务经费的分配)的五名成员中,也有四人是共产党人,即林伯渠、董必武、韩麟符与恽代英,而且林还是该会的主席。此外,谭平山、林祖涵还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恽代英是党务审查委员会成员,高语罕、谢晋是党籍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说明,在大会选举的中执委中监委和在其后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仍有很大的力量,右派分子在大会前所鼓吹的“分共”阴谋并未能得逞。
  总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因陈独秀等人推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等所谓中派在中执委、中监委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给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它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所以如此,这主要是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许多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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