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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实行精兵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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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行精兵简政。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存在着“鱼大水小”的矛盾。陕甘宁边区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其脱产人员,到一九四一年,已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七万三千人。随着脱产人员逐年增加,群众的公粮负担自然也年年加重。一九三八年公粮仅为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增至六万石,一九四○年上升为十万石,一九四一年则剧增到二十万石。这样,在群众中便产生了不满情绪,以至竟发生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轶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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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1年6月3日下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触电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农民一头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件事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写的序言中,提出要“珍惜民力”。他说:“中国古时,楚国有个马夫百里奚,善于喂马,肥而不死。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换到秦国,问他喂马之道,他答曰:‘惜其力,食其时,心与马而为一’。又问他治国之道,他答曰:‘惜其力,用其时,心与民而为一’。他遂被拜为秦国宰相,秦国大治,以奠始皇统一六国之基。”林伯渠由此引申说:“今陕甘宁边区,即古秦国之地,当兹抗战建国之时,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他借古喻今,颇多启发。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边区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十一人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他们在议案中指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①为此,他们还提出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规定供给标准,提倡节约,提高生产力,量入为出等五项具体实施办法。林伯渠、谢觉哉等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立即把参议会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把它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党中央对精兵简政问题要进行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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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案第八十一案。见《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边区参议会闭幕后第六天,林伯渠主持召开新选出的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又专题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议根据边区各政府机构存在着“头重脚轻”,不够灵活,制度不健全,工作效能不高等现象,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此,林伯渠指示秘书处,通知各厅、院、处“造制在职人员花名册,于两日内造就送呈,以便实行简政时参考”。随后,他在边区政府的训令和给各县的信中又明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边区一级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减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被调整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大部用以加强区乡级行政机构,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十二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拟定出整编方案,林伯渠又亲自主持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市政府三个组织暂行条例,以便为进行精简和整编时所遵循。
  经过一系列宣传和准备工作以后,陕甘宁边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骈枝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计一千五百九十八人。
  但是这次精简,只能说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还未做到切实的“整”。不仅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工作还有许多繁琐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因此,五月初,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二次精简,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各派一名代表,与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和各厅处院长等共同商讨成立了总编整委员会,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总编委会工作。同时决定,在总编委会领导下,各系统设立分会,要求在一个月内做出编整方案,交总编委会讨论。
  五月二十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边府各厅处院的行政机构,均要以简单灵活为原则,重新进行调整,将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分配到县级、区级以及其它机关去工作。同日下午,他在边区一级千名青年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精兵简政决非只是“减兵裁员”。“精兵”乃使每一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致庞大复杂,要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他号召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工作。说“知识分子干部,如多数均集中边府一级,不把县区的工作做得更好些,那实际上还是等于都空着一样。”他还向将要去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四点希望:(1)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2)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3)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4)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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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日报》,1942年5月21日。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第二次精简取得了显著效果: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开了,行政领导机关和事务专管机关,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边区政府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四厅实行了合署办公;增加了县政府的权限。一县之内应兴应革、干部培养与配备、调支经费等,都由县政府决定。
  陕甘宁边区的精简工作,为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月七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和当前抗战形势的关系,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①这两个文件,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九一决定和九七社论的精神,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认为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对精简的认识不够,没有定出全面具体的方案,计划性差,领导抓的不紧,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今后简政的精神与内容,就是要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以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他要求全体干部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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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3页。
  ②《简政不是“减政”,是提高工作效能,林主席对县区乡长谈话》,《解放日报》,1942年9月24日。


  为了更好地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委托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吸取了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除了提出具体的精简方案外,特别强调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经过边区党组多次讨论修改,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实施。随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制订和颁布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条例,对许多具体问题在思想上求得了一致,在要求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次精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目的。总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工作人员由四百六十九人减至二百七十九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的精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精减下来的人员,一是转入生产,充实下级机关;一是送往党校和各种干部学校,对他们继续培养提高。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经过三次精简,一方面,进一步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改变了领导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各自为政的现象,使上下关系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都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节省了人力物力,减少经费开支和人民负担,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战胜严重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均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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