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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参与湘南护法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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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七年七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一方面暗中支持张勋和督军团叛乱,推翻民国,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装模作样,在马厂誓师,把自己打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封为国务总理,并让直系军阀冯国璋取代黎元洪的总统职位。
  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为此通电全国,揭露段祺瑞演出“假共和真复辟”的丑剧,率领一部分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九月初组成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军政府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副元帅(陆、唐均未就职)。中国政局由此再次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湖南省地处要冲,为南北双方军事必争之地。段祺瑞重新登台后,旋即委派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自称“中立两面不讨好”的谭延闿,在交卸督军职务前,预先安排湘军将领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用重金把原来亲北方的零陵镇守使望云亭骗往北京。当谭延闿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商讨傅良佐来湘的对策时,对谭心怀不满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表态欢迎傅良佐,使其余将领默不敢言,独有林伯渠的堂兄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愤起抗争;并于会后移师衡阳准备与粤、桂、滇等自主省份联合,响应护法,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
  谭延闿卸任湘督,同时辞去省长职务;军民两署各官佐纷纷跟着辞职。林伯渠也辞去省长公署总务科长兼代政务厅长的职务。他递上辞呈后,还未办交卸的谭延闿,却委派他和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三人为研究员赴美国考察经济和教育。林伯渠表面上接受了委令,领取了出国旅费①,还和熊、陈两人学了几天英语,暗地里却和林修梅、刘建藩、覃振、易象,以及林支宇等中华革命党人商定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衡阳、零陵发动起义。八月中旬,林伯渠先叫人把家眷送回临澧老家,自己在办完省署移交工作后,也回临澧省亲,以便就近了解湘西形势,等候衡阳、零陵起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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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来林、熊二人均未出国,把旅费退还省署。

  九月十三日,傅良佐下令撤换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并派员前往接任。刘、林二人遂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全国,宣布湘南二十四县自主,与段祺瑞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在通电中历数段祺瑞“阴怂张勋复辟”,“阳为讨逆兴兵”,“占据国家机关”,“借债诛锄异己”,“为国之殃,较袁尤甚”。通电还宣布湘南二十四县实行戒严,自后“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与此同时,刘、林二人还下令:湘南各县金融、交通,概责成县知事切实检查掌握,封存货币,不准外调。
  衡阳、零陵宣布独立自主的第二天,林伯渠即由临澧老家束装就道,奔赴湘南。在广州处境艰难的孙中山,得悉林修梅、刘建藩起义护法,无比兴奋,即致电起义将领,表示嘉奖,并密派程潜、林支宇等由粤北入湘南,协助起义军作战。程潜被举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湘南民政处长,林伯渠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不久,林伯渠又被派赴广州向军政府孙大元帅汇报起义经过,并请孙敦促粤桂两省,速即出兵湘南,支援义军作战。孙中山除力促陆荣廷出兵外,还于十月十七日委派林伯渠为湖南劳军使,到湘南前线,慰问起义将士,借以鼓舞士气。
  傅良佐在长沙接获湘南起义的消息后,一面宣布长沙戒严,一面调派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率所辖第一旅向衡山进兵。不料第一师官兵在起义军“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宣传攻势下,纷纷倒戈,整营整营的投奔起义军。李佑文吓得星夜逃命,只身走回长沙。傅良佐闻前线兵变,仓皇调北军南下增援。九月底,傅又令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挟三万余人的优势兵力,向仅有五千余人的起义军发起进攻。义军零陵副司令黄岱不幸战死,衡阳、宝庆相继失陷。陆荣廷眼见北军快要打过粤、桂边界,危及他的统治,才于十月下旬下令出师援湘,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统领马济、韦荣昌等粤、桂军万余人分道入湘。起义军声势复振,接连收复衡阳、宝庆等地。
  十一月三日,林伯渠与覃振、易象等由广州到达衡阳。林伯渠随即奔赴前线,代表军政府孙大元帅慰问作战将士,并于数日后致电孙中山,报告起义军近日作战连获胜利的消息,转达程潜、林支宇等将领感谢慰问之意。电文如下:
  广州孙大元帅钧鉴:
  祖涵江(三)日抵衡,晤程总司令、林处长(支
  宇)转达尊意,极为感谢。我军由衡山、宝庆、攸县进攻,连战皆捷。商民安堵如常,特此电闻,林祖涵
  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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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6日。

  粤桂军出师援湘后,湘南战局陷于胶着状态。这时直系军阀代总统冯国璋和江苏督军李纯等,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因主张和平解决南方战事,而与受日本帝国主义扶掖的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在湘南前线作战的北军王汝贤、范国璋本属直系,见战局失利,不愿为傅良佐火中取栗,将所率部队从前线撤至株洲,企图借居间调停与南军和好,取傅良佐湘督而代之。因此,王、范于十一月十四日通电停战,声称“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自应双方停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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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365页。

  通电发出后,吓得傅良佐汗流浃背,连夜与省长周肇祥等新任官员,由长沙逃往岳阳,而由王汝贤代行督军职务。当北军后撤时,起义军乘势进攻,北军溃不成军,不过几天,王汝贤、范国璋只好继傅良佐之后,亦逃往岳阳。国务总理段祺瑞也因此而再次被迫下台。
  十一月二十日,程潜率起义军进入长沙。湖南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推举谭浩明为湖南省督军,程潜为省长,林伯渠为省署财政厅长,易象为政务厅长。时谭浩明仍逗留衡阳,不愿就职。不到一月,程潜即被桂系及谭延闿派排挤,辞去省长职务,专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出驻湘阴新市。十二月中旬,谭浩明来到长沙,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兼摄军、民两政,决定不再设督军、省长,改行三厅制(军务、民政、财政),以桂系参谋长陈继祖为军务厅长,前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亲桂系的刘岳峙为民政厅长,林伯渠仍任财政厅长。林伯渠在谭延闿督湘时,曾筹画全省财务,湘南起义之初,又协助湘南政务处长林支宇筹措军费,由商会发行一元、五元、十元货币,暂不兑换,军民一律通行,不得低折;通令部队保护商贾正常贸易,不准随意扣留非关军事物资。这些措施,得到商民的拥护,保障了市场的稳定和战争的供给。谭浩明原先想委任林支宇为财政厅长,借此分化湖南革命势力,因林支宇坚不接受,才留任林伯渠为财政厅长,林伯渠为顾全西南护法大局,终于勉为其难。
  这时,湖南形势复杂,财政十分支绌。除岳阳以北的湘鄂边境,仍为数万北军占据外,南军又有湘南护法军、桂军、粤军以及湘西等地各种杂牌军之分,总数不下五万余人。虽号称联军,实则各自为政,除林修梅旅等少数护法部队纪律较好外,其余大部均自行就地收捐截税,强提银行、厘局存款,甚或勒索商民,打家劫舍。北军所过的战区,更是奸淫烧杀,十室九空,尸横道路,臭气熏腾,有些村镇不见人烟。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筹办财政,自然十分艰难。林伯渠在初任财政厅长时,曾写过一份呈文给省长程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困难情况。文中说:
   缘军兴以来,人心惶恐,厘金则税源枯涩,田赋及各项杂税,商民亦观望不前;且各路军饷,往往随地取求,其间假借名义,勒索款项者,遂所不免,甚至地方痞徒,乘机肆抢,正供所入,损失弥多。近如益阳、安化、宁乡、石门、桃源等县知事公署,及益阳三汊矶、靖港、靳江河、塱、南华、澧、安各厘金征收局,并湖南银行之常德、益阳、安化等处分行支店,或被勒提,或遭劫掠,损失公款,警报纷来,其中由军队迳赴县局提用者有之,由县局已解银行支店或起解在途被兵提去者亦有之。似此情形,各县局即能多所征收,亦无补公家之毫末。如分行支店受此打击,多至不能营业,金融停滞,更觉险象环生。况查各县局相距银行支店较远之处,征存赋税,因道途不靖,未能起解者,尚复不少。加以各水警署向泊各厘局护卡巡船,近亦因故,纷离汛局,款尤旦夕可危。坐此各种原因,以至总行实收之款,日益寥寥,应付奇难,几等无源之水①。
  林伯渠同情劳动人民,关心百姓疾苦,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听母亲提到父亲当财政厅长,就是给她买过一匹省青布,此外什么也没有。”送礼物来的客人准会倒霉,总是受到她父亲训斥一通,然后要听差抱着礼物随客人一起送回去。
  在桂系谭浩明的干预下,财政厅长更不好做。当时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载:“林君目睹湘省财政如沧海横流,沛然莫能御,光洋每元竟涨至五千左右,汉汇汉银一千两需湘纸一万一千两,现货来源断绝,货币愈发愈多,以至百货腾贵,农泣于野,商呼于市,补救乏术,坐视不忍,诚难乎其财政厅长矣,故亦提出辞职书,联帅亦予慰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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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大公报》,1917年12月7日第7版。
  ②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16日第6版。


  一九一七年底,湖南战场南北两军虽然暂时停止了战斗,但却没有达成协议。一九一八年初,皖系军阀张敬尧通电主战;军政府孙中山和湘军将领也力主进兵,把北军逐出湖南省境。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护法军攻克岳阳名城。北军在撤退时,纵火烧城,死伤居民二、三千人,大部分店铺民房化为灰烬。
  这期间,段祺瑞已向日本借得巨额款项,直系也不甘心于他们的部下王汝贤、范国璋在湘被逐,直皖两系再度合伙,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部署四路兵马,大举进攻湖南。一路由曹锟率领吴佩孚的第三师等居中统筹;一路由张敬尧所部第七师进攻岳阳;一路由张怀芝率领杂牌军从江西侧攻湘东;一路由吴光新率领卢金山师和冯玉祥旅由沙市进袭湘西。四路北军号称四十余万人,而湘、桂、粤联军合计不过五万余人,众寡悬殊,势难抵敌。三月间,岳阳、长沙相继为北军占领。程潜、林修梅等退守衡阳,力图固守衡州,挡住北军精锐吴佩孚部队的进攻,而以赵恒惕、刘建藩部从右翼袭击北军的薄弱环节张怀芝部。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林伯渠随同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军务、民政厅长等乘船撤离长沙,经湘潭抵衡阳。在衡阳,他和民政处长林支宇、衡阳道尹陈焕南、前政务厅长易象,国会议员王恒等一道为部队筹措粮饷,策划守城工作。王恒是江西人,久羡衡州名胜和南岳山水,几次邀约林伯渠同游,终因军务倥偬,未能成行。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兵临衡阳城下,林伯渠等又撤往耒阳、郴州。
  正当衡阳失守的时候,刘建藩部在攸县向张怀芝部发动攻势,连克攸县、醴陵、株州,前锋直薄易家湾,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望风披靡,长沙旦夕可下。五月一日,刘建藩夜雨抢渡白石港,不幸落水身亡。起义军遽然失去大将,一时军心混乱,遂转胜为败。北军复陷株州、醴陵。醴陵经北军轮番烧掠,疮痍遍地,血肉成丘,湖南善后协会一九一九年编纂的《湘灾纪略》称:全县战事结束后“仅遗二十八人”,虽或言过其实,但也可见兵灾之惨重。
  北军攻陷醴陵后,谭浩明退回广西,吴佩孚进占耒阳,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入驻长沙。吴佩孚以自己功高赏小,督军位置落给别人,愤愤不平,因而通电主和。护法军也势疲力竭,难以反攻,六月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划界停战。
  林伯渠于同年五月十五日由耒阳到达广州,向孙中山军政府汇报湘南战况和筹商护法军今后发展办法。这时,广州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为桂系威迫利诱,正在进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在林伯渠到达广州的前三天,广东督军莫荣新还逮捕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孙中山被迫向非常国会辞职,通电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为一丘之貉”,并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广州,经日本到上海。对于桂系军阀的反动阴谋和吴景濂等一部分国会议员的无耻行径,林伯渠感到十分愤懑,但在广州逆流汹涌的形势下,只好极力隐忍,等待时机,徐图打开新的局面。恰巧这时王恒也到了广州,故友重逢,格外欢喜。林伯渠从东亚酒店迁出,和王恒一起住在名利栈。恰逢旅日留学生中华救国团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代表张有相、李大年来到广州,发动各校学生组织联合会,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林伯渠完全赞同救国团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永久性的救亡组织的主张,认为学生除了用功读书之外,还应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去唤醒民众,以救危亡。但王恒却认为学生本份是读书,读好书就是救国,临时做做爱国宣传就可以了,不必设立什么常设机关,免得影响学业。两人争论得很热烈,可就是谁也说不服谁。两年后王恒写文章还提起这件事,说:“后来经过年余,吾友伯渠的意见还是与我相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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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恒:《学生救国运动为什么失败呢?》,《革新评论》1卷3号,1920年6月1日。

  在广州,林伯渠还见到了留日时代的老朋友,一九一六年在日本一起参加反袁组织神州学会的容伯挺。他正在主办一家对南方颇有影响的大型日报《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和编辑大都是留日归国学生,其中有杨匏安等人。他们努力于开展新文化运动,报道了不少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林伯渠为这次南行结识了一批热心救国和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广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湘南,协助程潜、林修梅处理政务,整军经武,以图护法军东山再起。
  这时谭延闿正在运动回湖南。谭延闿自年前卸任湘督后,一直蛰居上海,傅良佐被逐后,北京政府曾派他重任湖南督军,他见谭浩明率军入驻长沙,为讨好桂系起见,却表示不愿就职。后来见谭浩明退回广西,便急忙向日本商人弄到三十万元作回湘活动经费,并亲自前往广西找陆荣廷,表示愿回湖南收拾局面。陆荣廷担心吴佩孚的军队打进粤、桂两省来,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同意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以缓和南北对峙的紧张局面。一九一八年七月,谭延闿来到永州,很快就与吴佩孚搭上关系,彼此信使不断往还。
  同年十月初,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派出他的谋士白坚武从南京来到湘南活动。他先到衡阳会见吴佩孚,传达直系头子和英美等国外交使团关于实现南北和议的意向。十月底,白坚武又来到永州(零陵)会见谭延闿。由于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的好友,又是孙中山视为主要敌人直系的密使,因此,林伯渠连续两次访问白坚武,以便了解他此行的意图。白坚武到永州的第四天,谭延闿和林伯渠邀他同游城西的朝阳洞。这是唐代文学大师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常来游览的胜境,洞分上下两洞,泉声潺潺,十分清幽。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对这里的景色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白坚武边欣赏风景,边念起他的《衡永道中口占》诗来。诗云:
  径石崎岖逶迤峰,万山千曲穴中通。
  北南人地天为限,竖子穷兵气尚雄。①
  --------
  ①《白坚武日记》原稿。

  诗中讥讽湘南起义将领是穷兵黩武的“竖子”,自诩他使吴佩孚与谭延闿“万山千曲穴中通”的勾结。林伯渠见谭延闿和白坚武正谈得十分投机,再同他讲护法大道理也是徒然,便作一诗讽谕他们。诗云:
  洞泉泠泠似清磬,危倚石栏恰可听。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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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2页。

  意思是说,不要以穿穴千曲,一滴泠泠,自鸣得意;水总是要归大海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有革命护法,才是光明正道。可是,官迷心窍的谭延闿和以纵横家自视的白坚武,哪里会省悟这首富于人生哲理的诗呢?几日后,白坚武接受了谭延闿四百元光洋的赠礼,躇踌满志地回南京复命去了。
  湘南停战后,护法军困处一隅,几万军队麇集在一小块贫瘠的地区,不独粮食艰难,连食盐也供应不上。一部分桂军、粤军留在那里,全靠当地筹饷供给。除了少数部队军纪较严外,许多部队经常发生苛索百姓,甚或公然抢劫的事,弄得当地居民疑惧日增。林伯渠目睹湘南人民曾以满腔热诚欢迎护法联军,渴望从此跳出苦海,何曾料到终于又重新陷入“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惨境。他和堂兄林修梅为此万分难过,不禁越来越怀疑依靠这样的军队,革命能否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中国训练新军几十年,却练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练军的根本方向存在什么重大问题?他们听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工农兵坐了天下,感到十分惊奇,十分羡慕,却又不知这个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很想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去看看。
  这年十二月,南北议和的声浪,愈传愈高。林伯渠来到广州,访问了在广州的国会议员、老乡李执中和报界朋友容伯挺等人,调查了西南各方面对南北议和的看法,然后到香港和中华革命党的机关联系,在香港寓所跑马地霎东街A1三楼写信给寓居上海的孙中山,汇报谭延闿在永州与吴佩孚勾结的情形以及广州桂、滇等各派系对议和的态度。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他复信,指出:“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和议以遂其分赃割据之阴私者,此与国家何与?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此民国耳”①。
  --------
  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藏稿。

  在旧历新年前,林伯渠又回到广州,除夕他还游览了著名的羊城花市。在香港和广州期间,林伯渠曾先后写下两首诗,抒发他的感想。一首题为《香江感事》。诗云:
  去来忽复岁时改,月下寒螀犹有声。
  对面青山非吾土,谁家锦瑟弄清音。
  独怜湖海千行泪,解释人群一片心。
  未必寓形同野马,高楼负手一沉吟。①
  --------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页。

  另一首题为《游花市》。诗云:
  初到岭南地,果然天一方。
  看人除夕晚,争市吊钟芬。
  店悬三蛇酒,庙烧六祖香。
  如何能惯习,运会早开张。①
  --------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页。

  前一首写他身临异域,有感于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表示他爱国主义的情怀和护法起义受挫后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后一首则是叙述他初游五羊花市,看到的岭南风物,并希望广东早日打开新的局面。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欧战结束、巴黎和会以及驻中国外交使团的影响下,南北两政府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未有结果。三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郴州起义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的情况。三月十三日,孙中山给林修梅写了复信,信上说:
   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此次沪上和议虽开,然以北方屡怀狡诈,对陕中义军,竭力进攻,故和议又形顿挫;如再事迁延,北方仍无悔祸之意,则战衅不免再启,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①
  --------
  ①《国父全集》(3),台湾1973年版,第607页。

  南北和会开始前后,主张和议最力的江苏督军李纯,派白坚武“慰问民党”①,仆仆于京、津、沪、杭道上,遍访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省军政要员。三月九、十两日,易象、林伯渠先后在上海访问了白坚武,纵谈南北各方对和议的动向。
  十一日,易象宴请在沪神州学会会员,并邀白坚武列席。
  --------
  ①《白坚武日记》原稿。

  一九一九年夏天,在湘南永州的谭延闿进一步和直系吴佩孚、桂系陆荣廷勾结,力图分裂湘南义军,打击拥护孙中山的程潜、林修梅等湘军将领。林伯渠和谭延闿有过一段同事关系,特地赴永州见谭,告以孙中山联段反直的策略(时段祺瑞已下台,直系在北方占优势),劝他应以护法大局为重,不可与陆、吴沆瀣一气。素以圆滑狡狯著称的谭延闿,却顾左右而言他。林伯渠被激得满肚子气,又不便发作,在临别前录了《诗经·国风》一章,请谭书赠留念。诗云: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这首诗是说:不耕不种,为什么你要去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不狩不猎,为什么你院子里却挂着野兽?意在讽刺谭延闿,你这个空头督军,既没有出过力,打过仗,为什么硬要来湘南争夺地盘呢?谭延闿看过之后,不动声色,提起笔来,从容挥毫,写至末尾,故意在纸上留下一块空白,用稍小的字,写上《诗经·国风》的另一段: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意思是说:湖南这个地方大得很,采桑的人却没有几个,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反拉林伯渠一把。七月,谭延闿与桂系在赵恒惕的支持下,以通敌罪名逐走程潜。同年底,林修梅也被排挤离开郴州。湘南护法起义,苦战两年,至此失败。
  林伯渠回到上海后,在孙中山事务所协助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①,又说:“我在上海环龙路住过一两年,看孙中山写《心理建设》、《有志竟成》、《社会建设》等几篇文章”②。这期间,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战役不断失败,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同年秋天,他到了杭州,写下一首七律《西湖纪游》,表达了他对几年来国内政局烟云多变的感慨,和对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憎恶。同时有感于革命屡遭挫折的非计,壮志未酬,未免借酒浇愁。诗云:
  --------
  ①《中国走向自由》,《新华日报》,1943年2月11日。
  ②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1956年10月23日,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
  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
  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
  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①
  --------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20页。

  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决心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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