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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

刘伯承与陈毅的旷世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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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耀稷

  刘伯承元帅生于1892年12月4日,陈毅元帅生于1901年8月26日。刘帅比陈帅大9岁,但他们却是最亲密的同志、战友,共同经历了中国革命斗争最艰难的岁月,从而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深厚革命情谊。
  刘伯承和陈毅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11月,地点是重庆。

川军首领杨森脚踩两只船

  1926年,国民革命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10月,革命军攻克武汉。
  由于革命军节节取胜,原来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军阀们也想倒戈投靠革命,以图取得国民政府承认,委以军权,保注自己的军队、地盘。但他们大都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进行政治投机,驻万县的杨森就是这种人物之一。他当时任北洋政府“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又刚被吴佩孚委任为四川省省长,挂着这些头衔,却又到处找关系,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人”,促请国民政府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杨森的秘书喻正衡,就是奉此使命到了北京。
  1925年夏的一天,喻正衡遇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陈毅。陈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从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毕业,担任着中共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并经组织批准,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这个特别市党部,是国共合作的缩影,其成员很有特点,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张国焘、陈毅。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又兼国民党北京政委会负责人,是陈毅的直接上级。陈毅向李大钊汇报了喻正衡来京的目的。李大钊认为这是抓军队的极好时机,即指示陈毅深入了解,并与喻建立联系。不久,李大钊便正式布置陈毅回四川进行兵运工作。
  1925年8月,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国民党知名人士)分别致杨森的亲笔信,在喻正衡陪同下,到了四川万县杨森驻地。杨森在四年前,就曾礼请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到他军部担任秘书,陈毅婉辞未就,去了北京,这次见到陈毅带着二李的介绍信前来,接待更是格外殷勤。他首先表明参加国民革命意向,标榜自己是开明派,甚至说,如革命需要,可发川军10万到两湖支援北伐。并欢迎陈毅到他军中参赞军务,可代表他到各部队走动,自由出入军部各处及杨森宅第。第二天,杨森又介绍“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川中名将朱德与陈毅见了面。随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要陈毅秘密会见一位党内同志,一见面,又是朱德。从此,这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开始了在杨森部队的合作,表面上,却看不出同是共产党派来的人物。
  不久,朱、陈策动杨森,反击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向英舰开火,迫使英舰负伤逃遁。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江上第一次反帝斗争的胜利,但在吴佩孚严压下,杨森不敢继续坚持,斗争以虎头蛇尾告终。
  时值北伐军攻克武汉,吴佩孚向杨森告急,在这紧急关头,杨森彻底暴露出他投机革命的本来面目,竟然发兵“援鄂”,以牵制北伐军,并“礼送”朱德、陈毅离部。
  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即四川省委)接上关系,分配他负责青年团的工作。
  从杨森反复无常变化这一事件,使党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将一事无成。党中央决定组织武装,派刘伯承回四川搞军运工作。

刘伯承的神话

  1926年10月下旬,在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上,根据国民党中执委吴玉章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四川负责全川军事工作。刘伯承已于1928年5月,由杨an公、吴玉章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公开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在国民党名义掩护下,11月中旬,杨an公、朱德、刘伯承,又在重庆刘伯承家中,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an公、朱德、刘伯承组成,杨an公任书记。
  1926年12月初,重庆军委决定组织泸(州)顺(庆)驻军起义。
  在一次党团联席会上,陈毅得知了正在策划的起义行动,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陈毅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刘伯承。他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相互仰慕已久,陈毅早就知道名震四川的刘伯承。在蔡锷将军领导下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和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中,青年将领刘伯承以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善出奇兵著称,使与之为敌的军阀们畏之若虎,闻风丧胆。在与袁军丰都一战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从右太阳穴穿入,透右眼而出,他当场昏倒在血泊中,经抢救始脱离危险。正遭北洋政府通缉的刘伯承,后来潜至一家德国私人诊所动手术治眼,为了保护脑子,只能施局部麻醉。3个多小时内,挖去赘肉时,修了70余刀,刘伯承汗如雨下,忍痛默念刀数,一声也未呻吟,事后德国医生赞叹不已,称刘为“军神”。当陈毅看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出现在面前时,激动地紧紧和他握手,心中为有这样的战友而甚感骄傲。
  陈毅当时才25岁。但4年前他在法国领导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们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卖铁路权的爱国斗争,以致同蔡和森等被押送回国的事,早已闻名全川、全国。回国后,22岁即任重庆《新蜀报》主笔,经常撰文抨击时弊,鼓动反抗军阀暴政,又被杨森下令“ke日离川”驱逐出境之事,也是很有名的。尔后在北京领导学生运动,这次又是李大钊亲自派来四川工作等情节,朱德都——向刘伯承作过介绍,刘伯承也十分钦佩这位风华正茂的党内年轻同志。
  两人相见谈得十分投契,对时局形势分析亦尽相同,都深感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对沪顺起义充满信心。
  12月初,沪州、顺庆先后发动起义,占领了泸州的3个旅长,贪恋泸州大量税收,不愿向顺庆转移。陈毅曾去泸州,在万吹楼分别找各旅领导人劝说,但他仍不听,致使沪顺两地均兵力分散,受敌威胁。
  中共重庆军委又急派刘伯承前往坐镇。刘伯承此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及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之职,到泸州后始稳注了局势,并开始了军政人员培训和部队建设。
  此时合川中共地下党要求派人去合川驻军工作。合川驻军正是沪顺起义争取的重点对象,党就派陈毅前往,担任28军3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对部队进行改造,为部队向泸州集中作准备。
  刘伯承在沪州整顿军务、政务两个多月,使混乱的泸州面貌一新。3月18日,还公开纪念“巴黎公社”成立65周年,举行了群众大会,革命气氛浓厚,但沪州却成了插向四川军阀咽喉上的一把尖刀,他们看到这种“赤化”的蔓延,万分恐惧,担心有朝一日全川“变天”。

起义失败刘伯承奔向新征程

  1926年大革命的洪流中出现了暗流。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感到四川共产党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一旦泸顺地区成了气候,四川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3月23日,他密令刘湘“限两个月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
  于是,3月31日,刘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3·31”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刘伯承、陈毅均参加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坚持5个多月之后遂告失败。
  随后,刘伯承被刘湘悬赏5万元巨款追缉,他通过了层层关卡,九死一生,终于脱险,经西安于1927年7月中旬到达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汇报了泸顺起义经过,并讨论了善后事宜。
  此时党中央已在策划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选定刘伯承当自己的参谋长一同前往举事,策划中国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八一”南昌起义。

陈毅逃出魔掌追赶起义军

  “3·31”惨案发生后,合川28军3师代理师长王学姜阴谋捕杀陈毅。陈毅机警地察觉了王学姜的毒计,在友人帮助下,星夜撤离合川,逃出魔掌。他到了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城,得知党组织已遭彻底破坏,杨an公也被惨杀,陈毅决心赴武汉。在新任旅长、他的同学、旧友郭勋祺护送下,一个晓色初露的清晨,装扮成富商,身穿西装革履的陈毅,搭乘一艘日本商轮,离开杀机四伏的重庆去了武汉。
  陈毅到达武汉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分配他到由原黄埔军校改组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委书记,公开身份为校部的准尉文书。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陈毅还在武汉。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陈毅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军校党员应变。汪精卫不想保留学校,将军校编成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因形势急骤变化,“八一”起义的事不可能事先告诉陈毅。8月1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2日起程,2000多人,分乘大客船、小火轮、拖船顺江而下。8月4日,行至九江,即被张发奎的2方面军部队缴了械。因为党组织是秘密的,陈毅及教导团的正、副团长(也是党员)均无法控制部队。
  事已至此,陈毅于当晚,召集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开会,分析研究形势,商量对策。看来南昌方面传闻举行的暴动已经成功,大家研究决定了党员的几个去向: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找叶、贺部队。一是回家乡搞农民运动。没暴露的党员,可继续留张发奎部队隐蔽活动。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组织3个支部。他们随张发奎到了广州,以后成了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陈毅在军校虽是秘密活动,但因接触的人很多,实际也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再也不能留了。他就和特务连连长、党员肖劲一起,连夜离开九江往南昌而去。一夜就走了40里地,沿途曾经盘查。待8月6日赶到南昌,起义军已离去。这时,张发奎的部队进了城,正在抓杀共产党,几个接头的地方也不敢再去联系,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起义军往抚州方向去了。陈毅带肖劲又去追部队,一直到了临川,才赶上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

刘伯承力荐陈毅任要职

  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家重新见面,非常高兴。刘伯承对陈毅冒险追赶起义军的行动,倍加称赞。陈毅向周、刘报告了军校情况及对学生的部署,周、刘对陈的处置均感合适。
  周恩来和刘伯承商议对陈毅的工作安排。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极力促成的陈毅掌军的安排,可以说影响了陈毅往后在革命征途上的发展。周恩来当时对陈毅的了解,印象深的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冲锋在前,口才犀利,敢于斗争,而刘伯承对陈毅的了解,则在泸顺起义过程中,陈毅关于党必须掌握武装的一系列思考,使他感到他们两人的认识非常接近,所以此时,刘伯承提议由陈毅直接去掌握一支部队。最后议定:陈毅去25师73团担任指导员(相当于团政委)。
  周恩来还风趣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不要嫌小。”
  陈毅却很高兴地回答:“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就行!”使他特别高兴的,这次去的不是一般部队,而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战绩辉煌的英雄部队73团。
  1923年就成立的这个团,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4方面独立团。是我党最早创建、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叶挺从苏联回来就担任这个团的团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打汀泗桥,攻克武昌城之战尤为著名,有“铁军铁团”之称。现有2000多官兵。在这危难时刻,党赋予陈毅担任这个团的党代表之职,他怎能不高兴!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一部份南昌起义军及后来又发展的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地区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兼10师师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兼11师师长,陈毅任第12师师长。
  1927年11月,刘伯承由党中央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8月到了上海,立即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长。1932年,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及红军总参谋长。而此时,陈毅则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江西省军区总指挥兼政委。他们同为党的高级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陈毅长诗电贺刘伯承50寿辰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刘伯承随中央红军踏上征程,陈毅因重伤未愈,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从此两位战友一别十年,直到1944年2月,才在延安再次见面。
  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他们虽然分别,在祖国的北方和南方进行抗日战争,除从中央文电中了解彼此情况外,相隔迢迢,无从聚首,但系念之情未断。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举行50诞辰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得知此讯,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从遥远的东南方,用电报发来一首充满敬仰、关切、热情洋溢的贺诗,题曰《祝刘伯承将军50寿辰》。诗文如下:

  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眠。

  诗中,陈毅称颂我党我军杰出军事家刘伯承,为当代的孙子、吴起。以伤残之躯,为拯救人民于水火。而忠心耿耿在敌后抗日前线,操劳军务。全诗精萃而富有感情,若非深刻理解刘伯承,而且友谊真挚的战友,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的。
  1944年他们在延安聚会后,一起在党中央学习、工作,相处机会更多了。毛主席还常和他们研究部队建设。
  1944年6月,毛主席起草了一份《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三位在前线亲自带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提出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了文件后,又写信给他们:

  陈、刘、聂三位同志:

  此件根据你们意见已补充了,虽长3千字,但较充实些。唯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当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在延安期间,毛主席常邀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经常见诸报端,而刘伯承是秘密来到延安的,有些大的活动未曾通知刘参加,陈毅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顺带反映了此事。毛主席复信中,当即表示,有的场合应请刘伯承出席,如有时我没想到,就由你通知。
  陈毅真可说是随时都记挂着战友。
  在党的“七大”上,他们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与26日即就任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我军一批高级将领,同乘一架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延安到达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然后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两位战友又统率大军,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在中原、华东两个紧邻的战场上并肩作战。
  从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电报、人员往来频繁,相互交流经验,部队紧密配合作战,使中原、华东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完成了挺进中原的任务

  到了1947年7月,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同时此举也是为了从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实行中央突破,吸引敌人大批主力部队南下,以粉碎其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之部署。
  在执行党中央这战略任务的行动中,中野、华野配合更为密切。军委部署刘邓大军,陈粟野战军一部及陈赓兵团,三军成品字形南下,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时,就是在陈毅亲自率领华野5个纵队及11纵的有力掩护下进入大别山的。在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时,陈毅所率部队也在豫皖苏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活动,有力地牵制敌人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经过八个多月来的艰苦奋斗,我军终于在大别山站住脚,重建了革命根据地。

刘邓请调陈毅协统中原大军

  我军在中原实行战略殿后,解放了2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鄂豫、皖西、豫皖苏、豫陕鄂、桐柏、江汉等六个军区。此时中原局辖区很大,情况复杂,要巩固根据地,要打仗,又是两大野战军配合作战,任务十分繁重。
  刘伯承和对陈毅也十分熟悉了解的邓小平,联名于1948年4月21日致电党中央,请调陈毅来中原工作,建议陈毅来后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或军区、野战军第二政委,或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并仍兼华野司令员、政委不变。
  毛主席阅后,复电刘邓,中央将会商中原机构组织问题。
  粟裕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毛主席力陈:“华东离不开陈军长”。
  到5月5日,刘邓第二次电催中央,请调陈毅。并建议陈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野司令员。
  至5月9日,中共中央终于采纳了刘邓意见,调整了华北、中原两解放区辖区后,改组了中原局等机构,以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政委。陈毅任第二书记。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
  刘伯承、陈毅两位亲密的老战友又一起共事了,当然他们的担子很重,刘邓陈将负起率领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的光荣艰巨任务。
  陈毅于1948年5月30日,偕同调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离开濮阳前往中原就职,他还负有党中央委托他,向中原军政干部传达中央十二月会精神的任务。
  出发前,陈毅对准备工作考虑得很周到。他从电报中得知,刘邓部队在远离后方千里的新区,坚持大别山斗争,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当严冬到来之际,十万将士还薄衾单衣,刘邓都要亲手缝制棉衣御寒,别的方面就可想而知了。陈毅从濮阳到豫西中原军区驻地宝丰,行程逾千里,长途风尘仆仆,路上也不太清净,还要提防敌人袭扰,更多的东西是无法携带的,他就嘱咐保健医生翟光栋,带几箱最好的西药和医疗器材,给中原的首长们用,以维护他们的健康。
  刘邓非常重视陈毅、邓子恢的到来,一行人刚下太行山,刘邓就派陈赓到晋城迎接。当时路上不安宁时有土顽活动,为了陈邓的安全,陈赓首先命令纵队副司令,率两个旅的部队,从洛阳的龙门到宝丰,将沿途的土匪进行了一次“清扫”,他自已亲自带警卫连,把陈毅接过黄河,迎进洛阳。各纵队领导,也都从宝丰赶到洛阳迎候,会齐一起南下。陈毅于1948年6月14日下午,到了河南宝丰县西北,商酒务地区皂角树村,中原军区驻地。
  陈毅到达后,和刘邓一起,住在村边小院旁。后勤部门专门给他腾了一间宽敞的房子,离作战科十几步,方便工作。
  陈毅到来之前,刘邓就在机关介绍了陈毅的斗争历史,号召大家向陈总学习。中野的同志对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英名,早已如雷贯耳,如今要朝夕相处,都十分高兴。
  陈毅到达的第4天,就用了整整3天时间,向中原局、中野机关和附近驻军县、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以来,党中央、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及会议精神。讲话一开始,他就非常谦虚的说:“我来这边参加工作,我们大家同在刘邓领导下工作。”而刘伯承向大家介绍时,则称陈毅是“军委派来的代表”。的确,陈毅是党中央授命传达中央指示的,所以他说:“中央给我的任务,要我代表党中央向中原全体同志问好!”
  陈毅在谈到党中央会议及毛主席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报告的背景时,说:毛主席亲自讲:“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才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胜利。”陈毅的传达,使中野广大干部战士,对刘邓领导的在大别山进行的十分艰苦的斗争,在全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大大地鼓舞了斗志。

陈毅与刘邓融洽相处

  陈毅到中原后,见刘邓不用秘书,就叫自己的秘书去中原军区秘书科工作了。每天就和刘邓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作战科办公。
  刘邓也没有保健医生,陈毅的医生翟光栋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医生。陈毅去以前,中野的医疗条件很差,刘伯承看病都常吃中药。陈毅去后,就叫翟光栋看病时,将带去的好药给刘邓等首长服用,而他自己生病时,却常去找中野的卫生部长用针灸治疗。
  在起草给中央或军委的电报时,他们都是相互谦虚传改。如需三人署名时,陈毅起草的电稿署的都是“刘邓陈”,而邓小平起草的电稿就是署的“刘陈邓”,至今在档案馆内,还能看到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深具谦虚美德的电报原稿手迹。
  陈毅和刘邓相处十分融洽,亲密。他们住在紧邻,三人都有早起习惯,邓小平起得最早,天一亮就起床,身体也特别好,即使冬天也洗冷水澡。刘伯承每晚临睡前,放一杯盐开水在床头,早上一起床就喝掉这杯冷的盐开水。第一件事就是问警卫员,今天天气如何?刮什么风?云往哪个方向走?大军统帅时刻关心着与战事关系密切的天气变化。他在起床后打一趟拳,然后就端一个小板凳,坐到树林边读俄文,天天如此,从不间断。陈毅早起打拳后,就散步思考问题,一言不发。秘书、警卫员都知道这时候别去打扰他,不然是要挨ke的。
  早饭后,他们一起到作战室,或各自办理当天的繁忙军政事宜。晚饭后一起散步,这时气氛就较轻松了,谈天说地,内容十分广泛,政治、军事、文学、历史,直到干部思想、士兵生活,敌军情况,有时还谈到家乡风物(他们三人都是四川人)当年留法、留苏的回忆及轶闻掌故等。谈话中常常夹着四川常用的歇后语,生动、形象,妙趣横生。
  在生活上他们也是互相关心。有一次,炊事员做了一碗鸡丝面给刘伯承送去。这在当时艰苦环境中是很难吃到的。他就问:“邓政委、陈司令员有没有?”炊事员说都送了,他才肯吃。
  陈毅在中野虽然工作很紧张,但心情十分愉快,不像在华野,有个饶漱石在身边,老是嫉恨他,千方百计盘算他。虽然饶漱石的许多阴谋诡计未能得逞,常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当时,却使胸襟坦荡,性格豪爽的陈毅很不愉快。所以到中野后,他与刘邓相处就心情格外舒畅。滂沱大雨挡不住刘伯承的承诺
  陈毅一向钦佩刘伯承对部队对自己均要求十分严格的作风。为了培养大批急需的党政财经干部,中原局成立了中原大学,由陈毅兼任校长。举行开学典礼那天,陈毅请刘伯承去讲话,刘伯承欣然答应准时前往。中原大学校址,离野司驻地还有几十里地,陈毅先走了,谁知走后下起了倾盆大雨。陈毅在大会开始前到处走动,与学员们聊天。校务部门的同志见雨越下越大,就对陈毅说:“雨越下越大,恐怕刘司令员不会来了,是否先开会?”陈毅一听,摇头说:“不行!不行!一定要等,刘司令员这个人是说到做到,一定会来的!”果然,刘伯承在滂沱大雨中,坐车到来。那时坐的都是缴获的美式小吉普车,挡不住风雨的。刘伯承已是浑身湿透。陈毅迎上去说:“这么大的雨还来。”刘伯承说:“说来就要来的。”陈毅要刘伯承去换衣服,不要讲话了。他确实耽心刘伯承淋了雨生病。刘伯承连声说:“开会!开会!”衣服都顾不上换,就向会场走去。会议开始,陈毅以此事为开场白,说:“刘司令员这一行动,就是对我们全体同志一次遵守纪律的最好教育!”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陈毅对两大野战军的团结十分重视,身兼华野司令员、政委,他对华野的干部,甚至很高级的领导,也是要求很严的。豫东战役之后,华野负责人以“军事观察家”名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该役胜利。文章对中野部队在战役进行中,大力配合作战,在南线牵制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在西线牵制郑州敌人的作用未具体提到,显然是忽视中野在全战役中起的重要作用。实际情况是,当时为了保证华野豫东作战的胜利,刘邓陈曾亲自组织前进指挥所,率领中野4个纵队在南线作战,部队为此付出过相当大的牺牲,这些都是陈毅亲自经历了解的,而华野领导也是知道的。所以陈毅看过这篇文章后很生气,当然,他对从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想得更深些。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到中野营以上干部会作报告,介绍打洛阳的战斗经验,虽然报告总的讲得较好,但对炮火的作用说得有些过份。以至陈士榘讲完后,天都黑了,刘伯承还叫大家不要走,接着讲了话,叫大家不要有光想依靠大炮作战的心理,强调过去战争中甩手榴弹也战胜了敌人的事实,部队应根据现有装备条件,发挥我军长处,勇敢机智地战胜敌人。
  陈毅从这两件事想到许多问题,他认为事情的发生,其根源还在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政治修养,如果不及时尖锐指出,任其发展下去,不但对这些同志本人的成长不利,而且会影响两大野战军的团结,那就会对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想到这些,陈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于7月24日,给华野代司令员、政委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发去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并报中央。电文措词十分严厉,指出:“无论个人的骄傲与部队的自大作风,均属政治问题,即是弱的表现”;要他们“在雨季整训中,注意上述问题的检讨。”
  粟裕、陈士榘,很快于7月28日,复电“陈军长,并报军委”,表示“完全接受批评并进行了检讨”并向刘邓及兄弟部队表示歉意。陈士榘也表示,那天讲话后就觉得有不妥之处,“希多方加以指示”,并对步炮协同问题作了解释。
  虽然从井岗山时期起,陈毅就是粟裕、陈士榘的老上级,但对当时华野这么高级的领导人提出如此坦率严厉的批评,也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胸襟坦荡,对战友、同志和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原则立场。

淮海大决战三常委轮流值班

  淮海战役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是总前委常委,邓小平是书记。他们住在宿县西北约40公里处一个叫小李家的村子里。村子也的确小,只有二、三十户人家。邓小平、陈毅,为了照顾年大体弱的刘伯承,将他安置在一个单房间里住,邓陈则在此屋的外间,安上两张行军床,对面而卧,为了不影响休息,这里的一部电话机拉了很长的线,谁讲话就到外面去讲。作战室在同一小院的另外几间屋里,总前委的三位领导,就在这里指挥敌我双方兵力逾百万的,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淮海大决战!
  在这空前规模的大战役中,工作异乎寻常的紧张,以往战斗中,刘陈邓在作战部署下达后都略事休息,一般由李达参谋长掌握进展,有特殊情况再请示他们,但淮海战役非同小可,他们决定,一昼夜24小时中,一定要保持有一位首长亲自掌握全局,由三人轮流值班。邓小平、陈毅,一直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和照顾刘伯承。刘伯承考虑到这一点,就先发制人,抢先提出,三人一视同仁,昼夜值班,“平等待遇”。但邓、陈坚决反对,以二对一的多数票,否决了刘伯承参加值夜班的动议,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才同意保留一条:遇着特殊情况时,可以在夜里把刘伯承叫起来一起商议。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自己身体好,应尽量多值夜班。陈毅当然也不同意,一定要二人“分享”值夜班之权利,即使如此,刘伯承在关键时刻还是不睡,直接给各纵队司令员打电话,了解战况,布置任务,有时用四川话叫大家“要过坳!”而邓小平经常是整夜不睡连续工作。陈毅总是催他“该休息休息,轮到我了!”邓小平才回去闭一会眼睛又来了。所以三位常委“轮流值班”却常常是大家都在。他们是那样的辛劳,以致一段时间过去后,刘伯承的眼镜都快挂不住要往下掉,陈毅不用减胖也成了瘦子,而一向很注重军容的邓小平,竟连修脸的功夫都没有,留起了胡子。这些都那么真实地记录在淮海战役五位总前委成员合影上,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直令人感慨万千。

决战时刻,陈毅甘愿啃骨头

  在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每逢研究重大军事行动时,陈毅总是先发言,讲完后就说:“我的意见讲完了,请主帅(指刘伯承)最后决定!”
  刘伯承总是谦虚地说:“大家商量,大家商量。”在场的同志也笑。
  陈毅却严肃地说:“莫笑!下决心只有主帅,不能大家下。司令员是你,我是副司令!”
  当然,一些重大决定,往往还是刘邓陈三人共商定下的。
  身兼华野司令员、政委的陈毅,十分体谅中野部队从大别山出来后,部队人员、装备不太充实的实际情况,经常向中央建议,让华野多出部队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除牵制部队外,华野有三个纵队在参谋长陈士榘带领下,直接参加了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在南线,光消耗,无缴获,最艰苦的阻击任务,就是华野第6纵队担任的。这个纵队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许多同志是陈毅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时的老骨干。淮海战役中陈毅常常直接掌握这个纵队,给纵队领导打电话、写信,严令他们准备伤亡过半,保证中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胜利,华野6纵坚决执行了陈毅的命令,付出很大代价,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陈毅命令华野一个汽车团,昼夜不停地向中野这边送弹药,一次几十车,对中野作战是有力的支援。
  总攻黄维兵团部时,陈毅命令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将主要炮兵全部拉过来支援。陈锐霆接受任务后,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大白天带了个骑兵班,驰马亲至中野领受任务。华野特纵的参战,对全歼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
  在打扫战场时,华野个别部队,为争战利品和中野部队发生争吵,问题闹到统帅部来了。陈毅闻知此事,接过电话筒,对该部指挥员说:“你听着!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包括你们已经拿到手的,立即全部交给中野部队!你没有看到兄弟部队的困难吗!谁违犯这一条,要给以严厉的处分!”他接着又说:“不光你的武器结他们,战斗结束后,把你们也交给中野!分什么彼此?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嘛!”
  陈锐霆在打扫战场时,担任华野战地司令,他遵照陈毅的专门指示,把缴获黄维的全部美械装备,都给了中野。
  陈毅和刘伯承的友谊,和邓小平的友谊,及对中野部队的友谊,是共产党内真正无私的,崇高、感人的战斗友谊。
  当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2野战军进军西南时,急需大批军政干部。特别是熟悉故土的四川籍干部。第3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就给3野部队下达了一条指示:“只要是四川人,愿意去四川的,都可以到2野去!”
  他还帮助2野组建了特种兵纵队和西南服务团,并支援了许多人员、物资,全力支持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行动。

刘伯承组建军院,陈毅鼎力相援

  1950年,刘伯承奉毛主席函令,筹建陆军大学。刘伯承欣然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2野司令员职务,积极组建全军最高学府。后因考虑还有培训海、空军任务,改名军事学院。刘伯承于1950年11月就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军事学院校址设在南京。
  成立大会那天,出现了十分隆重动人的场面。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陈毅在一面鲜艳的军旗面前宣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授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
  陈毅讲话后,刘伯承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面前,双手捧起军旗下角,吻了一下,从陈毅手里接过军旗,庄严讲话:“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而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这一时刻,刘伯承、陈毅两位战友都十分激动,泪花在他们眼里转动。从1926年起,他们就舍生忘死为党创立武装,经过了“八一”起义,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踏遍千山万水,付出了多少战友的鲜血和生命,我们的党领导人民终于打下了江山,有了一支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考验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创立、成长、发展,每一个历程都有着他们二人的心血啊!今天,我们的军队又将向更现代化的正规军建设发展,军事学院的成立,培养大批军队高级干部,就是这新的里程的起点,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
  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和亲密战友陈毅同住南京城,心情特别高兴,他希望陈毅能和他一起办好军事学院,共同为我党我军培养高级军政领导出力。因此多次动员陈毅出任军事学院政委,但陈毅实在太忙,他不但统率华东广大地区部队保卫内地和海防,还兼任着上海市长,无法再到军院任职。他向刘伯承表示,军事学院的一切工作,他将全力支持。后来也果然这样做了。在人力、物资各方面都给军院帮助。军区的各种活动,都通知军院参加。军院的学员常到军区听陈毅的政治报告,军区干部也常到军院听刘伯承的军事报告。
  军事学院成立后政委一直空着,刘伯承在等待陈毅,直到1951年2月,陈毅来不成了,中央军委才宣布刘伯承兼任军事学院政委。

陈毅赠录音机帮刘伯承“补角”

  陈毅和以往一样,随时从各方面关心着刘伯承。有一次,陈毅在上海专门买了一台从法国进口的钢丝录音机送给刘伯承学俄语。刘伯承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从没间断过俄语学习,战争年代那么紧张繁忙,他还每天清晨读俄语,抓紧一切空隙,翻译苏联军事理论书籍,下发部队,供指挥员学习现代化战争。他的俄文,文法水平较深,但发音不太好,军事学院成立后,还请了俄文教员教读,继续教研。陈毅对刘伯承的一切都非常了解,所以特地送了一台进口录音机供刘学习用,在当时,这种钢丝录音机已经算是最好的工具了。录音带的前面,陈毅还讲了一段话,鼓励老战友,其中一句有风趣的是:“这台录音机,可以帮助你这个‘三角板’学好俄语。”意思说,俄文水平如一个四方块,而刘就缺发音、会话“一个角”。刘伯承的秘书李佳珍专程到上海取回录音机,还给刘伯承录下了苏联专家讲授的《联共(布)党史》课的结束语部份,供刘学习语音。
  在南京时,陈毅知道刘伯承还是除了工作学习不爱文娱活动的老习惯,就想方设法让他休息。常常劝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年纪也大了,不要这么拼命,出去玩玩可以延续生命,为党多干些年。”经常邀他到江南名城作短期旅游,苏州、无锡、镇江都去玩过。刘伯承笑着对秘书说:“陈老总是钓鱼的,每次来钓我都上钩,把我钓走,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军事学院重大活动,陈毅也参加。1951年夏天,刘伯承领导军院在安徽凤阳县临淮关,组织了一次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陈毅和他一起审定了演习作战方案,并参加了演习的全过程。
  到了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克服思想和工作中缺点的“反教条主义”,搞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被说成自成立以来就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刘伯承同志逝世后,写过一篇《悼伯承》的文章。其中提到:“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一只左眼、视力也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但在1958年那次林彪跳得最积极的军委扩大会上,却要正在外地生病的刘伯承赴京出席会议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刘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他在来京的火车上一夜未能成眠,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主席曾关注地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查,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已8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而和刘伯承感情深厚,对党内斗争有丰富经验的陈毅,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却敢于“开顶风船”,他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极力安慰战友,要他宽心治病,不要把自己搞垮了。刘伯承谈到一定要虚心接受批评,还要写检查。陈毅对这次会议的开法本来就有意见,看到到刘伯承都这个样子了还要写检查,更来火,说道:“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在有人想趁此时机,对刘帅落井下石的境况下,老战友道出如此深情的肺腑之言,多么令人感动啊!
  但严于责己的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出席大会发言作检查。
  7月10日这天,怀仁堂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沉重,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主席台。当刘伯承元帅由两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深处时,全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达半分钟之久,这不像是将要听一个“有错误”的人作检讨,倒像是欢迎胜利归来的英雄。许多人一面鼓掌一面淌着滚滚热泪。这动人的场面,表达了在场的将军们,对戎马数十年,舍生忘死,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战疆场的刘伯承元帅的无限敬爱与崇敬,也是对这次会议错误倾向的无言抗议。在主席台上的陈毅,更为老战友如此深受同志们的敬爱而激动欣慰。
  当意志坚强的刘伯承,发出与他虚弱的身体毫不相称的宏亮声音宣读发言稿时,人们早已谅解了一切,发言结束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欢送敬爱的刘伯承元帅离开会场。许多年后,当人们谈到此番情景时,仍感慨不已。

刘伯承想拉住战友热情的双手

  十年动乱期间,陈毅受到许多折磨,他仍然一如既往,坚强地挺住,不停地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斗争。刘伯承后来已双目失明,陈毅对战友的健康很关心、惋惜,但看到四周险恶的环境,有时反而安慰老战友说:“你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这听起来似戏谑的话多么沉痛啊!
  1969年,林彪以“战略疏散”为名,将在京的朱德、董必武、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统统赶离北京。陈毅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工厂里锻炼,厂里条件有限,陈毅经常腹痛查不出病因。后经总理批准回京治病时病痛加剧,送进301医院当阑尾炎开刀,打开腹腔后,才发现是直肠癌,而且已经转移。治疗过程中又受到林彪集团干扰,延误,致使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陈毅元帅,终于在1972年11月4日离开了人世。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林彪出逃摔死后,中央召集的一次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那次会上,陈毅义愤填膺地对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的真实面目,作了全面的揭发,将多年来被篡改的党史、军史作了权威的更正。为了保存这一珍贵史料,会后请陈毅校定讲话记录。陈毅病重无法阅稿,竟用了一个上午重新口述录音,长时间讲话,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谈完后,一股鲜血从鼻腔流出,这是英雄陈毅,竭尽生命之力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击,自此卧床不起,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给亲人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重病在身、双脚浮肿,久已不出门的毛泽东主席,决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比陈毅大9岁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战友竟先自己而去。
  刘帅已双目失明,他一定要去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开到灵堂外的汽车刚刚停下,刘伯承一出车门,就老泪纵横,大声呼唤:“陈老总,你在哪里,陈老总你在哪里?”
  由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向前走,两手伸向前面,就像往常一样想要去拉陈毅热情的双手。
  可是静静地仰卧着的陈毅,已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声音,再也不能用爽朗的笑声来迎接亲密的战友了。
  刘伯承来到陈毅遗体旁,流着眼泪,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几次抚摸陈毅的身体,向几十年来,在雷鸣电闪,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知心、知己的战友,作最后的道别。从他那双已失明的眼睛中,流淌着的痛苦的眼泪,代替了深沉的千言万语。
  在场的陈帅的亲人、战友、部属,为这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流泪、饮泣,有的人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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