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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二、声名卓著的印侨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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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于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一上码头,他便发现印度人在这里并不受人尊重。前来接他的达达·阿布杜拉先生本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富有商人,但甘地隐约觉得当地人看阿布杜拉先生的眼神中含有鄙夷。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处。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见前来协助处理这宗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顾虑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兰士瓦进行,他盘算着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说。
  想不到甘地对《可兰经》①及伊斯兰教的了解帮了他的忙。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商人因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而对之产生了信任和了解。两三天后,阿布杜拉便把甘地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介绍他认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身着欧洲人的长礼服,缠着印度人的头巾,这违反了当时南非法庭对印度人的歧视性规定,即印度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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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伊斯兰教的经典。
  当时南非是英国殖民地,这里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歧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60年前后,欧洲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利可图,他们同当时的印度政府取得协议,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聪者能干、刻苦耐劳的印度人在这块土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生意,进入商界,很多人从劳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来,定居经商,这种情况使当地白人心怀戒惧。加之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们想尽办法,采取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政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9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踡缩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过是种族岐视的病症,重要的是设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给铁路局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陈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通知阿布杜拉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南非的法律承认其合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将指示各站站长保证甘地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则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请他们到车站对甘地加以关照。当天晚上,夜车开来,上面有给他订的一个铺位,甘地这才乘车离开了这个令他终生难忘的车站。
  接下来是坐马车从查里斯城去约翰内斯堡,可是马车的白人领班从中作梗。他认为甘地不能和车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马车夫旁边,甘地为赶时间,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思。可车到巴德科夫驿站时,白人领班又从马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到脚踏板上,示意甘地坐到车夫旁边的脚踏板上。这种侮辱也太过分了,甘地忍无可忍,表示不从,可话音未落,凶蛮的白人领班便冲上来对甘地拳脚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这一暴虐的场面。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亲身领略了南非种族岐视的严酷现实。
  到达比勒托利亚之后,甘地拜见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贝克先生虽是位著名律师,却热衷于宗教事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伦敦的时候,就对研究各种宗教产生了兴趣,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总会董事之一,在他主持的祈祷会上,甘地又结识了不少基督教朋友,如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先生等等。那两位女士都上了年纪而且未婚,她们邀请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们住处喝茶,这又给甘地提供了一个与基督徒扩大交往、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机会。每周日下午,他都如约前往,聆听两位女士的叙说,顺便把自己一周来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同时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难和不便,陪甘地去参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天召开一次的大会,希望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与诚笃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广泛接触交往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宗教热情与向往。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各种宗教经典。除《圣经》、《吠陀》①外,他又买了《可兰经》及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进行仔细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权威的通信往来,不断探索宗教问题。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观:即宗教没有好坏善恶之分,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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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印度教的经典,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
  为处理案子,甘地结识了本案的被告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哈齐汗在比勒托利亚和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望旗鼓相当,他们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哈齐汗还热衷于公众活动。了解这一点后,甘地便极力求助这位知名人士的帮助。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了一次大会,邀请比勒托利亚所有印度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话就是力图驳斥这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甘地为改变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过不少努力。他求见比勒托利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先生,向他陈述了当地印侨的苦处,虽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引起了对方对印度人处境的同情与重视。他曾写信给铁路当局,痛陈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装合适,都可以买头等和二等车票。他还对德兰士瓦和奥伦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他发现,在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歧视和偏见无所不及的国度,印度人的权益和尊严毫无保障。这些严酷的事实使甘地得出一条结论: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国家,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他不断地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主要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证据。甘地的这个角色使他得以有机会研究这些经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的工作过程,也从中了解到他们取舍材料、使用证据的一些秘诀。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长进。
  甘地对这个案子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事人都是富商大贾,恐怕也难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况且这件案子已占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间的恶感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赢这场官司,他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他考虑到,如果阿布杜拉要求哈齐汗立即付清全部赔偿,后者将面临绝境,要么破产,要么食言,而这两者都是铁布·哈齐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个协调办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齐汗分期偿还这笔款项,阿布杜拉答应了。这样一宗旷日持久的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未决的官司。这不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诀窍,而且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去打动人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甘地打赢了这宗官司,他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准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阿布杜拉的盛情举动意外地改变了甘地的人生轨迹。在西登罕时,甘地习惯性地翻阅报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从这则新闻,甘地得知当时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法案要剥夺所有印侨的选举权,而且还准备相继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侨的法案。甘地非常气愤。饯别会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此事详情,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的人,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最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问:“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帮你们吗?”
  阿布杜拉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来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更不耐烦买他们的帐。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受政府管辖。”
  阿布杜拉的话使甘地明白了侨生与侨居的印侨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有必要消除双方的隔膜。他对大伙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难,这是置我们于死地的第一步,它将使我们从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严。”
  甘地的责任感再次打动了这些印度商人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不仅把律师告诉他们的有关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只要甘地肯留下,他们愿意出钱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开支。
  甘地答应暂且推迟归期,留下来解决争取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他个人的费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动经费。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月的暂时延期,而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开始。
  当时南非纳塔耳印度人中,经济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数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众事务方面最负众望的领袖则是哈齐汗·穆罕默德。甘地认为:要进行斗争,必须取得他们两人的鼎力相助。甘地说服了这两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商讨对抗选举法案的对策。
  这次大会不仅侨居印度人受到邀请,在纳塔耳侨生的、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在邀请之列。到会的不仅有富商大贾,也有一般职员,德班法院的译员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全部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会议气氛热烈,所有与会者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面对侨团的苦难,这些来自印度不同角落,分属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度侨民及其后裔,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不分贵贱全都表现出同样的忧虑与愤慨,都愿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会后甘地立即给纳塔耳立法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拉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长答复将该法案推迟二天考虑。
  初战告捷,甘地一帮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拟好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征集到不少人在上面签字,送交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有几家新闻单位全文刊载了该请愿书并发表了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如此,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这一结果证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变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见,赢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面对现实,大伙寄希望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能出面干涉。他们准备给里朋勋爵送去一份大请愿书。甘地负责起草这份请愿书。他对南非印侨的了解大大派上了用场,他还参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请愿书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辩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享有选举权实属天经地义。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艰苦努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征集到1万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将请愿书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勋爵,其他则分别寄给报馆和出版社,以诉诸公众舆论,大造声势。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一次被公诸于众,引起极大反响。《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对印度人的合理要求表示坚决支持。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支持。后来里朋勋爵慑于压力,否决了这一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
  事情刚刚开了个头,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侨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甘地长期住下来,甘地拗不过众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废,便准备定居纳塔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纳塔耳租了一栋房子,购置了一些家具,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20多位商人当即聘请他当法律顾问。
  甘地到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在这之前,他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注册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只需附上两份品行证书即可。申请书一般是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由清一色的欧洲人组成,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其实这是托辞,真正的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界会使之失去在纳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但当初制定律师入会手续时尚未考虑到这一层,因而关于有色人种能否入会尚无明文规定。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大律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他出具品行证书。甘地照办。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甘地的申请。登记注册并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让甘地摘下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奉命执行,对此他的许多同胞,包括阿布杜拉都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而是为了保存力量以应付更大的斗争。
  甘地获准成为高等法院律师,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跻身于先前只被欧洲人占据的领地,应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生活优裕的大律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南非印侨争取权益上面,这也正是他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
  他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将纳塔耳的印侨组织起来。来南非一年多时间,他早已注意到了南非印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致命弱点,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维护印度民族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达成共识,认为成立一个印度侨民的正式组织很有必要。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宣告成立。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先令,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他们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它用大量事实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印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识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里做工的契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一个普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即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这些下层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政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纳塔耳政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力,3英镑人头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甘地满心欢喜。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情,虽然在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告诉甘地:“你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的印象是:梅赫塔爵士仿佛是喜玛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傲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还是结识了一些朋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和已丧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纳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虐了24小时后,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以防传染病。由于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主要宾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白人当局只好在23天期满时的1月13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但这一天上午8点,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准备前往20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生从中劝解,他们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搧倒在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装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向记者说明“科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①虐待南非境内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②印度人,组成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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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荷兰人的后裔。
  ②一说是1100人。

  1900年2月,英军逐渐制服桀傲不驯的布尔人,印度救护队完成了2个月的战时救护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投降,英国报界对战时印侨的服务精神一致予以赞扬。因为救护队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负责人都得到一枚勋章。
  这次为英国充当救护队对印度侨民是一次新的体验。一方面英国的嘉奖使印侨对英帝国产生了更大的幻想,以为印度侨民的苦难从此将会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布尔人和英军相比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敢于同英军对抗,他们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特别是妇女儿童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使甘地肃然起敬;同时,印度人由此而试验了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同种族、信仰与阶层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个团结的整体出现,这是一次实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印度人因此而获得了自信心。这些都为甘地后来进行群众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个月,现在一晃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打开局面,甘地自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生活战斗了6年多的土地。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甘地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达孟买。时值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甘地和本届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赴会。甘地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的议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3天的大会期间,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对他印象极好,称赞他“善良、热忱、活泼,富有活力”。可是甘地对国大党却相当失望,他认为大会流于形式,服务人员毫无训练,没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作风懒散,办事拖沓,陈规陋习不少,卫生条件极差。
  大会闭会后,甘地在加尔各答继续居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通常将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乐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请下,搬进了戈克利的豪华寓所。戈克利这位被甘地描述为像恒河一样的大人物对他不仅从生活上悉心关照,而且极善言传身教。甘地对戈克利钦佩不已。
  在这期间,甘地曾去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上感受颇多。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多勤劳自强,男子则极懒散。虽是佛国,但缺乏虔诚;而且居然还有印度同胞帮助英国人欺负缅甸老百姓。
  从缅甸回来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辞。与戈克利相处的一个月,甘地自觉获益匪浅,此番离别,非常难过,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创一条路。
  他告诉戈克利准备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疾苦,并考察印度的国情。戈克利对此表示赞同,甘地动身的时候,戈克利亲自到车站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车的经历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们所得到舒适那样可怜,而铁路当局对此漠不关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与他在欧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恶劣的状况,甘地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以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所以从这时(1902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直到1918~1919年甘地得了一场大病,才迫使他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使他拒绝戈克利的建议,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烦恼,对在这里开展律师业务同样缺乏信心,直到他受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买去创业。
  两星期后,甘地动身前去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并有肺炎并发症。当时曼尼拉尔年仅10岁,前几年得过一场天花,差点死去。对于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医生告诉他吃药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蛋和鸡汤,甘地拒绝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有违素食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到的水疗法,他开始每天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且接连3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开始时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对这种做法产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始终不渝地按着“神的旨意”,继续水疗法试验。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后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曼尼拉尔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谁也说不清,但甘地却坚信是神帮了他,因而更相信神,或者说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买的活动再次被来自南非的急电打断。原因是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后,仍旧继承布尔人歧视印度人的法律。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部,专门对付印度人,南非印侨很紧张。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即将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回去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甘地当即停止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把妻儿安顿在国内,带了几个年轻的帮手,其中包括后来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尔·甘地,准备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难过,但他已习惯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世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本身代表着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张伯伦的初次会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张伯伦此番前来南非是为了赢得南非英人和布尔人对皇室的效忠,他对印度代表团没有兴趣。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努力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和他们友好相处。”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了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着将有更艰苦的斗争等着他们。
  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他得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准备提交张伯伦。比勒托利亚的地方当局本来存心不让甘地入境,当他们看到甘地居然来了,不禁惊奇。亚洲人事务部主张根据新颁发的治安法将他逮捕(该法规定,凡未持有入境证者,即可将之拘捕入狱)。当他们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证,便以入境证发错了为理由,要甘地离开比勒托利亚,并强行将甘地的名字从请愿代表团中删掉。这对甘地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为了侨团的事宜,甘地不计较个人的屈辱与否,建议让另一个印度律师——乔治·戈克莱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莱先生领着侨民代表去见过了张伯伦,张伯伦先生在答文中谈到甘地没有参加请愿的事十分轻描淡写:“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更好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侨团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结,但甘地不是肯轻易屈服的人。他不打算立即回国,也不准备返回纳塔耳,就留在德兰士瓦,而且还要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他不相信他就对付不了亚洲人事务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侨团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将永远只能过没有尊严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之后,甘地决定在印侨最多的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从来没有替印度人、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做过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诈勒索。不断有人找甘地诉说,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
  他开始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看过全部材料并找证人核实后,答应将想方设法对付那帮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和甘地一样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甘地当时怀疑一大批官员,但由于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受了审判,结果却是陪审员不顾昭然若揭的事实,宣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不过,由于甘地的工作,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官员因民愤极大,还是被革除公职。亚洲人事务部从此收敛了一些,印度侨团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兰士瓦为印度侨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时期,甘地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留居南非时,他和基督教徒过从甚密,但对宗教仍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现在他又和通神学的朋友交往,开始系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如《瑜珈经》、《瑜珈论》以及印度教的圣诗《薄伽梵歌》。甘地对《薄伽梵歌》尤其喜爱,他每天清晨沐浴时,在墙上按上纸片,写上几首梵歌,一边洗漱一边背诵。他用这种办法背诵了十三年,并以此作为每日行为的指南。圣诗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训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为圣诗中叫人不占有,是说人生在世,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正如司库出纳,过手钱财虽多,却不能据为己有。人如能抱不占有和平等的观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响,甘地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他写信给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写信给你,我的全部积蓄可望到1万卢比,准备送你;但从现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为将来如有任何积蓄,我将用于印侨的公益事业。”他的哥哥为此极不开心,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俩断了通讯。
  简朴的理想逐步实现,宗教的意识日益活泼,甘地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日趋高涨起来,因此他曾为濒临倒闭的两家素食馆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简朴,甘地觉得求医问药也属多余。他本有便秘和头痛症,一向药不离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并严格限制进食量,以鲜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谱,戒绝牛奶,这样治愈了头痛。对于便秘,他则采用自然疗法,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上,醒来时取掉,这种办法效果很好。事实上,甘地后来一直对土疗和水疗法深信不疑,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甘地崇尚博爱、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往往一视同仁,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他从不区别对待,只要有机会他都尽可能提供帮助。甚至是他极为痛恨的贪官污吏,他对他们个人也并无私怨,他认为人和行为是两码事,一个好的行为应该引起赞许,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但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则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一开始它是用英文、泰米尔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种文字发行。虽然名义上是由一位颇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青年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为第一主编,但事实上这个刊物的经营是由甘地负主要责任,它很快成为甘地在南非从事宣传的有效阵地。从它创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读者和批评家。通过这种形式,甘地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甘地抵达南非的第10个年头,甘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给甘地一本《给最后的一个》作为旅途的消遣,这是甘地初次阅读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无法入眠。他发现这部1862年初版的书里,正反映着他自己曾经思考过的许多思想,如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劳动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等等,他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把《印度舆论》搬到那里。在农场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无论什么人和什么肤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磅的生活费。
  甘地很快行动起来,10天之内,他便筹资1000英镑,通过广告征购到德班附近凤凰村一块20英亩的土地。当时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杂草丛生,自从甘地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这里,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们自己动手,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一间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起。这里虽然肤色、人种不同,但没有阶级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详。这正是甘地崇尚的乌托邦理想,或者说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块试验样本。
  《印度舆论》报仍每周出版。为减少开支,配合印刷设备的条件,周刊改为仅发行英文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进爱德华统治下欧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舆论,消除误会,并检讨印度侨民本身的缺点,使其明白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甘地原打算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在凤凰村住下来,靠体力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去处理,因而凤凰村的房子还没盖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约翰内斯堡。
  律师业务和凤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脱不开身,短期内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为了公众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是一栋拥有8个房间的两层楼的西式楼房,四周有花园,前面是空地,居住条件较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妇,以及他们的3个儿子——10岁的曼尼拉尔、8岁的拉姆达斯和5岁的迪瓦达斯,还有与甘地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妇和另外一个印度伙计。这个大家庭同灶共生,亲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鲁斯金的思想,自己动手做家务,勤俭治家。
  甘地的日常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7点半起床,不进早餐就离家,9点走到事务所,拆阅信件,口授书信,直到10点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1点午餐,约1小时,这时通常和助手或朋友们一道进餐,5点钟离开事务所,7点到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晚餐通常两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鲜沙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鲜果与牛奶,最后是咖啡或柠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饭后,全家通常静坐听甘地朗诵《薄伽梵歌》,彼拉克读亚罗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难之处提出讲解,然后大家自由讨论。遇有各国来的神学会会员客人在座时,则由客人讲些亲身经历。
  甘地对孩子们的教育与众不同。他不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也没有送他们上学,他要孩子们在家帮忙推磨并清扫庭院,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带孩子们徒步往返于从家里到事务所之间,以锻炼他们的体魄,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们谈话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语,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用英语思考和谈话,那就剥夺了他们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祖鲁人叛乱。甘地对于祖鲁人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时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于世界这种思想深信不疑,这再次驱使他向纳塔耳省督请缨,表示准备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为英帝国效力。甘地的献议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他共招到24个志愿队员,其中包括19个业已满期的契约劳工,一个帕西族人和4个古吉拉特人。印度救护队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甘地才发理所谓叛乱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了一丝安慰。其实,这些所谓伤兵,也并非在战场上受伤,而是被怀疑曾参加叛乱而遭致残酷鞭打所致。因此,印度救护队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难。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令甘地眼界大开。他觉得先前的“布尔战争”不像这次“叛乱”令人感到战争的恐怖。他亲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残忍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鞭打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另外,由于这次祖鲁人叛乱发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地陷入对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来,节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早年因情欲所惑而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现在他的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认为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清心寡欲,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否则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将会发生冲突,只有节欲,两者才能协调。而节欲不仅仅限于控制个人的情欲,同时要达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语,消弭怒气,清除暴力与仇怨,总之必须使自己升华到毫无欲念的境地。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回到凤凰村,立下了终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个仲夏之夜,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妻子。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进行过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发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论。如他认为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节制口腹之欲开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行绝食或只吃一顿,严格限制进食量,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经他试验或被别人证明有可能引起冲动的任何食物。他虽然在饮食和节欲方面找到联系,但认为心灵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个人如果心灵不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用”。“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将草案全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计公开抗议。
  甘地率领一个英印协会代表团就此向殖民地事务部请愿,官方答应予以考虑。9月4日,上述法案由政府向议会提出。11日,甘地等在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帝国剧院召集了一次印侨代表大会,有300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号决议案,它表示印侨宁愿忍受一切牺牲而决不对上述法案屈服。甘地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这是甘地第一次公开号召群众在神面前庄严发誓,决心反抗不公平的法律。
  虽然遭到激烈反对,德兰士瓦立法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歧视法案。由于德兰士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对当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负有责任,因此,甘地建议派代表团前往英国请愿,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施补救。11月3日,甘地启程赴英。20日抵达伦敦。当日,他便向曾担任印度总督,现任殖民大臣的额尔金勋爵递交了请愿书,并多方游说。在伦敦,甘地先后拜见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还有印度国大党英国支部的许多负责人,向他们广泛宣传南非的情形。随后,他又拜会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年任英印协会主席的纳波尔·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至少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也参加。
  甘地的努力赢得了英国舆论的支持。《泰晤士报》曾将甘地的备忘录全文刊载;《每日新闻》著文支持甘地;《论坛报》、《导报》等都派记者访问甘地。
  在伦敦紧张忙碌6星期后,甘地准备返回南非。临行前,甘地在他所住的老爷饭店举行了一次早餐会,答谢所有帮助过他的各方友人。席中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南非英印委员会,由班纳嘉利爵士任主席。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国殖民大臣额尔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国政府重新考虑之前,德兰士瓦政府的亚细亚法应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可实际上,甘地的伦敦之行只不过推迟了反印立法的执行。1906年12月6日,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立即通过了一项法案,基本上是1906年印侨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该法所有立法手续完成,5月英国政府批准该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侨限于7月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对此挑战,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兰士瓦政府既然有决心和勇气贯彻此法,那么我们就将以更坚决的行动和英勇的斗争来拒绝遵守。
  为赢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吸收了不少会员。在他的主持下,“消极抵抗协会”举行了多次公开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抵抗。政府方面的计划是分区登记,而且是从印度人组织最弱的比勒托利亚开始的。为抵制登记,甘地率领消极抵抗协会会员不断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在整个比勒托利亚到处张贴标语,因而,该区1500名印侨只有100名前往登记。当时的华侨也与印侨采取了同一立场。
  登记处在印侨居住地接连设立,印侨也全面反击。每一通往登记处的路上,都有义勇队员劝阻印侨前往登记,同时,又要保证不与警察发生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记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2000多名群众聚集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陆续前来,达13000人之多。南非当局的官方代表在会上讲话,试图麻痹人们。甘地一边翻译,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此法低头,谁能保证这就是最后一次同类立法。很显然,本法如获执行,势必产生各种类似的地方性法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政府虽然百般威胁利诱,但无法让印侨以及华侨自动前往登记,只得将登记期限一拖再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应前往登记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记。
  当斗争继续开展时,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词尚不足以显示这一运动的真义,因为“消极抵抗”常被认为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这暗示着一旦有武器就会变为暴力。而且一个印度人的群众运动竟要用英文词汇来表达,实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原用的英语词汇“消极抵抗”。最后,甘地采用莫干拉尔·甘地的献议“萨达格拉哈”一词,并稍作改动为“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坚持真理”的意思),意为一种“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甘地运用“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议会通过,并经皇家政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往警察署,并告知政府已决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领导人(包括一名华侨领袖),甘地向代理局长当面保证,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点钟都会到达指定地点听候传讯。
  当晚,印侨紧急会商,约1000人参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领袖全体出席。大会上,甘地抨击皇家政府批准该法是置亿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顾,谴责该移民法是野蛮的法律,是“一个文明的政府,自称为基督教的政府所制定的最野蛮的法律”。在他看来,他与英帝国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国必须在南非和印度之间加以选择”。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其拘捕,并对其提起公诉。甘地这位昔日皇家政府的登记律师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审。当庭之上,甘地希望能给其机会声明其不服从的原因,未得允许。
  甘地要求只发言5分钟,亦被拒绝。最后警察长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所有人驱逐出境,有的48小时内执行,有的则以一周或两周为限。
  庭审过后,甘地便在政府大厦广场外对印侨、华侨及一些欧洲人发表演讲,他指出:“不论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斗争必须继续。这是一种神圣的斗争,我们必须奋斗到底。”
  德兰士瓦警察当局对甘地及其同仁的判决于1908年1月10日起执行。甘地发表一项简短声明,要求将他改判重刑。对于甘地这一请求,法庭倒是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随即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甘地刚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众即高举黑牌,抗议游行。警察前往驱散,致使多人受伤。1月14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奈都和华侨联合会主席也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甘地同囚。1月29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锒铛入狱者又增加了155人,其中多为零售商人,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这说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得到全体印侨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监狱。这里仅可容纳51人,由于来人增多,不得不临时搭盖帐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许穿本人衣服,但全体非暴力抵抗政治犯则一律身着囚衣,并需服从一切规则。监狱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不过考虑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狱中也坚持非暴力抵抗,设法迫使监狱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麦饼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饪。狱中的起居规则,他也很满意。出监以后,他还不断效法。如从此他不再饮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监狱里也有种族歧视。白人囚犯,可得一张床,可带牙刷、面盆与脸巾,印囚则不准,华侨同囚则更糟。甘地迫使当局同意华侨同囚获得同印囚一样的待遇,还发给他们一张桌子,少数阅读物与文具。
  监禁意外地给了甘地一个学习的机会,使他得以有大量空闲时间深入阅读托尔斯泰、鲁斯金、索里欧、艾姆生等人的著作。书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非常合甘地的口味。
  当甘地以乐观和轻松的心情潜心体验铁窗生活时,在印度和英国,不断有人严重抗议南非当局对非暴力抵抗者的关押。屈于强大压力,政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此事,两周之后,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派德兰士瓦的开明之士卡迭莱脱前往狱中与甘地谈判。
  政府建议,所有印侨可改为自动而不是依法去登记,登记的项目可由政府派员与印侨磋商。建议中还规定如自动前往登记的人数超过多数,政府将自动请议会修改“黑法”,使自动登记成为合法。
  1月30日,从约翰内斯堡开往比勒托利亚的火车在何迭泉缓缓停下。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坐上一辆遮盖严实的马车。马车径直驶向比勒托利亚政府办公大楼。这几位神秘人物正是约翰内斯堡警长与对手——在押的政治犯甘地及其同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会晤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
  经过交涉,双方作了些让步,并就此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保证修改“黑法”。秘密会晤后,甘地获释。
  刚刚获释的甘地身无分文。为赶回约翰内斯堡,他向史末资将军的秘书借了些车钱后便搭乘当日下午7点3刻的班车,于9点抵达约翰内斯堡。从车站出来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真寺。午夜时分,他将在那里组织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动前往登记。
  入狱之前坚决反对登记的甘地,此刻又鼓动别人去登记,引起了印侨的疑虑和不满。一个帕西族印侨上前厉声质问甘地:“当初你对我们说,按手印只有刑事犯才这样作,可是今天又劝我们去登记,这让人怎么相信你?”甘地分辩说:“如果是为了服从‘黑法’,就是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对你行礼,我照办了,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是出于自愿,认你以同胞的资格向你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情。”
  那个人显然未被说服,他恼怒地叫道:“我们听说你得了15000镑,把我们出卖给史末资了,我们决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这样做。我敢对天发誓,有谁敢带头去登记,我一定要宰了他。”
  甘地平静地说:“凡发誓不登记的人,我不强求,但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任何一个帕西族印侨或其他人前往登记,而不必按手印。但是,甘地补充道,“我并不喜欢刚才这位朋友的做法,我也相信,人不应指天发誓要杀一个人。这次和政府取得变通办法,主要应负责的是我,我以替大家服务的一分子的地位,自然带头前往按手印,愿神准许我这么做。死在一个兄弟手中并不比受外人欺骗更使人难受。”
  天亮之前,甘地又赶回狱中,迎接他的同伴出狱。当他和其他印侨走出监狱大门时,受到迎候在那里的群众的热烈欢迎。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8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仆倒在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与两颊、额头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对甘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结果被几个欧洲人逮住送进了警察局。
  即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在场的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证。”
  甘地还给警长打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接着他对印侨发表声明,希望他们也不要追究此事,并说:“反对志愿登记的行为既已答应撤回,每一个善良的印度人就该尽力协助当地政府。”
  由于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所以甘地的请求未被批准。阿兰等人被判3个月苦役。
  甘地在医生的治疗下渐觉康复。4月,甘地已恢复工作,他又奔波于德兰士瓦与南丹两地之间,争取并组织印度侨民的合作与支持。他曾去德班召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一个人拿着大木棍直奔甘地,幸亏在场的人及时阻止才免于遭险。从这时起,他接受同僚们的劝告,开始雇用私人保镖。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可以说,印度侨民已履行诺言,现在轮到政府履行它的诺言了。
  然而,政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不仅没有撤回“黑法”,而且进一步采取行动。他一方面维持旧法,一方面补充了新的措施,使凡依法在限期以前自愿前往登记者为有效,但限期以后就不再适用上项法令。他为此颁布了两项法令,规定以后新来的印侨或在限期以后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史末资将军还发表一项声明,矢口否认他曾向甘地允诺过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质问,史末资概不认帐。
  史末资的背信弃义使甘地如梦初醒。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史末资的政治家风度、诚实与尊严”。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争取所有印度侨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现在既然政府已无意废止“黑法”,他决定恢复非暴力抵抗运动来对付移民法。他警告德兰士瓦政府:如果亚细亚法不按先前谈判的协议予以撤回,并在一个明确的日期公诸于众,那么印侨所领到的注册证将当众焚毁。同时,印侨领袖通知亚细亚注册司,因为政府背信,他们要求撤回申请,请求发还申请书。政府不予理睬。
  新一轮的较量又拉开了序幕。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证经营小贩。原来,这是印侨有意违抗移民法以示决心。政府判处无证经营的100多印侨罚金,但他们拒绝缴纳,却宁愿坐牢。政府很快又发现如法炮制者愈来愈多,根本没有那么多监狱来收容这些以身试法者,他们也跟着改变对策,不再判拘役,而将他们的货物充公拍卖,或将其驱逐出境。
  7月21日,甘地致信史末资,自请入狱。他质问将军:“那么多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刑入狱而让我逍遥法外,这是否意味着要鼓舞我采取行动,好让多数劳苦大众受苦呢?”23日,为表示对被捕小贩的同情,甘地又组织了德兰士瓦的印度商人全部罢市。他还在《印度舆论》报上每日报道当天印侨的活动以鼓舞士气。8月16日,亚细亚新法完成立法程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印侨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的那一天,甘地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广场上堆满了人们自愿交出的登记证,主席台前有一火炉,公众集体焚烧登记证的工作万事俱备,只待政府的答复。当大家最后得知政府不愿改变政策的消息时,全场群情激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甘地开始演讲,他将上次与史末资将军交涉的全过程详尽说明。最后他说:“同胞们,假如有谁改变主意的,现在还来得及拿走你们的证件。但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反抗‘黑法’的决心,而且有毁弃证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人群爆发出强烈的呐喊;“我们不后悔,我们不要登记证”,“反对黑法”等。在这当儿,上次殴打甘地的阿兰愧疚万分,他上前将被迫领来的注册证当场交给甘地让他焚毁。同胞之间的误解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于是,甘地将收到的2000多张注册证当众投入火中,一时烈焰腾空,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振奋之下,一些先前未交出登记证的人也自动跑向主席台将其付之一炬。这次事件给当局极大震动。一家英国杂志认为此事可与美国独立革命前“波士顿倾茶事件”相媲美。
  印侨的断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为难堪。慑于印侨的一致行动,史末资将军先施缓兵之计。8月18日,他约见甘地进行会谈。政府毫无诚意,谈判破裂。23日,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再次举行。焚烧登记证到处兴起。一些印度富商甚至以身试法,接二连三地进驻德兰士瓦,哪怕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南非政府决定镇压。9月29日,甘地及其他15人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到伏克斯洛斯监狱,从事苦役2个月。同时,在德兰士瓦各地,共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徒刑。
  10月16日,伦敦印侨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南非政府以非人待遇虐待南非爱国印侨。10月27日,甘地由伏克斯洛斯监狱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一凶杀案犯关在一起。
  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他又在约翰内斯堡恢复了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甘地因夫人病危不得不暂时离开约翰内斯堡前往德班。当时甘地夫人正在德班医院救治,术后身体极度虚弱,医生主张喂牛肉汤补充能量,甘地不肯,认为这有悖信仰,并不听劝阻,硬是让夫人出院。从德班医院经长途舟车劳顿和14英里徒步跋涉,将夫人弄回凤凰村,自己负责为她治理。一开始他尝试水疗法,没有效果,夫人病情继续恶化。甘地想起哪本书上说过身体虚弱者最好忌食盐和豆类,于是又试着让夫人进行饮食疗法,说来也怪,甘地夫人的顽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兰士瓦时,伏克斯洛斯警察局的警官又向他索要注册证或办理登记手续,甘地不从,因而被驱逐出境1A4英里,以后他又闯关,再次被捕,但旋即被开释回约翰内斯堡。2月25日,甘地和其他7人又以不能出示注册证并按手印罪,在伏克斯洛斯被判罚金50镑或苦役3个月,8人全部选择入狱。5月24日,甘地刑满出狱。此时,拘押、入狱、驱逐出境已成为家常便饭。
  甘地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力与毅力,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在工作之余就地入眠,一觉醒来接着工作。甘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一次接见《水星报》记者时他指出:“印度人已斗争了2年,将近2000人被捕,亦即有1A3的印度居民已被德兰士瓦拘禁过,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屈服,但我想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支持这一斗争。”
  南非政府对甘地及非暴力抵抗者无能为力,暴力已制服不了那些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人们,在此形势下,博瑟将军和史末资将军于6月中旬赴伦敦,与皇家政府讨论在南非成立联邦的前途问题,甘地也决定派一个印度代表团赴英,以期英国能从整体利益的立场来协调南非的未来发展问题。
  甘地和一位来自德班的印度商人哈甫贝组成代表团于6月23日离开开普敦,7月10日抵达伦敦。此行伦敦,甘地下榻威斯敏斯特旅馆,这是国外归侨及国际政治家的理想住所。出于交际需要,甘地恢复了绅士作派,高级的丝帽配上考究的西服,皮鞋锃亮,在正式场合还备有硬领长尾的晚礼服。他举止儒雅,表情生动,谈吐幽默,给伦敦各方人士留下极好的印象。
  不过,由于史末资与博瑟2人先声夺人,英国政府无意改弦更张,甘地除了得到一封博瑟将军的表明英国政策的信外,别无所获。信中不仅老调重提,而且措辞强硬,表示英国政府不仅不准备撤回亚细亚法或修改移民法,同时也拒绝废除久已推行的有色人种特别法,假如印度人不满于此而准备斗争,那将咎由自取。
  11月13日,甘地失望地离开了伦敦。在伦敦期间,他对印度前途问题的思考有了初步的轮廓。返回南非的途中,甘地在船上奋笔疾书,写就了一部3万字的书稿,书名《印度自治》。全书用古吉拉特文写成,分12章,讨论了自治、文明、律师、医生、机器、教育、非暴力抵抗等问题,文字简洁,结构严谨。书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自治”观。他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经济衰败,政治屈辱,个人贫困,因而是不道德的,但英国人多受自己的商业观念影响,不会主动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印度起而争取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两者紧密相联、互为协调。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甘地认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它的文化需要它用不同的、高超的自卫武器,即以“爱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牺牲代替暴力,以灵魂的力量代替野蛮”。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真理和非暴力方式。
  《印度自治》是甘地思想的精华,最初在《印度舆论》上连载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译成英文本。据说托尔斯泰看后对它推崇备至,认为书中讨论的主题——真理与非暴力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应为印度,也当为全人类所重视。
  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印度国内的支持。国大党温和派主席戈卡利对甘地的斗争予以高度赞扬:“甘地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光荣与前途。”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使其在印度名声大噪。孟买国大党省党部提议以甘地为下届大会主席候选人,甘地因专注于南非的斗争而致电谢绝。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回电,目前除了德兰士瓦的斗争,我无暇顾及其他。我希望全国同胞们,要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它的目的是全国性的,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光荣。我也许错了,但我敢说这是现代印度最伟大的斗争,因为它目标最崇高,手段最纯正,任何形式暴力手段均被摒弃,非暴力抵抗者相信,自苦乃是获得永久改革最真实有效的办法。”
  印度国内对南非印度人斗争的积极反应也从客观上对南非政府有制约作用。12月24日甘地和另外6个同志再次进入德兰士瓦时,未遭逮捕,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政府想借此安抚即将在拉合尔举行全国大会的印度国大党,以免国大党激进派在拉合尔大会上拿印人在南非的处境作文章。
  在12月下旬的国大党拉合尔全国大会上,戈克利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南非问题的提案,对甘地高度评价,认为甘地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印度民族优良品德之集大成者”。还有一些国大党领袖相继发言,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使与会者万分感动,大会现场收到捐款约合18000卢比,首饰无数。甘地之名首次出现于国大党决议案中。此次大会后,印度国内对南非抵抗斗争的援助达到高潮。
  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和卡伦巴赫将其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这是因为甘地初来南非时读过托尔斯泰著的《天国就在你心中》,对托氏主张应接受基督教中爱的原则,建立没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国的思想崇拜不已。甘地决定效法托尔斯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6月4日,第一批非暴力抵抗者搬进“新村”工作,随后又有许多来自印度不同种族、种姓、宗教信仰的男女老幼来此定居。大家辛勤劳作,布衣素食,分工协作,过着原始自给自足的生活。
  甘地的个人生活也效法托尔斯泰,他认为一个潜心于伟大事业的人“为了真理必须使自己减为零”,以便能与千百万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为此,1910年他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取3英镑的生活费,其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开支。
  托尔斯泰新村和凤凰村一样,一直是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也是他们的庇护所。那些焚烧登记证的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倾家荡产,这里便是这些无处栖身、无以度日的人及其眷属的避难所。
  屈于南非印侨和印度国内的压力,1910年10月,英政府致电南非联邦政府,敦促其废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并主张撤销种族歧视法。1911年2月25日,南非政府将新法案公诸于世。这项新法宣布废止1907年第2号法令,对亚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新法的公布难令甘地满意,因为这实际上把大部分未受很多教育的人拒之门外。甘地又不懈地同南非政策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项临时协议,史末资答应德兰士瓦的印度人、中国人可自由营业,至少是8个月,并且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则暂停非暴力抵抗运动。
  6月1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获释。印度人都相信,这一场剧烈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1911年12月,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举行,大会又就南非问题通过一项议案,向甘地与德兰士瓦的斗士们致贺。
  甘地一直与国大党主席戈克利保持通讯,并邀其访问南非。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达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款待他,并派专员陪同其到各地考察。印度人和欧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一印度领袖,所到各地均为之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戈克利此行南非的一个重要成果是1912年11月15日与南非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废止“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视内容,取消3英镑人头税。
  此行南非期间,戈克利曾亲到托尔斯泰新村小住。甘地兼作其私人秘书,精心侍奉。临行前的11月15日,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告印度同胞书,鼓励印侨“常常记着你们的前途,大半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3年的这种斗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必须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行动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由于非暴力抵抗者的相继出狱,托尔斯泰新村里的眷属们也渐渐搬走,剩下的几个人都是凤凰村的。因此甘地建议他们都搬回凤凰村。托尔斯泰新村学校也于1913年迁往凤凰村。
  1913年,当甘地正准备返回印度时,一项判决再次推迟了他的归期。
  本来按照甘地与南非当局的临时协议及戈卡利与南非当局的谅解,有关对印度人的歧视性立法应当废止,然而南非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对承诺迟迟未予执行,而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却使这一切问题公开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印籍居民1912年前往印度把家眷接到南非定居,可当他们双双抵达南非时,移民当局却不准其妻登岸,勒令返回印度。那位印藉居民请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判,最高法院却站在移民局的立场不让其妻留居南非,理由是印度的婚姻不合移民法的规定。
  甘地为此事多次写信吁请政府作出妥善解决,但南非政府声称无权修改法令。
  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最高法院的判决。他指出,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侨责无旁贷。
  4月12日,南非政府公布了新移民法法案。根本没有采纳临时协议中同意的各点,甚至比旧法更坏。如果说该法得以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剥夺印度居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这一切证实了甘地先前的疑虑,即政府先前所作的一切承诺不过是一场骗局。
  6月,移民法正式通过。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没有效果。9月13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面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日,甘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29日,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全部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踊跃参加。甘地想出一条计策,让妇女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这也是违法的),如果被捕,当然达到目的,如果无事,就让她们从纳塔耳进入煤矿中心新堡,去发动那儿的印籍工人罢工。一开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这些到处乱撞的妇女,于是她们又按计划前往新堡,她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罢工,政府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即惩罚那些妇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将她们拘捕。
  妇女们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满。他们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区。矿主施以报复,卡断了工人的水电,扔掉他们的家具,赶走甚至殴打工人。为鼓励工人的斗志,甘地立即从凤凰村赶到新堡,劝大家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多人变卖家产,头顶包袱,携家带口投奔甘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不少人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望着这些已失去工作的男女老幼,甘地产生了一个大胆地想法,让这些人成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进入德兰士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们,就将其安置到托尔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开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孩童所组成的大军,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军队已在那里严阵以待。对于面临的危险,他们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热血沸腾,没有人退却,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进军的头一站是新堡边境的小城查利士镇。除妇女儿童有住处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大家毫无怨言,秩序井然。甘地从营地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告诉他们可以在行列未至德兰士瓦边境前,前来查利士镇捉拿他。同时他向政府保证:只要政府履行承诺,罢工就可停止,契约劳工们立刻复工。
  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杳无音讯,甘地下达新的行动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将如期赶到托尔斯泰新村。
  一切准备就绪,甘地从查利士镇给在比勒托利亚的史末资去电,得到其秘书的答文是:“悉听尊便。”于是,队伍决定继续行进。
  随着离约翰内斯堡越来越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其间甘地曾两次被拘捕,但都在取保获释后赶上了大队。预计再过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则日益紧张,他们决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点,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继续前进。11月10日上午9点,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等在那里的3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纳塔耳。
  这次示威长征惨遭镇压,两千多人既无家,又无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监禁,一路上吃尽苦头,被押到纳塔耳后立即投入监狱。
  11月11日,甘地以3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开庭时,旁听席上挤满了印度人与欧洲人。这次甘地获准发表了声明,他对被控的各项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非当局并未履行对戈克利所作的诺言才导致了这次行动。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协,他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个月或折为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
  甘地入狱立即引起纳塔耳2万工人罢工,政府实行镇压,奉行武力驱散,甚至开枪射击,均无济于事。工人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欣然入狱者不计其数,致使监狱人满为患。
  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继续镇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甘地及其同志的英勇斗争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年12月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代会对南非问题极为关切,会议决议对纳塔耳罢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愤慨。大会还呼吁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信仰,继续对他们予以支援。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士报》指出:“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动人的一次。”即或南非当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争所打动的。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南非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11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所罗门大法官为主席,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委员会并通知印度政府代为提出证据,并建议释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获释。甘地出狱后前往比勒托利亚晤见史末资。此时,欧籍铁路工人正在大罢工,政府处境不利。甘地为表示诚意,打消了原定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政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内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资将军不得不准备答应甘地的要求,表示尽快敦促委员们拿出方案。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再次签订一项临时协定,政府释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同时,调查委员会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联邦政府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将上述内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1月26日,该法案以60对24票通过,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个法律。所有不合上法规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资协议解决。
  法案的通过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调护病危的长兄,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返回印度时,他的长兄便已离开人世,给甘地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适逢此时正在伦敦养病的戈卡利来信让甘地取道伦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决定向生活战斗了21年,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南非告别,向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话别。
  临别之时,甘地感慨万端。南非的21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甘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的基本定型。在21年的苦斗中,他从一个备受挫折的律师,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成熟老练、声名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他还在这里发现了英国人鲁斯金、美国人索里欧、俄国人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找到了他所认为的,面对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又能捍卫尊严,体现仁爱与宽容,对统治者实施有效打击并迫使其最终弃恶从善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为他日后回国工作奠定了基础。
  甘地行将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话别的热潮。昔日的战友、同志甚至对手对甘地都无比依恋。各种小型聚会、茶话会、大型集会使他足足忙了两周,不少殖民地官员也都出席了欢送大会。7月18日临别之日,德班市市长亲自在市政大厅为甘地和夫人举行欢送宴会,纳塔耳主教、博瑟将军、史末资将军等均来贺电以表达对甘地的敬意。数十年以后,史末资将军在甘地70寿辰时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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