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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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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二十一、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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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桂掀起的一场政治的与军事的大动乱,在猛烈地持续了八年之后,终于平息下来,又恢复了事变前的平静。它留下来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这场大事变,以及怎样评价吴三桂。清朝胜利了,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写这段历史,并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任何评价。毫无疑问,它把吴三桂称作“贼”、“逆贼”、“逆臣”等等,把这场事变则称为“叛乱”、“反叛”,亦即“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自康熙之后,清朝统治者已把吴三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有理由也有权力这样做。然而,历史已发展到了今天,清朝也早已进入历 史博物馆,而我们如果仍按清朝的观点来认识和评价吴三桂本人及其事变,那就未免太简单了。历史的发展,天翻地覆,而我们的认识却还停留在二三百年前的水平上,那就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事实上,康熙以来清朝给三桂作的结论,直到现在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不管是否意识到,迄今对吴三桂和三藩问题的种种议论,都没有超过清朝的基本认识,质言之,简直是重复!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把这个案全翻过来,否定清朝,肯定吴三桂。问题不在此。重要的是,应当如何来分析这场大事变为什么会发生,这场事变说明了什么,在其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是什么,这场事变是归属于吴三桂一人,还是当时阶级的、民族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用要么是,要么非;要么功,要么过来简单地回答。在这里,理论呼唤着我们给予必要的说明。

  归纳本书所体现的一个思想,即吴三桂起兵叛清,大致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主观的,以三桂为代表的原明朝一大批将吏,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朝的权贵、创建新朝的元勋。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他们看来,从清朝新主人那里得到的福贵、权力、地位都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与清朝的关系并非是休戚与共,鱼水交融,真正地融为一体,而是一种类似主顾的关系,他们受顾于清朝,自然要获取合理的报酬。而一旦停止这种报酬,如像对吴三桂等人那样,完全剥夺其利益,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们对清朝将损失掉什么,毫无痛惜之意。他们从半路加入了这个政权,没有跟清朝结成那么深的关系。为保护政治上与物质上的特殊利益,是吴三桂悍然起兵的主观原因。

  其次,从客观方面说,吴三桂起兵,有着广泛的甚至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是推动他前进的基本动力。他在云南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东西南北“在在鼎沸”。既然他反叛朝廷,何以如此得人心?这是因为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朝并未得天下之欢心,广大的汉族各阶层人民不喜欢这个朝廷,他们宁肯由本民族的强人来统治,也不愿接受关外一个异民族向自己发号施令!清兵南下屠杀过成千上万的汉人。前事不远,人们记忆犹新,那种亡国遗恨不会在短期内被消除。新来的统治者,清朝的封疆大吏,地方官府,并未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光明,相反,想法鱼肉百姓。旧恨新仇,激起人们怒火中烧。他们响应吴三桂起兵,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怒的总爆发。这一点,圣祖也认识得很清楚,他说:“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釐所致。”《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一。因此,吴三桂的行动,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至少说,在一定时期反映了汉族大多数百姓的愿望。进而言之,吴三桂本人的利益,跟汉人的利益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已降清的将吏纷纷倒戈,百姓纷纷参军参战,在很短的时间,把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空前危机的境地。这场战争,从狭义上说,是清统治集团内部集权与分权之争,亦是加入清政权后而形成的原明将吏集团同占主导地位的满族贵族集团的权利之争。从广义上说,是汉民族广大人民拒绝接受清朝统治的斗争,也是明末农民抗清斗争的继续。换言之,它是明末抗清斗争之滥觞和余绪。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吴三桂反清带有鲜明的民族矛盾和斗争的政治色彩。因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斗争的,既不是普通农民,也不是一般的士人,却是原明的显官,当今显赫的亲王,他的部属骨干也都属于统治阶层的人物。他们同清抗争,不过是为一己集团的利益,并利用了人民的抗清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吴三桂起兵还不能说成是“起义”、“抗清”的正义事业。无论是吴三桂,还是耿精忠、尚之信及其有关联的一群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寄生的腐败的集团,他们还保持着原明的某些腐朽习性,力图维护以往的旧制度,保持着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特殊权利。在他们的王府范围,实则带有农奴制的特征。不言而喻,以吴三桂为首掀起的政治动乱,最终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好结果。广大人民群众中途抛弃了他们,原因即根源于此。

  但是,战争具有一种伟力,它能把那些用行政命令而无法消除的陈规旧迹一扫而尽。吴三桂发动内战,以巨大的力量冲击了清朝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某些不合时宜的枷锁,并打破它的统一,使之在新的基础上再统一,调整和修改以往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政策,实行新的政策。无疑,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样,圣祖倾全国人力物力来进行这场战争,最终消灭了吴三桂等各个政治与军事政权,在中国土地上,彻底铲除了明末以来所形成的腐败的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军阀集团,拔掉了植根在封建制度上的一个毒瘤,这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以此看来,这场内战的爆发和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一件坏事。当然,任何战争都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招致生命与财产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是无法避免的,若从长远看,从社会的发展看,付出某种代价,以损失和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也是值得的。

  吴三桂以失败告终,是很可悲的。他本来有胜利的可能性,至少说可以划长江或黄河为守,历史就会重新出现南北朝对峙的新局面。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主要问题是三桂在军事上没有取得稳定的胜利,而所取得的胜利又没能巩固下去。军事的失败,又根源于三桂的战略思想的错误。他从云南出兵,以闪电的速度直进至长江南岸,如果他能乘清兵未集,迅速渡江,进至黄河流域,截断清朝东南的漕运,号召黄河以北原明朝降官降将倒戈;进而再带动人民群众响应,将置清朝于极端孤立又措手不及的困境中,如势有可能,就进逼京畿,将迫 使清朝统治者北迁,或许被逼回关东老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三桂没有这样做。他最大的失计是,驻足湖南而停止进兵,从而使清军集结,圣祖调兵遣将,从容部署赢得了时间。他在军事上陷入保守主义,消极防守已得阵地,部队的锐气一落千丈。而圣祖则采取稳住长江防线,顶住湖南吴军的军事压力,从其两个侧翼展开进攻,各个击破后,再集中全力对付湖南的吴军。这个战略击中了三桂的要害,可惜他至死不悟,听任清军的分进宰割!等到三桂死后,吴应期提出北进计划,为时已晚!

  按照圣祖的战略计划,本来可以缩短战争的延续时间,有可能尽早结束。问题就出在他所任命的各路统帅、将军,大多是无能怯懦之辈,不敢向吴军进攻,以各种借口拖延进军时间。他们不以国事为忧,却如平日在京师那样恣意享乐,致使总攻时间一再展期,对峙局面也一再延续下去。从他们的怯懦无能,就给吴军战胜清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三桂却没有利用!没有军事上的稳固胜利,就无法保持政治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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