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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五、困顿中的艰难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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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于甘地的主动撤退很快进入低潮。在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政府虽将许多国大党领导投入监狱,但对其真正的领导人却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害怕稍有不慎会引起印度军队和警察的动荡。现在运动骤然停止,逮捕甘地已是时候,2月24日,国大党巴多里决议通过的当天,孟买政府便已接到密令:一旦决议通过,即可将甘地缉拿归案。同时有关甘地即将被捕的风声越来越紧,甘地身边的人提心吊胆,担心甘地随时可能从他们身边消失。此时的甘地正在沙巴玛迭真理学院一如既往地从事日常工作。
  3月10日深夜,当甘地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就寝时,警察局来人逮捕他,同时被捕的还有《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静地与真理学院的同事亲友一一话别,在一片祈祷声中,甘地跟着来人上了囚车,前往沙巴玛迭监狱。他随身只带了2条腰布、2条毯子和5本书。这5本书是《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古兰经》、真理学院用的《圣诗》与《登山宝训》。
  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审。甘地被控犯有背叛政府罪。罪证是他曾在《青年印度》上发表过4篇文章,即《背叛为一种德性》、《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班克因负责出版发行“难辞其咎”。初审时甘地即表示“认罪”。
  对甘地的正式审判于1922年3月18日(星期天)开始,旁听席上坐满了甘地的追随者。当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他的“同案犯”班克被带上庭时,整个法庭都自动起立向他们致敬。甘地望着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感到无比欣慰。他对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诗人奈都夫人说道:“你就靠近我坐着;当我昏倒时好扶持我。”在这种场合,他仍保持着惯有的幽默、风趣。
  负责审理的首席法官是阿赫米达巴德的布诺姆斐德法官,担任主控的则是警察长斯脱兰格潘爵士,甘地和班克未请辩护律师。
  对甘地的正式起诉与原控诉书有些出入,它只认定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所撰写的三篇文章,即《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的内容构成反政府罪。
  法官宣读起诉书后问甘地是否认罪服法,甘地供认不讳。
  当法官再问甘地有何意见发表时,他先作了口头声明,而后呈递了一份长篇书面声明,阐述了他的公众经历及其非暴力动机。说明正是英国的一再背信弃义和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与剥削使他从一个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与合作者逐渐变成一个反对英帝国的不合作者。
  在法庭上甘地还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罚,与当年提拉克所判徒刑一样,他不求赦免,也不希望减刑,而且还说法官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他处以重刑,要么辞职不干,最后甘地如愿,被判处6年监禁。
  整个庭审历时100分钟,实际审讯时间并不多。在整个过程中,甘地表现出诚心诚意地认罪服法,但始终神态自若,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法官本人也表示,甘地是他所审判和即将审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与他持不同政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有着崇高理想、过着圣洁生活的人。
  甘地认为法官对他的审讯出乎意料地彬彬有礼。庭审结束后,人们带着难以言表的伤痛和虔诚的景仰之心去握他的双手,吻他的脚尖,向他们心目中的圣雄告别。
  1922年3月20日深夜,甘地与班克被押上一列特别专车,从沙巴玛迭监狱移往一个未知地点,警察局长亲自押送。押送途中,甘地和班克还受到特别优待,他们得到一篮水果,狱医也准许甘地挑选他所惯用的食物。随车照料的副警察局长受命给甘地供应羊奶,给班克以牛奶。甘地一行在契尔基下车后,一辆等在那里的囚车将其送到了浦那的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和班克被分开囚禁。甘地被囚在一间品字形的囚室里,与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印地语的阿拉伯籍的囚犯关在一起,囚室内仅有70呎左右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囚室四周筑有很厚的砖墙,墙低的一边装有电网,门外有一个小院子,囚舍中的一排房子前有一条分界线,甘地不得走过。后来因为一个地方官的干预,这个三角形的地带才向甘地开放。
  监狱对于甘地早已不是陌生的处所,他曾多次以轻松、乐观的心情提及铁窗生活,还从苦行禁欲的角度欣赏和自动模仿过狱中的生活,然而耶拉伏达监狱的灭绝人性连甘地也难以忍受。这里囚犯的饭菜不仅份量不足以填饱肚子,质量之恶劣甚至比不上猪狗食。狱卒的凶暴与草菅人命更是少见。他随身带的5本书被搜走,每天关门之前,囚犯都要例行接受搜身,甘地身上除了一块粗糙的土布缠腰别无他物,但狱卒仍不放过他,总要翻他随身带来的卧毯。甘地的亲人和同事来访,狱卒不仅不让他们坐下,而且时常粗暴地干预他们的谈话,使甘地一再表示抗议。甘地托人送来的纺车也被扣留,对此甘地不得不进行绝食,经过一段时间,情况才有所改善,纺车和那几本书也送到甘地手中。
  不过总的说来,甘地认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一旦进了监狱,就应当停止抵抗,服从管束。这是为迎接自治所必受的自苦训练。他说:“我们非暴力抵抗一方面是要拒绝服从政府的苛法暴政,但另一方面却必须忍受因拒绝服从法律所遭受的苦刑。在监狱中,他不应借非暴力抵抗而要求特权,应在监狱中树立模范,使周围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时打动狱卒与狱长的心。”因此,甘地不主张有破坏狱规的行为,他认为这并不是胆怯,而是为了表示力量,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由于甘地遵守狱规,又是特殊犯人,经过最初的不愉快后,他与监狱当局的关系有所改善。监狱当局顾及外界的影响,对甘地常有破例的待遇,如甘地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甚至可以自己烧麦饼,除了两床新呢毯外,还拥有垫被和布毯、枕头等类别的犯人得不到的东西,可以洗澡,等等。每当狱方给他这些,他总是要求狱方能同样提供给其他犯人。如果要求不被答应,他往往宁愿放弃“特级犯人”的享受。
  监狱对于意志薄弱者是人间地狱,但对于坚强的革命者却是一所学校。这正是他们从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丰富革命理论的难得机会。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正是经过铁窗生活的磨炼,不断走向坚强与成熟的。甘地充分利用了狱中的这段特殊日子。
  每天早上,甘地4点起床早祷,默颂祷文和圣诗,6点开始阅读和温习乌尔都文。由于监狱里不让室内有灯,他便充分利用日光,直到傍晚天黑看不清东西时才停止工作。8点晚祷后休息。一般读书要占6小时,另外4小时用于纺纱和编织。
  纺纱是甘地狱中比较热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时纺纱,3小时做棉条。他认为他每天这4个小时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劳动的果实就摆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纺线过程本身还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当然,甘地如此迷恋纺纱,还因为纺车对于甘地是代表着贫困的印度的经济自救,纺车是印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狱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从1922年3月入狱到1924年2月出狱,他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除了《薄伽梵歌》、《古兰经》、《罗摩衍那》这些不朽之作外,他还第一次读完了全部的《大战史诗》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学六论》、穆勒的《奥义书》、卡宾斯的《佛国的福音》、大卫的《佛教要义》、阿里的《伊斯兰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注释的《可兰经》、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谈》、霍普金斯的《宗教导源与进化》、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欧洲文明史》、契德的《社会演变》、莫迭勒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基迭的《城市的演变》、雷契的《欧洲的道德》、罗斯伯里的《皮特传》、哥德的《浮士德》、泰戈尔的《沙达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营小调》等等,这些图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施行了手术。这次急症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却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狱中生活。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3月10日,甘地迁往孟买海滨茹湖疗养,这处面向大海,棕榈树环抱的疗养胜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时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潜心静养呢?在他入狱以后,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国大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对国大党领袖们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众开始脱离国大党,国大党领导机构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除了无条件追随甘地的“不变派”以外,国大党内部形成了主张改变争取自治的斗争策略的一个有势力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拥护者在一个重要问题——利用非暴力手段实现不合作纲领方面与甘地没有分歧,但是他们反对抵制立法机关,认为这种抵制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些机关为自己牟利,并认为,为了使整个管理机器丧失活动能力和从内部争取自治,也应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搬到立法机关进行。被称为“主变派”(即“自治派”)的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国大党的两位著名领袖奇·兰·达斯和莫提拉尔·尼赫鲁。
  国大党两派意见分歧的最早表现是在192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如何进行不合作运动的讨论会上。“主变派”赞成国大党人参加选举和立法机关,而“不变派”则坚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场。两派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此后关于抵制或是参加立法机关的问题便成为国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年12月的国大党迦雅全印委员会上,两派的分野更加明显。达斯主张参加议会,在议会内进行抵制,如达不到目的,再开展不合作运动。但达斯未能说服会议多数代表改变立场,结果,国大党秘书长拉贾戈帕拉戛查理的“拒绝参加议会”一案以1740对89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
  迦雅会议后,主变派不仅没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紧活动。达斯和老尼赫鲁决定另辟蹊径。他们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党,但仍留在国大党内,达斯任主席,老尼赫鲁任书记。5月,达斯辞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主席之职。
  自治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广泛展开了争取国大党结束抵制立法机关的宣传。“不变派”则集中全力实现甘地的建设性纲领,为了巩固同自治党人作斗争的阵地,保持群众对于甘地的斗争方式的信心,不变派于1923年4月在那普尔领导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这个运动的规模不大,很快就以和当局的妥协而结束。
  国大党内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议会和省立法议会举行本届选举的日期已经逼近,国大党的非常会议于1923年9月在德里召开。这时,自治党人已经加强了在国大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许多有势力的国大党人的支持。同时,“不变派”的地位由于甘地尚在狱中而大大削弱了,结果,这次会议上,自治党人得势,他们获准参加1923年的立法会议和省议会选举,国大党停止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宣传。
  1923年9月,德里非常会议通过的参加立法机关的立场在1923年12月科坎纳市举行的国大党例会上得到确认,此后自治党组成了阵营齐全的竞选班子,准备参加1923年11月的选举。由于擅长辩论的达斯和精于组织训练的老尼赫鲁巧妙搭配,结果自治党在各省立法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将近半数席位,在中央省立法会议中,也形成绝对多数。
  1923年,印穆关系急剧逆转。由于不合作运动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去后又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一连串教派冲突发生。在较大城市中,教派冲突日见严重,恐怖主义开始抬头,除中间有些间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千头万绪迫使甘地必须尽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复了给《青年印度》撰写社论的工作。他写的第一篇社论题为《致〈青年印度〉今昔读者》,在这篇社论里,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坚定人们的信念。由于甘地复出,一度销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畅销,成为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舆论阵地。
  对于当时自治派的活动,甘地也采取积极干预态度。甘地出狱给当时正热衷于议会活动的自治党人以很大压力,慑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鲁、达斯于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见甘地,他们既是为了对昔日的老同志表示问候,也是想借以试探甘地的态度,并向他阐明自治派的立场,希望求得甘地的谅解与同情。但甘地的态度十分坚决。5月22日,甘地发表公开声明,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他在声明中说“关于国大党加入立法会议的问题,我很抱歉地说,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么相同的主张……我坚持认为加入议会与不合作运动的宗旨相背离,而且这种分歧也不单纯限于‘不合作’一词的解释问题,而是涉及到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我们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关系到‘不合作’本身的成败,而不是限于实际上能得到一些什么效果。正是基于此一观念,所以我认为不加入立法议会,对我们的国家更为有利”。
  面对既成事实,甘地的主张是既然德里与柯坎纳决议已准许自治派进入议会,那么自治派就有理由参加立法机构,维持派的人对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说。在声明中,他还建议自治派应改进方式,即不应一般性地消极阻挠立法工作,而应当积极提出国大党所主张的建设性方案。他号召,维持派的同志不要担心自治派的言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性工作,从实际工作中显示自己的正确性。
  甘地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印穆团结,他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他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印穆关系的紧张,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甘地也不时受到不同问题的包围。对于如何解决印穆冲突及回答人们的各种议论,甘地撰写了《论印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力,则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甘地还提出了一些处理教派问题的基本思想,如领导带头、多数带头。“多数应该带头,少数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须有权有势者先行,不必等到弱者反应。”等等。
  尼赫鲁深为佩服甘地在印穆关系问题上的见解,认为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抓着了有价值的现实”,但当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教派问题上你争我夺,讨价还价,致使教派关系始终得不到改善。
  1924头几个月,达斯与老尼赫鲁所领导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战绩,如达斯走马上任加尔各答市市长,老帕迭尔出任了孟买市议会主席,小帕迭尔成为阿赫米达巴德市议会主席,卜拉沙德充当了帕迭拉市议会主席,小尼赫鲁则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议会主席的职务。浦那的市议会曾不顾政府的反对,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铜像;孟买及阿赫米达巴德议会通过了向甘地的致敬书;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的市议会,决定不出席总督的国宴。但所有这些,不过炫赫一时,时隔不久,它给群众带来的热情和新奇便消失殆尽。因为自治派所能做的只有这些,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解除殖民统治的桎梏和枷锁,人们对自治派的那一套渐生厌倦。
  甘地审时度势,开始对自治派发起了主动进攻。1924年6月,国大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3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讨论甘地的建议案时,老尼赫鲁和达斯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批评甘地行动专制。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个议案时,他们和一大批拥护者退出会场。尽管决议案最后都获得多数通过,但由于自由派退出会议和老尼赫鲁、达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大大影响了甘地贯彻这项议案的决心,从顾全大局的角度考虑,最后甘地还是迁就自治派,比如纺纱的规定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等等。
  甘地虽获得了这次挑战的胜利,但他深知这一胜利十分勉强。为了重振旗鼓,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他根据当时国内的各种离心倾向,如自治派与维持派的争吵,国大党与自由主义分子的对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纷争,婆罗门与非婆罗门鸿沟的加深的现实状况,他准备集中一年的时间,脚踏实地地推进建设性方案,致力于全民的团结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战。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豪华戏院演讲时全力推动建设性工作。他主张集中力量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团结方法。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不合作变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对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帮助那我们要推翻的政府。我们的不合作原是活泼的、积极的、非暴力的力量,用来抵制一种主要是基于暴力的统治制度,不幸的是不合作从未成为积极的非暴方。我们仅以弱者的物质的非暴力为满足。我们既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势给我们以加倍反击。倘不及时振作,就有被摧毁的危险。”“我亦如过去。坚信5项抵制原则。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会中的代表们尚且不能信守,故推进的希望实很渺茫,在弥漫着不相信的气氛中,每一行动都被曲解或约束。当我们自个儿唇枪舌剑私斗时,窥伺一旁的敌人已蓄势待发。因此我提出最低调的办法,以便能团结各党派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这是对内发展的工作,没有它,便不能发挥外在积极的政治力量。我们一定要能进步地代表群众,他们没有接触政治,我们必须分担他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遭遇,了解他们的需要。”
  甘地的呼吁引起极大反响,连最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青年印度)中发表声明:“我准备支持甘地所提三条计划作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如国大党负责当局接受此议,我将再加入国大党。”甘地重新赢得了人民和同志们的信任,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
  甘地全力为印穆团结呼吁呐喊,但宗教感情与利益关系仍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教派仇杀并未因甘地的呼吁而停止动作,反而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其中尤以1924年9月科哈特地区的仇杀最为剧烈。在这次暴力冲突中有155人被杀死,财产损失达数10万卢比。
  甘地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安,9月18日,甘地宣布他将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绝食21天,在这期间,他将只喝清水和盐水。他从德里发出如下声明:“最近发生的仇杀我不能忍受,尤其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诉我,遇事困扰,不能解决就绝食祈祷,这是受苦,也是自洁。”他想以此哀求两教派的人千万不要自相残杀,也希望各方领袖,包括英方人士共同会商制止骚乱。
  绝食期间,甘地没有停止工作,他躺在床上仍在为制止暴乱呕心沥血。这期间,他先后写了了《神只有一个》、《我们的义务》、《不工作,不投票》、《论绝食》等数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睦相处问题。
  甘地誓死要捍卫团结的决心和诚意再一次令印度举国上下为之感动。朋友们和追随甘地的各方人士都赶到德里,会商扑灭仇杀的各种途径。然而此路仍布满艰辛。9月26日,在甘地绝食的第8天,老尼赫鲁主持了一个团结会议,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印度区总主教维斯迭柯迭博士、贝桑特夫人、萧克·阿里、哈金、希伦达兰德、玛拉维亚及摩汉里诸人。大会招待组由穆罕默德·阿里主持,开幕式以祈祷开始,与会各人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一齐祈祷甘地长寿。27日,大会通过决议:对圣雄甘地此次绝食的原因深感忧虑,并一致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则,不论其属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场所,亦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转教,更不得有强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残他人的权力。大会向甘地保证,决心竭尽全力贯彻此一原则,并谴责破坏此种原则的人。
  大会授权主席亲自向甘地提出上项保证,并盼甘地即日打破绝食,使大家都能获得甘地的合作,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
  28日,甘地给老尼赫鲁回信:“我请你向会议诸君保证,如我能为大会所愿,我必乐为之。但我经一再思量,发现我仍不能打破绝食。我的宗教告诉我,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作的诺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规律,四十年如一日。”他希望与会各位将决议案所显示的对甘地的爱化为坚强的工作,为团结而奋斗。
  大会进行多日,通过不少议案,但气氛一直非常紧张,激烈的争执与互不相让随时可能导致大会流产。幸亏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的积极努力,大会才得以通过最重要的几个议案。如争论较为激烈的第二议案也获通过。它规定:“为了报复或惩处而自行玩法,不仅是违法之举,且亦违背宗教,因而所有争论,理应经过仲裁判决或甚至诉之于法。”由于甘地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一刻不容缓的形势,随着时日推进,大会的友好气氛渐趋浓厚。
  10月9日,甘地绝食的最后一天。早晨4点,天空尚未破晓,人们便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分聚集在树影摇曳的草坪上早祷,甘地身披一袭黑毯,出现在星光下的早祷人群中。8时,大批的访问人群陆续到来,正午前后,所有的领袖和朋友们都已聚齐,举行了停止绝食的庄严仪式。仪式之后,甘地艰难地对阿里、哈金、阿萨德讲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他为了印穆团结奋斗了30年,可是没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们以生命担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团结,不要冲突。得到肯定的保证后,医生拿上一杯橘子汁,甘地接过来喝了,绝食便告终止。在场的人无比欢欣鼓舞,激动非常。
  1924年10月25日,孟加拉省政府根据一项行政命令,在加尔各答及孟加拉省其他各地大举非法搜查民房,其中大部分为国大党分支机构及党人住宅。加尔各答市长达斯的得力助手鲍斯及自治派重要人物均遭逮捕,搜捕的理由是有人举报他们藏匿军火武器,但结果并未搜出证物,警察仅带走了全部文件资料。
  政府的挑衅行动,激起印度各地反抗高潮。群众举行了数百次集会,抗议政府的行动,沙斯迭里、真纳等本来反对自治派主张的人也都一致谴责政府,甘地对此不义之举更是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政府的挑战,使国大党内部分歧很快缩小。11月6日,甘地、达斯、老尼赫鲁紧急磋商,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表示共同谋求国大党各派的通力合作,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对付政府的高压。国大党也决定自即日起,除不用外国布外,其余不合作运动一律停止,以保证各集团、党派共同行动,转而致力于四大中心工作,即手纺手织、服用土布、印穆团结、解除“贱民”。所有参加中央及地方议会的自治派人士更当以此作为代表国大党的重要工作,自定规则,自筹资金,全力推行。凡年龄未满18岁,未在执行党的工作或参加政治运动、党的活动时着用土布衣服,或未月缴自纺土纱2000码,或因故未缴同额他人所纺土纱者,一律不得充任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分支机构的委员。
  甘地与自治派达成协议后,开始积极努力,以使这一决议为12月的国大党年会认可。这一时期,他不断在《青年印度》上撰文阐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同时致力于各种组织工作。
  12月26日,国大党第39届全代会由甘地主持如期举行,甘地希望在这次会议中,能真正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大会的组织非常成功。这次会议对甘地、达斯、尼赫鲁协议予以批准,党章第7条予以修改,即将月缴4安那改为缴土纺2000码为党费。印穆团结也得到特别强调。在大会开幕辞中,甘地首先对英印政府的外交、内政严厉批判,他说:“这种压迫乃是痼疾的象征。它的公式是欧洲人统治,亚洲人屈服。这有时比白人压迫黑人还要神秘……。”接着,他提出了印度当前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消除教派对立观念,选举应该是普遍的民选而不是按宗教区分采取分别选举,任何的公职服务机会应该是不分性别与信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对立观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数教派对多数教派的疑惧是必须容忍的,多数教派应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标是“应该争取一个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联邦而不是独立的邦联”。
  “在我看来,如果英国政府真乐意言行相符,帮助我们获得平等地位,则保留在不列颠联邦之内,将是一次伟大胜利,所以我将为印度在帝国之内的自治而奋斗。但是如果由于英国的错误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联邦时,则我将毫不迟疑地主张断绝对英国的关系。这问题我们留待英国人去决定。”甘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国大党员,我愿意国大党能维持完整。我主张暂停不合作运动,因为我看出我们全国的准备不够,但假如政府无动于衷,一成不变,我决不能也不愿长此采取像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信仰。不合作与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同属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创造主。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导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大会后,甘地接受工作委员会授权,与达斯、尼赫鲁共同负责确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人选提名。为达到团结目的,甘地有意改变其中维持派占多数的现象,他将代表维持派的拉贾戈帕拉夏查理、帕迭尔、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贾雅卡、阿雷、达斯、老尼赫鲁、奈都夫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萨德,沙达·马迦罕、奈都博士为工作委员会成员。
  甘地对自治派领袖的妥协,曾令维持派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甘地的协议即使不是背叛也算是偏差。一些在自办的临时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对此尤为疑惑,他们认为假如不合作运动停止,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许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认为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团的屈服。甘地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屈服,而不是对暴力集团的屈服。因为他不相信自治派是属于暴力的政党。现在自治派面临困境,“在自治派需要声援的时候,如果我不挺身而出,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实。”
  事实上,甘地作出此种妥协也是出于对形势的更深层的考虑。甘地出狱后,进一步认识到对自治党人让步的必要。因为结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群众的失望情绪比甘地所预料的更严重,作为甘地纲领的非暴力原则甚至遭到一些有权威的国大党人士的公开抨击。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来与甘地的主张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动具有极大规模,警察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此种情况下,甘地认为对自治派实现让步能防止国大党分裂,并阻止革命方法拥护者的地位加强。
  从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领导下的国大党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立法机关的工作。自治党人按照他们的纲领性宣言,参加了立法机关,以便改变它们的性质,使其有利于争取自治或结束它们。他们在立法机关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帝国主义政策,但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条件下,这两个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不仅如此,自治党内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同殖民当局妥协和把党变成一个宪法反对派的趋势。
  自治党人在立法机关中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任务,党内某些集团又出现了与当局合作的倾向,这两种情况大大动摇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响,在1926年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中,自治党丧失了许多席位,其地位明显削弱了。加上殖民当局也坚决拒绝自治党领袖们想达成某种协议的一切企图,结果是自治党人实际上放弃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正如莫提拉尔·尼赫鲁和他的拥护者在1926年3月离开立法会议时的宣言中所说,自治党人试图和印度政府建立合作,在2年半时间内一直试图促进实现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无收获。
  1925年,甘地的主要活动是到各地旅行演讲,以推广他的建设性方案。上半年,他主要旅行了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则在比哈尔省和联合省各地活胁。正像尼赫鲁所说的,甘地时常对他懒惰而人心涣散的人民进行教育,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但他不是通过强迫命令和物质诱惑,而是用和蔼的表情,温柔的语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样力量去打动他们,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与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户,或深入城市贫民窟中,人民对于甘地这样一位当代圣贤,更加狂热地崇拜,向他倾诉他们的疾苦。“贱民”们赤脚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们告诉甘地:“那边有清凉的水井,可是不准我们去汲水,我们又无钱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井。”甘地则安慰并引导他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得到清凉的用水,但你们也不要再吃死牛肉,你们不改正这种坏习惯,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亲近,但不能使婆罗门教徒接近你们。”当有的“贱民”躲在角落不敢当来、怕玷污了他时,他主动走近他们,打破他们的顾虑。他举止亲切,平易近人,并与之娓娓而谈。可是对一些专门欺压百姓、为害乡里的江湖骗子,他却毫不客气。他常利用机智戳穿他们骗人的把戏。有一次,甘地碰到一个自称会预测吉凶、占卜未来的祭司,甘地就让他给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对付,谎称历法书没有带来,甘地让人取来历法书,随手指着上面的几行字让祭司念出来,祭司只得承认他并不识字,算命不过是他谋生的一种敲门砖而已。
  1月8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土邦人民及王公应有的责任。23日,甘地前往德里,主持全印各党代表会议,会中讨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印穆团结方案及起草争取自治纲领。
  3月底,甘地从脱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乡。4月底,他转往孟加拉省,这里工作的同志出于对甘地的健康考虑,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头等车厢,甘地极力反对:“假如我把自己包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将毫无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旅行。”
  5月6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乡村,他一路风尘仆仆,爬山涉水,实地考察了许多地方。他对这里关注最多的是手纺手织问题,他为那里的乡村推广土布的成绩感到满意。在甘地的莅临指导和影响下,孟加拉首先实现了国大党关于缴纱作党费的新党章,纺纱运动蔚然成风,从贩夫走卒到高级知识分子,都对甘地的纺车运动极为拥戴。
  应达斯的劝请,甘地曾在大吉岭休息了5天,各路新闻记者、甘地的崇拜者纷纷涌到那里。甘地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签名者必须答应每天纺纱半小时,同时保证穿着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这里变成了推广土布运动的总部。
  甘地在大吉岭的小住成了他与达斯这位斗士相处的最后日子。6月18日,甘地得知达斯在大吉岭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过达斯上宾的甘地不胜悲恸。他当即打消阿萨密之行,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葬礼。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机关报上发表悼文,题为《德希班多万岁》,以祭奠这位同时代的名人。
  7月16日,甘地参加自治派会议。会上,甘地提议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国大党,他准备在9月间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
  甘地此举再次激起各地维持派的不满。本来上一年甘地与达斯签定协定,维持派就很不满意,但碍于甘地情面,勉强同意。现在甘地又未和大家商量,就答应让老尼赫鲁出来领导国大党,这使他的追随者大感恼火。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不在国大党内另起炉灶,而偏要屈服于自治派。甘地回答说他并不自命为领袖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党,他必须适应多变的环境,但不管怎么变,他的根本主张不会改变。他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尤其在即将召开的工作委员会上更该如此。
  1925年的国大党年会于12月26日在康坡举行。会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为下年度的主席,获得当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荣任主席,是光荣,也是权利。
  由于长年奔波劳苦,甘地的身体状况很差。康坡大会后,甘地决定遵医嘱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这期间,他除给《青年印度》撰稿外,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写成《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又开始旅行演讲。这次旅行历时一年,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又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着重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
  这次旅行,甘地总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欢迎会,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给甘地,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亲,甘地笑着点头。第二天,甘地出席又一次演讲会时,听众中便有人问他,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我的母亲,对她或者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护士、厨子,为我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个谅解,就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
  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从欧洲回国的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甘地出席了国大党公开会议,但他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自从自治派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采用的一贯立场。甘地虽然认为尼赫鲁的方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暂时未作公开批评和反对,尼赫鲁的议案一个个都获通过。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不久,出席了在此开幕的国际基督教团契会。在这次各国代表云集的大会上,甘地发表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有宗教都有缺点;对所有宗教应一视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学院为其第3子拉摩达斯举行婚礼。婚礼移风易俗,堪称典范。婚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共同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同心同德。婚礼上没有音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贺礼是新娘母亲送的一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新娘身着白色土布服,面对一堆篝火,携手共诵圣诗,聆听长辈教侮。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甘地在为这对新人祝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是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民族运动已走出低潮而日趋活跃。无论是在产业工人、农民、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抑或一般知识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斗争性,罢工斗争已成为经常现象。
  农民运动也起来了,佃农集会抗议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在古吉拉特,政府与农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原因是政府企图提高税收。萨达尔、瓦拉拜、帕迭尔领导的巴多里坚持真理运动,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变成了印度农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青年运动的发展,到处都成立了青年团,青年会议开始讨论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它们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这一切变化预示着新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
  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西门调查团由英国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组成,其使命是前来印度调查研究英国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议。调查团准备从孟买到德里经加尔各答赴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尔。
  调有团没有吸收任何一个印度社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明显有背民族自决原则的代表团的前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
  2月3日,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时,人民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见这阵势,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里,在这里等着他们的也是一片抗议之声。这帮人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宛如惊弓之鸟,只能经常呆在旅馆里。
  警察为挽回面子,拼命挥舞屠刀。国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开枪镇压时临危不惧,竟被殴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也使各党各派重归于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影响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发展,有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苏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对群众用苏俄式的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他在《青年印度》上称: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财产制。这是将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1928年5月,一个与西门调查团针锋相对的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老尼赫鲁牵头,印度社会各党各派(如国大党、自由主义联盟、穆斯林联盟等)代表组成,旨在回击那些认为印度领袖自己提不出一套宪制方针,需由英国代劳的论调。它力图制定出一个能满足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7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很快提出一个草案,主张采取全民普选制,成立印联政府,在大英帝国之内获得自治。这个报告的温和性质很合甘地心意,他说:“我敢建议此一报告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处处站得稳。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大家对这份报告,再增加一点耐心,一点互重,一点互信,一点迁就。”报告经8月所举行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又送交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全委会讨论。这次全委会上,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种不同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相左。尼赫鲁极力反对委员会所起草的方案,老尼赫鲁则坚持。甘地采取折衷步骤,他提出,“如果本报告所拟宪法,不能在1930年12月31日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则国大党将不受该草案约束,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劝大家完全接受这一报告。他说,“我并非对你们的目标浇冷水,独立之火在我心中烧燃,烧热的程度并不低于国内任何一个人,但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也许我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那时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话,而将我抛弃,但现在我还要为国家贡献余力。”
  甘地的提议也遭到以尼赫鲁、鲍斯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反对的关键在自治领地位问题。他们认为如不脱离与英国的关系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面对国大党领导层陷入重大分歧,甘地只得进一步让步,他答应将英国接受宪法的限期由2年改为1年,同时准许独立派以国大党的名义宣布独立。尼赫鲁等人仍不满足,主张现在就该宣布独立,甘地非常生气而予以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可以嘴里高唱独立,……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是一味空喊毫无意义。如果你们不履行诺言,哪里会有独立。独立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而不是舞文弄墨可以办到的。”最后,大会通过了甘地的提案。
  国大党全代会后,赞成自治领地位的国大党积极支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而对温和派立场不满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城市里组成“独立大同盟”。在许多省份,独立大同盟还与当地的工农党进行了合作。
  1928年12月,国大党全代会闭幕后,甘地加紧发动倡导抵制洋货与推行土布运动。1929年1月1日,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的开幕式。他规定凡购买土布满2卢比的顾客,均可参加观礼,每一发票上均由甘地亲自签字。这一着很见效,当时就卖掉了价值5000卢比的土布。甘地还规定,以后全国各地出售的土布,都必须盖上全印土布协会的图章,并且标明价格。
  正在这时,真理学院发生了几件“丑闻”,使甘地急忙从加尔各答返回学院。所谓丑闻实际上是几起违反院规的事。一个是甘地的侄儿挪用公款和违反院规,私自储蓄了1万卢比;二是甘地夫人接收了各地朋友送给她的约200卢比的礼物和4卢比的私人捐款;三是修道院内一寡妇与一位孤儿院里长大而来校内定居的男子发生暧昧关系。甘地责令院方严肃惩处,而且他本人亦为学院中发生的“罪恶”引咎自责。他还在《斯瓦拉吉》杂志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对外宣布了全部事件始末,以此警醒世人。
  1929年6月,甘地从报上得知他已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的候选人,他立即拒绝此项提名,而推荐尼赫鲁。他的理由是自己的思想已赶不上所发生的形势,他与年轻一代存在距离,在工作中应主动让贤退居后位。
  虽然甘地已拒绝提名,但在各地选举中,仍有10个省提名甘地,另有3个省分别提名帕迭尔与尼赫鲁。9月,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临时会议,甘地一定要尼赫鲁出任主席,大会接受。甘地对这位久经铁窗考验的年轻人推崇备至,态度极为诚恳。他说,“有人担心,权力由老一辈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里,这不是好现象,我不担心。应该担忧的倒是,像我这种麻痹状态的人还要握权,那才是可怕的现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曾私下问过他是否挑得起这付重担。他的答复是‘既然是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畏缩’。就勇气来说,他是足够的,难道我们担心他不爱国吗?有人指他太激动,可是在现在的时候,这种个性是需要的。如果他富有战士般的冲动,他也不缺乏政治家的谨慎。由于爱护纪律,他虽在最尴尬的时候,仍能表现出他的自制。无疑,他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影响的最具远见的人。可是他在关键之处,仍能谦虚、实际,并不冒进。他纯洁如水晶,真实而不容置疑,他是仁侠的骑士,在他手里,国家是安全的。”
  西门调查团遭致印度举国一致的抵抗,说明英国的计划如不顾及印度民意,一意孤行,必遭破产。因而调查团回国后便建议工党首相麦克唐纳邀请英属印度和印度各土邦代表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再作打算。这个建议为英国政府接受。欧文总督根据这一动向和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形势,于1929年10月31日赶在国大党年会之前匆忙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他准备举行圆桌会议,以便能就印度宪制问题形成具体建议,提供国会讨论。同时声称“政府认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的印度宪治地位乃是自治领”。
  总督的声明发布后,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了“领袖会议”。会议通过一项联合宣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条件是拟议中的圆桌会议的所有讨论应以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为基础。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方面,国大党应占优势。
  欧文总督在印度所发表的声明,引起英国国内轩然大波。麦克唐纳首相随即发布声明予以澄清。他说这并不是表示英国政府政策改变,也不是加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
  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德里的会谈照常进行,但是此时欧文总督的口气也改变了,会谈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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