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

第四章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52—1960）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由各大区统治的局面趋于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大区的高级
领导人一起调回北京参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他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的副总理（当时称
政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使他和周恩来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于他同毛泽东
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先是任命他负责处理党的高层领导内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然后
又让他负责处理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秘书长。在1955年他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个比原来高得多的领导职位）。当1960年底停止“大跃
进”时，中共中央和毛赋予他和刘少奇为将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任。
    这段时期内，邓的政治生涯往往从两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来描述。一种看法是认为他是亲
毛派中的一名老资格的成员，毛泽东把他带入领导班子，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很强的组织能
力，在特殊情况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另一种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受到“红
卫兵”极力拥护的观点（但不完全是由于那个原因而被怀疑），这种观点认为邓特别是在
1956年“八大”期间和之后，就中国未来的设想方面与毛的冲突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当毛在1956年9月提出让邓担任中共总书
记时，曾经表扬过邓“处理问题的公正、可靠和富有远见。”根据毛所说：他跟我一样，虽
然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的好呀？不是，
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他比较周到，比
较公道，他是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
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
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厉。①毛提名邓担任党内高级职务这一点表明自三十年代初以来
——从江西到太行山区、到挺进大别山、再到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两人良好的工作关系，
由此表明毛能够依靠邓来作他亲密的助手。
    毛是领袖，邓是部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制定政策方面邓和他的同事们和毛的
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邓一直是以准确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著称，特别在党的团
结或党的纪律的准则遭到破坏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极力陈述自己的观点以图说服别人。②当
时邓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党内不仅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还欢迎有不同意见，这样做的最明
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共的“八大”会议上，代表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选择展开了畅所欲言、开
诚布公的讨论。③大家都希望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处理问题，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另外，邓
小平和陈云也早已学会了在什么时候，该以什么方式向毛主席提意见，在什么情况下保持沉
默或以缺席的方法进行回避。

领导层的冲突
    作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刘伯承和邓小平离开西南调回北京，这意味着地区性政府
的结束。总的来说，地方主义不算是问题，设置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措施。
任命六大行政区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以刘邓的情况为例）在与国民党内战结束时，他们在中
共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正好是在他们的家乡任职，邓和刘的情况正好是这样，正
是这种令人满意的巧合使他俩备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当地的语
言。1952年，当中共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没有碰到明显的阻力。刘被任命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军校的校长（当时他60岁），邓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后来
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被称为国务院），并临时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财政部长。
    然而，新政体首次发生的较大危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邓到北京还不到一年，就发现自
己处于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的消除在邓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东北和华东地区的
领导——高岗和饶漱石——开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54年早期），1955年被开除党籍。④
邓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突出了他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而且显示了他团结各个部
门并对其进行领导的才能。
    邓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家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这个宪法最终是在1954年颁
布的。他的具体工作范围似乎是主持选举委员会的工作。⑤然而，在1954年6月，他还没
有把第一次国家选举的最终报告呈递上去时，⑥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事件的干扰和其它的一些
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邓的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他以前没有专门从事过经济财政工作，以后也不
会再有⑦——不仅是由于他和毛的关系影响，还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及财政部那些高级官员
对他的满意的影响下促成的。尽管1953年高和饶都是地方领导，他们也担任国家职务：高
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是中共组织部长。两人都支持中央实行集权制。这次冲突的真正
原因是由高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领导集团中的刘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来，特别
是想代替作为毛的副手和将来接班人的刘少奇。
    在高岗看来，毛对他是赏识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无恐地展开了攻击刘和周的活动。他
鉴于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就攻击刘和周是反苏的。他在中共和苏共关系史上搞了两面派。他
攻击刘少奇职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领导内最明显的错误路线。他的理由就是：给中国共
产党赢得胜利的是红军而不是刘少奇领导的城市地下党。他试图以此吸引先前的农村革命者
和游击队参与到他的阴谋集团中来。高自己曾是西安军校毕业生，邓1927年曾分配在该校
任职，后来高岗在长征终点的陕北建立了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高的观点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邓小平和陈云面前却栽了大跟头。据邓在
1980年说，当时邓在高岗游说并与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意识到有必要为刘少奇辩护，
感到高的行为完全是搞地方主义，⑧他终于——泰维斯提出当时拖延了可能有两月之久⑨—
—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陈云已经单独地这样干了。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被公开提了出来。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
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1953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
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
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高—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53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
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
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
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⑩从1953年初以来，薄一波的
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
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
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
索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
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1953年12月邓部长
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
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
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
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
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
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
事代表，因为他从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
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12月高、饶阴谋的破产，使党特别重视了党的团结，规定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若
干具体办法，但这些并不能马上邓得成功。1954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
有轻易地得到高和饶的完全坦白。后来，邓小平通过他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新职务，在调查
高、饶问题的工作中对彻底弄清他们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
国代表大会上才提交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后报告。⑾在高、饶事件中，林彪没有失
宠。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满足支持高岗的那些人所提的论调，林彪和邓小平都进
入了政治局，因为他俩都被认作是1949年前军队利益的代表人物。另外，邓成了中共组织
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然而，邓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作为政界与军界之间的纽带作用并没
有就此结束。当1955年9月为承认那些年军队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人民解放军首次为将
军们授衔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作为这次授衔的最后仲裁者。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对军衔作了暂时性的分配。⑿
    毛和邓的关系似乎又一次成为中共政治的主要关系。邓能够使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得到保
证。1954年后半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1958年又来一次。在1957年赫在莫斯科招待了毛
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邓也是代表团成员，赫对此有一种有趣的回忆：他不喜欢毛的主要原因
是毛从来不说他的党内同事的好话。赫说：“毛从来不承认他的同事与他平等。毛唯一似乎
满意的一位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
    “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而且前途远大。”⒀邓的屡次提升，使他置于中共
组织画务的核心位置，组织工作就成为邓这十年的后几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当时被任命的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刘澜涛、宋任穷、谭震林和杨尚昆。它的组成清楚地表明中
共所强调的团结，因为这些人都代表着党内各方面的成分：刘澜涛是陕北苏维埃时高岗的同
事，尽管从1933年以来他们有过多次冲突，最显著的是1938—1941年期间在太行山区的杨
尚昆经邓的周旋，使他和秘书处的大部分人保持了极好的政治关系。宋任穷曾是八路军一二
九师政训处副主任。谭震林和邓小平一样，自从三十年代就和毛泽东开始了共事。刘澜涛是
薄一波的追随者，在太行山区是邓的同事，是1953年受高岗攻击的主要受害者。
    接下来两年的书记处工作，大部分是组织工作，这是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批准的一个职能完全不同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秘书处。邓在“八大”被选为中共中
央总书记（与邓在1954和1955年担任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相比，该职位的权力更大）。邓
受命担负起了修改党章的重任，这是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带来的许多主要变化之一。正如
他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样：自从1945年上次大会以来，党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