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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

5、元帅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柏林弹雨,最后有了疑问:“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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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元帅在1920年对人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满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威力得了吗?”
  他佩服孙中山,能用他的主义把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唤醒,起来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作斗争。他自己就是被孙中山的主张鼓吹起来,参加中华革命党的。
  1914年,孙中山发出了“讨袁告示”,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组织武装讨袁。贺龙起而响应,先是与陈图南、谷绩廷一起领导了湘西暴动,后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帜;1917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护法战争,贺龙起而参加。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同样打着护法军旗号的上司所吞并,还把他投入了牢狱。虽然,他对此无法理解,忿忿不平,极为不满,他却对父亲贺士道说,这几年,才明白了为救中国拖队伍的道理,不能半途而废,不管张溶川是什么角色,也不能因为他而放弃孙中山的主张。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既不去找张溶川算旧帐,也不自立为王,走其他的路,仍然按孙中山的电令,带着刚组织起来的十八个青年,涉澧水自动援鄂护法,在荆江两岸投入生死搏斗。在松滋,由于侦察不周,被北洋军包围。他带着队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一次便牺牲了九个人,他自己也差点没了性命。
  1921年,石青阳路过湘西,借兵讨贼。陈渠珍推荐了贺龙。
  石青阳,四川南里人,曾赴日留学,1906年加人同盟会。“一次革命”时,率部苦战于武胜、合川之间,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四川的护国战争。是川军中有名的将领。但是,此人出尔反尔,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任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一四川,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石青阳倒戈,参加“倒熊”行列,进攻熊克武,使护法军腹背受敌。局势急转直下,四川护法战争出现了曲折。因此,这次石青阳来借兵,有人估计,贺龙是不会随其入川的。谁知,贺龙欣然同意了陈渠珍的推荐,使不少人迷惑不解。贺龙后来回答说:“石青阳过去倒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我就不干了。”
  原来如此!他同意入川,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2年夏,在川东酉阳县的龙潭,石青阳向前来开会的四川将领介绍说:“你们看,我请来湖南的一条龙,才二十来岁。”贺龙赶忙欠身向川中诸将见礼。那时,他是很高兴的。以为从此便可和川中诸将共同讨贼,推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了。然而,中国的事情颇难预料。这些拥兵自重的权贵,今天与你联手,明天就可能翻脸。战端一开,贺龙随石青阳攻克川东重镇涪陵。他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任长江上游防务。
  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有谚语云:“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渝、万乃重庆和万县也,涪,即涪陵,可见此地之重要。正因为如此,贺龙驻防涪陵,引起了原黔军旅长周西成的嫉妒,借端向贺旅驻扎在火神庙的一个连发动了突然袭击,企图缴贺旅的枪。双方发生了巷战。贺龙亲率一个排从南门突围,留在城内的两个排被打散。贺龙十分恼火。当时,讨贼军正同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兵戎对垒,如果动武,势必影响大局。他强压怒火,一面致电石青阳,指出:“此次周西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周电所迷惑。尚乞力主公道。”一面率部移往彭水,和周西成脱离接触。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公开通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交集。他在回湘通电中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搞,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昧。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取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微火成,艰
  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
  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过来以各将领互开诚相,共企新图,遂有
  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弹
  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
  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
  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袜
  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贺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负责亲自交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三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十个团。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土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后改名为军官教导团),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三百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做法,每期三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迄今能找到的,贺龙关于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这一点,历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艘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之;4一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估惜民间物品者责罚;7.增拉民夫者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娼寮,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部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曾随贺龙泥沙夺枪,参与湘西暴动,后来投靠了港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港,兵讨唐莱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罗郊之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湾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交,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交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闻迭尔;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游行,遭到当局的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行上动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不起!”
  大家指着彭玉珊、朱茨堂两位同学说:“追赶洋人的就是他们。”
  贺龙翘起大拇指说:“赶得好,有志气,中国人的志气。有人说,湘西人蛮得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们的时候,就请他们唯点蛮味吧!”
  吃饭过程中,贺龙对大家说:“现在我提几个问题,向同学们请教。一是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太平?二是怎样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样才能因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学们发了言。他认为,为什么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国家不统——。内有军阀混战,南北争斗;外有列强侵略,挑动内战;经济上,工厂太少,洋货充斥,加上国人耕者无其田,国不富,民不安,哪来太平?他说:“要想太平,重在制止军阀混战,贵在坚持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家致力建设国家。”贺龙细心地听着,带头鼓起掌来,称赞他们有见识,不愧是桑植人的优秀子弟。后来,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开除。贺龙资助一百块银元,送他到广州,进入了毛泽东办的政治讲习所,成了桑植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贺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并非仅受民族自尊心所驱使,而是长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军阀官僚们也看到了这一点。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兴兵讨伐贺龙。他委任的讨贺前敌总指挥、湘军师长叶开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挥贺耀祖、刘树、陈渠穆联名发出的讨贺通电中就说:“贺龙驻法数月,即稍有蓄财者,无不避涉境外。”可见,他们认为,贺龙正在赤化,故须兴兵讨伐。这从反面证明了贺龙思想上的飞跃。
  这么强大的兵力压境,贺龙只得离开津澧,远避川黔边境。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为什么打我们?因为我们军队一为救国,二为救民,所以他们穿不得我们。”
  一点也不错,贺龙此时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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