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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

第二章求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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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割礼的历险、惊喜和激动:“我成年了!”
  ·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曼德拉的第一次个人宴会
  ·希尔特敦学院的反差——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后裔与非洲的科萨族著名诗人
  ·“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
  ·黑尔堡大学:学习与交友、天真与成熟
  ·勒令退学
  ·“现在是该你成家的时候了”
  ·逃往约翰内斯堡

  曼德拉到了姆克凯芝万尼以后,在大酋长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荣欣塔巴的儿子贾斯提斯比曼德拉大四岁,他个头很高,英俊潇洒,歌喉诱人,往往吸引了一大群“女崇拜者”。他当时已在离家60英里的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读书。这样,贾斯提斯很快就成了曼德拉的崇拜者。俩人关系密切,在家时总是形影不离。
  荣欣塔巴和他的妻子非英格兰(No—England,多么奇怪的名字!)对曼德拉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孩子们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干同样的活计。荣欣塔巴对曼德拉的管教亦与对其他小孩一样,操心费力,既严厉又慈爱。他们一般都叫曼德拉“塔陀姆胡鲁”,一个很有趣的爱称,意思是“祖父”,因为他们看到曼德拉严肃认真时,活像一位老人。虽然曼德拉很快就适应了姆克凯芝万尼的新生活,但是他仍不时回想起库努的孩子们,一起放牧的日子和最后与姐妹们离别的日子。有时,他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回忆起他第一次和白人用英语交谈的情景。
  村里的小朋友中只有他会说英语。当然,用英语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并非绝无仅有。有一天。曼德拉将家里的牛群赶进牛圈以后,突然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这是从那条由乌姆塔塔通往伊丽莎白港的公路上传来的。这辆摩托车的发动机咆哮了很长时间,就是发动不起来。“姐姐,我们过去看看!”曼德拉边嚷边跑过去了。只见路边一个白人,他使劲用脚踩摩托车踏板,但发动机每次就响那么几下就不动了。围观的孩于们悄声议论著,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曼德拉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用英语问道:“我能帮忙吗?”那个白人抬起头来皱皱眉头,没有回答。但曼德拉已卷起袖子干起来了。他一会扳着这个,一会儿压着那个,在那个白人的指导下干得挺欢,并用英语和白人谈起话来。白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纳尔逊。”这是学校的老师姆丁干小姐给他取的欧洲名字。
  当夜幕降临时,摩托车修好了。白人朝这位乐于助人的黑人小孩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点东西交给曼德拉,然后开车走了。其他的孩子纷纷围上来,想看看是什么。曼德拉将握紧的拳头举过头顶,笑着走开了。然后,他从手上拿出3个便士,分别交给3个姐姐。“其余的我要留着交学费。”他们一起笑着回家了。除了一般的家务外,曼德拉经常和姐姐们一起放牛。他为每一头牛取了名字。有时回家,他赶着牛群,喊着它们的名字,很亲呢地和它们交谈。有时则一边放牧一边复习学校里学的诗歌或各种公式……
  曼德拉在荣欣塔巴大酋长的“克拉尔”学习生活。在南非的班图人中,克拉尔是一个大家庭的住宅。丈夫、妻子和孩子统统住在一个克拉尔里头。它由排成圆形的小茅屋组成,周围有篱笆。这些房屋中,一间为寝室,一间为日常杂居室,其余的分别由妻子们居住,第一夫人的房间靠近牛栏。女人们各自有谷仓和田地,孩子们长大后男女各用一间房子。这种结构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圆形结构象征着子宫,它既表示生老病死的人生观,又是家庭维系的纽带。克拉尔的大家庭由集体精神来支配。一天的伙食由妻子们集体准备,然后端到作为饭厅的第一夫人的小屋里。屋内男人们坐在左侧,女人们坐在右侧。饭菜循环传递,直到吃完。这不仅是全家人聚餐的时候,也是家人闲谈的社会场所。而且此时大人们有意识地向小孩子传授各种礼仪常规。
  在荣欣塔巴的克拉尔,曼德拉和贾斯提斯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学习传统的科萨人战斗技巧,为参加成年割礼作准备。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割礼不同,科萨人进行的是成年割礼,即要等孩子到了18岁左右才进行这一痛苦的手术。在此之前,他们被看作是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尽情嬉闹。而割礼这一天是他们生命的里程碑。曼德拉从小就对成年割礼有一种敬重的感觉,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天起,他将成为成年人,开始享受成年人的尊严和权利,同时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可以参加部落会议和选举酋长。也是从这一天起,年轻人可以娶妻结婚。割礼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活动阶段,第二阶段是仪式本身,第三是康复阶段。
  自由活动阶段可以说是将要接受割礼的人对自己的孩童时代的告别仪式。他们身披兽皮作为伪装,带上长矛和盾牌,离开酋长的克拉尔,自己出去寻食打猎,享受“完全的自由”。他们将自己的脸上和身上涂满红赭石粉和白粉,带上装有发过酵的牛奶和牛皮袋以及各种避邪物和草药,踏上了去深山的旅途。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一路上自制各种防身的武器,吸吮灌木丛中蜂窝里的蜜。有时他们能打到野兽,就饱餐一顿;如果没有运气,则只好靠草根或树皮充饥。有时皮扎破了,就用石墨花来使伤口愈合。一旦碰上大河,他们就扎木筏渡水。他们之间在出发前规定了以口哨或某种声音为暗号,这样一旦失散在茂密灌木丛或树林中,就可以互相联系。等时间一到,他们便回到酋长的克拉尔接受割礼。
  科萨人的割礼是很隆重的。举行割礼时,要摆设盛大的宴席。因为这种宴席需要不少的牲畜和粮食,因而往往在一年的收获季节才举行割礼仪式。仪式在清晨举行,这以前是持续一夜的宴会和舞会:整个地区的年轻人从各个村庄赶来,参加这个传统的典礼,向孩提时代告别。因为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将成为成年人了。许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在这样一个传统典礼上作最后一次角斗,这是他们艰苦训练的一部分,也是挑选合适继承人的最佳方法。其次是晚宴,一壶壶科萨人自制的啤酒,一块块烧烤的熟肉,一碗碗香喷喷的玉米粥。人们尽情地享用这丰盛的宴席,以表达对行割礼青年的衷心祝福。随后是黑夜的狂欢。人们聚在一座宽大的克拉尔的中央,姑娘们靠着墙,男人们和青少年跳着雄壮活泼的舞蹈,速度飞快,节奏明晰,旋转快得令人目眩。舞蹈在系在舞蹈者脚上的许多小铃的伴奏下,和着全体参加者的合唱进行。
  大家都重复着一种柔和而单调的歌声。随着歌声的节拍,舞蹈者的手相互搭在肩上,从而连结成一个坚实的圆圈。即将行割礼的青年们赤裸着身子,手拿一根系有白色带子的长棍,不时地一起冲出圈子。这种动人心魄的战斗舞蹈持续一段时间后,舞蹈者又加入到围在火堆边的人群,开始听老人们的叙述:披荆斩棘的创业和祖先战胜敌人的欢乐。到午夜时,村子里又重新活跃起来,啤酒、烤肉、玉米粥和更多的舞蹈和歌声。直至黎明将至,人们已经精疲力竭,这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耀着宁静的山村,给坐落在山间小溪旁的圆茅屋披上一层金色的阳光。将要行割礼的科萨小伙子重新裹上白布,他们经过一夜的折腾,早已精疲力尽。但他们尽力克服一夜的疲劳,强打起精神,随着几个村里的长者向离村不远的一间茅屋走去。他们身后,祭司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在酋长的陪同下,缓慢持重地走着。随后,他们到达了那间茅屋,祭司口里念念有词,弯腰轮流给青年们行割礼。长刀的刀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滴滴鲜血洒在沙地上。接着,祭司开始把泥沙和鲜血在手掌上混合,然后涂在小伙子脸上。祭司熟练地完成最后几个动作,即将青年人安放在事先准备的床上。
  这时候的青年人脸上涂满了自己身上的鲜血。经过一夜的兴奋之后,他们可以休息了,正式进入康复阶段。然而,他们在伤口愈合之前是不许离开这间茅屋的。这是因为他们身上“不干净”,不能在众人面前露面。只有一位特选的看护可以送食物到他们这个自愿囚禁的地方。在夜晚,他们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出来走走,但必须把脸涂白,以免过路人认出他们。
  当曼德拉16岁时,荣欣塔巴决定让他一起参与专为贸斯提斯准备的成年割礼仪式。这样,他与其他25名小伙子一起经历了这一渴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洗礼。为了显示勇敢精神,在独居期间,他们用啤酒渣诱来了一只肥猪。将它宰了以后,燃起篝火饱餐了一顿。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风趣地说,“在此以前或以后,没有一块猪肉吃起来有这么香。”曼德拉和25名伙伴在山间茅屋度过了几天,直至伤口痊愈。“我成年了!”他和贾斯提斯一起由衷地笑了。按照一般习俗,行过割礼的青年要回到自己家族的克拉尔,然后各方家长在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洽谈之后,将为自己的儿子们操办婚事。但是,曼德拉的想法与众不同。他立志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而暂不考虑自己的婚姻,他的请求被部落长老们批准了。
  行了割礼后不久,曼德拉被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接受了。这是滕布人地区的黑人最高学府,它既是一所中学,又是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荣欣塔巴本人就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临行前,荣欣塔巴专为曼德拉举行了一个宴会,祝贺他完成了五年级学习并为克拉克伯里学校录取。酋长专为他宰了一只羊,宴会上唱歌跳舞,热闹非凡。“这是我第一次享受为自己的荣誉举行的庆祝活动,我觉得很开心。”曼德拉后来回忆。荣欣塔巴酋长还特意为曼德拉买了一双靴子——一个成年人的标志。尽管新靴子已经很亮,但那天晚上,曼德拉情不自禁地擦了又擦。到了克拉克伯里学校后,曼德拉开始了新的独立生活。这所学校的严格日程和清规戒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荣欣塔巴为了培养曼德拉,有意识地让他在假日列席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的各种案件。当时,酋长的任命需要经过当地白人行政官员的同意。如果他认为某个酋长不称职,则随时可以解除其职务,再任命一个由科萨人自己提名的新酋长。除了这种情况以外,酋长职务一般都是世袭的。因而,酋长的社会地位变化并不大,仍然十分受人尊敬。每年一次,特兰斯凯地区的科萨酋长都要在乌姆塔塔开会,大会一般要开两个星期。会议所决定的措施和法律对整个特兰斯凯地区都有效力。每当滕布人酋长开会,曼德拉总是聚精会神地观察。当他看到小酋长毫不留情地批评大酋长或民众对部落事务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感到新奇和兴奋。通过这种难得的经历,曼德拉看到了自己民族传统政治机制的运作,并领略了一种与教会学校的生硬气氛全然不同的民主气氛。
  在克拉克伯里学校,曼德拉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初中课程。随后,曼德拉来到希尔特敦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以美会教徒办的学校,校长是英国著名的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亚瑟·威灵顿博士。曼德拉回忆,每次在集会时,威灵顿博士总要用他那浑厚的声音声明:“我是贵族、政治家和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他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人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同时,也为了你们土著。”这种灌输是极有感染力的。瞧,文明的英国人来到这块土地,教授这一切知识。“我们被教育,同时亦相信最好的思想是英国人的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在希尔特敦学院最后一年里,一件事使曼德拉终生难忘。著名的科萨诗人克鲁恩·姆卡伊访问了他们学校。那天,学校宣布为假日,所有的师生集中在饭堂,准备听姆卡伊讲演。姆卡伊身着科萨人的传统服装与威灵顿博士一起走进来,以他特有的口头传说者身份,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容许这些对我们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个在威灵顿博士面前毫无顾忌的发言使曼德拉震惊了。“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白人的神圣偶像第一次被摧毁了。曼德拉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曼德拉的刻苦学习使他顺利地通过了进入大学所需的人学考试。荣欣塔巴高兴极了,“好孩子,走吧!到裁缝那儿去,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这位19岁的青年人穿上了新衣服。第Th年年初,曼德拉来到了黑尔堡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建于1916年,是当时南非为数不多的招收全日制黑人学生的几所学校之一。当时的东开普地区可以说是黑人政治的发源地,黑尔堡大学、拉乌代尔学院和希尔唐学院培养了来自今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地区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贾巴伍博士、苏玛博士、姆津巴、马基瓦纳等均出于这些学校。在以后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三位最重要的黑人领袖亦均来自东开普,除曼德拉外,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索布克韦和黑人觉悟运动领袖比科。
  30年代后半期,是南非种族主义统治逐步强化、种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土地问题由于1936年通过的“土著信托土地法”而日益恶化。从荷兰人登上南非这块土地始,白人殖民者为侵夺黑人土地作了种种尝试。19世纪后期的“黄金热”带来的南非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要求与日益增多的非洲人自己占有土地的。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非洲人主要通过两种办法占有土地。一是直接从欧洲人手里买地,二是所谓的“擅自占地”。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1913年南非政府议会通过了一项“土著土地法”。这一法律使白人剥夺黑人士地所有权合法化,同时亦使保留地制度化。
  这一法律规定,政府划出9562380公顷土地为保留地,归非洲人使用;此外,非洲农民还取得858346公顷土地的耕种权,作为保留地以外的私有财产。这些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6%。法律还规定禁止非洲人用购买、租佃等办法取得保留地以外的土地,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非洲人只许当劳役仅农,不许当对分制佃农。为了迫使非洲人出卖劳动力,南非政府还对非洲人强征茅屋税或人头税。这样,班图族农民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
  当时,保留地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82人,而整个南非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21人。政府委派调查土地问题的博蒙特委员会1916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指出,非洲人迫切需要土地,并建议在原有的保留地之外再增加1500万英亩。由于非洲人的不断斗争,南非当局于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颁布了“土著信托土地法”。根据这一法律,政府要在5年内收买价值一千万英镑的土地,作为“土著所有地”,以巩固保留地制度。同时新法第4章还规定,那些“擅自占地者”是非法的,这对那些已在这些地区定居的非洲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判决。就连以前认为对“擅自占地者”不够严厉的赫尔佐格也承认此条款过于苛刻,因为那些“擅自占地者”将无处栖身。
  同一年,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这意味着对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这是整个南非仅有的具备公民权的黑人)公民权的剥夺。他们被列入另一个名册,只能对白人议会代表进行选举投票。而且,在开普省还开始实行通行证法。这一法案一直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实行。这些引起了非洲黑人的强烈愤慨,并使白人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统治。据南非联邦的犯罪统计,1937年,对非洲人提出刑事诉讼的有60多万起,其中55万起都判了罪。1937年9月,为了回击当局对韦雷尼京特定居住区的肆意搜查,当地居民愤起驱赶警察,警察与赤手空拳的居民发生冲突。结果,3名警察被打死,许多非洲人身亡,整批整批的人遭到逮捕。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5000名矿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竟然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也是在这一年,在约翰内斯堡建立了南非警察厅。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曼德拉来到黑尔堡大学读书。
  当律师是曼德拉梦寐以求的。但是,要成为法律系学生必须先取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这意味着6年的大学生活和一大笔学杂费用。很明显,荣欣塔巴是难以支付这笔高昂的学费的。然而,曼德拉对此已下定决心。在希尔特敦学习的时候,他已逐渐对政治感兴趣。目睹着在南非肆虐的种族主义和在白人政权下呻吟的黑人民众,他觉得必须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每个黑人是如此,对整个黑人民族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法律这门学问可以为他以后的事业服务。
  大学的生活是新奇的。除了上课以外,曼德拉坚持锻炼,并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的黑尔堡大学接纳黑人学生,因而南非各地的有志黑人学生多来此深造,政治气氛极为浓厚。曼德拉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卷入了学生运动。不久,他成为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直接参与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奥立弗·坦博,在以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俩成为了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巧得很,坦博也是科萨人。
  坦博出生于特兰斯凯庞多兰一个名叫比赞纳的小村庄。他的父母从未跨进过学校门,坦博自己小时候也很调皮,从未有过进学校受教育的非分之想。直到有一天,一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的教士到比赞纳来传教,他的父亲皈依了圣公教会。一天,一位朋友告诉坦博的父亲,说圣公会传教团办了一所免费寄宿学校。父子俩跋山涉水赶去时,才知道并无此事。这时,有两位英国的女会员写信给教团,愿意支付一个非洲孩子的学费。这样,奥立弗就成了寄宿学校的学生。后来,他又被圣彼得学校接受。由于他刻苦学习,竟然得到了特兰斯凯部族议事会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不仅可供他完成圣彼得学校的学习,并保证他可继续去黑尔堡大学深造。
  与曼德拉不同,奥立弗·坦博专攻科学。这并不是说他喜欢科学,他最终想学医。从小听到的那些巫医或祭师的故事,关于医师可以掌握天气呼风唤雨的传说以及一些乡村医生用种种奇妙的方法和神秘的药方给人治病的传闻使他着迷,他从小就想解开这些谜。这才是他攻读理科学士学位的原因所在。然而,坦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发现实在难以适应学校的清规戒律。很快,他就在三方面得罪了学校的领导。首先,是关于礼拜天体育锻炼的事。其次,作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秘书,他应该向校领导提交一份关于学生精神生活和宗教职责的保证书,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不能在那份保证书上签字。它是在向我要求某种我不能给予的东西。”当然,最令校方恼火的是他参与和组织了学生罢课。最后,他被校方开除了。
  曼德拉在学校里很喜欢听马修斯教授的课,主要是因为马修斯在他所开的社会人类学中对政府的社会政策进行激烈的抨击。他旁征博引,批评种族主义的非人道和不公正,这对已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们影响很大。曼德拉的另一个崇拜者是贾巴伍教授。他是1916年黑尔堡大学成立时就在此的元老之一,开设了科萨语、拉丁语、历史和人类学等课程。贾巴伍教授对学生的提问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讲解。尤其是他对科萨人历史的渊博学识使曼德拉惊叹不已。曼德拉经常为自己那一点贫乏的知识感到羞愧,并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各种知识。他立志要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有用的人。
  校园生活紧张枯燥,但有时也颇有情趣。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聚在一起,或野餐,或郊游。有一件事使曼德拉永难忘怀。一天晚上,曼德拉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黑人舞厅去练一练新学的舞步。他们商量了很久才最后下决心的,因为这所舞厅的主要光顾者是黑人社会的“精英”,如大学老师和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的黑人。进入舞厅后,曼德拉注意到马修斯等几位教授在场,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位端庄秀丽的女子吸引住了。他挺直腰,整理了一下西服,走过去很有礼貌地邀请这位漂亮女士跳舞。欢快的旋律、轻盈的舞步,醉人的情调,这些很快就把曼德拉那颗年轻的心撩拨得异想天开。“请问您贵姓?”曼德拉勇敢地问道。女人看着他天真的面容,微微一笑,轻轻地吐出几个字:“鲍克韦大太。”“我的天啊!”曼德拉的脑袋一下炸开了。鲍克韦博士是当时学校里颇受尊敬的一位青年学者。一曲终了,曼德拉狼狈地逃离了舞场,随后好几天上课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曼德拉在黑尔堡大学的另一位好友是凯泽·马坦齐马。马坦齐马一直很喜欢曼德拉。虽然他比曼德拉大3岁,但对曼德拉很钦佩,认为他将来会大有作为。在与曼德拉相处的日子里,他发现曼德拉考虑问题成熟,人很善良,他曾评价曼德拉说:“不管曼德拉说什么,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值得一听的。”虽然他们俩年轻时是好朋友,虽然他们同是科萨人贵族出身,虽然他们同是黑尔堡大学的学生,虽然历史将他们俩都送上了政治舞台,但他们俩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马坦齐马在1942年被任命为统一的特兰斯凯领土会议议员,后辞去政职,攻读法律,并通过律师考试。1955年再次成为特兰斯凯议员并于1958年成为滕布族大酋长。虽然他早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但1960年该会遭禁后,他转而支持南非当局的“分别发展”的政策。1963年特兰斯凯举行立法会议选举,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获胜。旋即出任立法会议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后,他出任“总理”。1979年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
  ①在辈份上,他实际上是曼德拉的侄子。
  曼德拉入校两年后即与校方发生了冲突。由于他当选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很多事情他都必须亲自出面与校方交涉。当时,同学们对学校的生活条件之恶劣极为不满,特别是伙食问题经常引起学生的抗议。校方为了控制局面,极力想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这引起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学生代表委员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支持学生的行动。曼德拉不仅参与了这次行动,并自始至终坚持站在学生一边,因而被校方暂令停学。他只好卷起铺盖回家,并极力向荣欣塔巴解释原由。当大酋长听到他竟然敢向学校领导说三道四时,气急败坏,“马上给我回学校去!诚诚恳恳向学校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花费了多少心血。等学校开除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是,已逐渐成年的曼德拉已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好摆布了,他拒绝到学校去承认错误。“我们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代表的是学生利益,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曼德拉深知大酋长为他操的那份苦心,但他不愿意随便放弃自己的立场。但是,大酋长软硬兼施,一味坚持要他去学校赔礼道歉,他觉得不便固执己见,就准备同意酋长的要求。
  “对了,罗利赫拉赫拉,你也不小了。成年礼后,你提出要继续读书深造,要求推迟婚姻,我们同意了。现在是你成家的时候了。”荣欣塔巴郑重地对他说。“可是,我还在读书呀!”曼德拉不禁着急起来,他有自己的想法,在经济自立以前,是不能考虑这一问题的。“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一个女人,彩礼已经送去了。我们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就把这事办了。”这种处理办法是曼德拉难以接受的,后来他回忆道:“我的监护人觉得我该结婚了。他很爱我并像我父亲那样对我精心照料。但是他不民主,他不认为娶亲的事值得和我商量一下。他挑选了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为婚礼进行了各种安排。”酋长亦为贾斯提斯选择了一个女人。
  为了逃避这种传统的婚姻安排,曼德拉决定逃跑。贾斯提斯也愿意跟着一起逃往约翰内斯堡。为此,他们一起商量了很久。首先,是时机的选择。荣欣塔巴注意到贾斯提斯对曼德拉的影响,因而总是想办法将俩人分开。但是,当大酋长不在时,他们俩即开始筹划逃跑的细节。他们决定等大酋长在特兰斯凯议会开会期间动身。为了筹集路费,他俩又将荣欣塔巴的两头公牛卖给了牛贩子。随后,荣欣塔巴一离开,他们就直奔火车站。“请买两张去约翰内斯堡的票。”俩人气喘吁吁,一边擦汗,一边将钱递进售票窗口。“对不起,不行!”“为什么?”“你们的父亲刚到这儿来过,说你们想逃跑。”
  原来,荣欣塔巴对这两兄弟近日的举止早有所觉察,但又无十分把握,故在离开前嘱咐了火车站的负责人。没法,他们只好又叫了一辆车,将他们带到下一个车站。当他们好不容易买了票后,才发现火车只开到昆士兰。由于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黑人所需的必要旅行文件,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昆士兰,想在一位亲戚家住下后再想方设法将旅行文件搞到手。不巧得很,他们碰上了荣欣塔巴的兄弟——姆蓬多姆比尼酋长,他最喜欢贾斯提斯和曼德拉。“行,就让他帮我们弄旅行文件吧。”贾斯提斯向曼德拉耳语。
  ①在40年代,黑人在外旅行时,除了通行证外,还需有旅行文件、许可证和雇主(或监护人)的信。
  当他们编了一个理由提出这要求后,酋长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孩子们,包在我身上了。”姆蓬多姆比尼原在土著事务部当翻译,和地方行政官很熟。他将两个年轻人带到办公处,向地方行政官解释了一番。一切都很顺利,贾斯提斯看着行政官签完文件,向曼德拉眨了一下眼睛,好像是说:“怎么样?我们的运气不错吧。”行政官刚准备将文件递给他们,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对了,我还是给乌姆塔塔的行政官打一个电话吧,应该告诉他一下,你们还是属他管呢。”真是祸不单行,当电话铃在乌姆塔塔的行政官的办公室响起来时,荣欣塔巴正在那里拜访,一切都败露了。“将他们逮捕起来,立即押送回来!”两位年轻人听到电话里大酋长气势汹汹的吼声。
  行政官十分生气,要立即将他们逮捕。曼德拉站起来,用他在课堂上学的那一点可怜的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不错,我们确实撒了谎,欺骗了您。但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令。您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酋长的建议就随意逮捕我们。”行政官觉得有一定道理,“你们走吧,不要再踏进我的办公室。”姆蓬多姆比尼酋长知道真情后亦很不高兴,“孩子们,我可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最后,在贾斯提斯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决定搭乘一位白人老太太的车,条件是支付15英镑的车费。“这比火车票贵多了,但没别的招了。”贾斯提斯有些沮丧。但由于他们没有旅行文件,在白人车上可能会少碰到一点麻烦。就这样,两位涉世未深的黑人青年来到大都市——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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