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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

4、一个起自民间的民军领袖,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真不简单。贺龙却并不高兴:“他拿你没办法,就给你一顶乌纱帽,要能吃掉你,连骨头都要嚼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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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9月15日,湖南省政府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澧州,是澧水流域九县的政治中心,素称“九澧”。在湖南,这里的镇守使,也是历来为不少人所垂涎的官职。因为,拥有这个职位,便可拥兵自重,雄居一方。贺龙是一个毫无靠山的民军领袖,能当上“九澧”的首脑,实在来之不易。长期跟随他转战的老部下,为他准备了一个极其隆重的就职仪式,要让贺龙“风光一番”。贺龙夫人向元姑、大姐贺英也从桑植来到了澧州。
  向元姑是贺龙的第二位夫人。1920年,父亲贺土道携幼子贺文掌不幸被匪徒截杀之后,贺氏家族给贺土道办了七天七夜的道场,超度亡魂。他们考虑到贺龙夫人徐月姑已经仙逝,膝下无子,仅留一女贺金莲,于是,由他们作主,将凉水口土家族姑娘向元姑许配给贺龙,并按桑植民俗,要在贺土道治丧期间为贺龙举行“丧婚”,借以告慰先灵。但是,贺龙此刻正在慈利与袭杀澧州镇守史王子豳的卿衡作战,不能回乡,无暇以顾。族人便按当地习俗,让尚未出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一只大公鸡,与向元姑在亡父灵前拜了天地。向元姑就这样成了贺龙的夫人。
  贺龙对于这次就职,有自己的看法。他让秘书长严仁珊给省长赵恒惕发了一个简单的通电。通电云:“案奉钧座委仁令开,委任贺为澧州镇守使,此状,等因。复奉发木质关防一颗,文云,澧州镇守使之关防。各等因。奉此,遵于本月删日在澧州镇署敬就职。”表示接受委任,其他一切皆免,既不庆祝,更不搞什么就职仪式。
  人们对贺龙此举十分惊讶。历任镇守使就任,谁不大办宴席,热闹一番?难道贺龙疯了?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冷淡?他的一些部下一直迷惑不解,却也不敢违令。后来,贺龙对人道出了个中原委。他说:
  “中国镇守使多得很呢!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办法,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没有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还不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起兵反袁的’“三起三落”,给年青的贺龙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教训。他变得老练起来了。“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便十分注意运用灵活的应变能力,在变幻莫测的中国政治风云中,与各种军阀势力虚以周旋,真可谓步步艰险。他参加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想争取一个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的民国,那知,路是那样艰难,每走一步,都有令人难以防范的馅饼。从营长到镇守使,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只有贺龙自己明白。他这段话,隐藏着多少辛酸与痛苦!
  贺龙的好友刘达伍在其《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一文中,谈到二十年代的贺龙时,说:“每当宾客满座,谈起政治问题的时候,贺龙将军总是静听别人意见,很少谈他本人的看法。”“后来,当我们彼此都有一些了解时,我逐渐觉察贺龙将军不是没有政治见解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留意政治。他在观察每个人的政治倾向,他在冷静地思考别人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是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中探索革命的道路。”
  说得很对!贺龙已经懂得在那风云诡谲之中,辨别政治方向。“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注视中国政局的动向,以便及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把握前进的方向,尽量不使自己走进泥潭,掉入深渊。
  1928年春,段棋瑞政府重新集结兵力,进攻援鄂护法军。贺龙率部退到澧州以后,便专程去石门县拜会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向前辈请教护法战争前途如何。他们俩人在长沙正谊社相识,老朋友了。林德轩坦率地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虽为军政府大元帅,却没有自己的武装。为他所依重的云南,广西等南方军阀并不遵循孙中山的指令,往往各行其事。有利于我者,积极执行;无利于我者,束之高阁。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护法前途不容乐观。林德轩很赏识贺龙率十八勇土主动援鄂、转战十县的勇敢精神,希望他留在第五军。他说,现在,他有三个团都是空架子,人员不足,亟待充实,如果贺龙率队而来,则帮了他的大忙。贺龙考虑,援鄂返湘以后,自己尚无归属,且政局变化莫测,不如答应其要求,留在第五军中。林德轩听了很高兴,委任贺龙为第五军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驻防桃源县,后来移防桑植。
  几个月以后,林德轩率第五军开往桑植,让贺龙率部随行。然而,贺龙却违命未动,脱离了林德轩。因为,不久前,他奉旅长之命,击毙了驻防水顺、桑植边界地区的二团团长马吉祥,使林德轩大为不满。贺龙后来谈起此事说:
  “马吉祥这支部队纪律非常坏,在地方上民愤很大。当时,我奉命打死了马吉祥。林德轩离开湘西,我的部队没有动。他也曾通知我随行,我担心再次发生常德被整编的那种骗局,部队有被缴械的可能。”
  贺龙的确老练多了。
  到了第二年,即1919年夏季,贺龙突然接到两张委任状:一张是湘西镇守使所属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任他为支队司令的;一张是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任他为团长的。
  为什么他们都争着笼络贺龙呢?一言以蔽之,为了各自的利益与生存。
  这一年,刚刚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大大推动了全中国人民大众的觉醒,而且也加深了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间、广州政府与南方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6月间,表面上服从军政府、暗地里拥戴桂系的前湖南督军谭延kei,赶走了湘军总司令程潜以后,便企图将湘西纳入其控制之下。湘西的武装,从历史渊源上说,多属孙中山的军政府,但因军政府软弱,鞭长莫及,大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谭延kei企图武力统一湘西,引起了他们的恐慌,纷纷扩大实力,以求自保。陈渠珍、王子豳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急于将贺龙拉入自己门下。
  贺龙对此十分清楚,对他们的笼络也颇反感,但是,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有可能引发冲突,而以自身的力量与之抗衡,势必使部队受损,乡里涂炭,何况,脱离林德轩以后,部队的给养、供给已全无来处。思之再三,他决定接受委任。然而,接受谁的呢?他的部下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接受陈渠珍的委任。理由是,陈的势力离桑植较近,难于与之抗争;有的主张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为王距桑植较远,我们可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贺龙反复权衡利弊,认为,陈渠珍并不拥护孙中山,其势力又近在咫尺,易于被其控制,如接受其委任,将会受制于他,给自己今后的行动带来不利;王子豳坐镇浪州,鞭长莫及,可采用“服招不服调”的办法,与其保持距离,使自己有较多的独立性,而且,近年来,王子豳已逐渐在靠拢孙中山先生,政治上有所进步。于是,他以按历史习惯划分,桑植属澧州地域为理由,接受了王子豳的委任。
  但是,到了1920年IO月,也就是一年以后,他却又接受了陈渠珍的委任。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920年,材修梅来到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是贺龙早年在长沙认识的革命党人,林伯渠的堂兄,澧州地区的军界名流,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1919年夏,谭延kei驱程主湘之后,为排挤林修梅,将他派往南方,作为驻广州军政府的湘军代表。这次,是贺龙策动澧州镇守使王子自之子王育英派员晋见孙中山,邀其来湘的。孙中山通电湖南当局说:“王育英派员前来,自请援粤,文以其颇知大义,遂令林修梅亲往该处视察一切。”并告诉谭延kei:“望赞此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林修梅来湘后,贺龙、王育美推举其担任了湘西靖国军总司令。
  贺龙接受林修梅委任,担任了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随林修梅通电援粤讨桂。此举,令谭延kei大为恼火,急令大批湘军出兵阻拦。双方交战数月,湘西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修梅被迫离湘,贺龙率部将其一直护送到湖北长江边上,挥泪而别。林修梅回广州后,曾任军政府顾问、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后来,在广州病故。贺龙对此十分惋惜。他说:“林修梅是个了不起的军人,牙齿一痛,一下子死了,太可惜了。”
  这时,陈渠珍取代田应诏成了湘西镇守使,正以武力统一湘西,要当“湘西王”。贺龙拥兵桑植,又是拥护广州政府的力量,要统一湘西,必先解决贺龙。陈渠珍是先兵后礼。先派其右翼司令张云龙,率其精锐之旅伏击贺龙,被贺龙击败;再委派其亲信肖某出任桑植县县长,对贺龙进行游说,促其归附,收在左右。
  林修梅走了以后,贺龙的部队又一次无所归属。历年征战,枪支弹药已感不足,部队薪响长年在桑植征收,乡里不堪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坚持与兵力雄厚的陈渠珍对抗,后果很难设想。贺龙只得违心妥协,同意陈渠珍之请,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依附陈渠珍麾下。
  1921年冬,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成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次年春,孙中山将其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宣布国民革命进入讨贼时期。他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四川,联络四川方面倾向广州军政府的力量,策划四川讨贼事宜。
  石青阳经长沙过湘西,会见了他的旧部属陈渠珍,借兵援川。对老上级石青阳的要求,陈渠珍不便推脱。陈渠珍老谋深算,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担心其久居湘西,可能威胁他当湘西王的企图,一直图谋除之。石青阳借兵,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贺龙遣出湘西。
  贺龙一向跟随孙中山。石青阳是奉北伐大本营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为北伐讨贼出力,这是欲谋而不得的,何况,也是摆脱陈渠珍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随石青阳入川了。
  石青阳入川后,立即会见了熊克武等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将领,商讨四川讨贼大计,并就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不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军,由但越辛、吕超、石青阳分任三个军的军长,起兵讨伐由直系军阀支持的刘湘、杨森等川军。四川南北战争战火连天。
  在一年多四川讨贼作战中,贺龙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所率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个甚得民众称道的勇将。他先后担任了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但是,对于四I;D的南北战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刘达伍谈起重庆浮图关战斗时,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困难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收拾?”
  看来,他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对这场战斗的前途充满忧虑。
  不管他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有什么想法,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却是寸步不让的。
  1926年6月,贺龙率部与第H军汤子模师协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长江交通线,阻止在万县的援川北洋军西上。8月,吴佩孚派日清公司客轮宜阳龙、云阳九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支援杨森、邓锡候,并派其军械处长张运矾押送。
  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日本船主命令两轮挂起了日本国旗,从武汉起程,沿长江上驶重庆。吴佩孚认为,日本人一出动,日本旗子一挂,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援川弹药就万无一失了。
  他想错了,中国敢管的人是有的。
  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感到此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扬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要是把船放到了重庆,卸下军火,充实了敌军,对讨贼军极为不利。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应该不准他们通过,迫其返回武汉。如果将船扣留,就会惹出大麻烦。
  贺龙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这玩艺我们也缺呀!扣了它,我们多了一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一定要打胜。更重要的,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可是,船怎么扣法呢?
  贺龙说,日本商人一向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可以派人装成老百姓,要求搭船去重庆。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一上船,就由不得他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不在长江上公开动武,又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留“宜阳丸”,周西成负责扣下“云阳九”。
  第二天拂晓,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无把坛都堂嘴码头,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要求搭船。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觉得没有异状,下令停船,但不靠码头,让搭乘人坐小船过来。
  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枪,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百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枪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交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枪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追州镇守使唐荣阳即以其全部兵力远出拦阻,但被贺龙所败。12月2日,贺龙占领治州。此时,他的部队已有了很大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大到了十个团,人多势众。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然而,到了3月份,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形势很快出现了变化,赵恒惕不再敷衍广州政府。他操纵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除建国川军出湘案,并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建国川军在两个星期内离开湖南。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建国川军的行动。会上意见不一。熊克武力生按广州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将建国川军开赴广东。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3月下旬,熊克武来潜州,动员贺龙率部与其同往广东。
  对于这位老同盟会员,贺龙历来十分尊敬,但这次却对熊克武去广州的决定持反对态度。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突出,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与国民党元老派结盟,力图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西南军阀后继尧,以副元帅身份,派人在广州活动,企图争夺大元帅的位置;驻广东的阈、滇、黔军队将领,也想乘矾扩大各自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川军再去广东,不仅会增加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且有可能被别人所吞并,部队存亡很难预料,这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无益。何况,自己的部队入川三载,连年征战,损失不小,直到移驻津澧,经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部队面目才为之一新。他的部下大都是湘西人,听说可能开赴广东,有人已泣涕请命留守本土,如果冒然行事,部队可能分裂。对于熊克武说的,他去广州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更不敢苟同。对此,贺龙这样说:
  “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政府,是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能克武往来就少了。”
  贺龙还告诉熊克武,自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我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这次不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
  熊克武说服不了贺龙,率扬子模等部离湘而去。谁知,他一到广东,便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囚禁于虎门。入粤的西南建国军或被缴械,或被收编、遣散,从此烟消云散。陆军上将汤子模亦被其部下罗瑾光打死。看来,贺龙确有几分先见之明。消息传来,贺龙叹息说:“熊镜公不明政局也。”
  不过,对于这位熊镜公,贺龙还是深记于心的。1950年,成都解放以后,贺龙专程登门拜访这位老上司。熊克武自广州被囚之后,一直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考虑到熊在西南的影响,派人拉他去台湾,遭熊严辞拒绝。这次。贺龙来访,熊克武惊喜交加,甚感意外。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甚为钦佩,热情邀请熊克武出来为人民服务。熊克武说:“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一再动员,希望他在建设新中国、新四川上出力,做一个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所动,接受了邀请。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极力推举熊克武。他说,熊锦公“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户”,“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尽自己一分力量”,建议委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来去广东,却也面临危险局面。赵恒惕调动湘军三个师开抵益阳,进逼常德,威胁律遭。强敌当前,是战,是和?是留?是撒?怎样抉择,关系到贺龙这个师的存亡。思之再三,贺龙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战为下策。双方兵力悬殊,我处于劣势,战必败。求和备战,是为上策。他一面布置兵力,严密戒备,一面发表留湘通电,阐述留湘缘由。他说:
  “去岁追随熊镜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管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愈炽。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滂径,忧心如焚,不得已,勉循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贺龙是在告诉赵恒惕及全省各界人士,我本湘军,奉命援川,北伐未战,归还桑梓,此乃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也。为了使赵恒惕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宣称:
  “自今日始,无论何人,倘有勾结奸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香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公开表明了支持省府当局态度。
  贺龙又派出参谋马忠岳赴长沙,疏通省议会,并请省府书记长官、桑植籍好友陈伯陶及湘西在长沙请名流鼎力相助。省会有不少政界要人与贺龙相识,主张接纳贺龙,并有人出面推荐贺龙任港州镇守使。这样,便给赵恒惕出了道难题:湘人还湘,无可指责;政要面子,难以驳回,况且,他的嫡系部队贺耀祖、刘(钅刑)、叶开差三个师,正在流水流域与老对头蔡矩献作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贺龙。赵恒惕权衡利弊,觉得从目前情况看,用灌水把贺龙围起来,不让其四处扩张,也算得上是一着棋,这样,既可以稳住贺龙,又能在湖南各界政要之中显示自己的辖达大度,以收买人心。于是,他顺水推舟,于4月15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时年二十九岁的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但是,老好巨滑的赵恒惕,对贺龙心存戒心。他指派一位叫熊贡卿的省议员作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个熊贡卿,到了1933年,乘红军处境窘迫之际,到湘鄂边说降,被贺龙处决。谁知,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竟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酿成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此乃后话。
  年轻的贺龙,穿过一条条夹缝,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历程之艰辛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历史阶段,贺龙饱尝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显示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妙的策略手段。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特经历,将年青的贺龙锤炼成了政治上成熟的将领,可以在更大的暴风雨中搏击翱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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