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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输送干部,转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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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时,中共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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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

  西安办事处既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又担负着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的任务。仅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说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得太厉害,提出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中共在陕西有什么学校,他们也成立什么学校。双方开展了对青年的争夺战。如中共有个抗大分校,他们就搞个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中共有个陕北公学,他们就有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中共有安吴堡青训班,他们就搞西北青年劳动营。林伯渠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说:“青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力量,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卷入了第二次大战残酷的屠杀浪潮里的时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应当更紧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配合着全世界的弟兄,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将来,支持着艰苦英勇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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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新华日报》,1939年9月7日。

  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后来,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翁世武从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林伯渠得知他与国民党孔祥熙处有关系后,指示他运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翁世武与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做赈济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见林伯渠,林开导丁毅忱说:“单纯救济工作是消极的,还要做政治宣传,作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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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协和;《回忆宋绮云同志与难民服务团》(未刊搞)。

  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十八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①。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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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逵元摘译:《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新观察》,1983年第20期。

  林伯渠对来访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帮助他们实现了奔赴延安的愿望。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出力。一九三八年四月,岭南大学学生陈凌风、朱明凯这一对年轻夫妇,到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俩是农学系毕业的,异常高兴,把他们接到七贤庄说:我们边区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一个星期后,他亲自带他们到了延安,让他们去三十里铺办农场。以后,他还不断从外地给他们寄来农业科技书籍。他们是广东人,爱吃糖,林伯渠回延安时,还常给他们带些糖果,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办好农场。
  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林伯渠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留难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八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前往延安,途经离西安不远的草滩时被扣押。林伯渠与伍云甫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坐小汽车前往营救。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话声刚落,没等对方回答,转身对青年们下令说:“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走了。国民党连长见他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①。后来这批青年终于安抵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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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或生活用品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采购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如购买棉纱,就很棘手。当时西安只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广东的一个大资本家,为了使日本飞机不轰炸他的工厂,每月给日本人交三万元的“保险费”。他不卖纱给延安,我们也拉不上关系,怎么办呢?林伯渠借重李敷仁在西安创办的《老百姓报》把这个资本家交“保险费”的事揭了出来,他再也不敢给日本人送钱了。后来他的纱厂被炸坏了一些机器,开工困难,工人们扬言要去延安种地。资本家慌了手脚,惶惶不安,找省政府,省政府也没法。最后请林伯渠去给工人做工作,纱厂才开了工。自此以后,老板也开始卖纱给延安了。后来王首道到西安,林伯渠请他给工人讲过一次话。王首道对办事处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就是有统有磨,纱厂事件,林老处理得很巧妙。
  购得了物资,要将它运到目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渠道,林伯渠指示办事处的同志,要千方百计让铁路也能为我们服务。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的羊毛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即从贸易处调来了一批给他们,以争取他们为办事处运送物资。铁路上有一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自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他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因此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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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未刊稿),1980年。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西安汽车只要三天即可到达延安,可是在这以后就不行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的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了突破这一封锁,林伯渠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设在西安,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赞同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日的主张。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登门拜访,并多次邀他至办事处作客。万福恩对此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①。有一回,办事处在洛阳购得一批奶牛,费了许多周折运至临潼时,国民党武装特务捣乱,打伤了警卫排长白天顺,阻止通过。林伯渠请万福恩设法帮助,万立即与该大队延安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决定由医疗大队出面,给我们一个路条,说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买的。这样,就顺利地通过了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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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

  为了解决边区人民和军队的被服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发动农民广种棉花。为了解决购买、运送棉种的问题,林伯渠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联系。杨亦周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抗日战争一开始,林伯渠就同他交朋友,不断鼓励他,赞扬他团结抗日的精神。他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盛情接待,促膝交谈。一次,他告诉林伯渠,说国民党委任他为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大愿意担任这一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伯渠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就是了!”后来,国民党认为他反共不力,撤了总干事长职务,让他当了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县购买三十大车棉种的书信后,就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一个正式报告,由他批复。后来这批棉种购齐运到边卡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也只好放行。
  林伯渠在西安渡过了几个酷暑严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生活却是很俭朴的。他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五元钱津贴费,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
  他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将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西安,竟有四千五百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办事处的活动和来往人员,经常跟踪盯梢。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林伯渠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逐条讲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企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等,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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