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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转战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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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作战,被歼灭六十七个旅,七十万余人,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九四七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北线的邓宝珊,共二十多个旅二十多万兵力,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五十余架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在撤离前夕,林伯渠告诉大家说:“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京、北平,解放全中国。延安的天时地利都对敌人不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之日,也是他走向彻底失败之时,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搞好坚壁清野,发动人民打好游击战、运动战,敌人就会陷在陕北的山区里,被我们消灭掉。”①他对战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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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访问卢可、姚安吉等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

  三月十三日,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二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十九日清晨,彭德怀亦随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四十多天里,彭德怀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各解放区战场的配合和边区居民的支持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对此,林伯渠十分高兴,立即拨款六亿元,送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并派出劳军慰问团去前线慰问。五月十四日,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在真武洞(安塞)举行祝捷大会,林伯渠因病未能参加,他特意致函彭德怀、习仲勋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函称:“敌胡宗南倾巢犯边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英明指挥下英勇战斗,于青化砭、于羊马河、于蟠龙,连战皆捷,不仅挫敌锐气,丧敌鼠胆,而且奠定了发展边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值兹祝捷大会,本拟亲来参加,借致敬慰之忱。乃以痔疮久发,便后出血,至今未愈,医生嘱咐不能远出,以此行而未果,实觉歉疚!”他还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充分发动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竭尽全力,并作长期打算,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①当时,林伯渠的痔疾十分严重,甚至坐褥常被脓血所染,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又把林伯渠夫人朱明②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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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②朱明(1919—1961),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县人,1945年5月和林伯渠结婚。她曾于1954年3月22日亲自书写、投寄给江青一封匿名信,批评江青。“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为了便于统一军事指挥,做好后勤支援,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西北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后委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十一人组成。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马蹄沟,在这里住了五十天。这时,胡宗南军队虽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重创,但仍气焰嚣张,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鼓舞士气,帮助同志们认识战争形势,在七月一日庆祝党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林伯渠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快乐。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①同志们看到林老已白发苍苍,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而且是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也都更加坚定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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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访问张养吾谈话记录》,1979年。

  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使政府工作适应战争环境,更好地为战争服务,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他在《发刊词》中说: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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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边区政报》创刊号,1947年7月15日。

  撤出延安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一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后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为了商讨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这时正遇上他辛亥革命时的老友、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不幸病逝。林伯渠回忆续范亭当年率部反清、反袁,在寇深祸亟之时,为反对南京政府腼颜事仇,竟不惜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看到续范亭在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仍至诚地留下遗书,请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不觉潸然泪下,写挽诗一首:
  一柱撑西北,范亭自始终。
  覆清摧帝孽,倒袁奏奇功。
  长恨法西士,不惯客里空。
  睿思早入党,人民爱如兄。
  品概清泉洁,言行万众宗。
  如何病不起,老泪洒秋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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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90页。

  九月二十六日,林伯渠在临县还主持了西北各界一千八百多人追悼续范亭的大会。杨明轩诵读祭文,谢觉哉报告生平,贺龙、林伯渠、吴玉章等均讲了话。大家都一致颂扬续范亭的高洁品质、秋水襟怀和松柏气节,决心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九月下旬,西北局在山西兴县沙原召开财经会议,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就半年来财经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进行了检讨,林伯渠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财经工作的主要缺点是思想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工作迟缓赶不上需要,缺乏群众观点。他说: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我们工作的同志却没有牢固地树立这个思想,在工作中仍然受旧的经济理论的束缚,跳不出旧的货币论范畴的圈子,在金融上未能摆脱法币的影响;在贸易上,对群众合作事业的发展帮助很少;在财政上,只注意紧缩,没有注意发展;在建设上,重视公营工厂的生产,忽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最后,他要求财办处的同志本着为党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财经工作搞好。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林伯渠以同盟会老人的资格,接受了《大众报》记者的采访,再次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中华,集中地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继承了孙中山的未竟革命事业。他说:“我们边区与兄弟解放区所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和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正是最彻底的‘恢复中华’与‘平均地权’吗?”在人民已经奠定了胜利基础的今天,我们纪念双十节,就是要“充分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积极进行收复区工作,彻底平分土地,组织与积蓄力量,努力支援前线,彻底消灭蒋胡匪帮,解放大西北,配合各解放区全面反攻,争取新的辛亥革命之全国性革命形势的早日到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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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的辛亥革命将到来》,《大众全报》,1947年10月11日。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十月中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人在山西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地讨论了两区的财经统一问题。林伯渠、贺龙、陈希云、贾拓夫等出席了这次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详细讲述了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历史,并对过去财经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作了认真的总结。他指出:“财经工作的重要关节是生产和贸易。过去两个边区在工作上都有偏差,因而都吃了些亏。我们检讨过去的工作,是为了总结得出经验,把今后的财经工作搞好。”“发展生产,一方面有个组织问题,一方面有个贷款问题,我们要尽其努力多给老百姓贷出一些款。”“贸易除供给二十五万公家人以外,更应为四百万老百姓解决问题,其比例应是百分之六十五与百分之三十五。”这次会议以后,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即实行财经统一,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十月二十日,林伯渠在沙原还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两区财经统一会议的决议,研究边区政府当前的工作。他指出:“政府工作应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十月二十四日,林伯渠由晋绥回到陕北绥德县雷家沟。不久,出席了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八百多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十一月一日会议开幕时,林伯渠作了长篇讲话,他按捺不住全国即将解放的喜悦心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在全国消灭封建。”①
  林伯渠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翻身,“百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大革命,都没有搞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进行边区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干部“就必须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所谓坚定的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广大人民翻身的立场,一切要从贫苦农民设身处地的去想。几千年来地主压在农民的身上,现在农民要转过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们的党、政府,不是站在旁边,而是站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去做。”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②
  林伯渠也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结合土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我们的队伍从这中间来,就难免有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坏东西洗刷出去,整顿好队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不整顿好队伍,不具备这三点,就不能担负起我们党的责任。”
  就不能“浩浩荡荡的向光明的道路前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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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②③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


  林伯渠还对边区政府过去财经、教育、保安、司法、三三制等方面的工作,从思想作风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成土地革命的伟大事业!
  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政策和路线,最后,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总结报告。林伯渠在会议闭幕的讲话中,又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放手发动群众,是哪些群众呢?这是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问题。因此,一开始就须深切注意,把群众的阶级界线划清楚。所谓查阶级、评成分,就是划清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线,提高贫雇农的威信和阶级觉悟的问题。这是放手的重要关键。所谓放手,是对贫雇农放手,只有对他们放手,他们才能形成核心,才能取得与巩固领导权,才能团结中农,起骨干作用。”他还提出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一是立场先要坚定正确;二是要有事和群众商量;三要善于启发和等待群众;四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提高为自觉的运动。“放手不是放任,手越放得开,组织工作就更应细致周密。胆越放得大,领导就更须加强注意,研究掌握其规律,指导其前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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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未刊搞)。

  但是,由于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的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会后在边区也一度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
  对于上述这些“左”的现象,林伯渠是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他说“有些话只能等到中央会议上去谈,当前战争环境必须首先注意党内团结和群众斗争情绪。”①对这些“左”的错误,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的进行纠正。比如,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伯渠就曾提出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十二月十日,李鼎铭先生逝世,林伯渠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还提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非常同意这一意见,并且对他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去做,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经过林伯渠做工作,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的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他就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以后,林伯渠又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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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访问常黎夫谈话记录》,1979年。

  十二月三日,林伯渠由绥德雷家沟去米脂杨家沟,因交通不便,黄昏时赶到雷家坪,当晚就住在这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山村。他一到村,就找农会干部和贫雇农谈话。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全村,老乡们纷纷前来看望林主席,把窑洞挤得满满的。大家见到林主席,犹如见到亲人一般。林伯渠和他们倾心交谈,询问土改、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对政府的意见。老乡们一一作了回答,还反映了个别区乡干部以权谋私,以及负担不合理、买卖不公平等方面的事实。林伯渠不时拿出笔把重要的问题记下来。他告诉村干部和老乡们说:陕北战场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打了很多胜仗,蒋介石已经走下坡路了,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要求大家在土改中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搞好明春的生产准备工作,要积极支援前线。谈话一直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土改座谈会。据林的日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提出过许多问题,诸如“贫雇农路线与对中农政策”,“贫雇农应掌握领导权,但如何团结中农?”“怎样划分阶级?”“不可以生活状态划分阶级。地富分界以劳动为主要标准。”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写道:“十股涛头一股差,须有除一股之决心”,等等。虽然文字极简,但言简意赅,态度明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林伯渠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谢觉哉、李维汉等十九人。这次会议批评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林伯渠在会议上发言说:“中央土地会议后,我们在兴县开了会,以后又在义合开了会。河东河西工作,大体上前者有些‘左’,后者有些右。但这是有原因的。晋绥在对化形地主、中农问题上,在群众发动后有些因不易掌握而发生偏差,但其工作方向我认为是很对的。”“团结中农的问题,在义合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因而“发生偏向”。在谈到三三制政策时,他说“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还是对的。关中的党外人士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很好。”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由杨家沟又返回绥德县雷家沟。一九四八年二月间,他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上,作了《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政府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如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地方游击队发展三倍以上,动员和组织六千六百三十三副担架,五千四百四十头牲口随军出征。还组织临时担架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副,缝制军鞋五十八万四千余双,运送大量军粮和马草,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他根据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后,已经转入外线作战的大好形势,特别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新的战斗任务。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形势下,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林伯渠于十八日,专程前往送行。毛泽东就领导者如何掌握工作的主动性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城市问题、工商业问题等,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送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陕北以后,西北局、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又都前来雷家沟祝贺林伯渠六十二岁生日。刚从陇东回来的谢怀德先到,林伯渠一见到他就说:“我想给你谈件事。一九四二年我在甘泉、富县检查工作时,说你们富县的群众工作不如甘泉的群众工作做得好,这个批评错了。实践证明,工作好不好,在去年到今年的自卫战争中得到了考验,富县是个半老区,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说明我当时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请你一定向秦力生和县里全体干部、群众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①事隔六年了,林伯渠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谢怀德听了非常感动,急忙说:“林老,今天您过生日,咱们不谈这个。再说,我们的工作也确实有缺点。”林伯渠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②林伯渠这种严以律己的崇高品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曾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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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访问谢怀德谈话记录》,1979年。

  四月上旬,林伯渠赴绥德分区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发现绥德分区在救灾中,为不饿死人,已经移民近四万人,而移往河东的万余人中,有一部分已经难以安置;延川县因安置了绥德县的二百户移民,使该县永坪等地灾民约六十户又不得不另移他地。在佳北及镇川、横山,米脂等县灾情严重的地区,由于灾民移走过多,劳力大减,已发生土地荒芜现象。根据不移走没饭吃、移走又荒芜土地这一具体矛盾,以及河东、延川等地不能再去移民的情况,林伯渠当即指示绥德分区不应再向外移民,各级领导要把力量放在组织群众生产上,依据灾区具体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解决灾民吃粮、籽种等困难,完成春耕任务,生产自救,缩短灾荒时间。
  为克服把救灾工作的重心转入组织生产可能遇到的困难,林伯渠指示各级领导一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他向专署的领导同志说,我们的任何工作如果不是为群众着想,就会引起群众不满。他说:“昨天下午我在街上看到贸易公司的营业部,那时街上还有很多人赶集做买卖,它却早早关了门。贸易公司廉价出售各种必需品,原是为了便利群众,就应该多开几个钟头的门,让群众多买一些,多给群众以方便才对,否则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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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主席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群众日报》,1948年4月22日。

  西北野战军在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两万八千五百多人,迫使延安守敌弃城南逃。四月二十二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林伯渠十分高兴,他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民主圣地延安之收复,是西北军民力量空前强大与宜瓦战役的直接结果,它标志着整个大西北全部的彻底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五月十一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胜利返回延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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