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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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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安城欢声雷动。四大战役出奇兵,徐向前威震中原

  黄安县,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白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成为红安。
  徐向前把黄安说成“家”,这里不仅是他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起点,也是他妻子程训宣的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每当红安县来人,他总是挤出时间接见。他知道笔者到大别山、红安地区访问过,谈话中常常像拉家常一样,说过去,论当今。他曾经满怀深情地向笔者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黄麻武装起义,攻打县城的农军从这里集合出发。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又是在七里坪。
  七里坪镇上,最早出现了一条“列宁街”,一所“列宁小学”。1931年11月7日,两万多红军和数万群众赤卫队、妇女团、儿童团,一大早都排列在镇西门外河滩上。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清澈见底的倒水河,湍湍流动。
  红旗、战马、刀枪的影子,映入河面。年仅30岁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天格外精神焕发。他身穿洗得平平整整的灰色军服,外披一件深褐色大衣,和新到大别山区不久的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骑马检阅了红军。王树声这位农民出身的阅兵总指挥,从没进过军事学校,没见过正规的阅兵式,他却从徐向前、曾中生等名牌军校出身的人那里,领会了阅兵的一套规程,把这天的阅兵指挥得庄严、热烈、井井有序。此时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共六个师三万余人;地方赤卫军共十五个师人数约两万之众。
  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来了。特别受人注目的是张国焘。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共产党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5月初,当张国焘刚踏进鄂豫皖边区大门时,红军中一些领导人怀着敬仰而又疑虑的心情,迎接这位中央的“钦差大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①中,毫不掩饰地写下他刚进大别山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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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出版。

  “……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焘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能全权代表中央,此来是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徐向前对张国焘以及沈泽民、陈昌浩等领导人的到来,心里是高兴的。他眼看着苏区与红军大发展,深知自己难以驾驭这个局面,由党中央派高层领导人坐镇,感到今后好办了。他知道这位张主席经历不凡,北京大学学生,领导过学生运动;
  1921年和陈独秀、李大钊齐名在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曾被聘请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在武汉时期与徐向前有过一面之识。张国焘来到大别山区半年后,才和徐向前见面。张国焘见到徐向前后,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
  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从此之后六年多,徐向前是在张国焘领导下,征战大别山、大巴山和雪山草地,曲曲折折,发生了一桩桩令他困惑、难堪和痛苦的事。
  1931年秋季来临,大别山区老百姓正兴高采烈忙秋收,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
  新任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发动了黄安战役。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
  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敌人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军六十九师两个旅四个团防守城市,另有四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
  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部队按预定计划展开后,徐向前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①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又以主力三个师,包围了黄安城……
  “我军经过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全部的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
  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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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故乡的战斗》,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徐向前就是这样,以从容不迫的风度,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红军围困黄安四十三天,最后一举攻破。黄安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
  黄安城乡在欢庆胜利,北线敌军正不知红军动向,徐向前挥戈北上,发动了第二个战役——商城和潢川战役。
  商城和潢川均为豫东南军事重镇,是国民党围攻红军重要的屯兵之地。敌第十二师驻潢川城区,第二师和独三十三旅布置在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敌五十八师和四十五师等驻商城和以北的固始地区。关于商潢战役的经过,徐向前在《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①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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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1932年1月19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增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到严重打击;我军则连战皆捷,士气高涨。于是我军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
  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困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
  徐向前指挥的这次战役,搞得敌人昏头转向,不知红军从哪里杀出来的,蒋介石大骂第二师师长汤恩伯无能,气恼之下把他撤了职。
  潢川战役还没完全结束,徐向前和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又开始计划了新的战役,这就是:苏家埠战役。
  苏家埠是安徽西部一个大镇。正当红军在河南境内围攻固始之际,敌四十六师占了苏家埠、青山镇一带,准备向红军发动攻势。徐向前没等敌人围攻上来,提出作战方案: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几个点上,吸引援兵,在运动中歼其一部,然后再吃掉“点”上的敌人。这一方案得到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后,徐向前率红军立即出皖西,日夜兼程东进。3月22日渡过淠河,几经穿插作战,将敌四十六师等部六千多人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几个据点。
  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委令“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三个师共十五团约两万多人,从台肥等地出动,分两路增援苏家埠方向。
  敌人援兵来势凶猛,这是未料到的事,于是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压下淠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
  深夜,在距离苏家埠不远的小村里,红四方面军决策人的会议正举行。徐向前端着小烟袋锅,冷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有人主张打,坚决打到底;有人提出后撤。一双双眼睛,情不自禁地看看张国焘主席。
  “打下去呢?还是不打下去!”张国焘声音缓和,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我们已经取得了大胜利,当然,应再接再厉,可是呀,敌人来势猛啊!我们就这么大的胃能装下去吗?哎!大家再深思深思。当然,我向来是主张一鼓作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者的军事斗争,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徐向前听过张国焘多次讲话,他的语调总是这样,含而不露,让你猜测、领悟,还常常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这也许就是领袖人物的风格。徐向前爱单刀直入,他经过思索认定的问题,从不拐弯抹角,明确地说出来。他把烟袋锅向地上磕磕,站起身拿一根小竹竿,在地图上指划了一番敌人动向,最后略略提高嗓门说:
  “我的意见,打!打!一鼓作气打下去!”
  这声音,使全场震动。许多人以为张国焘主席已表示不想再打了,会议正按最高领导的示意进行,没想到徐向前总指挥唱上反调,而且语气坚决。大家静心听徐总指挥的陈述:
  “敌军虽多,但战斗力并不强,除第七师没和我们交过战,其他三个师都曾遭到红军打击,里边有我们放过去的俘虏兵,士气是不高的,它又是远道而来,疲劳之师;我军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士气高昂。这里是丘陵地带,更利于我们发挥野战、近战的长处。如果撤退,助长敌人气焰,后果是不利的。”
  “我同意向前同志的意见,”政治委员陈昌浩发言了。他年仅25岁,是少壮派的脾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虽然没有多少领兵作战的实践经验,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他口才好,善演讲,是半年前随张国焘从党中央来鄂豫皖边区的,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他的职位和某种吸引力,使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最后包括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都同意了打的作战方案。
  红军第二师和十一师各留一个团,围困苏家埠;七十三师连夜布阵在六安县城以西的樊道桥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敌;十师和十一师主力设伏两翼,准备伺机迂回包抄。为使敌援军上勾,徐向前特令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县独立团,深入陡拔河以东的地区,装作抗击,边打边退,诱敌步步紧逼。一盘绝妙的棋,就这样摆好了。
  5月2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冒雨突过陡拔河。
  此时,天公作美,大雨倾盆而下,河水猛涨,敌军前进不得,后退困难。徐向前心中大喜:天助我也!趁此机会向红军发出命令:“出击!”
  设伏在陡拔河两岸的部队,突然跳出阵地,不顾雨淋和寒冷,从左右两翼向敌人包抄过去。敌军在大雨中挣扎,陡拔河两岸,混战一团。先头过河的敌军遭到打击,慌忙后退,纷纷落水;没过河的部队,见此情景,连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企图顽抗。以逸待劳的红军,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一股作气,把敌人分割包围、个个击破。战斗到傍晚,将敌两万多人全部歼灭。
  敌军“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还正在村中躲雨,一群红军战士冲到他面前。这位长官,脾气大,眼神不好,他成俘虏了还大骂着:“混蛋,混蛋,你们是哪部分,敢闯我的指挥部!我……”
  他要拔手枪!
  “缴枪不杀!”红军战士吼叫着,夺下厉式鼎的手枪。
  “你们要造反呀!”厉式鼎以为他手下的人叛变了,仍泼口大骂。
  这位糊涂指挥官,最后才完全明白过来,他的部队已经彻底垮了。他垂头丧气,双手抱着脑袋。他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败得这么快,这么惨!
  徐向前本来有个习惯,每捉住敌军大官,都要会见一下,谈谈情况,验证一下自己的分析、判断,以便总结指挥经验。现在,他却没这闲心。那边苏家埠、韩摆渡还有两大堆敌人,等着收拾呢。
  徐向前骑马飞奔,又来到苏家埠外围一个村庄。他虽然披一件大披衣,全身还是湿透了。警卫员抱进一捆柴点着,拉他坐下烤烤火,只有这办法,没有换的衣服。徐向前手一摆说:
  “天不冷,烤什么火呀,身子一会儿就把衣服暖干了。快把电话接通前沿团指挥所!”
  “接哪个团?”参谋忙问。此时包围苏家埠、韩摆渡的有好几个团。
  “哪一个都行。”徐向前说。他指挥打仗,常常直接靠近前沿团指挥所。有时为了掌握敌人动向,把电话要到团队。
  电话中,传来前沿第十师一个团的指挥员的声音:“报告总指挥,敌人三次突围,都被我们堵回去了。”
  徐向前问:“苏家埠敌人现在怎么样?”
  “他们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屄包了。树叶、树皮都当饭吃了。昨夜,从壕沟那边爬过来三四个兵,向我们讨饭吃哩……”
  “你们要向敌人喊话,劝他们投降。”徐向前对着话筒大声说,“告诉他们,顽抗死路一条,厉式鼎被活捉了!”
  在战场上,徐向前向来重视开展政治攻势。他认为,此时是开展政治攻心最好的时机,遂命令政治工作人员,尽快从被俘的援兵中找几个人,让他们到前沿喊话送信,攻心为上。
  一场攻心战,在苏家埠四周展开。
  红军战士用铁筒喇叭高喊:“白军弟兄们,快投降吧,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地主、军阀卖命了……”
  俘虏兵拉着嗓子高喊:“我们从合肥来的援兵,都被红军打垮了!总指挥都被红军捉住了!弟兄们呀,别抵抗了!红军不杀人,给好吃的饭……”
  奇迹,又非奇迹出现了:5月8日苏家埠敌军指挥部,派人送出信来,说准备投降。王宏坤在《苏家埠四十八天》①一文中记述了敌人最后投降的情景:    ①《苏家埠四十八天》,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下午两点多钟,敌旅长带着团以上军官来到我们师部——那座祠堂里,依照官级大小,低头排列在屋檐下。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围攻苏家埠的部队,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并宣布了四项条件:第一,不准破坏武器;第二,枪支捆扎好以后,按照部队序列,挨次交出;第三,军官全部集合,各连由师爷负责办理缴枪事宜;第四,部队按指定地区集结,不准乱跑,不准抢劫……”
  “……我们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来慰问我们。四十多天以来,这些新区的群众已经和我们相处得很熟了。
  “这时候,得到消息说,韩摆渡的敌人,也因为援兵被歼,缴枪了。我们出击皖西的战役,全部胜利结束了!”
  四十八个日日夜夜,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熬红了眼,走肿了脚,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战果辉煌啊!共歼敌三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一名、旅长五名、团长十二名;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多挺,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五部,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
  红四方面军的战将们,齐集在总部驻的一个祠堂里。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召集大家又在部署新的战役。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第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等人,先后到来。最活跃的人物,一个是陈昌浩,另一个是陈赓。他们一个爱唱歌,喊几嗓门京戏;一个爱说笑话。把“死人说活、哭者说笑”的陈赓,又在人们中讲着他的新笑话。空前的大胜利,使这些战将们变得像孩子似的天真。一阵说笑过后,大家又严肃起来,绷着脸,瞪大眼,看着地图,听总指挥徐向前讲下一个战役的设想:挥师西进豫南,在潢川、光山地区,再打个大仗。
  红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二十路军进驻到潢川,趁机南犯,占领双柳树、仁和集地区,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徐向前决心在那里发起第四次战役。会议讨论很热烈,没有反对的意见。前三个战役的胜利,使人们认识到徐总指挥是可以信赖的。此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又不在现场,大家说话更无多少顾虑了。苏家埠战役的结局,证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远不如徐向前英明。
  5月下旬,正当红军西进路上,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发来一份贺电,祝贺苏家埠战役的伟大胜利。电报中说:“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
  6月12日,徐向前率红军抵达光山南部。红军行动之快,保守秘密之好,使敌人为之惊恐。敌第二十路军军长张钫还正在梦想南下,他的部队突然陷入了红军分割、包围之中。于是,一场大战又在潢光地区展开。
  潢川、光山战役,仅仅五天,从6月12日开始,到16日结束。徐向前指挥红军三个师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双柳树、仁和集等地区,以分割包围、机动作战的战法,歼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近万人。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
  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正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俗话说人“三十而立”,徐向前这时三十岁刚过半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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