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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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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闲”来无事,煤油灯下咬文嚼字。一部兵书令国军将领闻之失色,惊呼:“刘伯承指挥国防部!”

  一部看似普通的军事译著,能引起敌人营垒的心理震撼,这样的情形在战争史上实不多见。
  1988年秋天,笔者随同几位军事史学研究家到中原地区战场故地考察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将军。老将军身着旧军服,腰板挺拔,一边在田野里指指划划,一边侃侃而谈,回忆当年刘邓大军在当地的战绩。
  战场的轮廓依稀可寻,其旧貌却全然不见了。是啊,岁月蹉跎,沧海尚可变桑田。如今,昨日战场已经历了40年的改造,当然认不出来了。然而,战争的记忆仍深深刻印在将军的脑海,枪炮的回声成为永不消逝的绝唱。
  老将军神情坚定而又若有所失地说:“看看这地方,死了多少人,打得有多惨,可如今连我都认不出来了。”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资料:“你们看看这个吧,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党史、军史征集部门印发的资料,上面摘录了原国民党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1948年的战地日记中的几段话。
  其一:“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谓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过共军?”
  其二:“(共军)高级指挥官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国军)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对手哉!一
  其三:“(共军)‘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尾随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
  其四:“再阅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上部的前言,深觉其见解高明,非时下将领所可以拟。”
  其五:“阅奸匪《重要文件汇编》,觉刘伯承之学识、见解俱高,无怪乎以劣势装备,而迭次挫折我国军也。反观我国军将领中之肯研究学术者,能有几人?有一二知名人士,亦教条主义者而已。”
  老将军沉思片刻,说道:“有人把战争看得很简单,以为只要冲冲杀杀就行了。或者是粗线条地归纳为有民兵支援,动员了人民。当然,这些是最基本的。可是,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中国的战争,研究毛泽东,研究朱德,研究刘伯承,去挖掘他们战胜强敌的奥秘与兵学的真谛。”最后,老将军感叹地说:“战争是一门艺术,艺术啊,其妙无穷,妙不可言啊。”
  我记得,这份材料曾多次阅读过。可老将军的这一番话,我一时还不能透彻理解。
  是的,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交战。几年,几十年的战争史,写到纸上,就是几百页。这是信息载体的限制,不可能太多了。
  将军、元帅们在总结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总是说,“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多谦虚,多精粹!
  我明白了,史书上只能有相当的容量。将帅们也只能点到最根本处。如果都讲完了,抖落光了,还要那么多军事研究专家干甚?!
  话说远了,该回到正题上来。
  令国军将领震撼的这部书叫《合同战术》,是刘伯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校译的一部作品。
  《合同战术》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红军野战条令写下的一部专著,分为上部(概论)和下部(战斗)。在介绍这部译作之前,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战术、合同战术的含义,以帮助读者了解刘伯承校译此著的意义。
  战术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各军、兵种和专业兵的兵团、部队(舰艇)和分队准备与实施战斗的理论与实践。就广的范围来说,战术理论研究战斗的规律、特点和内容;制定准备和实施战斗的方法,研究兵团、部队和分队的战斗特性和战斗能力。具体的战术实践包括指挥员、司令部和军队为准备和实施战斗而进行的活动。比如随时判明情况,定下决心并向部属下达任务,拟制战斗计划,进行战斗准备,实施战斗行动和指挥部队作战,以及实施战斗行动保障等。
  合同战术则是研究诸兵种合伺战斗规律,提出各军种兵团和部队协力准备与实施战斗的建议。其中,陆军战术是合同战术的基础,各个军种的战术又都规定有其所属各兵种共同遵循的原则。
  《合同战术》一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苏军的合同战术理论,在苏联军事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当这部书的俄文本传到延安以后,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有关部门责成常彦卿同志将这部书翻译出来,然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左权和刘伯承同志校正。
  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因军务缠身,手头又正在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一书。所以,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又转到刘伯承手中。
  校译,是一件与翻译工作同样艰苦、同样重要的事情。延安方面将这部译稿交刘伯承校正,说明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同时,也说明校正者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权威性。
  刘伯承在接到译稿之后,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紧张、最残酷的阶段,在部署和指挥反“扫荡”作战之余,刘伯承挑选了王智涛、陈雷、梁坤生同志作为助手,协助进行校译工作。由于该书的第六、七、八章在转移过程中不幸散失,刘伯承又分派老留苏学生王智涛担任补译任务。梁坤生是一二九师的丹青妙手,擅长绘图作画,承担全书的绘图工作。陈雷责任心强,细心过人,则负责全部校字。
  在工作展开的时候,刘伯承兴奋地对助手们说:“现在的斗争形势是险恶的,但抗日战争一定能获得胜利。常彦卿同志赶译出这部书稿,说明我们军委是很有远见的。这部《合同战术》虽然是苏联红军学校的教程,但反映了世界战争中的许多特点,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观点和合同战术思想,很有参考价值。目前,我们正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作战,看看《合同战术》可以大开眼界。尤其是战争形势在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也不断有所改善,队伍也要不断扩大,合同作战的重要性将愈加突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不仅要懂得步枪、手榴弹,还要懂得指挥坦克、大炮,要了解合同作战,从现在起就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做好准备。
  就这样,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再次向太行山区进犯,施行所谓“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清剿”等法西斯手段的时候,《合同战术》(上部)的校译工作,也紧张地展开了。
  刘伯承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用仅有的一只左眼,在战争环境中接连不断地翻译和校译——一方面是眼前战事的紧迫,枪炮声的伴奏;另一方面是借鉴外军经验的紧迫,笔墨纸张的交响,两者是如此和谐地体现在刘伯承身上。他既是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又是一位坚毅、执著的学者。刘伯承的翻译生活确实是世界战争史和军事翻译史上的奇迹。
  《合同战术》(上部)的校译,同刘伯承同志的其他许多译稿一样,其经历是极不寻常的。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当行军、作战,均由陈雷同志负责保管书稿。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展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便点燃油灯,在如豆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把着放大镜,一边翻看俄文原稿,一边查对字典,仔细地进行校译工作。每当遇到疑义,他就把几位助手找来,让大伙都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定稿。
  由于原译者的俄文水平和军事知识有限,译稿中的许多篇章翻译得不太理想,校译起来较为费力。有些部分需要重新补译,有些军事术语要反复推敲,校译的工作量是相当繁重的。
  当时,有人看到刘伯承费这么大力气进行校译,便劝阻他说:“这个东西现在也用不上,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呢?”
  刘伯承微笑着回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鼻子前面,还要看到今后,将来战争规模要扩大,军队要发展,不搞合同战术是不行的,这是世界军事发展之必然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嘛!”
  转眼到了1942年夏初,延安方面多次催问校译的进展情况,希望能尽快发稿。在这样的情形下,刘伯承只好加班加点匆匆校阅。不久,八路军总部又派员前来催稿,刘伯承只得依照原译者的意见,先将此稿发排,以应部队急需。
  1942年五、六月间,刘伯承指派陈雷同志到八路军总部送稿付印。不料,总部在一次“扫荡”中遭到日伪军合围,情况非常严重!陈雷清楚地懂得这部译稿的价值,冒着生命危险抢出译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付印。
  当陈雷返回一二九师驻地的时候,刘伯承正在村口迎候,他关切地问道:“总部的情况怎么样?”
  陈雷汇报说:“真险哪,大部队总算撤出来了,但损失很大。我的小包袱全丢光了,就您的书稿没丢。我知道,书稿是您的宝贝……”
  刘伯承听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好!好!只要人回来就好。”
  的确,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每一部译稿都有着不寻常的经历。陈雷在回忆往事时,激动地说:“《合同战术》翻译时,刘师长找了几个助手,让我在文字上和军事术语上帮助校订。前后搞了将近一年。他对我们说: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版的,对我们当前还是适用的,特别要着眼于将来,将来战争发展,指挥员不懂合同战术可不行,要不,坦克、新式火炮等装备就不会使用,我们应该作这样的思想准备。可见刘师长看得很远,具有远见卓识。
  他待人非常谦虚。那时只要晚上没情况,他常常把我们找去,跟我们讨论译稿。我提的许多建议他都采用了,有时他觉得我改得不大合适,还找我去当面商量,从不强加于人。
  《合同战术》从起译到完成,经历了好几次反扫荡。译稿都由我背着,一到宿营地他就继续校译,他是边战斗边工作边校译,很少休息。”
  陈雷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本书稿确实浸透了他的心血,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一条条、一字字地推敲,真不容易。他还向彭德怀和左权同志征求意见,在序言中还提到我的名字。说明他非常尊重领导和部属。”
  1942年8月1日,在纪念南昌起义15周年的日子里,《合同战术》(上部)正式出版。
  《合同战术》是刘伯承极为推崇的一部苏联军事学术著作。大致了解一下这部书的内容梗概和基本思想,对研究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合同战术》(上部),共分为20章,依次叙述战斗的定义、战斗的种类,现代战斗的一般性质、取得战斗胜利的一般原则。还分别介绍各兵种一般的战斗性能、步兵的性能、骑兵的性能、炮兵的性能、装甲兵的性能和空军。然后论述战斗队形及其必须具备的条件、战斗队形组成的诸部分、战斗队形在实地的组成、战斗队形的机动、火力配系、各兵种的战斗队形。在论述战斗的组织方面,先简要介绍了一般概则,后分别叙述兵团与兵团的统率机关、军队战斗动作的指导:定下决心、军队战斗动作的指导:实施决心,各兵种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以及保障勤务、侦察勤务,侦察支队及其动作、警戒等等。
  在《合同战术》(上部)的“引言”部分,阐述了苏联红军战术学的基本思想:战术即战斗之术,所以研究的对象是关于进行战斗诸问题。该书作者认为,战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下述四项:
  (1)研究各个兵种的性能;
  (2)研究进行战斗的各种手段,不但要使这些手段能适合于各兵种的性能,并且还能取得各兵种间的协同动作;
  (3)研究在战斗中军队指挥的组织;
  (4)研究军队行动的战斗保障,政治保障和物质经济保障等各种必要的设施。
  《合同战术》(上部)中指出:“战术可以研究参加作战的诸兵种的战斗动作,用来说明战斗全部的实质;同时,战术也要以研究某种单独兵种的战斗动作,例如,步兵在兵团战斗中的作用。因此,通常把战术分为:合同战术与各兵种战术。前者是研究在战斗中使用各兵种合同行动的各种问题;后者是研究某一兵种的战斗动作(如步兵战术、炮兵战术和其他等等)。”
  《合同战术》(上部)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学说,指出“战术不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它不能保持固定的、呆板的方式。关于战术方式之发展及其必然变迁的原因,已由恩格斯非常显明地指出:‘任何东西,没有再像陆军和海军那样密切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上的。武装及其组成,编制,战术和战略等等,都直接依赖于目前所有的生产与交通工具发展的程度。军队的全部编制及战斗手段,以及军队的胜负,都是依赖于物质的及经济的条件,就是依赖于人员与武器的性能,因之也就是依赖于人民的质量和数量,以及技术的发展’。(《反杜林论》)由此看来,战术变迁的基本原因,因而也就是战斗动作性质之变迁的基本原因,这些都是由于技术兵器的发展与战士质量的变迁而决定;而这种发展与变迁又是以现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关系为转移。”
  在介绍苏联红军的战术特点时,《合同战术》(上部)中写道:红军的战斗动作是建筑在每个战士的创造精神,英勇意图,自由机动,快速行动,宽大机断行事,以及熟练运用技术等上面。他们这些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战术上面。这些特点不但在战术样式上增加一种最大限度的机敏性与弹韧性,而且给了这些样式增加一种新的内容,以保障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面前,可以一少流血”而取得决定的胜利。
  《合同战术》(上部)从世界战争史的发展,看出了这样的趋势:1914—1918年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就已经发展了某些压制与破毁的火器,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种类与扩大了它们运用的范围。各种名称与用途不同的火炮和机关枪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地增加了。但还不仅如此,世界战争推动了、而于战后更发展了压制与破毁的新兵器:坦克、空军、化学兵器、自动运输车、各种专门用途的机器(用于通信联络的,用于构筑道路的,用于构筑工事以及其他等等的),这些都给战斗动作增加了新的性质。从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在现代的战争中,技术是起着巨大的作用。
  该书认为,在苏联红军中,“无论军队的人群与技术间的矛盾,或者人与技术间的矛盾都是没有的,而且也不会有的。红军手里的技术兵器是用来作遂行军队任务的工具。技术原来是为人服务的,而又掌握在可靠的人们的手里,这就可以加强红军的威力。我们把人和技术互相对立的争论,不只是看作无谓的、有害的,往往是无原则的争论,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是无常识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应该去掉的。在我们苏联有最好的人才,他们的政治情绪非常崇高,越发多给他们以技术兵器,越发教会他们熟习技术兵器,那就越发提高了我们军队的威力。”
  《合同战术》(上部)“引文”的结尾部分,作者借引斯大林的指示强调了在现代战争中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同志在红军大学毕业典礼时(1929年5月4日),对毕业生的演说中说到:‘我们已经建设了高等的工业,机械化的农业,装备精良的红军,但是这还不够得很!我们虽然有着优越的技术工具,可是我们的人才还不够。’凡在技术工具所能取得的东西,若要尽量取得来,那我们还缺少有充分经验的人才。如只有技术,无熟习技术的人才,那技术就成为死的东西。如果有技术而又有善于运用技术的人才,那技术就能够而且应当产生奇效。”
  鉴于这部译作将对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刘伯承特意撰写了“《合同战术》了上部)译版序言。”文中写道:
  “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同志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常彦卿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把它翻译出来,送到敌后根据地的太行山,交我们校正,当时左权同志就把这个校正的任务派到我的头上。现在我已把这本书完全校正出来,其中脱落的第六、第七、第八共三章,是王智涛同志补译的;全书的画图是梁坤生同志绘的;全部的校字是陈雷同志做的。这本书在校正中是经过了三次反‘扫荡’作战,特别是后一次,其底稿尚在印刷中竟未失去,这是陈雷同志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从三灾人难中保护出来。左权同志也在后一次反‘扫荡’中殉国了。这使我在完成校正的任务上非常感念不置!”
  当《合同战术》(上部)出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走上了日趋成熟的道路。此间,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展开,全党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军事著作,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不断前进。这一切,推动着军事翻译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思想,也在实践中逐步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译版序言”中,根据世界军事学的进度与趋势,紧紧围绕中国抗日战争实际,明确提出“必须以我们的战术为核心”来借鉴外国军事经验的重要原则。
  刘伯承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际,主张坚持以我为主,以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战史为“第一种教材”。他强调指出:“为使战术研究切合现实的需要,以完成我们抗日的战斗任务起见,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因此,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军战史,尤其是最近的实战战例,作为基本的第一种教材。”在这里,刘伯承从军事理论上最早、最明确地提出把毛泽东军事著作放在首位,作为“第一种教材”,这是刘伯承联系实际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得出的正确结论。在翻译、介绍外国军事理论的过程中,阐发毛泽东军事著作精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已成为刘伯承军事翻译实践的一大特色。
  敢于以敌为师,拿作战对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条令作为“第二种教材”,这是刘伯承在翻译工作中提出的另一重要思想。他认为,要战胜敌人,必先了解敌人,摸清敌人的战略战术,掌握敌人的作战特点和规律。刘伯承经常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的典故,教育和启发干部。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要有以敌为师的气魄和胆略。我们向敌人学习,目的是要战胜敌人,消灭敌人。现在的事实摆在面前,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说明他们有一些本钱,有一些长处。在战术上,我们和日军打了不少交道,应该看到日军在训练上、战术上所下的功夫。只有摸透敌人,才能玩敌于股掌。他明确指出:要把日军的《作战要务令》,尤其是日军最近对我作战的教令作为“第二种教材”。因此,在翻译俄文军事论著的同时,刘伯承十分注意搜集日军的作战文件、命令、教材等,组织一些精通日文的同志,翻译日军的《阵中要务令》、《掷弹筒教练》、《刺杀教令》等,并亲自审定,然后印发所属部队,号召大家以敌为师,精细地研究日军战法,以寻求战胜日寇之道。
  对于苏联红军的《合同战术》,刘伯承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这本《合同战术》无论是第一部《概论》,或第二部《战斗》,特别是第一部《概论》,作了有系统的极精粹的一般理论的述要,而便于我们有战斗经验的上级干部学习。在学习这本《合同战术》中,倘能参看苏联《野战条令》而融通研究之,则可以窥见人民红军的战术全部的精神与实质,以及世界军事学的进度与趋势。”
  尽管如此,借鉴总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刘伯承把《合同战术》等适当地摆在“第三种教材”的位置上。显然,上述三种教材的排列,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别,但又是应该融合在一起的。
  刘伯承就《合同战术》的翻译出版满怀信心地号召广大“阵中读者”:“如果我们上级干部以战胜日寇为目标而善于分析与运用这三种教材,而在实战中尤能从实际出发打胜仗,那就可以成为我军战术内行了。
  “本书原版序言之末,曾引了斯大林对陆大毕业生的训词,以勉励读者,‘到困难斗争中去锻炼成为真正的干部。’我们当然也在这一被勉励之列;不过我们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学习转到实际斗争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在职学习。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同志们!胜利的反攻只有两年了,这是必然实现的前途,斗争罢!学习罢!赶快完成干部的准备!”
  八年的艰难抗战过去了,胜利了。
  新的内战又开始了。
  仗,不停地打。书,不停地译,不停地校。
  从1946年6月到12月,确实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振奋人心的阶段。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大的战役。战争的规模也日益加大,每次战役均歼灭敌人整师、整旅的人马。作为这一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刘伯承,其紧张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烽火连天兵书急的情形下,刘伯承同志从容自若,一字一句抠完了十多万字的校译和部分补译工作。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合同战术》(下部)排印、出版。
  这部译作以战斗问题为中心,用40章的篇幅,依次叙述了防御的任务及其目的,防御地带及其构成的因素和火力配置。书中讲述了对坦克的防御、对空防御、对化学的防御(防毒)、宽大正面的防御、移动防御等多种防御样式以及论述了工事的构筑、军队在防御地带内的配置、防御战斗的保障勤务、防御战斗的实施,对防御敌人进攻的方式等等。同时,该书作者还介绍了对敌人掩护地带的战斗,对防御地带的侦察、进攻的组织和兵力部署,以及军队的移动、行军、警戒等。书中还详尽列举了遭遇战斗的特点、退出战斗的样式、退出战斗的程度、退出战斗的组织。介绍了宿营的任务、宿营的准备、诸兵种共同宿营的秩序。最后,还讲解了夜间动作概则、夜间进攻、夜间防御、夜间退出战斗、夜间行军等内容。
  这些,一般读者看来会觉得有些“单调”和“枯燥”,而对于奋战在解放战争前线的指战员来说,却同枪炮弹药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民军队由抗日转入第三次革命战争,实在是太匆忙了,来不及从理论上和作战经验上对新的战争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所以,译作所介绍的合同战术经验,就显得格外可贵了。
  1946年12月11日,刘伯承在(合同战术)译版再序》中记述道:
  “《合同战术》第一部,远在1942年出版了,这第二部译稿随我辗转携带了四年有余,曾与译者(常彦卿同志)商谈,由他修改了一次,也曾在途中扯失了一些,终未真正做校正工作。今年7月卖国独裁者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现代兵器装备与训练之下,背信弃义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于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了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写之下,今天算完成了出版前的一切工作。”
  1942年8月间,当《合同战术》(上部)中译本出版的时际,刘伯承曾满怀希望地寄语说:“同志们!胜利的反攻只有两年了,这是必将实现的前途……”刘伯承在四年前的这些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这四年当中,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展开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自卫战争。由于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全军上下及时地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尤其是干部的政治思想转变和作战思想准备)。几年以前,国民党中的一些将领,还自恃拥有新式的美械装备,和大批曾在美国军事学校留学、懂得现代战争的军官,嘲笑人民解放军是“土包子”、“游击队”,打不了正规战争?曾几何时,这些留洋的将领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手下败将。
  实践证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正确地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对人民解放军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刘伯承同志指出:“我们是中国人民军队的战士,一贯都是以夺自敌人的、不足的武器和帝国主义与买办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现代装备(的军队)作自卫战争。这就是‘知己知彼’的出发点。为利于战争,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
  刘伯承一贯主张,借鉴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在介绍《合同战术》(下部)时,他的着重点是引导广大指挥员学习和理解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即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从战略指导的高度,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理论的说明。并且,运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历,现身说法地指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遵之则胜,反之则败”的革命法宝。刘伯承同志的这些论述,对阐发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指导革命战争胜利,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他在《译版序言》中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的政治学说、军事学说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就其军事学说言之,在土地革命时期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在现在爱国自卫战争时期又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些学说,在各时期遵之则胜,反之则败。我们人民军队之所以历来战胜敌人者于此。一般人称其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其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亦于此。”
  在介绍译文的同时,刘伯承科学地提出了“正本”与“清流”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我军干部在研究军事时,首先必须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才足以“正其本”,同时又必须根据这些著作及其在实际运用中所发展的战例,来读现代战术译著,才可以“清其流”,否则即使不流于教条主义,也将流为经验主义。
  刘伯承同志举例说,“《合同战术》在论战斗队形的机动时,列其种类为迂回、包围、突破及对抗它们的动作。但是,毛泽东军事学说之战役、战术,则一般是进攻的、外线的、速决的。因其集中绝对优势,故能各个消灭敌人,而在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一个敌人的战斗队形,就可以使用同时结合迂回、包围、突破的钳形攻势。这样,在正面配备的兵力所能突破之口,必须是两三个;而在由各个突破口之扩大,尤其是继续突入敌人纵深之时,我军纵深配备的兵力也可以贯穿到底而将敌人防御体系割裂分解。如再以宽大机动、出其不意的手段突击敌人弱点,则许多这样的歼灭战斗,就可以得到速决了。如果死死啃着《合同战术》的教条,只单纯运用某一种队形,则绝对优势之兵力,将无用武之地,而停滞于敌人‘火城架子’之前,徒为刀阻之下的鱼肉而已。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适时对比敌我力量’,在战术运用上,我们尤应勉力为之。”
  由此可见,刘伯承同志提出的“正本”与“清流”的辩证关系,即是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积极正确地借鉴外国军事科学。先正其“本”,后清其“流”,这是发展和丰富中国军事科学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呼唤,刘伯承同志才孜孜不倦地翻译和校译。正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军事翻译作品才能得到各个方面和许多部门的支持。当《合同战术》(下部)付印时,承担排印任务的华北永兴印刷局全体工人感到十分荣耀。据当时的战地记者报道说:“工人们认为此《合同战术》乃刘将军对爱国自卫战争之又一重大贡献。因此,全局人员均加工排印,以表示自己支援前线的热忱。”工人们加班加点,团结协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印刷和装订任务,及时把《合同战术》(下部)运往前线,送到各级指挥员手中。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对印发《合同战术》(下部)也十分关注,为表彰永兴印刷局支援前线的革命热忱,特意拨款4万元以资奖励。该厂工人的出色劳动,更使刘伯承深受感动。他在百忙之中亲自致函华北永兴印刷局王经理及全局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劳动表示嘉勉,信中写道:“此次承印之《合同战术》,正文及插图印刷都很清晰,错字较少,装订亦甚好,我阅之颇为满意。总之,此次你们都下了苦功夫,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此书,对自卫战争是一很大贡献,希望你们把这种工作精神贯彻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印刷技术更提高一步,来迎接反攻的胜利。”
  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该书出版的消息时,发表了冀鲁豫前线记者的专稿,报道中写道:
  “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顷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这部书专论兵器之性能与使用法及如何对抗它。蒋介石于7月间以大量的美国武器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刘将军说:‘我们原本没有新式武器,谈不上使用,但应该知道怎样对抗它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
  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加之二十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右目,写作甚感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责无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以至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种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学习。”
  历史告诉我们,自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的科学技术已将整个世界连成一气。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在封闭的环境中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独具慧眼的刘伯承早就看到,介绍外国军事著作是一件相当有影响的事业,于战争指导方面更不待言。单从理论上来说,能否正确地、积极地借鉴外国军事科学精华,对发展本国军事理论确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快慢之分。
  战争和书有什么关系,似乎谁也说不清。打仗是“武秀才”的事,弄书是“文秀才”的事,可刘伯承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其中的奥妙只有靠读者揣摩了。当《合同战术》(下部)中译本出版之际,刘伯承谈笑风生地与前线记者谈话说:“我在一百天内跟蒋介石打了五仗,共消灭他十一个旅。第一仗他步步为营,被歼灭两个半旅。第二仗他改用并进长追,被歼灭四个旅。第三仗还是并进长追,被吃掉一个半旅。第四仗鄄南又被歼一个半旅。第五仗回到步步为营,又被歼灭两个多旅……三个月来,我们冀鲁豫战场,以十七座空城,换了蒋军六万多人。”
  将军与学者,在刘伯承身上体现了两者的统一。
  1947年新春,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自全国内战爆发半年多以来,我人民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得主动权,蒋介石军队则逐渐走向被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一形势,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同时,要求我军:“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灭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着适应未来战争中合同作战的需要,中央提出:“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
  飞速旋转的战争车轮,相应地给军事翻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刘伯承出人意料地开始对5年前的一部校译稿——《合同战术》(上部)重新进行校译。
  战争如此频繁、紧张、剧烈,一位55岁的老人,仅有一只发花的左眼,浑身的伤痛,为什么要把5年前已出版过的书重新校译一遍呢?
  刘伯承是一位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他认为翻译是十分严肃的事业,尤其是军事译文,要求更加严格、严谨、严密。在1942年反“扫荡”战争中校译《合同战术》(上部)时,他发现译稿有不少地方存在问题,如一些军事术语译得不准,有的段落表述不清,文法上还不精当等等。当时,他曾对某些部分反复推敲,有些章节重新翻译。然而,由于反“扫荡”的环境恶劣,且工程量较大,时间紧迫,只得匆匆付印,以应前线急需。但是,在他脑子里一直牢牢记着这笔帐,要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
  重校工作开始之时,恰是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展开之际。当时新华社记者曾发表评论说: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我军曾在“一天之内歼灭蒋军9000余人,为时间最短之最新纪录,证明刘伯承将军所部对运动战之运用,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之后,刘邓野战军又分为南北两个集团,沿陇海线横扫敌人,所向披靡。在豫皖边战役中,又歼敌16000余人,迅速收复了陇海路南北和冀鲁豫漳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紧接着,刘邓野战军又马不停蹄挥师豫北,再次歼灭敌王仲廉集团,使平汉、道清铁路完全瘫痪,并以霹雳般的手段斩断蒋军东西两个战场的联络,使蒋介石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严重打击。
  到1947年夏季,全国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一个年头。在这一年的血肉搏斗中,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先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0余万人,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人们也看到,国民党军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在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统治区可供国民党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尤其是敌人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蒋军集中了31个旅共20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集中56个旅共40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也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
  毛泽东透过层层迷雾,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明确指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地区。这一任务,又落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肩上。
  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游击队多年来一直坚持斗争,容易立足生根。如果占据大别山地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彻底地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从1947年6月30日开始,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从山东寿张张秋镇一鄄城临淄集之间150多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向大别山挺进。
  7月正日至28日,刘邓野战军在郓城、定陶、巨野、羊山集等地进行了鲁西南战役,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共56000余人。从而迫使蒋介石从陕西、山东、豫北调动28个半旅向鲁西南增援。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又以十一纵在鲁西南钳制敌人,第一、二、三、六纵于8月7日起继续南下,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通过涡河、沙河、颖河、洪河,强渡汝河、淮河,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和堵截,于8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并相继解放了湖北、河南、安徽边境的广大地区。10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猛力推进到长江北岸,直插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区南京、武汉之间。我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捅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当人民解放军的脚步迈进大别山的时候,刘伯承也完成了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工作,并在1947年8月1日印发部队。
  刘伯承在《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中记述道:“这本《合同战术》,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但在现在敌我双方的情况中,尤其是在我们现实的装备编制上,仍是我们所需要的参考书。它在译文初版时,是处于日寇空前绝后的大扫荡中,太匆忙了,所以文义字句,都有许多不妥甚至错误之处,这应由我校正者负责。我这次把它重校一遍,付之再版,以供营级以上干部的自修。同志们如能从实际需要出发来读此书,将于实战中获得若干帮助。”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刘伯承重新校译此书是为着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为着正规建军与正规作战的需要。他指出:“我军从抗日反攻以迄现在爱国自卫战争,由于敌人是现代化的军队不断失败,也由于我们夺自敌手的装备不断增多,军队的素质不断加强,而正规建军与正规作战,不能不成为新的要求了。例如,在每次战斗后,我们都要检讨到战斗队形,火力组织,移动防御,工事构筑,战斗指挥,尤其是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等。其中自然有我们自己的创作,然而也有许多问题,都已在一般军事理论上解答了的。这次之所以重校苏联《合同战术》(上部)其意就在于帮助上级干部解答上述之某些问题,但绝不能解答其所欲解答的诸问题,尤其是不能解答此时此地对敌作战许多新的不断变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我们在实战中去研究解答的。”
  当时,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军队干部中普遍开展军事科学的学习,已成为急迫任务。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由劣势逐步转为优势后,有相当一部分指挥员的军事学术水平还不能跟上战争发展的要求。所以,刘伯承在重新介绍这部译作时,特别阐述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正确途径。他写道:“我们勉作毛泽东式的军人,在政治责任与任务需要上,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必须研究敌我两方,必须把学习与使用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好好地融洽起来。我们不但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以期成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不作乱撞乱碰的鲁莽家。”
  早在几年前,刘伯承打破了蒋介石的“邯郸梦”之后,就发誓要彻底破掉老蒋做梦的大床,要挺进到老蒋的“卧榻之旁”,闹个天翻地覆,让他做不成梦。要实现这个誓言,必须有真正的克敌制胜的本领。刘伯承认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我们在实践中研究上级命令,实战指挥与战后总结,特别是在兵教官的群众路线中的战术讨论与伤亡评定,必须科学地接受一切有益的经验而总结之,作为今后行动的指导。这里要防止经验主义。我们学习一般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关于现代战术,应‘从自已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毛主席语)。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所以这里要防止教条主义。无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它们都是把军事科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真理,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
  刘伯承在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时,融入了自己的经验和创造。
  在论述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刘伯承描绘说:“自今年2月以来,独裁卖国贼蒋介石进犯军,由于全面攻势的失败,遂在山东与陕北两战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钳形的重点攻势,而在晋冀鲁豫战地,则制造与依托黄河归故的水灾进行重点的防势。在重点攻势方面,是集结十个到三十个旅,布成纵横五十到百余里的方阵前进攻击,连续作战,即是这一部队被歼,那一部队又来,欲乘我于疲惫之中求得最后胜利。而保持此进攻方阵之后方补给线与翼侧掩护点者,则为旅或团。在重点防御方面由于点线守备兵力薄弱,不能不放弃点线,以加强战略要点,进行所谓重点防御,守此要点者为师或旅,拱卫此要点者,为旅或团,而布成梅花阵。其意在使我军久屯坚城之下,大受挫折之后,从他方调来援军,兜击我侧背。至于敌人后方交通线以及其它次要地点之守备,则异常薄弱甚至没有,即”成所谓空心战略了。
  蒋贼进犯军无论开头的全面攻势也好,接着的重点攻势也好,甚至今后的撤退、收缩为全面的重点防御也好,都必然在人民解放军贯穿全局的歼灭战的威力之下,趋于支离破碎以至溃灭。然而蒋贼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援之下,为要最后挣扎避免被歼灭起见,7月4日下了一道所谓《勘乱总动员令》,甘与人民为敌。如果说,他从2月份起曾向我们提出方阵、梅花阵等问题,那末,现在已被我们歼灭到一百个旅之后,尤其是在我反攻下受到挫败而使战局起基本变化之时,他必然会提出另外的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不骄不躁、兢兢业业仔细研究之,正确解答之与适当处理之,以使主观的指导与客观实在情况融洽一致,求得歼灭敌人生动力量,一直做到坚决彻底干脆全部地消灭进犯军。”
  从1946年2月到刘伯承这篇《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没表的时候,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战略,“黄河”战略,以及所谓“方阵”、“梅花阵”、《勘乱总动员令》等货色,均一一宣告破产了。正如刘伯承所嘲讽的那样,蒋介石只不过是所谓“空心战略”了。蒋军发言人虽然声嘶力竭地要“消灭共军”,而实际上已经在盘算着如何“隔(长)江而治”,乃至如何经营“孤岛”(台湾)的后路了。人民解放军则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准备渡江南下,进而解放全中国了。
  在新的战略进攻任务面前,刘伯承把了解战场情况放在进军的前提位置。他结合译文的内容,明确指出:“侦察研究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这在反攻中敌情变化大,我遇新事物较多的今天,极为重要。《合同战术》对侦察勤务,认为在分配侦察的目标与工具时,必须依据自己的任务,正确决定主要的侦察方向,集中力量实行不断的侦察,尤其是用搜罗的手段捕捉俘虏,与指挥员在战场实施亲身的侦察,以期明了真实的地形,获得真实的敌情。而敌情又必须将前后得来的材料进行融洽的研究,先确定其可信度、时间性与价值。然后综合之,给以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以适应定下决心的需要。本书认为定下决心应在研究任务与研究情况(敌人,我军,地方居民,地形,时间)之后,其意即在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
  显而易见,刘伯承的这一段文字,一方面说明了译稿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结合实际阐述和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军事理论。刘伯承强调指出:“毛泽东军事学说在这一问题上,指示我们侦察研究,防止我们盲目碰壁,尤为精辟。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刘伯承经常对同志们讲:侦察是战斗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象“狗戴沙锅乱碰一阵”。他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当作定下决心的五个要素,强调各级指挥员对这五个要素要了如指掌,并形象地借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赋予全新的内容,名之为定下决心的“五行术”。他常常告诫部属:用兵打仗务必先将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搞得清清楚楚,“五行”一定,必定打胜,“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在重校前言中,再三阐述侦察的重要性,这对于挺进大别山的胜利之师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论述机动问题时,他写道:“所谓机动,就是按照一定的计划,把火力与运动有组织地配合起来,以消耗最少的时间与兵器,而求得有效的击破敌人。”这一段精辟的见解,比之1935年翻译《机动的要义》一文时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对于机动的理解和运用,都已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指出:“在一定计划上,应根据新变化的情况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
  “这里我们首先来说明敌人的重点进攻与重点防御两者的兵力是何处来的?何以要成为重点?
  “一般说来,这是敌人在全面进攻中不断被歼灭之后,从其次要方向拼命抽出兵力和兵器结成重点,用来互相支援,以直撞对方或坐镇一地而避免歼灭的。事实上这里兵强就成了重点,那里兵弱就成了弱点,这里打阵地战成了重点,那里打运动战成了弱点,这里阵地有备就成了重点,那里阵地无备就成了弱点。一个部队一个阵地也各有自己的重点和弱点,决没有处处是重点的。就是一个敌人今日成为重点,因我歼灭其相依相存的弱邻(特别是在运动中的与驻守补给线上的),明日即变为弱点。一般说来,国土大而民为敌之独夫蒋介石,仅仅以未被击破的几支军队凑成几个重点,间隙地何其宽,弱点何其多,人民解放军何其自由机动。‘无足之蟹不能横行’,理至明也。”
  接着,刘伯承引述了蒋介石在实行重点进攻和重点防御中的实例说明机动歼灭的奥秘:
  “今年5月,孙殿英遵守了重点防御的训令,以万人坚守汤阴城,就在我们歼灭了第二快速纵队等援兵以后而继被歼灭的。7月,敌人在我刚渡黄河之后,欲以第五十五师坚守耶城,以一三五旅坚守定陶城,吸我屯兵城下而以主力第三十二师、第七十师、第六十六师等结成重点攻势柑击我之侧背,不期他们的主力竟在错觉与不意而失去主动权之中,都在我之攻城和野战中,先后被各个歼灭而所剩无几了。
  “以上是说敌我最近一般的情况,以后或将有新的变化,不管他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不骄不躁,兢兢业业(重复说),随时尽一切侦察研究以及相关行动之力,注视在他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在其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都可以寻求与创造他的弱点。如果我们本乎‘不打则罢,一打必歼’的原则,而善于运用优势兵力作大踏步的进退,捕捉弱点,突然出现,攻其不备,歼灭一点再及其余,实现各个击破,就可以使其重点进攻和重点防御或其他花样皆归无用。我之争取主动、保持主动,皆须如此。只有灵活的机动,才能攻敌不备,捕捉战机。如果只凭直觉,机械地硬从正面斗牛,必遭无代价的消耗。”
  随后,刘伯承结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就机动的时机,突击点的选择,以及部队的机动战术等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
  “我们根据了侦察研究的客观情况定下决心,拟定战斗计划。这计划的内容及其科学预见性,在毛泽东军事学说与《合同战术》上都提到了的。这尤为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所必须。不过,战争情况的欠确实性(敌人严守秘密、佯动、伪装为尤然)与流动性,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可能与新的情况有不符合者,这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判断行事,灵活执行其计划。但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甚至在敌情未判定之前,我们首先集结兵力于适当地点。可以适应这样或那样的敌情,也可以分也可以合,而便于机动,尔后则在敌情判定之后,再进行确切的某一机动,这样的机动在能歼敌人时则打,不能歼敌时则不打,只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的仗,这样行动是自由的,即在打时也应保持必要的有余不尽的机动的兵力,以确切扩张战果和保障胜利。‘到处都要,到处无得’,这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当然,在决战时而吝啬兵力,放弃胜利,那是应该拒绝的。”
  刘伯承根据译文中的重点和我军战略战术变化发展的情况,再三强调指出:“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其奥妙是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预防条件,打退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交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略和战役指挥也是如此。”
  在阐述机动的灵活性时,刘伯承概括指明:“《合同战术》论机动必须有灵活性而善于适应情况,交互运用进攻、退却、防御各种战斗样式,在论战斗队形时,突击队、钳制队这些名称之所以不要在命令中写出来者,也就是要适应情况。特别是在实际战斗过程中要向胜利方向发展扩张战果,而发展又必须与巩固相配合,丝毫不受主观主义成见的限制。这也是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在的情况融洽一致。”
  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刘伯承特别提醒各级指挥员,应注意各部队、各兵种间的协同动作与通信联络。他强调指出:
  “我们只在熟悉敌我两方部队的性能,尤其是各兵种的性能,组织协同动作,才能有把握地对敌人打胜仗。特别是我们各部队各兵种,假使他们在决定主要的与次要的方向之后,而不协同动作,各打各的,时间、地点都不协调,那只是有利于敌军便于他各个击破我军,我军将遭到不应有的损害,甚至遭到失败。拿火器来说,射击必求准确,能打倒敌人就打,不能打倒敌人就不打。炮兵在近距离就不及步枪的准确,各种火器必须根据其性能作有组织的、有重点的、有观察的、有电话通讯的、适合任务的射击,以与步兵的突击协同动作,才能完成某一战斗任务。特别是以炮兵射击、工兵爆破去直接支援步兵突击的密切协同动作非常重要。各种火器无目标不准确不协同的各干各的乱打,特别是夜间,既没有必要的也没有可靠的射击设备,也无法观察的徒浪费弹药的盲目射击,象擂鼓一样的音乐,是必须拒绝的。”
  最后,刘伯承再次以通俗的比喻,强调协同作战的重要。他强调指出:“我认为《合同战术》(上部)是极其精粹的作品者,就在于它能给我们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了解各兵种的性能(特别是炮兵)而组织战斗,以便各部队协同动作,尤其是对美械装备之敌人组织胜利的歼灭战斗更为必要。譬之农民对各种农具、耕作物、气候与土壤等,也只有他熟悉其性能才能组织有收成的农事一般。”
  “我们夺自敌人的装备日益强化,善于有效地使用之并善于组织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已成为上级干部当前的严重的任务。组织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必须熟悉他们的性能,分配以明确的任务,定出合同行动的计划,强化其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以便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地通报战斗进程与敌情变化。
  由此可知,通信联络在指挥各部队协同动作上,特别是在适应变化的情况的协同动作上,极为重要。我们的通信工具,如无线电信、有线电信、递传哨、手旗通信、灯号通信、足踏车、乘马、徒步等通信以及其他,应如何根据战斗任务,按照他们固有的性能而组织之,这已成为指挥员必须不断强化的工作。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战斗指挥,谈不上协同动作,更谈不上战斗胜利,反而要遭到应有的损害。每个指挥员必须有此警觉的认识。”
  读完这些过于军事专业化的文字,人们兴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刘伯承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军务、战事不可谓不忙。刘伯承年过半百,眇之一只,年事不可谓不高,生活不可谓不艰。那末,他为什么要抱住《台同战术》(上部)一校再校,一补(译)再补(译),一写(序言)再写(前言)呢?
  世界战争发展证明,军队的协同作战问题,已成为现代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刘伯承早已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只有各军、兵种联合努力,搞好协同,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因为现代战争与冷兵器时代大不相同,现代战争即是双方大量使用现代化武器和先进技术装备进行的交战。现代化战争与过去战争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战争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大,战争的突然性增大,参战的军兵种越来越复杂,新式武器多,杀伤力强,物资消耗大、后勤保障要求高。面对这种情况,就要求各参战部队密切协同,搞好配合,否则即使合成军指挥员的决心再正确,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譬如,要搞好陆空配合,首先要考虑天候变化,解决好地空联络,作战地域区分;要解决好步坦协同,首先要考虑对坦克部队这支突击力量的使用方法,解决步兵与坦克的配合;还要解决炮兵火力支援配合问题。在紧张、复杂、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协同得不好,就会自己打自己的飞机,自己打自己的坦克。
  刘伯承经常给部队指挥员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例:1914年初,德国人大胆运用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把榴炮和重机枪装备部队,而法国将军自以为是“拿破仑的后代”,对此置若罔闻,法军参谋部甚至把炮兵称为对步兵的次要补充。法国将领们还把炮兵部队戏称为“多余的拖油瓶的孩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重视组织协同作战的法国军队,仍然以19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作战队形,出现在战场上。法国军官戴着头盔、白手套走在自己队伍的最前列,士兵们穿着暗蓝色的短上衣和猩红色的裤子,伴随着军乐和旗旗前进。但德军采取的是步炮协同,整个战场几乎全被德军速射火器的弹片所覆盖,使法军遭到惨败。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不重视武器装备变化,不认真组织协同,是会打败仗的。过去法国将军把炮兵部队称作“拖油瓶的孩子”,我们不是也有的同志把缴获敌人的崭新马克沁重机枪,要伙食担子给挑着嘛。
  刘伯承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不重视协同作战的教训教育指挥员。1940年5月法军总司令魏刚为阻遏德军的进攻,曾构筑了一条所谓“魏刚防线”,想在敦克尔刻撤退之际,挡住德军进攻。这条防线从阿贝维里,一直延伸到南古荣,分别由8个军团扼守;从南古荣再和著名的马其诺防线连接在一起,由法军17个师看守着马其诺防线,自称为“不可攻破的防线”。但是,由于法军猬集在一起,没有组织战略协同,德军从防线侧翼攻击,如入无人之境,于6月10月突破了“魏刚防线”,到6月14日巴黎便被德军占领了。
  在一般读者看来,军事类的翻译作品与文艺类的翻译作品相比较,是专门化一些,甚至有些枯燥。但在各级指挥员的心目中,这些军事译文却是美妙的诗篇和震撼人心的乐章。现代军事家们借助于它,在各自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
  出了书,大家都能看,如果敌人看了会怎样?国军学了共军的战法会怎样?细心的读者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确,在国军将领中,有不少工于心计,善于学习者,他们千方百计弄来共军的书报及内部文件,仔细阅读、钻研刘伯承的军事论著与译作,想从中找到战胜共军的高招,然而都落空了。为什么?因为学习者的立场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迥然而异。国民党军中的不少将领虽然深入研究过刘伯承的著作和译作,却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哀叹道:“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负,不问可知。”
  难怪、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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