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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从事边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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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年,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黄兴、宋教仁等,鉴于长江流域起义屡遭挫折,清廷在东北边疆统治较弱,而该处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日俄两帝国均虎视眈眈,日谋侵夺,因而有“边疆革命”的计划。从一九○五年起,宋教仁就关心东三省的形势,曾收集资料写成《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介绍东北“马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上发表。他从日本报刊有关记载中,了解到东北“马贼”不下十余万人。其中有个绰号“韩边外”的山东人,在延吉附近夹皮沟一带,聚众数万。韩死后,由其孙韩登举继承祖业,慷慨好客,曾为保乡卫国,组织“正义军”,与入侵该地的日俄军队作战,有可能成为反清革命的同盟者。这年三月,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决定由宋教仁、白逾桓与曾在东北“马贼”中当头目多年的日本退伍军曹古川清一同前往安东,联络东北“马贼”和发展当地同盟会的组织,中心目标则是联络韩登举,谋在夹皮沟一带建立边疆革命的根据地。在宋教仁看来,夹皮沟纵横数百里,韩登举的统治根深蒂固,如运动有效,最高理想就是掌握它的大权,兴办教育,振兴实业,训练陆军,广招人才,以图将来远大的发展;如做不到这一步,退而求其次,则要掌握当地的实业权,发展生产,兴办实业,以达到经济上富裕的目的;如上中两策都做不到,则采取下策,只要求说服他多多捐助革命资金。这一做法不须花很多时间,只要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人去就可以了①。
  宋教仁等于一九○七年四月间到达安东(今丹东)后,即致函大孤山“马贼”李逢春、朱二角、蓝黑牙等,号召他们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两岸的义军,合为一团,共谋起义。他认为,如果起义军西渡山海关,永平就无法防守;如果南出喜峰口,北京就告危急。若要为革命干一番大事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而且南方有同盟会党徒“不下数十万众”,若“南北交攻”,就不难制清廷的死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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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249、356—357页。

  与此同时,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通知在湖南的林伯渠,设法前往东北,共同策划边疆革命的进行;又派吴崑由日本赴安东,协助宋教仁等工作。林伯渠接到通知后,为将深入满清皇族的老巢干革命而感到十分高兴。这时恰值江苏臬台朱家宝调任东北吉林巡抚,要找懂得办新教育的人才同往。朱是云南人,翰林出身,为人较正派。林伯渠通过在朱幕下当文案的亲戚汪德植的介绍,到南京见朱,很受重视,遂被任为随员,同往吉林。同行的还有一位姓周的同盟会员。他们两人的任务是调查东北边疆形势,联络绿林豪杰,配合宋教仁等,在东北建立据点,进行边疆革命。
  林伯渠于一九○七年春末到达南京,舟车劳顿之余,把酒临江,纵览石头城这座六朝故都,山环水抱,龙蟠虎踞,委实壮观。转念此次北行,深信同盟会虽然多次起义失败,今后革命必将如春草重生,终有推倒清朝反动统治的一日;值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男儿大丈夫,正应擒螭斩鳄,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岂可自命清高,甘老泉石!他想到这里,不禁壮怀慷慨,诗兴勃发,走笔写成《过金陵》七律一首。诗云:
  冬冬更鼓逼岩城,①露冷征衫酒微醺。
  隐约山川龙虎踞,频烦车马剑书轻。
  乘时未许甘泉石,入海还期斩鳄鲸。
  莫为六朝空叹息,②行看原上草重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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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岩城:即石头城,指南京。
  ②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曾在南京建都。
  ③《林伯渠同志诗选》,第2页。


  这年秋天,林伯渠到达吉林省会后,巡抚朱家宝把他交给提学使吴鲁安排工作。林伯渠为了避免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初仅报了“湖南学堂学生”的学历,以“精通业务”被委派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同时被委派的该所监督,是优级师范毕业生杨锟铻。
  劝学所原是清朝末年停止科举考试后举办州县地方自治、为劝导民间兴办学堂而设的机关。由于吉林改设行省建制不久,县治多未分立,因特设省劝学总所为各府、厅、州、县办劝学所的示范,地点设在省城巴尔府门内正黄旗官房,其中附设宣讲所、劝学宣讲员养成所、阅报所、教育研究会、绅董接待所等。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于十月初正式成立,林伯渠借办学为掩护,宣传革命,他与杨锟铻在给提学使吴鲁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兴办新学,作育人才的重要。呈文写道:
   “窃维列强竞争,时事日迫,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战。国势强弱,视学务盛衰为转移。东西洋学校林立,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下至隶竖、走卒,皆能手执一编而读之,灼知夫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机,故其国之兴也勃然。三省介乎日俄之间,森林遍野,矿产丰盈,土脉膏腴,沃壤千里,豺虎之俄,狼鹫之日,眈眈逐逐,各思攫为己有。三省殆,全局危。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兵战不可,商战不能,实业战则需时甚长,而有所不能待。推原其故,总由其士夫氓庶,安于固陋,罔知学问,仇视新学,遑言智识。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末由而开,长此浑朴,伊于胡底!是故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而劝学宣讲各所,所由不可不立”①。
  这份呈文,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忧时的激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中肯的。
  在《劝学总所兼宣讲所试办章程》中,林伯渠写道:“普及教育,传输文明,乃本所应有之责任。劝学则期吉林无地无学,无人不学而后止”,宣讲则除应讲有关教育宗旨以及停科举、兴学堂的政府文告以外,“举凡有关地方自治,改良社会,破除迷信之白话报纸,皆可随时宣讲。”“无论何人均准听讲,即衣服褴褛者,亦不宜拒绝”②。
  关于劝学、宣讲人员的选择,林伯渠在章程中规定:“皆须心地光明,志趣纯正,口齿灵便,声音宏亮,身无嗜好,通达时务者为合格。盖劝学宣讲,非通彻中外大势,时事利弊,我国积弱之原,富强根基端在何处,言之著著,切中肯彀,方能动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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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代吉林档案。
  ②③ 清代吉林档案。


  劝学所设教育研究会,为当地中小学教员及有关教育人士共同商讨改进学校教育的场所。
  其时吉林省会教育还很落后,新式学堂多未建立。城乡私垫五百余处,学童达七千余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亟待改良。在林伯渠主持下,将省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各成立新式小学一所,同时在劝学所内设立便利贫民子弟半工半读的半日学堂一所,各小学和半日学堂一律由劝学所供应学童的纸、笔、墨。第二年春,又设简易师范一班,以培养小学师资。劝学所于各学区设劝学员,负责调查当地庙产、无益公捐、以及劝导商绅富户捐款办学兼管理学校人事、经费等工作。又设调查员,周游各区,专门负责调查学校一切应兴、应革事宜,以资改进。林伯渠一方面通过办学,秘密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另一方面又常借检查各地办学的机会与当地的革命党人联系和发展同盟会会员。
  正当林伯渠在吉林省会劝学总所开展工作的时候,宋教仁等在东北联络“马贼”起义的计划已遭挫折。先是,宋教仁等于一九○七年的春夏间在安东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随后于八、九月间联络李逢春等绿林准备起义,派白逾桓、吴崑到碱厂招兵,不料古川清向清政府告密①,致使白、吴两人被捕(后中途逃脱)。宋教仁逃往大连后,化名桃源宗介,与曾在《盛京时报》任主笔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徐镜心,前往吉林省会,组织木植公司,暗中与林伯渠等联络,密谋起义。徐镜心被安排在吉林高等小学教书,后来由于宋、徐被清政府通缉,无法立足,计划遂告流产。
  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重要成员张榕、吴禄贞等不赞成宋教仁依靠绿林“马贼”起义的策略,主张潜伏待机,在军界、教育界和联庄会中发展革命力量。因此宋教仁联络“马贼”起义失败后,林伯渠等同盟会员继续留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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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松本英纪:《宋教仁和间岛问题》,《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42—2546页。

  这年九月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并吞朝鲜后,妄图以所谓“间岛问题”①为突破口,加紧入侵我东三省。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领日本军警和朝鲜反动组织“一进会”的首领金海龙等,进入我吉林省延吉厅境内,借名保护韩民,设立机构,滋生事端,阴谋霸占我延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获报后,以“延吉为三国势力角逐之地,东亚安危所系”②,急忙奏请清政府委派原邮传部右丞陈昭常为吉林省边防督办、吴禄贞为会办,前往延吉厅与日人交涉。他还向清政府请准赏给夹皮沟练总韩登举参将衔,借以驾驭,以免为日本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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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间岛”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出来的名词,指吉林省延吉地区。该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日本侵略者捏称“间岛”原属韩国,以此挑拨中朝关系,并为其出兵侵略制造借口。
  ②徐世昌:《东三省政略》


  “间岛”问题的发生,使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同盟会总部关于边疆革命的计划,一时不易进展。宋教仁、吴禄贞和林伯渠等同盟会员,都曾到过夹皮沟访问韩登举,受到热情的款待。宋教仁从韩的口中获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伪证,妄图侵占我延吉地区的阴谋,回到东京后,参考了大量图书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提供清政府,以无可辨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间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协助吴禄贞收回了我国在这里的主权。林伯渠后来回忆访问夹皮沟的往事时说:
   先是,一山东人混名韩边外者,光绪初年间到吉林南部挖药淘金,久而久之,在牡丹江南,延吉厅与桦甸县间,名南山沟子的一个区域(南北百余里,东西二、三百里),另立制度,类似一小王国(时日本报纸称为“东方秘密国”),有枪四、五千枝。日俄战时,双方都与之结好。我们寻到该地时,韩已死,由其孙韩登举继业,似已受政府招安。但他仍是江湖气概,招待我们住了几天,并介绍我们往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去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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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老谈辛亥革命》。

  为了解边疆形势,林伯渠还到过长白山尾龙潭山风景区和敦化县境清始祖起兵誓师处的鄂达里台等地,他对东北边防的失固,清政府外交的庸懦,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延吉狗窃鼠偷式的入侵,感到无穷愤慨;同时对延边人民遭外敌的蹂躏,以及边疆革命的受挫,寄与满腔同情与惋惜。一九○八年他写下了《游龙潭山》绝句三首和《游鄂达里台》律诗一首,充分反映了他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
  《游龙潭山》(录一)
  龙潭铁锁久销沉,山鬼无灵扰夕阴。①
  眼见群芳消歇尽,②何人重有惜花心。③
  《游鄂达里台》
  故老争传鄂达里,登临却趁大寒时。④
  西来峻岭连天白,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三边狗盗越雷池。⑤
  和戎尽有诸公策,满眼狐乌⑥雨雪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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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龙潭二句,指清政府边防不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清王朝在东北扰害人民。
  ②群芳消歇:指东北进步势力受摧残。
  ③《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页。
  ④大寒:节气名,阳历1月20日或21日至2月2日或3日。
  ⑤三边:指延吉地区,因与朝鲜、俄国接界,故称三边。狗盗:指日本侵略者。雷池:指国境线。
  ⑥狐乌:指日、韩浪人。
  ⑦《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页。


  东三省的边疆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同盟会会员在东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吴禄贞出任吉林边务帮办,后又升任督办,握有一部分兵权,柏文蔚在吴幕下历任参谋及延吉厅屯田营标统。延吉厅地区原只有一所小学,朝鲜移民居当地居民的多数,他们的私塾常被日本军警和“一进会”强迫脱离中国,归附日方。延吉厅在林伯渠、吴禄贞的帮助下,成立了学务公所和劝学所兼宣讲所,并于晖春等地设(高、初)两等小学,于各乡设初等小学;将朝鲜移民所办的蒙养学校一律改为官立小学,对朝鲜移民的子女入学,给予特别优待,从而得到朝鲜移民的欢迎和倾心信服,加强了国防安全。
  林伯渠办学优异的才能和对日本情事的熟悉,终于暴露了他留学日本的经历。一九○八年清政府吉林省档案的记载,就改称他为“日本毕业学生林祖涵”。一九○八年七月,朱家宝调职安徽,陈昭常升任吉林巡抚,林伯渠也被调到吉林提学司图书科当科员,名义上仍兼劝学总所会办。十月,又调任提学司普通科一等科员。普通科掌管各级师范学堂、中等学堂一切事务及通俗教育和博物馆等。
  一九○九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以任吉林巡抚陈昭常(与廖同乡)的翻译职务作掩护。林伯渠在东京留学参加同盟会期间,与廖仲恺已见过面,此次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两人同在省城,常相往来,或纵谈国家大事,或密商革命方略,志同道合,自此结成肝胆之交。这年九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由清廷作出某些让步后,收回延吉主权,保全了祖国神圣的领土。除了吴禄贞在延吉边防对日坚持强硬态度,功不可没外,宋教仁与廖仲恺、林伯渠等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一○年,林伯渠童年时代由父母指腹为婚的原配夫人司马殿英在家乡病逝。这一年他和吉林省会一位小学教师伍复明结婚。伍是南京人氏,随家到吉林工作。婚后一年生下女儿林秉衡。
  一九一一年五月,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清政府苛征租税与蒙租相差役口角遭殴,引起该校学生不平,三十余人奔往蒙租柜,捣毁门窗,与差役互殴,打伤蒙员数人。为此吉林提学使屡电该校监督开除闹事学生,交长春府看管,听候惩办。该校学生不服,全体罢课。提学司委派省视学詹钰与林伯渠前往查办。林伯渠到长春后,极力保全学生,说服詹钰共同复电提学使,“力能转环,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并嘱长春绅缙们出面向省方求情,结果使八十余名学生得以保全学籍。这次长春青年学生的反苛租斗争,在吉林全省颇有影响,其后东北人民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扩大,至辛亥革命时,发展为武装起义。这年秋初,林伯渠还为在吉林民政署工作的湘西留日同学程崇实编纂的《法学大辞典》作了校订。该书在吉林印行,对普及资产阶级法律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林伯渠在东北工作整整四年时间①,同盟会边疆革命计划的成就虽不尽理想,却也为日后东北的光复,打下了基础,约于一九一一年八月,林伯渠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召,回到上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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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清政府吉林省档案,吉林提学使于1907年9月1日委派林祖涵为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1911年8月10日,双阳县呈报更正《管理教员一览表》上有林伯渠亲笔批语,可见林伯渠离开吉林在这年8月10日以后,前后整整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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