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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

第十六章利沃尼亚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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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伊布耶行动”方案
  ·西苏鲁潜逃
  ·告密者与韦克中尉
  ·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遭破获
  ·第一号被告:“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强有力的法庭陈述
  ·“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被捕以后,民族之矛在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姆赫拉巴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小分队在另一位破坏能手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黑夜里神出鬼没,主要的破坏活动是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电话通讯常常中断。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建筑工地有供使用的炸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溜进去,将炸药装了满满一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第二天一早,地方报纸登出了“500公斤炸药被盗”的通栏标题。当他们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炸药使用的注意事项时,才发现装运炸药的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5英里。
  为了加大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项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这一行动方案要求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开展游击战,并提出了外国力量援助南非解放运动的问题。“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方案的导言明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在乡村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并在伊丽莎白港、谢普斯顿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要进行“大面积攻击”,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计划在除开普以外的三个地区各调动2000人;随着行动的展开,各个地区的人员将增到7000人。
  这一计划的最大弱点是过高地估计了外援的作用。马伊布耶行动方案设想在游击战争逐步深入以后,外部军事力量将对南非进行打击,两支力量内外夹击将使南非政府倒台。更有甚者,方案的交通工具中竟然列入了一艘潜水艇,用来将在阿尔及利亚和俄国受训的游击战士运送回南非!斯洛沃后来亦承认,“对于其他非洲国家会准备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一种奢望。我们甚至认为他们会提供飞机为我们运送人员。我们过于天真了。”
  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南非警方加紧了搜捕。尽管政府一直怀疑大部分暴力活动与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关系,但一直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搜捕圈愈缩愈小。民族之矛的“最英勇的战士”乌伊西利·米尼被捕了,他是东开普地区活动小组的成员。警察的威逼利诱无效,他被判处死刑。他就义的时候,高唱着自由之歌,挥舞着拳头,视死如归。接着,民族之矛的另一名勇士威灵顿·邦科,假称愿意反戈一击为警察效劳,设下埋伏圈以捕杀一名众人切齿仇恨的警官,但计划未遂。当他被捕处以极刑前,他坦然地告诉法官:“你们可以绞死邦科,但你们无法绞杀自由!”
  正在警察力图侦破民族之矛时,西苏鲁还处于6000兰特的保释之中。有一天,他失踪了。警察四处搜寻,毫无结果,于是断言沃尔特·西苏鲁已非法潜离南非了。然而,1963年6月26日西苏鲁的声音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的播音中出现了:“解放电台,解放电台,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在南非向您广播。我们的电台于今天,6月26日,第一次向您广播。……政府将沃尔特·西苏鲁置于24小时的软禁之下。对此我们不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西苏鲁应该离家。今天,他继续领导我们的组织和人民。他是在地下领导我们。现在,西苏鲁从地下向您说话。”
  ①兰特,南非货币名。
  接着是西苏鲁那宏亮的声音:“非洲的儿女们!我在南非的某地向你们说话。我没有离开这个国家。我也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整个南非的警察系统调动起来了,一道命令自上而下:马上找到西苏鲁,提供重要情报者重赏。一天,警察局特别支队的威廉·凡·韦克中尉正在翻阅“绝密”卷宗,电话铃响了。“喂,警察局吗?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出话来。凡·韦克赶紧打开录音装置,“请说吧。”打电话者自称最近到过民族之矛在约翰内斯堡的指挥部,并在那里看见了西苏鲁。最后,他自告奋勇要带警察去找这个地方。“行,今天晚上我到你指定的地方去接你。”凡·韦克放下听筒,狞笑了一声。“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
  当大晚上,韦克中尉带上手下人,将那个告密者接上汽车,朝约翰内斯堡的北部开去。告密者是个黑人,为了怕人认出他来,他带上一副墨镜,将帽沿紧紧压在眼帘上,脸的下半部用一条大围布包着。车在利沃尼亚路来回跑了几趟,但告密者似乎认不出他到过的地方了。“你总应该记得一些特征吧。”凡·韦克有些不耐烦了。“我记得它附近有一所教堂。”车子又继续转了几个小时,还是没发现要找的地方,韦克中尉觉得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无功,就停止了搜寻。
  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韦克对这个告密者已失去信心,但那个黑人很肯定的语气又使他有些希望。第三天晚上,车子又来回开了好几个小时,韦克一看表,已过了午夜。他正想结束搜寻,那个告密者突然喊了一声,“就在那里,中尉!”韦克很不相信地抬头望去,原来他们要找的所谓教堂只是一幢有山墙的房子。下一个拐弯处就是通往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韦克注意到人口对面则为一公园。记住了地势特征后,他命令将车开回去了。
  韦克策划了第二天的袭击计划,决定下午二时出发。7月11日下午,韦克中尉召集了一支15人的突击队,其中包括一名电台专家、两名对政治文件处理有丰富经验的警察、一名警犬驭手、一名熟练的驾驶员,还有一名能说会道且有喜剧表演天才的警察,以应付突变的情况。全部人马在韦克的办公室集中后,听了大致情况和任务分配。“如果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一个警察问道。“我们就说在找旅馆时迷路了。”16个人坐上韦克预定的一辆干洗车,化装成一个干洗服务队,开着上路了。
  下午三时,干洗车开进了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男仆打扮的黑人挡住了车:“喂,对不起,农庄没有人。”司机只好开始倒车。这时,韦克一声命令:“我们已经靠近了,开始搜查!”车一下子加足马力,靠近了房子。警察们跳下车来,分别占据了有利地形。不到几分钟,几处出口全部被把守,警察同时还堵住了通往外面的车道。
  当时,西苏鲁与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正在讨论马伊布耶行动方案,结果全部被捕。他们中间有戈万·姆贝基、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凯西(凯斯拉塔)、鲍勃·赫普尔、莱昂内尔·伯恩斯坦和雷蒙·姆赫拉巴。一个小时后,农庄的“管家”阿瑟·戈德雷奇开着车回农庄,当他发现出了事时想跑,但为时已晚。但没过多久,戈德雷奇和沃尔佩通过贿赂一名年青的看守,竟然逃脱了。被认为做过检举证人的赫普尔也设法逃跑了。
  从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查获的东西很多。马伊布耶方案的讨论稿,大批的组织文件,100多张地图,6台打字机,还有一架电台、天线装置和一台复印机。从所搜得的文件中,警察又找到线索并迅速逮捕了哈罗德·沃尔佩、莫索莱迪和姆兰基尼。同时,警察在利里斯利夫农庄还搜到了曼德拉的一本国外秘密旅行日记。在所有的文件中,当时已被判刑5年的曼德拉被认为与其中大约250件“罪证”有牵连。
  这次突然袭击得手后不久,警察局又接到了位于克鲁格斯多普的一位房主的举报。当这位名叫查尔斯·巴纳德的人发现自己的房客一直未交房租而来催租时,竟然在自己的房子里看到了一大堆政治文件、电文、名单和地址。而这一地点的发现使警察局又摧毁了最高指挥部的另一个隐蔽所。至此,民族之矛的三个地下活动点均被警察摧毁。政府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
  当警察发现了曼德拉与民族之矛的联系后,很快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由于与外界隔绝了9个多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们像7年前所经历的那场审判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法庭战斗。
  第一次开庭是在10月9日,尽管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由于起诉书不准确,法官不得不撤消起诉。12月3日重新开庭。起诉人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l)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纳尔逊·曼德拉是第一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答辩时,他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随后5个月的政府诉讼过程中,起诉人出示了警察从利里斯利夫和克鲁格斯多普搜缴的大批文件和变节者提供的证明。代表当局的起诉人波西·尤塔是德兰士瓦省的副检察长。他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互相混淆,指控民族之矛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政府。从起诉人的发言看,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在起诉过程中,共有173人出庭作证,其中一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族之矛的成员。为了苟全性命,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他还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起诉人的发言和证人的证词引起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极大愤慨,因为很多都与事实不符。如波西·尤塔首先断言被告要对222起破坏活动负责,但经过查核,很快改为193起。后来他又把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与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而当时民族之矛的武器只有炸药和一支汽步枪。他还一再指责民族之矛企图杀人,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连法官也承认在他所提出的193起破坏活动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
  辩护律师团是布拉姆·费希尔和沃农·伯朗基率领,他们在叛国罪审判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团还包括两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往斯,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在准备辩护材料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发现,曼德拉很自然地成了他们当中的领导人。这主要是他执着的政治信仰、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谦和的处事方法所致。他从不独断地下命令或坚持己见,总是与其他人平等地讨论或争论。
  如辩护律师从策略上考虑,要求曼德拉只承认指控的193起破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很多起事件也确实是在曼德拉被捕后发生的。这样可望使曼德拉克于死刑。但曼德拉执意不肯。他认为,这是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的审判。作为这一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他无意通过法律上的细微区别来开脱自己。如果他被判无罪,而他的战友们则判有罪,他于心不安。同时,他认为,一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为什么要在南非进行暴力反抗这一问题。而这只有在承认进行暴力反抗的前提下才能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很明显,曼德拉是将审判当作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来处理的。
  在被告是否应该作证的问题上,曼德拉也是以信仰为主,性命次之。乔夫反对他们作证,担心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受讥讽。曼德拉真诚地对乔尔·乔夫说,“乔尔,我想,作为一名律师,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实现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为自由和尊严进行过斗争,像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相。”其他被告也一致同意他的主张。经过充分讨论,辩护律师团和被告达成一致意见:由曼德拉从被告席上以提供证词的方式发表一个政治声明,详细地阐述他们的立场,其他被告则可全力对付法庭辩论,负责驳斥原告和证人们无根据的指控。
  这种以提供证词的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借此为曼德拉提供各种文件或资料。当然,这一策略必须保密,否则一发现,监狱会马上制止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在随后的日子里,乔夫为曼德拉送来各种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叛国罪审判案的档案、经济学论文集等。同时,由于监狱当局不得不检查这些送往监狱的东西,这又使原告波西·尤塔很忙了一阵。在牢房里,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认真撰写和反复修改自己的声明。
  1964年4月20日,法庭辩论在比勒陀利亚正义广场法庭开始。听众席上照例挤得满满的,温妮获准出席并与婆婆坐在一起。辩护由布拉姆·费希尔主持,他代表被告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但否认有一个进行游击战争的计划,“证据将表明,在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在整个过程中都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步。阁下,辩护将以第一号被告宣读一份声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之矛的建立。”波西·尤塔力图阻止,但遭到法官拒绝。
  曼德拉站起来,开始从容不迫地宣读自己的声明: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立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几年律师业务。因为被判犯有非法出国罪和煽动人民参加1961年5月底的罢工罪,我目前正在服五年的徒刑。
  首先我想说,政府在起诉开始时所提出的南非的斗争是由于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是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由于外面的人可能说过什么。

  在他的长篇声明中,他主要谈了4个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后转向暴力手段的原因,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区别,共产主义问题,南非种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他坦然地承认,他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建立民族之矛是基于两点理由。第一,政府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洲人民的暴力反抗。只有对人民的情绪进行引导,才能避免恐怖行动。第二,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没有其他手段取得反对种族主义的胜利,因为任何其他的合法方式都被法律禁止。我们起初避免任何求助于暴力的方式,然而,政府竭尽全力诉诸武力摧毁反对力量,“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
  通过回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曼德拉向法庭展示了50年来这一组织采取的各种非暴力政策:提出要求和决议,派代表团会见政府,消极抵抗运动,“待在家里”的示威。同时,他引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的话:“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间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毫无权利的地步。”
  只是在沙佩维尔惨案以后,只是在南非政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为非法组织以后,只是在南非为建立共和国进行了排除非洲人的公民投票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才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以武力回答和平要求时,如果非洲领导人继续鼓吹和平与非暴力将是不现实的和错误的。“这个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出的。只是在其他所有尝试归于失败,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对我们关闭之后,才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建立民族之矛。”
  他强调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的成员是根据明确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因此,它不能、也不会从事暴力活动。但形势的发展使它不再反对适当控制的暴力,参加这类活动的成员不会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处分。同时,民族之矛在任何时候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领导,未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它不得采取任何不同于既定方针的行动。它无权超越规定的范围,也无权从事威胁人的生命的行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保持非洲人政治组织的特点,只开展1961年以前它所从事的那类政治工作。民族之矛仍然是一个小的组织,从不同的种族和组织中吸收成员。”
  在阐述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系时,他谈到了两者的不同点和合作基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信条是非洲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它与共产党的另一点不同是它只吸收非洲人参加。共产党强调阶级差别,国民大会则试图协调这种差别;共产党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府,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的是为非洲人赢得政治权利。同时,两者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灭白人的统治。随后他谈了自己对南非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过程:从不信任到信任,从不合作到合作。他还指出:

  我们并不仅仅在国内政治中把共产党人看作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向给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一直支持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对我们的处境,他们看上去往往比西方国家更为同情。虽然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比绝大部分白人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响亮。

  他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同时也表示对英国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和美国国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原则的尊重。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的影响。
  最后,他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贫富差别和白人与黑人的极度不平等状况。生活上的贫困伴随着营养不良和疾病,这些条件影响了整个非洲人社会的工作水平。同是教育上的极度不平等更加剧了这种差别。
  他指出:

  一般说来,非洲人孩子上学要比白人孩子花费更多的钱。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1963年的刊物所引用的数字,7一14岁的非洲人儿童中有40%不上学。那些上学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远远比不上白人儿童。1960—1961年政府对国家资助的学校中非洲学生提供的经费约为人均12.46兰特。同期,开普省白人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这是我能得到的惟一数据)为144.57兰特。

  他进一步指出,影响非洲人经济地位提高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工业中的肤色歧视。较好的职位专为白人保留,他们的工资也大大高于非洲人的平均收入。而低下的工作一律由非洲人干。他说:

  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替他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出于这种态度,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不把非洲人看成有自己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像白人那样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以使他们的家庭能舒适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能上学。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能有这样的希望呢?

  最后,他描绘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长达4个多小时的讲话使绝大部分在场的人受到震撼,妇女不住地哭泣,外国记者奋笔疾书,将一封封电文发往国外报纸,平时爱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细听……乔尔·乔夫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曼德拉念完了他的声明,“法庭上持续30秒钟鸦雀无声。听众席上传来深深的叹息和妇女的哭泣。我们这样坐了整整一分钟,紧张气氛才消去。”在随后的法庭辩论中,西苏鲁和姆贝基分别对原告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曼德拉等人的命运牵动着所有南非黑人的心。一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地下网络组织人民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坦博则通过国外渠道充分调动国际舆论。同时,曼德拉在特兰斯凯的乡亲们也为拯救他的生命绞尽脑汁。在曼德拉被判罪的前两天,滕布族的长老们捎信让温妮去一趟,温妮立即赶去。她后来回忆:

  有些长老同我攀谈,说我进入法庭前,有个会法术的人将给我一件东西,我必须把它放进鞋子里,这样白人在法庭上就不会对纳尔逊于某些事情了。……我来到司法大厦时,他们递给我一个装有褐色油状液体的,1、瓶子,看上去里面像是装着毛发似的。我没有勇气去拿。我还不够成熟,还没看出来这不至于有什么危害,接受下来能讨长者们喜欢。我知道,这对纳尔逊不会有什么效果,尽管这些草药被认为可以使他得到释放。他宁愿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草药来获得自由。

  温妮因为没有遵照长老们的意思去做,以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
  6月11日,法庭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被告们对这一判决都很镇定,他们关心的不是判决的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日。温妮带着5岁的津妮和4岁的津荠也来了,但由于法庭不许小孩人内,她们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面。法庭周围到处是情绪激昂的人们,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领袖的命运。正如西苏鲁夫人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他的人民来说,曼德拉就是一切。”人们打着标语牌,喊着口号,高唱各种战斗歌曲。大批记者也赶到现场,他们想尽早知道对这批“利沃尼亚人”的判决结果。
  法官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判:“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案,但政府决定不以此种方式进行指控。鉴于此,并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处极刑。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8名被告露出了微笑。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正如温妮说的:“人们的情绪这样高,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这样大,如果他们敢冒险处死领导人,整个国家将燃烧起来。”
  曼德拉等8名被告被押上囚车,温妮拖着两个小女孩拼命往前挤,后面的人们也尽力将她们往前推。这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温妮的肩膀。温妮回头一看,原来是治安分局的警察:“别忘了你的许可证!互2点以前你必须回到约翰内斯堡!”温妮气愤已极,“谁能想象!这最后一天!我的丈夫被判处终身监禁,而我还必须念念不忘许可证和它所规定的时间!”她狠狠地踢了那家伙一脚。
  宣判的当天,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莫索莱迪、姆兰基尼和凯斯拉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都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丹尼斯·戈尔德伯格,被告中惟一的白人,则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尽管南非政府没有对被告处以死刑,但这一判决已充分体现了白人政权的残暴性。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世界舆论怒吼了,世界进步力量怒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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