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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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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亭子间走进大别山。红军打了胜仗,众人才晓得一个能人来了,他就是徐向前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
  这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党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从大革命失败后,就把一批批将才派进大别山。除了党政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军事指挥员有:
  徐向前、曾中生、陈昌浩、许继慎、旷继勋、陈赓、倪志亮等等。
  徐向前算得上最早走进大别山区的一个。经过是这样的:
  1929年3月,徐向前从九龙转入上海后,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人,住在黄浦江边的泰安客栈。客栈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徐向前。五年前,徐向前考黄埔军校时住过这里,两年前,从武汉来上海在这里落过脚。他隐隐地意识到这泰安栈似乎与地下党有关系。老板娘30来岁,打扮得挺俏,一脸上海女人的精明和温柔相,普通话倒也流利。她见徐向前这位“回头客”,笑得更甜,点烟倒茶。她从不问客人从哪里来到上海做什么。只是说说上海的气候,讲讲黄浦江的大潮。
  徐向前奉命来上海,找党中央。他知道彭湃、袁裕正在上海,却没处打听。事实上,纪律规定,不准打听任何一个熟人,除了领导上提起某某人,才可以问几句。他不知道,党中央会安排他做什么。
  过了三天,一位女“交通”带路,他们又转移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个亭子间。三层楼顶,一个小阁楼,只有一个小窗户。
  自己烧饭做菜,不得外出。这安排,使徐向前感到在泰安客栈可能暴露了目标,只有进了租界地,才比较保险。外边是印度人当巡警,国民党军警、特务不得随意闯入租界地。在这“保险”地徐向前住了几天,一块从东江来的王和峰等四位同志被分配去了湘鄂西地区,他和桂步蟾每天坐等分配工作。小小亭子间闷热难熬,大小便都得坐马桶,对从战场上滚爬过来的军人,这种生活像在监狱一样难受。其他同志从早到晚走棋子,徐向前只顾看书、看报。他很希望“交通”像在九龙那样,送一本《牡丹亭》来,可是白色恐怖的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字都不给传。
  一天吃过早饭,一位穿长衫、着布鞋、中等个头的人由“交通”引进来。说话掩不住广东口音,额头和长相都使人猜出,是广东人。他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见面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徐向前的情况与经历。
  “你们最后在海丰那边好苦呀!”杨殷开口就提广东,“广州暴动,你在工人赤卫队,我也在那边,不认识呀!”
  “我在第六联队,”徐向前说,“作战时不在一个方向。”
  “你是黄埔几期?”杨殷问。
  “第一期。”
  于是他们说起黄埔军校的一些事。杨殷是1922年加入共产党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他是领导人之一。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党中央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一些著名的军事干部的履历,都写在他心里。虽然和徐向前没见过面,却也知道这是位军事人才。他问徐向前,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在九龙看过文件,”徐向前笑笑说,“各种决议案都有,包在《牡丹亭》书皮里。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么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这也是自作聪明,”杨股说,“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现在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于是,他们又谈起六大会议精神,谈到六大决议中关于广州暴动的评价。杨殷兴奋地重复着六大决议的一些话:广州起义是伟大的举动,是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是……
  徐向前惊叹他的记忆力和口才,除了略带广东音,每句话都扣人心弦。他稳重、成熟,有久经锻炼的政治敏锐,谈问题有理有据,使徐向前十分敬服。杨殷最后告诉徐向前:军委决定,派他同桂步蟾去鄂东北工作。并说,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听了,不知该说什么。他原想回北方搞兵运,也没想过留在城市,搞地下工作,他认定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他猜想中央可能派他去做军事工作,却没想到去大别山区!
  他喜欢山。在他的家乡往北,层层是山,一直绵延到五台山里五个峰。他住黄埔军校,在山凹凹里;广州起义,他参加作战是在越秀山;在东江最后七八个月,每天吃在山里,睡在山里。他和山结了缘。更重要的是,他从东江游击战中领会到山地便于打游击。敌人来了,爬上一个山头,等于多了一个营连的兵力。
  “我服从军委的决定。”徐向前不多思考地说,“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杨殷满意徐向前的爽快。又和桂步蟾交谈了几句,站起身,伸出手和徐向前、桂步蟾告别,深情地说:
  “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明天就走!”徐向前说。他在这亭子间住腻了,恨不得立刻飞出这鸟笼似的小屋。
  杨殷见徐向前急于奔赴战场的举动,十分高兴,最后连说两声:“再见!再见!”
  人生交往中,都习惯了“再见”这句道别的话,可是有些人,今天说“再见”,明天、后天或几个月、几年真的再相逢了;
  革命人,往往一声“再见”,却永不会见面了。
  徐向前和桂步蟾,离开上海两个多月——1929年8月24日,上海地下党发生了一件被叛徒出卖的事件: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在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参加会议,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人,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旷地英勇就义。
  使徐向前更为愤怒的是,叛徒白鑫,曾和徐向前在红四师一块共过事。广州起义失败后在花县改编时,白鑫是十团团长,徐向前为党代表。刚到一块工作,徐向前对白鑫挺尊重,只是看不惯他的作风,很快又发觉这位团长身上带着很多银元,谈话中一提到女人和吃喝,兴趣特别高。打起仗来不是找不着他,就是他要别人带队冲锋,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共产党员。徐向前曾向师党委提议,这样的人不能当团长,也不配做共产党员。后来他从东江溜回上海,居然混进了江苏省委当军委秘书。这可耻的叛徒,那天借在他家开会的机会,告密出卖了杨殷等党内重要的负责人。
  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惩办叛徒,1929年11月11日上海党中央特科的同志,经过周密安排,在白鑫家门口将其击毙,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着永久的纪念,在徐向前征战的大别山区和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学校,特命名为“彭杨军校”,以彭湃、杨殷的革命精神,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干部。
  1929年6月初,大别山区春色正浓,徐向前和桂步蟾,来到了黄安县的箭厂河村。他们从上海一路来,先是乘船到武汉,而后又乘车、步行。一路之上,穿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哨卡,却没遇到多少麻烦。除了他们扮作商人很像,还得力于何玉琳路熟、机灵。他多次从这条路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汇报,是位出色的“大交通”。一路上,何玉琳不断向徐向前介绍鄂东北历史情况、风俗人情、党政工作、红军的发展。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高峰耸立,雄伟多姿,山山相连,天台山、木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诸峰,拥抱着大别山主峰。历来是兵家征战中原屯兵之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别山与井冈山、太行山、沂蒙山等齐名。董必武、陈潭秋等一代革命家,是在大别山区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人。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1923年大别山下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发展为共产党支部,领导农民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安、麻城等县都有人投奔武汉成为农讲所的学生。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麻城地区的共产党员,最先组织农民自卫军武力反抗。1927年11月,黄安、麻城数万农民举行起义,于14日攻占黄安城,活捉伪县长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了黄安工农政府,推选曹学楷为主席;
  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黄麻起义,震动了南京、上海、武汉,影响大别山区纵横几百里。
  它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后,又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
  革命的发展是曲折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剩下一部分部队,最后走上井冈山;秋收起义打了败仗,毛泽东收拾余部,最先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尔后又发展、壮大,从井冈山走下来,发展了一支规模最大的红军——红一方面军。黄麻起义的鄂东军,占领黄安城仅21天,在反革命军队围攻下,弃城突围。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仁志牺牲,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殉职。从黄安突围出来的革命军战士,最后只集合到72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等几位忠诚革命的将领,率领着这70余人,奔向了木兰山。他们虽然不足百人,雄心不灭,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随后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徐向前是位谦逊的人。他讲起初期中国革命历史,从来都是把自己摆在“小卒”地位。从50年代,笔者第一次接触徐向前,直至80年代,许多次相见和谈话,提到大别山区从他口里说出来的仍总是:“我刚到鄂豫皖是新兵!”在他晚年写成的《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话: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
  徐向前初到大别山,部队确实很土。村庄都是破旧的草屋,人们衣不掩体。红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外表没多少差别。
  没有军服,有的人也没有枪。农村比不上广东的东江,队伍比不上广州起义的红军。徐向前又和当年刚到广东一样,语言又成了交往中的大难题。他原想,湖北人讲话会比广东话好懂,哪知一进大别山区,仍是个不会本地话的“外乡佬”。最先会见他的,是鄂东北中共特委书记徐朋仁。这位年龄26岁的黄安人,从1926年就领导农民运动,他当过教员,读书识理,讲话有条有理,算是文人呢。他首先欢迎徐向前,接着介绍情况,最后说特委决定徐向前暂任红31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并说司令员吴光浩牺牲了,但至今没把这消息传出去。
  吴光浩,是威震大别山区的赤色英雄。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不曾见过他。听徐朋仁说,他从黄埔军校出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当过连长、营长,黄麻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任鄂东军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司令。在黄安、麻城地区只要提起吴光浩大名,连五岁的娃娃都会知道。由于他从黄麻起义、木兰山游击一直是工农革命军的首领,深受部队信赖,他牺牲的消息若传下去,军心士气会大受影响,说不定有人会马上拉出去找敌人拚命。地主、豪绅和民团,都怕吴光浩,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敌人也会乘机兴风作浪。徐向前完全理解。
  这时红三十一师,号称有四个团,实际上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刀矛都没有,徒手兵一个。一个个都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的衣裤,脚登草鞋或打着赤脚。徐向前高兴而来,面对现实,心中不禁有些发凉。又是一次临危受命啊!一年前,在东江大山里,叶镛师长被俘牺牲,他接替师长,收拾残局,最后几乎全师覆没,被迫撤出东江地区。现在,吴光浩同志刚牺牲,对外、对下层还保守着秘密,又让他来顶替指挥。当副司令也好,副师长也罢,为革命事业,名义他不计较,可是这局面怎么坚持?
  幸得师党代表戴克敏是个热心人。他只有23岁,黄安本乡本土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他住过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领导过黄麻起义,当过工农红军鄂东军和第七军的党代表,算是经过风雨的人。他对吴光浩战死极为伤心。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正牌军人一来,戴克敏高兴得孩子似的。从早到晚,陪着徐向前说话,介绍部队的情况。徐向前对他的话听懂大半,能揣摸几分。两个人说不通了,就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如人名、地名、难懂的词。
  开头几天,戴克敏陪着徐向前到几个大队转。只向大队的干部介绍了这位新来的副师长,向下说是中央新调来的同志,叫“余立仁”。
  徐向前到红三十一师不久,6月底,赶上了“李罗会剿”。
  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师两个团3000多人,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1600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只好“避强击弱”,率领着一部分红军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连着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红三十一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吴光浩师长早在一个月前就牺牲了,他们来了位新师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到大别山施展军事才干的“头一把火”,烧毁了“李罗会剿”。战士高兴,群众称快,欢天喜地庆祝胜利夺麦收。徐向前和战士们一块下地,帮助百姓割麦。
  人们听说徐司令是从大地方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出身,认定他会写会算,会带兵打仗,只怕不会干庄稼活。哪知这位新长官,拿起镰刀,腰一猫,唰唰几下,一个麦杆就捆起来了。他一边挥镰割麦,一边说说笑笑,动作像老农一样熟练。党代表戴克敏更加从心里对新司令敬重起来。他在一次会上说:“革命军人要能文能武,能工能民,像我们徐司令一样!”
  麦收刚过不几天,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刘峙亲自出马,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军队,发起了“鄂豫会剿”。这位刘将军,曾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战术教官,徐向前该称他“老师”。他不但教徐向前等人伍生学战术,还和徐向前等一块东征打过仗。此人是纯而又纯的“黄埔系”,蒋介石的亲信。任过团长、师长、军长,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率军攻打过武昌城、南昌城。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缩编,第一军编为陆军第一师,刘峙为师长,并兼任徐(州)海(州)“剿共司令”。这位黄埔的老教官,此时还不曾想到,他当年的学生徐象谦跑来大别山,成了他的对手。在刘峙统一指挥下,复斗寅的十三师从鄂西奔鄂东;李克帮部和河南的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的五六师由东而西行动,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第一步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第二步分区“清乡”、“搜剿”。
  历史发展往往是“学生要比先生强”,不然,历史会倒退或停止不前。徐向前面对他“老师”刘峙的部署,采取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率领部队在内线打转转。在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个地方,抓住战机,突然吃掉敌人一部,然后跳出外线。这时活动在豫南的红三十二师跳过鄂东北来,两支红军会合后,互相配合行动,把敌人搞得不知东南西北,摸不透红军虚实,整天疲于奔命,跟着红军转圈圈。红军和百姓如鱼在水中游,白军行动如鱼离开水。刘峙的指挥部,看到的一份报告有这样的一些话:“红旗红枪弥山皆是,人声、枪声彻夜不绝……军队每到一处,宿营无地,问路无人……”
  徐向前和他那支小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中游动了两个多月,把敌人从肥拖瘦,从瘦拖病,从病的拖垮。最后刘峙只得草草收兵。所谓的“鄂豫会剿”,就此完结。这是徐向前这个学生第一次打败“老师”刘峙。
  10月初,第三次“会剿”又来了。兴许刘峙认为“杀鸡”不必用“牛刀”,对付小小的红军用不着兴师动众。这次由驻河南信阳的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由驻湖北的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突飞猛进,速战速决。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徐夏会剿”。
  “会剿”敌人南路来得快。侦察报告: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一合计,决定在天台山铁子岗一带竹林树丛中埋伏,打它个出奇不备。哪晓得枪一响,敌人不是四五百,而是两个团。徐向前一看要吃大亏,遂命令部队撤退转移。命令刚发出,部队“放羊”了。
  初到大别山的徐向前,行军走在前,打仗在前头,退却压后阵。他的许多部下、部将,一说到他的指挥特点,第一句就是:“他,指挥靠前!哪里紧张在哪里!”这次战斗他一个人指挥着撤退,敌人反击上来,部队溃散,他失踪了。党代表戴克敏半天找不见徐向前,心急又恼火,大骂警卫员:“饭桶!熊包!丢了师长,要杀你的头!”
  司令部(师部)的人,个个心急。吴光浩师长牺牲的消息刚刚公布,大家心里窝着悲伤的怒火未息,新来的徐师长又失踪了,大家心急火焚。戴克敏正派人分路去找,急听一声大叫:
  “回来了!回来了!”
  只见徐向前一瘸一拐走来。浑身泥土,样子甚是狼狈。他一见大家,先问:“同志们都安全吗?”
  戴克敏转怒为喜,忙说:“我的妈,你把大家吓死了!怎么回事?”
  徐向前平静地说:“就是那回事,敌人冲上来了,我扭头一看后边没人了,跳到路边树丛一个坑里藏了起来,敌人走过去,我从树丛爬出来,才发现脚崴了,还好嘛,没大事。”他说得轻松、平淡,镇静自若的态度,使党代表和在场的人都惊奇了。
  这次伏击战,使徐向前忧喜参半。忧的是,这支队伍应变能力太差,突然遇到敌人,只会跑,不知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喜的是,这支队伍溃而不散,跑乱了,又能按行军前规定的集合点,三三两两找来。徐向前想起从前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北进山东、河北,大部队一被打散,犹如一把沙子撒向河里,再捞不起来了。这就是两种军队的本质。可是,仗到底怎么打好呢?他每天苦思冥想,找干部们交谈,兵怎么带,游击战怎么打,总得有些规程,有些新的办法。
  一天,部队驻在一个村上,中午快开饭时,司令部又突然紧张慌乱起来:徐向前师长又失踪了!
  党代表戴克敏跳着脚训斥警卫员。警卫员小吴委屈地哭。
  师长总训他每天追着屁股转,叫他平时没事学学文化,少跟师长转。他服从了师长的命令,如今师长丢失,他警卫员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大家四面出击,村里村外、各个大队、中队寻找徐师长。找了许久,谁都说没见师长。戴克敏真急了,他倒不是怕师长丢了,是要有急事和他商量。警卫员每家每户跑。他知道师长喜欢串串门,找当地老乡说说话;又爱转到村边山头,看看地形。
  小吴找到村边一个没人住的独立家屋,看见徐向前师长正倚着门框静坐,低着头,纳袜底,手边还放着那个总是随身带的本本。
  “首长,开饭啦!”小吴找到了徐向前,欣喜地叫着。
  “唔!”徐向前应了一声,不抬头,还在做针线活。
  “首长呀,党代表找你呀!”小警卫员不提大家寻找师长,他知道若是说了,师长准会发火,说“大惊小怪”。这几乎是徐向前的习惯口头语。
  师长找到了,警卫员连忙跑回司令部,向党代表交差。这小鬼和戴克敏从小一个村,有理也敢向他争几句,他见到党代表,装出大刺刺的样子说:“师长怎么会丢呀,他不会开小差,这里也不会有土匪绑票,他……”
  “他在什么地方?”党代表一看小老乡那神情,就知道师长找见了。
  徐向前走来了。一边围上桌吃饭,一边和党代表说说笑笑。他今天一个人躲在那小屋里,想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游击战和队伍整顿的事。党代表却只认为他躲起来做针线活哩。
  由此,戴克敏想到徐向前向他说过,去考黄埔之前,在家结了婚,不到二年妻子死了,从那儿他再没找女人,已经六年多了,缝缝补补全学会了,只是还没学会生孩子。
  谈完工作,戴克敏突然开口:“师长,给你找个老婆吧。”
  “好啊!”徐向前知道党代表爱开玩笑,叹声说,“咳!我们这些人,天天枪子下爬,谁肯跟你当寡妇哟!”
  话是半玩笑,半真情。徐向前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当少校队长,有几位妙龄的军校女学员,试探着向他讨好,开始他认为自己家中妻子才病死不久,不愿考虑这个问题。“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他和军校的女生们纷纷各奔他方。广州起义失败、东江艰难的斗争环境,军中虽有若干女同志,那时谁还顾得上个人婚姻大事。大事是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今,来鄂东北不到半年,军队刚发展,一个新来的“外乡佬”找谁去做老婆哟。
  徐向前率红军日夜奔走,趁敌一个空隙,跑出包围。然后兵分三路向外出击,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一百多支。红军声威大振,驻黄坡六指店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投降红军。
  红军在粉碎敌人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四个大队不足三百人扩大为五个大队七百多人。在11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在12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革委会军委主席。徐向前回顾初创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
  从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在广州、在九龙以及到鄂东北来,徐向前埋名隐姓,把“徐”字一分为三,改称“余立仁”。1929年底,他正式恢复了徐姓,改名“向前”。他不忘幼年老秀才父亲赠给的“象谦”,谐音与“向前”不差多少。他这一改,更深层的含义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要永远向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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