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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四改造社会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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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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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寻求新的指导思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那么,这个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究竟趋向于什么呢?瞿秋白说: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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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书,第26页。

  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民国二年(1913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同年11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年)夏,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民国八年(1919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旨。”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实进会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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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②《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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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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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3卷,第56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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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9—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

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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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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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思想的必要。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Comt,Baron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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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②《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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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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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1919年12月1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号,1920年4月11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何以要自杀呢?他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瞿秋白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瞿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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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⑤《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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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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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1919年11月11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但是,功德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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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新村运动的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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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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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④《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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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时间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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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有三张,六张,九张,百千张,万亿张,乃至算数所不能尽的嘴,各个嘴里都能发出等数的声音来鼓吹他,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愿望。”把知识界的笔和文字的作用,抬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把标榜“人道”的刊物的力量,宣扬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郑振铎为创刊号写的重点文章《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人类的一线生机系于此了!”“救人类于灭亡者,实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可。此一语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有这种精神,而后人类始能捐除意见,协力工作,以自拔于灭亡之途。”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但这些话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钤束、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丝毫无助于广大劳苦人民的解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统一的或超阶级的人道,对一个阶级是人道的行为,对另一个阶级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或不尽人道的行为。革命维护了一个阶级的人道,往往就要破坏另一个阶级的人道。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深入,可以说维护了更多人的人道,但决非实行了统一彻底的人道。
  《人道》创刊号中也有较为激切的言论。如宋介所写的《言论自由与盲目的言论取缔》一文,但它与《人道》的其他文章显得不十分协调,因此,它不是《人道》的主流。
  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远!》
  远!远远的……
  …………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了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的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的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这首诗与作者以前的诗作比较,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而且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
  这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还很活跃,从5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办讲演会,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先后到这里讲演的有胡适(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高厚德(Dr·Galt。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听演讲的人不限于该会会员,每次到会的人有时百余人,多至二、三百人。该会计划9月份以后,再举行几次讲演会。此外,北京社会实进会还计划在年内增办平民学校、刊行通俗丛书、试办游动图书库、举行露天讲演、试办贫民救济处、调查社会情况,等等。他们“将来的大政方针,还在:把本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以垂模范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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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青年人道主义者们的愿望良好,并且充满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创刊号在《本刊特别启事》中郑重宣告:“本刊第二号定为《新村研究号》,很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先生们,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来稿须于八月二十五号以前寄下。”然而,压迫随之而来,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当然不得张扬呼号。青年会顶不住反动政府的压迫,于是提出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只好停刊。《人道》的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
  《人道》虽然终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执着,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了。在国内无法寻觅得到的人道,在国外,在相邻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在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兴无产者集团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解答?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准备离故国,赴异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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