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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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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伯渠出席洛川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三日决定由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调伍云甫去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九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宣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设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四厅和粮食、税务两局。因已决定林伯渠任长江沿岸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决定,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由张国焘负责。自洛川会议以后,林伯渠就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经常驻在西安。
  当时,西安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驻地。中共和八路军对外交涉,领取分发经费、弹药,各地人员往来,运送各种物资,都要在此地进行或者经过此地。中共在西安的机构,除八路军办事处以外,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社会部(对外称农委)等部门,中央决定各部门的工作都“由林老负政治上的指导责任。”此外,林伯渠还兼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凡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需与行营交涉者”,都由他统一处理。
  林伯渠在西安的任务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到后没有几天,接到湘鄂赣边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的来信,报告他们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一、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武汉行营派副官主任和军需主任各一人;二、以嘉义、长寿两处为集中地点,本月底为第一期点验,十月底为第二期点验,点验期内伙食一元,点验后照国军一样待遇;三、湘鄂赣原有红军根据地改为特区的问题未解决,行营称由双方中央去解决为宜①。林伯渠鉴于不久前闽西红军何鸣部一千余人被骗缴械的教训,感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很快给林伯渠回电,要他迅速通知湘鄂赣边区代表停止谈判。电文是:
  林并致董老:
  (甲)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
  (乙)董老已在中部(即现在的黄陵县)途中。
  (丙)请告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
  (丁)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
  (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
  (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争驻大地方。
  (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
  (戊)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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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电,1937年9月10日。
  ②毛泽东致林伯渠并董必武电,1937年9月×日。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林伯渠、董必武发出一电,通报了湘鄂赣代表与武汉行营谈判时的错误,并询问鄂豫皖边区的郑位三是否已到南京,要博古、叶剑英“严嘱郑位三”,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行谈判,“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区之覆辙”。这封电报还提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后来,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林伯渠虽没有直接参与,但在抗战初期他及时地将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林伯渠初到西安时,还接待了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罗汉,一度参与处理托陈取消派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在南京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九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报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九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九月九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罗电的主要内容是说:仲甫等已经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九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
   (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
  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在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此事,虽因陈独秀拒绝公开发表声明而未获解决,但中央提出的“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有着重大意义。林伯渠后来就接待过许多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中共,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
  林伯渠在西安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问题,多次同西安行营蒋鼎文进行交涉,与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贤、谷正鼎、郭械嬛等谈判。当时国民党不但拒绝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坚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丁维汾为陕北行政区主席,并极力企图缩小边区的范围。林伯渠在同他们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了我党的立场,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期间,他直接找蒋介石交涉,迫使蒋核准将此问题“交孔祥熙解决”。九月间,他还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将陕甘宁边区改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四十五县。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保证民主制度,争取早日解决,但须不伤原则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法院院长,以回答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取消边区的企图。此事,后来孔祥熙虽当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许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之一”,行政院并一度承认以十八县为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另外五县为八路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及补给区,然而国民党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确承认边区政府。
  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都必须发动群众。林伯渠在西安期间,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他初到西安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现在大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应充分估计这种形势,利用时机,“加速地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尽量将干部派在(各)工作战线上”①。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批评国民党“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五个青年,使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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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9月5日。

  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广交蒋部下的厅长、秘书和处长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程潜继任行营主任(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当时,他对政治局势不甚了解,对中共虽无成见,但被假情报所蒙蔽,却说共产党好起事端,扩充势力,对有田六十亩以上的均要没收,等等。曾劝中共从政治方面向全国发展,不应该在军事上“满天飞”,说他个人很苦闷,只能尽技士作用,对西北问题无权处理,但对抗战一事,愿尽个人责任。林伯渠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过事,私交尚好,便与他促膝倾谈,义正词严而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程潜的态度因此迅速好转,并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五部车床,负责解决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困难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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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伍云甫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39年11月15日。

  与此同时,林伯渠也极力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州、高崇民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以后,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后来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着重讲了第四章第二节和结束语的重大意义。这对杜斌丞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他们互相学习,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师益友”。一九四○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辞去陕西省政府委员。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电召甚至派飞机接他,他都不为所动。一九四七年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林伯渠在悼念诗中称赞他为:“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①
  林伯渠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做过许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八路军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影响下,想学习八路军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战地工作团,林伯渠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中共党员)一起,即帮助他招募人员,动员准备赴延安的学生和抗大毕业生到他那里工作。后来,卫立煌派赵荣声到西安询问他能否参加共产党时,林伯渠在听取赵的汇报后,还要赵转告卫立煌,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同样可以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并叮嘱赵,此事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以防不测。据赵荣声回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刘少奇路过河南时,约他到八路军绳池兵站谈话,还通知他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挖蒋介石的墙脚,并说中央已经决定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中共秘密党组织,中共党员需要留下继续工作的,可以保留党籍,但要停止组织生活和组织联系。一九三九年卫立煌移驻洛阳,林伯渠奉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向豫西特委书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传达过中央对卫立煌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做卫立煌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对抗日比较坚决,对八路军的态度比较友好,在蒋介石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中,不愿将事态扩大,甚至采取中立态度。这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同林伯渠的上述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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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3页。

  一九三七年九月大同失守后,郭春涛由太原经西安去四川刘湘处,因郭曾在大革命时同林伯渠共过事,林便请他做刘湘的工作,并介绍当时准备入川,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与郭会面,请郭帮助罗在四川开展工作。随后,刘湘即派代表至西安会见林伯渠,要求延安给他派几个军事干部,“籍资助理与联络”。这年十月底,郭春涛再次到西安,又向林伯渠汇报刘湘的情况,并提出加强刘处工作的意见。十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中,曾详细地报告了他这次会见郭春涛的情况,提出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的态度近来已有改变,倾向于我,希望我方能派懂得游击战术的干部,充任他的顾问或参谋。郭春涛准备去第七战区作政治工作,也提出希望我方派干部协助他工作,并供给他有关政治动员的材料。刘湘处的工作,后来虽因刘湘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病故,第七战区旋即被宣布撤销,而未能按原定计议进行下去,但从此中共在川军中的统战工作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初,西安“八办”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专门从事川军的联系工作,并掩护中共川北地下党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刘湘旧部潘文华的起义,都同这个时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林伯渠在西安,或利用去武汉和重庆的机会,还作过许多团结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工作。一九四○年三月,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飞抵重庆。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访,就国共两党磨擦事同陈诚恳地进行交谈。中共中央南方局还为陈举行欢迎会,林伯渠、叶剑英和陈嘉庚相继致词,互道友谊。陈嘉庚是华侨的著名领袖,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风,他在动员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况,以及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林伯渠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而异,深入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他还经常引用历史掌故,如讲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来说明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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