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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家世与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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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名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凉水井。这里地处丘陵地带,是一个四面环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贯中央,两岸繁星般点缀着村舍人物,鸡犬牛羊。
  两百多年来,林伯渠的祖辈,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的家庭,人们说是个“书香门第”。曾祖林长槐,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先后任四川邻水、宜宾知县,后擢升为叙永直隶厅同知。祖父林山萃,是个廪生,早逝。父亲林鸿仪(1865—1906),曾在武昌博文书院肄业,一八九三年中副贡生。一八九六年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赴京师,入太学肄业三年,并兼教读。他研究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兴之道,目睹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希望中国变法自强。他学养深厚,崇尚“忠义”、“真直”、“笃行”,主张士应“有忠义之性,怀真直之操”,“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①他居京师多年,从不低眉折腰谄事权贵。在京完成学业之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去做官,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教几个从学生徒。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一农家妇女,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教导下,思想开朗,秉性慈祥,操持家务,俭朴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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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鸿仪:《日记》(未刊稿),1896年农历2月13日。

  林伯渠的家庭,自曾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在世时,有水田八石。父逝分家,兄弟四人(伯渠居长)各分得二石,约合十二亩。
  童年时的林伯渠,体弱多病。由于父亲经常在外,母亲家务繁忙,祖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加以山乡小村,就医买药,路程很远,人力财力,都较艰难,因而对他的调摄护理,势难周到。这时,家里对他偏重静养,结果使他直至接近学龄时,还举止迟钝,言语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视听模糊。这一情况,引起家人警惕。他们认识到:伯渠的体质原是好的,一时体弱,让他长期静养,反而变得长期体弱。俗语说:“抠成的疮,睏成的病。”“坛里生豆芽,成菜不成材。”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由静养改为以动养为主,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在加强活动中增强体质。
  年近七岁的伯渠,从家人的怀抱提携中解脱出来后,象大梦后初醒。他来到村里的儿童中,同他们一道,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辨认了许多草木虫鱼,甚至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
  伯渠在这个年龄来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天地万物都对他显得格外新鲜,他比一般儿童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象太阳升降,月相盈亏,风雨作息,寒暑往来,以至迅雷斗阵,彩虹架桥等天象,一般人司空见惯,习而不察,而在少年伯渠的心中,却常常激起疑惑与遐思。
  此时,伯渠尚未系统地识字,但他的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已入私塾念书。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从旁聆听塾师教授《千字文》,看伙伴们描红习字。不久,他对识字产生了兴趣,便找出家里那本《千字文》,在大人和比他大七岁的从堂兄林修梅(名祖堃,1879—1921)的指点帮助下,自己学了起来。不出一年,他已读完《千字文》,开始读《三字经》,有不懂之处就去问堃二哥。
  一八九三年冬,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目睹儿子长高了,壮实了,异常高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儿子竟能认识一千多字,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且能背诵。此后,父亲较为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常带他走亲访友,到牌楼岗去祭扫祖莹,到凉水井周围一二十里的停弦渡等市镇上去赶集。每到一处,就把这里是什么岗,什么垭,什么湾,什么坪,有什么寺观庙宇、古墓、祠堂,乃至丛林老树,流水人家,都一一给予指点,至于带有掌故的,更是详细述说。伯渠边走边听,心旷神怡,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后来在延安作的七律《梦返故乡》,就曾写道:
  儿时心事浑难忘,梦里仓皇返故乡。
  腊鼓停弦过闹市,牌楼驻马望阡冈。
  山容淡远青还在,璧合无间色亦香。
  最是后园风景好,百花如锦拂檐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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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伯渠也如邻里的少年一样,爱在夏夜池畔、冬日炉边,听年迈的祖母和乡间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爱听博学的父亲谈些英雄豪杰、墨客骚人的轶事奇闻。
  一次,父亲给他讲起三十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韵事。同治年间,一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著名诗人黄道让(1814—1863,著有《雪竹楼诗稿》)。黄以上宾相待,引他游览数日,沿途宾主赋诗联对,唱和甚欢。只是主人酬应较快,而宾客却有时呐呐难出,私心怏怏,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一天,二人畅游澧水,放舟而下,约十里,来到停弦渡一带。学政赞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黄道让联句属对。黄请学政先提出边,学政脱口而出:“河山图画烟作墨。”黄想了想,摇头说:这可不容易对,要咏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去,我用什么呢?学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对好。黄说:迫不得已,只好遵命。他略加思索后说:你的出边是“河山图画烟作墨”,我且说个“风水文章桨打圈”,冒昧陈词,至希不吝指教。父亲讲到这里,便转身问伯渠:这出边和对边,哪一句为好?伯渠经过一番寻思,回答说:出边太明显,平常,好象一般人都想得到;对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总之是同出边相反。父亲说:那就是含蓄,隽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烟作墨”无论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而把风水比作文章,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头语,很自然地承贯下来,用“桨打圈”来形容风水文章对山河的赞美,真是构思精妙,巧发其中。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不能完全了然于心,但在当前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从而对吟诗联对发生兴趣。
  父亲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手编辑一套课本,共计四种,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这四种书是《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和《励志曲选》,除“文选”以外,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诗、词、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从一八九四年春天开始,父亲即逐渐教伯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九岁的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内容也能开阔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感到很受启发。
  父亲秉承祖父及老师彭菊泉的教诲,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要经世致用,不仅在于礼乐刑政,尤要充盈府库。他最服膺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相信贾谊的壮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也悦服刘晏的深谋远虑:“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之耕耘织纤”,“而不在赐焉”。因此,曾拟出一个书目,叫伯渠细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篇,这些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改革的人物。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通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穑艰难,为人作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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