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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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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三民主义初次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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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将宋教仁创办的《20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与会者表示赞同。

  1905年11月26日,被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正式创刊。而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主张。

  孙中山这样写道: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末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但孙中山在这800多字的发刊词中,并未具体阐释“三民主义”的详细内容。直到一年后,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发行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对六七千听众,孙中山才在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演讲中,第一次系统陈述他的建国思想。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

  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来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也许用民族复仇情绪比“自由、平等、博爱”更能煽动起人们的革命激情。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会党农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特地澄清“民族主义”决不是单纯的种族复仇,也不是一些小革命团体和一些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的“种族革命”,“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他更是在以后的文章和演说中极力加以辩解。以后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这一带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号。

  关于民权主义:

  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刃。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所以我一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在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孙中山在演讲中已经提出“五权分立”的思想。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兄弟历观各国宪法,成文宪法,是美国最好;不成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不相统属。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孟德斯鸠将英国的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德斯鸠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100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120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亦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是已经不适用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除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外,孙中山增加了两项:考选权和纠察权。孙中山解释,考选权本是中国创始的,将来中华民国宪法,也必须设立独立机构,专掌考选权,他希望借此“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至于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

  民生主义:

  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是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可见,孙中山是有相当远见的一位革命者,对欧美工业发达以后,贫富日益悬殊的社会问题也看得十分透彻。他认为,问题根本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造成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因此,他设想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核定地价,增价归公。

  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如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者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虑行此法。

  虽然孙中山在那时已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三大主义,但当时还并未出现“三民主义”这一词汇。据冯自由回忆,当年12月,香港中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时任中国日报社长的冯自由感觉在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过冗长,于是简称“三民主义”代之。第二年,中国日报在悼念陈天华的大会上,冯自由在挽联中写“誓覆满酋政府,实践三民”。但当时这个词语还曾一度遭到胡汉民的讥笑,认为冯自由用此简称并不恰当,“往往以此为谈柄”。然而随着孙中山的认可,“三民主义”由此确立。

  “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构成了孙中山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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