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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传

第七部:拒绝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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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隐风雷动

  由于大萧条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在1933年秋天,农产评价格和工业生产再次回落。这种迹近于衰退的下降势头到了1934年春季才被克服。《纽约时报》每周工商业指数由1933年10月的72上升到1934年5月的86。尔后一直到1935年春季,全国经济停滞不前,月复一月,商业活动指示图表几乎原封不动,利润缩减现象继续存在。1934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1933年高出不到1/4,比1931年少100亿美元,稍多于1929年的1/2。秋天仍有1300万人失业。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1年只干3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700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他们的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则是激流澎湃。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和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的私营业主,在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并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他们的丝织礼帽,他们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要求解脱束缚。他们对罗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们出于高尚精神而进行自我调节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请,由不动声色而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济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其一度收敛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界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甚至对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新政那样的愿意在预算方面出现比胡佛任内更高的赤字,不喜欢新政用美元搞通货膨胀来弥补赤字,不喜欢新政社会救济项目的规模和华盛顿在许多经济决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见。对于罗斯福不知怎么从他们熟悉的政党和企业界之外发现并给带到华盛顿来的那些人,他们也深感不安:这些人包括像特格韦尔、莫利、伯利那样的学者,以及像霍普金斯、华莱士、珀金斯那样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年长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这一悠久的党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1934年8月因此而辞职。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1929年党的领导人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成员和其他人的领导下,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来反对政府所作的社会实验,他们不怀好意地宣称,罗斯福总统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证。激进派的报刊极力反对新政对资方的迁就和照顾,认为这种"经纪人国家"对大托拉斯打击不力,"记录表明,人们能够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败"。政治蛊惑家们则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然而,生活于这种徘徊不前的经济境况中的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抗争。
  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在30年代中期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掩没。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3500万英亩可耕地完全被毁,12500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并且,1934—1935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得克萨斯州的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品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7,000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300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他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四处流浪。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M·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
  其实,激进而暴烈的行为已经在全国各地滋长并大有燎原之势。1934年4月,明尼阿波利斯的6,000"暴民"(以卡车司机为首的工人)向正在开市政会议的市政厅窗户里投掷棍棒、石头和煤块。入夏,冲突升级,武装警察开枪击倒工人67人;5月,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人组成飞行中队同警察激战;秋天,丹佛市1,000名靠救济为生的工人,因救济金削减而愤怒地要求撤换州行政官员,并同警察在街头对垒;密尔沃基的电车工人在社会党的组织下,攻击车库,迫使雇主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费城的出租汽车司机焚毁了100辆出租车;得梅因的电业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乱的瘫痪;共产党人领导了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农业工人的罢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美国工人党鼓动罢工的电瓶汽车灯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搏斗,他们面对刺刀、催泪瓦斯以至排枪扫射,都无所畏惧,最终争得了工会的大部分要求。在五一劳动节之后的几个月里,从东海岸的罗得岛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几乎每场罢工中都有工人流血,这一年全美发生罢工1856次,参加的工人约有150万。1935年,罢工浪潮仍在继续,共发生罢工2014次。左翼党派组织和劳联中的激进派为争取组建产业工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对罢工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规定给予工人的那些权利唤醒和刺激了工会的组织活动,而广大工人在实践中发现,他们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许可和法律条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时罗斯福政府迫于强大公司的压力作出的有利于资方的决定更使工人坚定了这一信念,即为了很好地享用自己的权利,必须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独立力量。此外,自大萧条以来,他们郁积了太多的对资方的愤慨。
  来自"左边的惊雷"仍隆隆作响,还不时掺和进来了一些不谐音。许多进步派和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开始怀疑罗斯福新政策的成功希望,他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激进派,愿意同自由主义者一道为他们的政纲而奋斗,“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防止萧条卷土重来,我就希望现行体制干脆见鬼去。""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合作共和国"。当年的黑幕揭发者以其《屠场》直接促成了肉类检查法获得通过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提出了"终止加利福尼亚州贫困计划",他提议向新政尚未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富裕中的贫困直接进攻。他主张让加州的失业工人在国营工厂和国营农场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反对"为利润而生产",主张"为使用而生产"。这位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家宣布竞选1934年11月的加州州长。并在8月28日的民主党初选中,得票遥遥领先,从而引起保守派的恐惧和群起而攻之。
  在充满着骚动、焦灼、寻觅、失落的这些年份里,以形形色色的激进面目而出现的"政治蛊惑家"们向大众兜售着似乎是精心炮制的治世良药。他们利用了当时美国人民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向往寻求简单明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等等,即卡尔·G·荣格称之为美国民族性格中幼稚的一面。
  弗朗西斯·E·汤森医生,曾是加州长滩的一个公共卫生官员,在1933年他66岁失业时,几乎一贫如洗。在目睹了大批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更惨的老年人后,这位瘦弱的戴眼镜的老头子迅速成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1934年1月,汤森成立了老年人周转养老金组织,其目的是要使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刑事惯犯除外)每月都能享用200美元,唯一的附加条件是必须在本月内花光于国内。这笔周转基金来源于由联邦政府征收的2%的营业税。汤森及其信从者声称,这基本上是一项旨在减少失业、刺激消费的经济复兴方案,而不是一项单纯的补助金计划。尽管批评者们指出汤森计划具有以假定为根据的虚妄性,因为它要将一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以补偿仅占总人口的9%的老人。但汤森十字军运动仍然蔓延到了主要由农村新教传统培养起来的人们中间。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因为失业、贫困、疾病和孤独而陷入凄凉晚景的老人们,对这一令人振奋的号召抱有强烈的近乎宗教般的理解。他们跟着汤森异口同声地谴责罗斯福新政忽视了老年人,并成功地把支持该运动的人选进州议会和国会。到1934年底,汤森宣称有2500万美国人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签名的人品码有1000万人,到1935年初,汤森俱乐部已达2000多个。"西海岸的政界人士如果不赞同这位医生的计划,就会被汤森的报复吓得发抖",西部7个州的立法机构一度几乎受制于汤森运动。国会议员们明知其经济上的细节存在着明显错误,却迟迟不敢冒险就这一计划试行唱名表决,直到1939年6月。
  20年代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则显示了比汤森医生更大的能量。这位40出头的神父身材高大,修饰整洁,声音圆润优美,庄严感人,词藻华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和说服力。到1930年底,他已经成功地树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电台同时向全国广播他的节目,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时至7时的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在有一次抨击胡佛总统的演说后,他收到120万封信。到1932年末,他每周拥有约近4000万听众。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每周听他布道的听众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而且稳定不变,每周信件8万封,多至100万封,很多都内附小额捐赠的美元。他有时要雇用150个办事员点钞叠钱。1934年纽约WDR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库林格神父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公民"。后来在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闹僵后,他干脆建起了自己的广播网,有60多个电台,还办有自己的企业。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也曾一度热烈地赞扬"执行着基督政策的新政"。到1934年春,他还许诺"决不改变他认为新政就是基督之政的哲学"。他有时也破例地赏脸接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的父亲),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也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当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举措(特别是货币政策)并未依照他的旨意进行时,库林格就在1934年下半年逐渐与新政决裂。他痛斥农业调整法是"异教之政",咒骂罗斯福的顾问们是“窝囊团的谄媚之徒",指责财政部为邪恶的国际银行家效劳。是年11月11日,他宣告成立争取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他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已经腐朽,资本主义已经完蛋,罗斯福代表了"邪恶的资本家、犹太人、共产党人、国际银行家和财阀",而只有自己的16条原则才能拯救人民。他号称拥有750万盟员。该同盟的狂热分子还组成了许多打手队,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还攻击美国劳联,主张政府在处理劳资冲突时应学习意大利。到1935年春,库林格神父越发倾向于宣扬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主张,倡议在美国建立一种类似于意大利社团主义的政治秩序。
  但是,对罗斯福政府真正地构成威胁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政客休伊·P·朗。朗在1928—1932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32年进入参议院,他机智幽默、聪明绝顶,擅长发表令人荡气回肠的演说,只是"那矮胖的身材和花哨的穿戴掩盖了他这位外省政治家的才华和魅力"。他在州长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打破大公司的垄断势力,取消人头税,免纳平民普通财产税,免费发教科书给学生,为成年人扫盲。在3年内,他为本州修筑了2,500英里柏油路,6,000英里碎石路,12座桥梁,他还是南方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他的口号是"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他身在华盛顿任参议员,却牢牢地遥控着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州议会的一切决定权。他曾在1932年6月的芝加哥支持罗斯福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两人的合作在罗斯福就职1个月后就开始破裂,他瞧不起罗斯福和他那些城市里出身的受到良好教育的新政派人士,他也不喜欢"百日新政"期间的那些政策。他预备在1936年入主白宫,最迟1940年要进去。
  “以前他发现,对付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和石油公司,最容易的政治手法莫过于揭露他们对这个州赤裸裸的掠夺,而他对上层阶级政治领袖的嘲弄也确实吸引了许多乡村追随者。现在,他希望用同样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权力——即揭露罗斯福自称的新政改革派的合乎道义的领导,其实是庇护着垄断财富和独享文化教养机会的一个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他以特有的机智为自己打通闻名全国的道路,他写了①一本《我在白宫的头几天》的书,书中说作为总统的他将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他在参议院里霸气十足,公开嘲笑罗斯福和他的阁员。他直率地当面要求罗斯福总统给他以庇护和赞助,谈话时他也不脱下那只条纹水手草帽,只是在为讲清楚某一论点时,拿草帽轻扣总统的膝盖。他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民意测验表明,朗若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将会夺去罗斯福400万张选票,并且他的实力还不限于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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