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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戈尔攀登顶峰

第十四章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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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春天,品尝到失败滋味的艾尔·戈尔回到了参议院。他欠债已超过200万美元,并且在两年内还将面临参议员选举。最后阶段,戈尔在纽约蛊惑人心的言行也损害了他在民主党内的形象。田纳西州的黑人领袖对戈尔与艾德·科赫的合作尤其气愤。不过,即使是像汤姆·道尼这样的朋友也认为恰如其分的一点惩罚对戈尔来说未尝是件坏事。戈尔过于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道尼说:“不遭受挫折就难以理解天下无完人。”
  在遭受失败后的头几个月里,戈尔闷闷不乐,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热情和活力。在个人行为上,他比以前更加谨慎,以提防无孔不人的新闻界。这年春天的一个周五晚上,学校放假,蒂珀和孩子们也都在田纳西州,伊沃·兹巴特邀请戈尔去她家,她和丈夫住在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园区。带上你的游泳裤,伊沃告诉戈尔,附近的小湖可以游泳。但第二天戈尔到达时,却未带游泳裤。他解释说,尽管他与兹巴特相识已超过十年,但他再也不能在妻子不在场的情况下陪别的女人游泳。兹巴特说:“他说那太冒险,太微妙,难以解释。”
  戈尔为重新开始其政治活动,邀请了他的助手、朋友和赞助者们,以便就1988年发生的事情坦率地谈谈。曾帮助组织这次聚会的里德·亨德特说:“他说:‘让我们坐在一起,每人都说说我做错了什么。’”他听到了许多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在正缓慢开场的2000年总统选举中将再次听到:他在选民面前过于呆板且高高在上,应该放松自己并使选民看到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他习惯于干预细枝末节,以致下属很难处理工作。“听到这些意见无疑十分痛苦,”亨德特说。戈尔很少辩解,不过这对他的作风也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朋友们被召来关注其心灵和精神问题的时候,戈尔将其主要精力转移到自己最感舒适的方面——他的头脑。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他感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自己完全一无所知。他叫助手组织了一系列下午讲座,由技术、经济和亚洲事务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主讲,堪称“戈尔大学”。这决非一般性的泛泛而谈,每次举行一到两个小时的讲座前,都要准备一份读书提纲。戈尔一贯认为自己不但是立法者,而且是教师和学者。他对这种艰深冗长的研讨会十分欣赏,乐此不疲。
  但是戈尔认为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2叨多万元的竞选债务,这对其前途有着直接的威胁。此事拖得越久,就越难解决,并且也在时时提醒着戈尔,他在1988年所遭受的失败。彼得·奈特制定了在10个月内清偿债务的计划,但是戈尔希望在10周内就完成这个任务——即赶在亚特兰大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在争取总统提名失败后成功地解决财务问题,将向人们发出正确的信号——戈尔在党内的前途仍然一片光明。他和奈特发起了“40—40”计划,即动员40名政治捐款赞助人,每人捐献4万(英文为40千——译者注)美元。部分赞助人是“鹰派克”的老支持者;另外一些新赞助人则是因为看好戈尔,认为他能够东山再起,希望今后捞到更大的好处。
  戈尔在执行“40—40”计划时,再也没有当年募集政治资金时的窘迫。从4月到6月,他不停地打电话,不知疲倦地催促赞助者们掏钱。也正因为如此,1995年到1996年在克林顿的白宫,戈尔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总募捐人”绰号。因急于在亚特兰大民主党大会前了结此事,他时常打电话催促兰度。“他常说:‘你干得怎么样?你拿到了吗?’”兰度回亿说。仲夏时节,债务问题彻底解决了。为表示感谢,戈尔在州长奈德·麦克沃特位于纳什维尔市的官邸举行了一次盛会,约翰尼·凯什和汤米·李·琼斯都到场助兴。
  在积极清偿债务的同时,另外一件事——即副总统提名问题也在进行之中。戈尔就此进行了三次谈话——两次与杜卡基斯,一次与其竞选班子负责人保罗·布隆塔斯。杜卡基斯的首选人物实际上是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但后者表示对此不感兴趣。其二则是印第安纳州众议员李·汉密尔顿,他是知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但缺乏决断力。最后,戈尔的名字也被列人一份短短的名单,其中包括约翰·格伦、劳埃德·本特森和迪克·格普哈特。表面上,戈尔对此提议态度冷淡。但实际上,他却流露出一定的兴趣。“虽然他对此并不孜孜以求,”杜卡基斯回忆道,“但他也很感兴趣。”尽管如此,在戈尔于7月上旬赴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杜卡基斯家中访问之前,他的助手仍与记者们大谈“40—40”计划的成功和纳什维尔的庆祝会,希望借此改善戈尔的形象,并对杜卡基斯作出选择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只剩本特森和格伦两人竞争,他们都是华盛顿的显赫人物,可以弥补杜卡基斯作为地方政治家的不足。杜卡基斯最终选择了本特森。即使他曾希望与戈尔合作,是否可行也是值得怀疑的。戈尔在其他方面的麻烦比竞选债务问题要棘手得多,另外来自杰克逊阵营的反对也将使这一打算落空。杰克逊的竞选经理杰拉德·奥斯汀曾警告,选择戈尔“令人不能容忍”。民主党大会召开前的星期五,当戈尔与杰克逊一道参加在纳什维尔浸礼会教堂举行的群众集会时,他遭到了讥笑。在亚特兰大,几个来自田纳西州的支持杰克逊的代表要求戈尔和吉姆·萨瑟尔投杰克逊的票(他俩也都是代表),并明确表示1990年选举后将对他们有所回报。一名来自孟菲斯的代表要求戈尔公开向杰克逊道歉。众议员哈罗德·福特在孟菲斯建有组织,控制着很大一批美国黑人的选票。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自己无意要求任何一名参议员向杰克逊道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紧张局势日益明显,当戈尔在奈德·麦克沃特州长的旅馆套间里听到福特所做评论的录音时,他猛地把磁带抽了出来,生气地扔到床上。戈尔要求道歉,并认为福特对他进行了威胁。
  这一周对戈尔及其支持者来说十分不愉快,本来他们以为亚特兰大大会将成为一次胜利。一天晚上,当蒂珀一行进入奥姆尼体育馆因证件不全而被警卫阻挡时,她不得不将拉里·哈林顿清除出去,他后来加入了杜卡基斯的阵营。记者们则发现戈尔冷漠、戒备、缺乏热情。《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寇蒂斯·威尔基在戈尔的旅馆房间里会见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仍为戴维·哈博斯塔所称的“将军之子综合症”折磨的年轻人。对父亲的责任感不时困扰着他。当威尔基问他喜欢读什么书时,戈尔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他还提到了莎士比亚、埃里克·埃里克森,但对同时代的作家如罗伯特·斯通、理查德·福特和鲍比·安娜·梅森等却只字未提。威尔基写道:“有时看上去他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        ☆        ☆
   
  一个春天和夏天的失利已开始转变为影响更为深远的中年期心理危机。竞选总统候选人失败并非困扰戈尔的主要因素,关键是失败的方式令他气馁。当发现民意铡验和新闻报刊都无动于哀时,戈尔也不再多谈他最关注的军备控制、环境保护等问题,转而开始谈另外一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话题。“我开始对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产生怀疑,”他后来在(地球的平衡》一书中写道,“于是我开始询问民意测验专家和职业政治家,问他们我究竟应该谈些什么问题。其结果就是在选举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只就每人都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我总是缺乏勇气坚持不懈地谈论环境危机等问题。我往往是根据新闻媒体是否报道来决定自己谈话的主题。”朋友们说戈尔在选举后的懊悔促使他严肃地进行反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家和男人究竟想做些什么。戈尔过去也曾多次进行内省,当时他还是一名20多岁的越战老兵和纳什维尔的神学院学生。但在40岁时再进行反省就要痛苦得多了。因为这不但要求他对其政治活动的实质进行反省,而且还涉及政治生活所要付出的精神代价和在政治气氛浓郁的家庭成长所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通过反省,他重新将其注意力转移到高科技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1989年5月18日,他提出“国家高性能电脑技术法案”。该法案设想在五年内投人17亿美元,进一步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将政府、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联系起来。布什总统于1991年签署该法案,此外则需要五角大楼下屑的国防先进技术研究项目局的支持。该局建立了一个电脑网络系统,堪称因特网技术的先驱。它可帮助发展纤维光学、转换器和全国电脑系统等先进技术。该法案还要求“全国科学基金会”协助大学、学院和图书馆通过新网络连接起来。虽然戈尔并不像其于1999年所声称的那样是因特网之父,但他无疑可以称得上是因特网的“一名富有的伯父”,在关键时刻提供了资金。在1989年春天,当政府官员们很少能够理解新的信息技术将带来的重大变化时,戈尔却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当时,他在与一个众院委员会谈话时声称:“我真心相信全国网络系统的创建……特使人们可以在家中工作并使小公司更为普及。”
  虽然戈尔在有毒废物处理等问题上一贯非常积极,并且较早地提出对全球变暖的警告,但他在参议院的四年(1985年”1988年),别的参议员如罗得岛的共和党人约翰·查非以及民主党人丹尼尔·莫尼汗和汤姆·哈金等也都借环保问题捞到过比他更多的选票。但1988年下半年,戈尔采取了新的更富进取性的行动。“他对自己说:‘看,我是一名公务人员。我并非尸位素餐,而是有为而来。’”亨德特说,“我必须确保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目标上。”他为《时代》杂志“年度明星”专栏写了一篇稿子,并且筹划就环境问题写本书。戈尔还环游世界,并就他所认为的全球性威胁进行了实地考察,构思了四年后所写的《地球的平衡》一书的主题和框架。在南极,他亲眼目睹了科学家们从冰核中提取微小的氧气气泡,以便确定由于使用煤、石油等燃料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多。正是这些气体大量吸收太阳热能,并有可能在下个世纪使全球温度升高。同样在极地冰块中,还保存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含氯氟烃(CFCs)(在制冷用品如氟利昂中可以找到)。这已导致大气臭氧层出现·空洞,而位于乎流层的这层气体原可以使地球免受致命的紫外线辐射。
  在1989年1月,戈尔参加了一个国会代表团,随史密森学会的生物学家汤姆·洛夫乔尹赴亚马孙地区进行一次有越的探险。他们想考察巴西热带雨林的破坏程度。这片数百万公顷的森林既是这个星球重要的氧气来源,又是上千种植物和鸟类的乐园。戈尔和参议院的同事约翰·海因兹和蒂姆·沃思一起在巴西里奥布兰科州府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里举行了听证会。旁边就是橡胶种植园,工会领导人契科·门德斯在几周之前刚被谋杀,几乎可以肯定是希望清除森林以开辟牧场的地主所为。
  随后,他们乘吉普深入丛林125公里,并在洛夫乔尹的指导下宿营并长途旅行。他们在溪流里洗澡,睡在一个帐篷里。除了扁虱、象鼻虫和蚊子之外,考察队员们还得忍受戈尔如雷的鼾声。对他们来说雪上加霜的是,海因兹遇到了一种亚马孙地区名叫“坎迪卢”的生物。这是一种水生寄生虫,它可通过跟踪游泳者尿液的气味进入尿道,并竖起它的硬刺寄生在那里,给人造成相当大的痛苦。戈尔避免了这一悲惨命运,不过洛夫乔伊后来曾说:“如果你想让副总统脸红的话,可以提‘坎迪卢’。”但是热带雨林那神秘莫测的美给戈尔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我们了解亚马孙要远远少于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一天晚上,他在惊奇中对另外一个同伴、众议员格里·西科尔斯基说。
  回到华盛顿后,戈尔提出了一揽子建议,并且郑重命名以期引起更大重视。他称之为《战略环境动议》,将其与《战略防御动议》(或《星球大战计划》)相提并论。该计划提出在五年内消除CFCs污染源、大力植树造林、大规模的废物回收利用、开发替代能源等。这一计划的部分内容一年后为政府所采纳。
  在重新活跃起来的环保活动中,戈尔最为重视的是全球变暖问题。自从罗杰·雷维勒在哈佛发表演讲后,戈尔就一直对此很感兴趣;在他任众议院科学技术监督小组委员会主席时,首次就全球变暖问题组织了听证会,并邀请了雷维勒和卡尔·萨根与会。但在80年代行将结束之际,随著有关科学证据日益增多,他在此问题上的紧迫感已上升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不管谁去戈尔在参议院的办公室,他都会与其讨论一下气温上升对地球产生的影响问题。这些人包括一些与此无关的重要政治人物或关键性的委员会成员。戈尔在圣奥尔本斯的同学戴维·巴特勒特有一次偶然去拜访他,原本以为两人会简短愉快地谈谈家庭和共同的朋友等话题,但最终他发现自己不得不站在办公室地板上,研究了45分钟极地冰核样品表。巴特勒特说,这当然谈不上寒冷或者枯燥的学术气氛。倒不如说这就是戈尔心目中的随意的乐趣,就像招待客人用晚餐的主人过于热情地介绍自己最近去斐济的旅游情况似的。一天,戈尔在拉瓜迪亚机场候机返回华盛顿时,遇到了特德·考佩尔并邀请其喝咖啡。在咖啡端上来之前,戈尔又拿起一块餐巾作稿纸,以说明臭氧层的破坏情况。
  戈尔所担心的并非是全世界在整个夏季大汗淋漓,而是通过研究所发现的大气温度的略微上升即有可能使地球气候状况失衡的可能性。关键是南极。它所蕴含的冰占世界总量的90%,是一个巨大的制冷机,并可通过风和洋流调节全球气候。环绕南极大陆的寒冷的海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超过了全球的热带雨林。汽车和工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蓄积起来,吸收太阳的热能,造成南极海区更加温暖,从而降低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并可能加速南极西部冰盖的融化。这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能会淹没大片沿海地区。南极地区气温升高还可能打破在极地和赤道之间长期保持的温度平衡,改变大气热量的分配。科学家担心这种变化将形成新的气候模式,造成严重的旱灾、炎热天气和强烈的风暴。
  戈尔在描述因对此无动于衷所造成的全球性后果时所使用的言辞含有戏剧性,甚至有启示录式意味。“真正的问题是国际政治体系是否能够在全球气候恶化之前使其保持平衡。”他从南极回来后,在1988年下半年的《新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称,“甚至现在,变化之风的力量已接近飓风的破坏力。”只有采取他所称的“神圣计划”才可扭转“温室效应”现象,即使拯救环境成为全世界的一项首要任务。
  正如名称中所表示的,这一神圣计划反映了戈尔关于人类对地球负有管理义务的信念。在这一时期,他帮助发起了一个精神领袖联盟以动员教会关注环境事务。1990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环境的国际会议,戈尔在回国的班机上与神学家保罗·戈曼进行了一次长谈,随后他便参与了这—事务。以卡尔·萨根为首的34名科学家起草了给世界各国首脑的一封信,要求他们提供帮助以防止环境恶化。戈曼是纽约圣约翰神学院的公共事务和宣传部副主席。他回忆说,戈尔对“从未看到宗教界领袖就环境问题在国会作证”表示遗憾。戈曼说他同宗教界在环保事务上的保守态度做过多年斗争。宗教界人士仍认为环保是异教徒的甚至是反宗教的行为,因为这不是祟拜造物主而仅仅是对造物的崇敬。戈曼感到自己是受神的“召唤”使环保成为教会所关注的社会公益问题。他从不认为戈尔是在利用环保事务谋取政治私利。戈尔曾告诉戈曼,他正就生态学和神学写一本书。他还说:“如果需要我帮忙,请与我联系。对我来说,目前没有什么事比这事更重要。”
  戈曼称戈尔说到做到。两年后,在戈尔的大力影响下,宗教界和科学界领袖成立了“全国环境保护宗教联合会”。其成员包括四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如“美国天主教会议”、“全国基督教协会”、“环境和犹太人生活联盟”和“福音环境组织”,但戈尔自己的“南方浸礼教大会”未参与其中。“即使他一生未取得其他成就也没有什么。”戈曼说,“他已促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即促使宗教恢复了其与创物之间的联系。”
  正如他决定推动教会变革以适应当今时代一样,戈尔积极参加环保运动也是与谋求民众支持分不开的。不论是从全球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看,美国人越来越就人类活动对地球的破坏性影响感到焦虑不安。80年代中期和后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表明地球环境的脆弱性和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能为力。1986年4月,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放射性气体扩散到东欧和北欧数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在1988年炎热、干旱的夏季,因医学废料中毒而死亡的大批海脉被冲上美国海岸。美国国家航天局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告诉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大气温度已较上个世纪升高了两华氏度。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多,到2050年将再升高八华氏度。1989年初发生了“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轮触礁事件,约1100万加仑原油泄漏,污染了1000英里长的阿拉斯加海岸,毒死了数以十万计的海鱼和海鸟。
  里根政府官员如内务秘书詹姆斯·瓦特和环境保护局局长安娜·戈尔萨奇所制定的政策实行了八年之久。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与其说政府是在保护环境,倒不如说是向环境宣战。1987年秋,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约有32%的美国人相信环境状况较五年前更糟。一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46%。
  戈尔重新提倡环境保护加剧了他与另外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参议员之间的紧张关系。蒂姆·沃思也希望成为环保运动在国会中的首席代言人。他们两人已就环境立法问题争论了多年。当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沃思还是众议员时,就提出要取消对石油价格的控制,戈尔对此表示反对。后来,当两人都进入参议院时,戈尔成功地使政府恢复了对电缆行业的控制。而这又使沃思成为其对手,因为电缆行业巨头如TCI公司(原文如此——译者注)的约翰·马龙等是科罗拉多州人。而观点相同对戈尔和沃思来说更为尴尬。
  一些环保主义者认为沃思是其更可靠的拥护者,但戈尔通过积极与支持环保的选民们接触已开始与其竞争。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直到进行了一次戈尔所称“极为生动的”谈话。“我们在同一事务上持相同观点却使我们有互相妨碍的危险。”戈尔在《地球的平衡》一书中写道。据戈尔所称,两人在会谈中同意抛弃细节上的意见分歧,并在必要时加强共同合作。从此之后,戈尔称:“我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沃思关于此次会谈的说法可能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他发现戈尔是如此的野心勃勃,最后他向戈尔表示自己无意与其竞争。“艾尔,”沃思说,“我并不想成为美国总统。”根据沃思的说法,正是由于作出了这个保证,两人的关系才得以迅速改善。
   
         ☆        ☆        ☆
   
  步入中年期的戈尔思想斗争最激烈的还是关于他个人生活。这位来自费尔法克斯的“真正的小政治家”头一次认真思考,自己为实现父母所设立的远大理想而付出的精神代价是否值得。他说自己的个人条件虽然堪称理想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却“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认为与妻子以外的女人游泳太过冒险的戈尔,一定认为治病也会对其政治生涯产生破坏作用。这一观点直到1989年早春的一天才发生改变。当时,他应兰斯·劳伦斯博士之约去诺克斯维尔郊外开发区的一间办公室。兰斯是一名开业的心理医生,并且是田纳西大学的教授。
  双方要谈的话题并非治病,而是政治。劳伦斯在1988年曾帮助戈尔募集过政治捐款,由一个名叫“心理医生立法行动委员会”赞助。该委员会希望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将精神性疾病也包括在内。戈尔一般总是愿意取得赞助者们的欢心,因而同意赴约讨论与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共同提出一项法案,以实现该委员会的部分目标;当戈尔在劳伦斯办公室的蓝色安乐椅上就座时,劳伦斯和他的五名同事以为他们要谈的就是这些。
  正事只谈了一分钟左右。戈尔说他正在推销洛克菲勒的法案,并且很乐意共同提出该法案。然后,他问道:“你们可不可244以谈谈自己的情况?”当劳伦斯的一个同事提到他以前是名牧师时,戈尔滔滔不绝地谈了约90分钟,其内容包括哲学、宗教和个性、亲密以及家庭不和等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劳伦斯来说,戈尔很明显是在寻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那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讨论,他是在探寻自身生活的意义。”令劳伦斯吃惊的是:“戈尔看上去非常孤独,可能缺少足够的人际交流。”
  劳伦斯记得最清楚的是戈尔提到的关于父亲与儿子的话题。戈尔谈到了罗伯特·布莱的作品,其中引用了格林童话《铁约翰》,即一个住在森林中的荒野之人将一个孩子抚养成人的故事。他通过此事来说明一个感情疏远、心不在焉的父亲的影响。当听到田纳西州最著名的政治家提到布莱和其他“新时代”时期的作家时,劳伦斯及其同事感到十分震惊。
  在谈话结束之前,戈尔问劳伦斯能否向其推荐一些书籍。这一要求标志戈尔的一位密友所称的“心理分析疗程”的开始。劳伦斯所推荐的书籍在以后的几年中深深吸引着戈尔。其中两本是70年代出版的精神病学专著,研究过于严厉的父母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它们分别是艾丽丝·米勒的《天才儿童的故事》、艾伦·威利斯的《人们是怎样改变的》。威利斯在他那本不过100多页小册子中宣称,致力于获得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心理治疗达到目的。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无疑引起了戈尔的共鸣。威利斯描述了他自己与不断发作的焦虑心理做斗争的情况。威利斯的父亲对他傲慢而疏远,并曾强迫他在整整一个夏天里用手剃刀割光家庭农场几英亩地的野草。威利斯在某种程度上是其父亲的“心理奴隶”,正是对此事的记忆使其后来经常陷入焦虑状态。
  米勒的作品探讨了只在满足自己的期望和虚荣的前提下关爱孩子的父母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孩子不断地迎合父母的要求逐渐使其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人格”,最终孩子发展成只对外界表露父母期望于他的方面,并且做得非常自然,以至于很难想到在其虚假自我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他很难发展并区分自己真实的自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照此生活。“天才儿童”这一称呼并非是指孩子资质超常或智商较高,而是指孩子在经过父母过于严厉的管教后仍保持正常的能力。这些孩子往往以变得麻木为手段来适应甚至是最严酷的环境。后来,戈尔将这一观点糅合进他的著作和讲演中。米勒称那些按父母的理想度过童年的人,往往在成年后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最终将失去自我,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社会上所展现的“虚假自我”。米勒写道,首次遇到的重大失败或事业上的挫折,就会使许多人一败涂地。“这些人一旦无法再自我陶醉下去,不再是‘最好的’或‘超级明星’,不再能够实现其认为必须坚持的理想,就会产生阴暗的消极心理。”米勒说道。在治疗中,“那个隐藏在成功背后的弱小、孤独的孩子就会苏醒并问道:‘如果我在你们面前表现出沮丧、贫穷、生气和愤怒,你们会做何反应呢?那时你们的爱又在哪里呢?”
  《天才儿童的故事》一书深深地打动了戈尔,他将该书送给卡特·埃斯库等朋友。据劳伦斯说,戈尔还多次去田纳西州与他会面。当然,戈尔不是作为一个病人,而是与劳伦斯讨论他希望在其《地球的平衡》一书中加人的一些心理学概念。戈尔一面在各地旅行,讨论税收、社会保险和老兵福利待遇等政治事务;一面经常与劳伦斯通话,研究沟通、孤立和自我祟拜等心理学问题。劳伦斯说:“处理完政治事务后,他会回到车中并直接与我通话。”戈尔曾非常反感讨论这些私人隐私问题。《华盛顿邮报》记者凯瑟琳·波第一个报道了戈尔对米勒作品的热情。戈尔告诉她说:“在华盛顿提到感情、精神和心灵等问题只会招至讥讽和嘲弄。”戈尔认为:

    从事政治职业很容易在与别人交往中迷失自我,并且我想许多人都出
  现了这种情况。我想政治这一职业吸引了一些头脑清醒、善于把握做事分
  寸的人……。但我想政治也使其他一些人迷失了自我,沉迷于政治的表面
  形式、方法之中。过去我曾长时间地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目前对这种危险
  的感受已变得更加深刻。

  戈尔的内心思考在1989年4月3日的傍晚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他和蒂珀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艾伯特三世走出巴尔的摩纪念体育馆。戈尔一家刚看完比赛,奥里奥尔队在加时赛中击败红袜队,取得了1989年主场的头一场胜利。他们在回家时路过体育馆东面几个街区的一条四车道的希伦路。据目击者告诉警察,戈尔一家正准备过马路,艾伯特三世忽然甩掉戈尔拉他的手,冲到了马路上。
  他冲过两条向北的车道,但在第三条车道被一辆1977年生产的雪弗莱车摆在左大腿上,开车人是22岁的贾斯珀·麦克威廉斯。麦克戚廉斯并末加速,但照戈尔后来描述此事时所用的工程师式的客观语言来说,撞击的力量仍将他儿子的身体掀到汽车罩上。艾伯特三世被控断了一根肋骨,担坏了脾脏,擦伤了肾脏和胰脏。这股冲击力还将其抛出20英尺之遥,落地时撞碎了锁骨、右肩肿骨和一叶肺,并产生脑震荡。他沿着人行道滑行了几英尺,由于沥青摩擦造成右臂和头侧二度烧伤。
  戈尔后来说,当他们赶到艾伯特三世身边时,他躺在路沟里一动不动,听不到呼吸也摸不到脉搏。
  当电话铃响起之时,老艾伯特和波林在戈尔阿灵顿家中带着孙女们,正等着吃晚饭。波林估计是戈尔打电话告诉家里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尽可能保持平静,”波林回忆道,“他说:‘发生了一起事故,妈妈。别太激动,艾伯特三世受了重伤。’”戈尔还告诉她,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两名护土、维克多莉姬·考斯汀一西格尔和埃策尔·奥坎普正为艾伯特三世做人工呼吸。波林想带家里人去医院,但戈尔说最好还是别去。因此那天晚上他们带着孙女们在家中待着并不停地祈祷。波林说,她永远也不能忘记十岁的萨拉极力忍耐才没哭出来。第二天在医院时,她也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人们告诉她在看到自己的小弟弟时不要打扰他。艾伯特三世此时躺在床上,遗体鳞伤,通过氧气罩呼吸。他当时仍未脱离危险:事故发生48小时后,他的内脏仍不断流血,需要动细致的外科手术以堵住伤口。最后,医生切除了他半个脾脏。
  戈尔将其参议院的工作放下,并整天在“约翰·霍普金斯儿童中心”的病房里陪伴艾伯特三世。他在头两个星期里只有一次回到参议院,参加关于提高最低工资限额的投票。随后,戈尔又在警察的护送下返回医院。4月下旬,艾伯特三世最终回到家中,身体从胃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戈尔一家将餐厅改成了病房,并轮流在晚上看护他,就睡在旁边的睡袋里。一个月后,石膏被去掉。但在7月份,艾伯特三世又多次动手术以修复其右臂受损的神经。直到一年之后,酷爱篮球的艾伯特三世的右臂才完全康复,在此期间,戈尔经常陪他玩游戏。
  这一灾难对戈尔来说无异于—次雷击。对习惯于牢牢把握其生活中的一切事务的戈尔来说,在马路边松开儿子的手,并眼看着他险些撞死简直是一场噩梦。“我还拥有他。”一天晚上,当戈尔开车长途旅行时告诉他的一个田纳西州的助手,“我还拥有他。”当在霍普金斯医院看护儿子的时候,他的那种中年期的意志消沉已发展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后来写道:“我感觉自己似乎已进入一种。‘超级危机’状态。”他借用一个科学名词来描述这一感情事件,该名词原本是物理学家描述少量砂粒的移动最终是如何引起山崩的。戈尔的浸礼教派信仰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在艾伯特三世康复期间经常祈祷。“我知道他真心相信艾伯特三世的康复部分归功于祈祷。”戈尔的前副总统联络主任洛琳·沃勒斯说,“他真认为祈祷的力量促成了儿子的痊愈。”
  朋友和同事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戈尔。但他后来说,最使自己感动的是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们所做的祈祷和提供的支持。他们告诉戈尔自己在遭遇危机、受到损失时的经验。戈尔感到从来未有过的沮丧。五年后他在哈佛演讲时说:“我不知道我内心深处存在着什么障碍,使我不能从感情上理解人与人间的起码的交流。只是在自己的家庭遇到困难、别人主动表示友好时,我才理解这一点。”“但是我估计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心理在作怪。”这个积极进取、完美无缺的小男孩不再那么担心摘下其面具,对外部世界也不再那么愤世嫉俗,并决心满足所有其他人的愿望。这种新的沟通“使我充分理解了自己的烦恼,按照罗伯特·布莱的话说,‘风凰涅(般木pan)’”。戈尔在此引用了《铁约翰》故事中描述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和复活的一段话。
  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的心理治疗已成为现实。他和蒂珀在霍普金斯医院讨论家庭问题,以适应事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和艾伯特三世长期养病所带来的紧张。这些讨论使许多更重要的家庭问题浮出水面,特别是戈尔过分积极的事业心对家庭带来的消极影响。他实际上正在成为又一个对家庭漠不关心的“参议员爸爸”。蒂珀坚持认为戈尔应改变行事方式,她同时表示自己也需要做些改变。蒂珀在1996年写道:“艾伯特三世的事故使我们清醒。它迫使艾尔和我重新思考我们分配时间的方式,以及孩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一事故还促使蒂珀·戈尔开始治疗其抑郁症。1999年春天,当戈尔准备再次竞选总统时,蒂珀首次公开谈到自己与这种疾病所做的斗争,并鼓励青年人要积极向他人求得帮助。她说自己的治疗——其中包括服用一系列抗抑郁药——与霍普金斯医院中的家庭会谈并无关系。决定进行治疗是后来的事,不过具体什么时间她并未说清。她说,在与一名搞社会工作的朋友谈话后,她相信自己已表现出抑郁症的一些症状。朋友告诉她,这可能是“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蒂珀并未就此进行详细说明,但不难看出她的生活环境是如何使其发生精神危机的。母亲疾病历造成的遗传性的脆弱的神经、放弃自己的事业、在没有丈夫帮助下长期抚养孩子、作为顺从的家庭妇女偶尔爆发的对大男子主义的强烈不满、1988年选举活动的紧张以及艾伯特三世的事故等,都对她思抑郁症产生了影响。
  作为对险些失去艾伯特三世的反应,可能也是因为妻子患抑郁症的缘故,戈尔更为注意在其时间表上留出空闲,以便观看孩子们学校的比赛和举行生日晚会。他也努力做一个好老板。事故发生后,戈尔的一些助手很少看到他发脾气,行事也不再故作老成,平易近人了许多。他的一位前竞选顾问说:“戈尔按照自己的方式,有意识地使自己更接近平民百姓。”
  戈尔与外界加强接触的计划之一就是雇用一名职业调解人。简’霍普金斯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是管理学顾问和组织心理学家。戈尔是通过前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玛丽·苏。特里认识她的。霍普金斯是一个嗓音温柔、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曾在私人企业中工作,以确保经理们能够进行良好的交流。1989年,霍普金斯已成为戈尔在参议院活动的重要代理人。她协助戈尔调解法律争执、挑选工作人员并担当戈尔与其工作班子之间的联络任务。一位戈尔的前助手在谈到霍普金斯时说:“她能说服他。”不过也有一些助手将其视为间谍,认为她向戈尔传递小道消息或报告下级工作人员的反叛行为。
  尽管戈尔努力变得更为平易近人,但仍然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有时甚至对他的妻子来说也是如此。当戈尔不告诉她活动计划、令其措手不及并未能做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时,蒂珀也会发怒。他似乎未能理解关于他俩的故事已使蒂珀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在很多年里,蒂珀在他心目中只是一个装饰用的“政治太太”而己。只是在必要时出场,并祟拜地向他微笑。在90年代早期,当这对夫妇乘车从纳什维尔去查塔努加第一次为戈尔再次竞选参议员募集资金时,蒂珀开始询问开车的助手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问题。“很显然,她对此所知不多,”这位助手说,“当她问我更多的问题时,(戈尔)试图安慰她,说些诸如‘不用担心这些问题,我们会安排好一切的’话。”
  蒂珀坐在后车座,戈尔在前徘和助手坐在一起。这时蒂珀突然发作起来。“我到这里要待三天时间,我将参与这些事情。我想了解这些情况。”她叫道,“你闭嘴!我必须知道谁将去那里,因为这几天我必须与他们打交道。”
  戈尔试图使她平静下来并说道:“我们一直在与这些捐款人打交道,这不是什么精密的火箭科学。”
  “你总这么解释,”她打断道,“真让我烦透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没做好难备。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像你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你做得好极了,亲爱的,一切都非常好。”
  戈尔答应今后将提前告诉她有关情况,这场争吵才平息下来。然后,当他们的汽车向南开上24号州际公路后,艾尔。戈尔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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