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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第五章逃出检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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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所调整和改善。拒绝参加者则受到恶劣的对待。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①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脸颊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动一下,都反映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我很为英国人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军力并不均衡。英国方面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战舰,也没有飞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更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重要设施。日本飞机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英军的机场和击毁停在地面的英国飞机。英国军队士气低落,被迫弃甲而逃。他们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两个地方坚守过阵地,并设法守住防线。日军仅围困新加坡两个星期,英军便全面投降了。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军反攻,从马来亚一路打到新加坡来时,一定会蒙受惨重的伤亡。

  他们并不是小丑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但却穿起高及膝盖的皮靴;走路时,拖着脚,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完全两样。他们在孩提时期便穿拖鞋走路,从此决定了他们终生走路的样子。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所以尽管佩剑有皮索跟腰带紧扣.他们还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我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体型跟欧洲人不同,军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们先人为主的印象。以为他们是属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会玩军队游戏罢了。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对于原子弹是否需要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丝毫没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没有它们,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什么东西促使日本人变成这样的战士呢?日本人称之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这是有系统地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择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们深信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灵魂将会升天并成为神明;他们的骨灰则将供奉在东京近郊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占领下,日子总得过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以就读,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社会活动少之又少,我们觉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认识某个当权的人,不论他是日本人,还是跟日本人有关系的台湾籍翻译员,好处可就多了。这个人可能给你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证明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证你是个品行良好的人。每当哨兵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张便条就显得价值无穷。但是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留在家里,避免同当局接触和发生纠纷。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两英里来到勿拉士巴沙路的旧书店。这些书店专门买卖学校课本。途中,我看到国泰戏院(不久前我曾在这个戏院看过一部嘲笑日本“诈”弹的喜剧电影)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遭砍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守法,将受到同样的处置。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着恐惧感,但与此同时,我想如果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将是一张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杂志士。这家美国周刊肯定会不借重金买下这张新旧对比的生动照片,显示在当时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惩罚景象。可是,摄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头的抢劫者一样。况且我也没随身带相机。就算是有人带着相机,也不敢拿出来。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买了一本蒋克秋编的《国语易解》。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页的小册子,教人学习700个基本汉字,包括怎样书写,怎样构成短语。
  我囫囵吞枣地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到书店去买第二册。后来,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的一套四册的读本,程度比前两本高。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后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个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都标了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接着,神保教授上台讲话。他说:
  “日本拥有30O0年的悠久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努力……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文化。”
  在10月间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军事宣传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发表的演讲,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产生这种妄想。你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也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击败。即使太阳失去光芒,昭南岛覆盖着冰雪,也改变不了”。
  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到午夜12点的第一班,工作虽辛苦,却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这一段时间,工作分为两班,当中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这个时段无线电接收效果比较好,所以较少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伤脑筋,可是睡觉的时间却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时间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工作时的心理影响。一连几个小时,我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都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胆敢跟外人谈起,将冒天大的危险。国泰大厦底层驻有一支宪兵队,每一个在“报道部”工作的雇员在宪兵队里都有一个档案。宪兵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人不会泄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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