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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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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改组国民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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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国民党认清北伐的形势,提高党员素质,1923年起,孙中山再次着手整理党务。他先是在10月25日委任了包括孙科在内的9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在近三个月时间里,讨论了400多个议案。当时共产党方面在西湖会议中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尽管中共党内关于加入国民党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加入并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仍然在发动和进行。

  国民党内部也在为要不要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而发生一场斗争,在改组过程中,一些党员极力反对孙的政策,给改组制造种种障碍。可孙中山还是向苏联靠拢了,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为团长,率领沈定一、张太雷等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工作,并商谈苏联援助等事项。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秘密登上北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9月2日到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他对此次苏联之行有详细的记录,而苏联对当时的搞革命的中国人也确实有其吸引力,蒋也觉得“苏联各地均由少年共产党支部,集中青年力量,以充实改造基础,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在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也对海军军官的革命经历“心颇感动”,但是他对苏俄外交部关于蒙古问题的会谈很不满,开始怀疑他们的诚意。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起草了一份《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提出希望苏联考虑W·库伦(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的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伦(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在接见蒋介石时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也由此流产。回国后,蒋向孙汇报,建军等经验可用,但是两国关系还是有很多问题。孙中山认为他“未免顾虑过甚”,不以为然,蒋介石于是回了奉化溪口老家,迟迟不去广州。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被苏联政府派遣来常驻广州。此后,鲍罗廷积极推动孙中山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但国民党的改组并不顺利,国民党内部成员复杂,一些资深党员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他们集中攻击鲍罗廷。

  11月29日,国民党右派邓泽如等11人以国民党广州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要弹劾共产党,反对改组。对这些意见,孙中山的态度很明确,他公开表示:“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啊,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他还警告坚持反共立场的人,如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便“开除你们的党籍”。国民党里,最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便是廖仲恺,“无论何人反对,我都不怕,就是击我杀我,也在所不惜”。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除了国民党代表外,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林伯渠等26名共产党员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词中说:

  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工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孙中山为大会的顺利进行倾注了全部心力,大会期间他作过八次重要讲话。大会于30日闭幕,除中央和地方党务报告外,通过了13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议决案共有五项:(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二)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三)中国国民党章程案:(四)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案;(五)选举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案。

  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被孙中山称为“会中所办重要的事”。国民党“一大”宣言,据周恩来的回忆,“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张国焘的回忆基本相同。他说:鲍罗廷当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忙于起草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同鲍氏住在一起,任鲍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草案,就是由鲍罗廷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也就是说,这个宣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宣言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廷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才完成的。

  《宣言》的起草也经历了一个激烈的争论过程。汪精卫不满意初稿中突出工农将成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要求用“群众”、“人民”等概念代表,对初稿中强调工农利益的政策,汪精卫也提出异议,认为改革工农生活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事。鲍罗廷则认为宣言必须体现国民党对工农利益的关心,改变轻视工农的陈腐观点和政策,并对汪精卫不懂得新生国内民主力量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将“耕地农有”的口号列入宣言草案。

  共产党代表根据中央指示,为保证一大朝革命方向发展而每日磋商,海外华侨代表则“每晚聚集在一起”,他们反对在宣言中过分“刺激”帝国主义,也不赞成分给农民土地的“赤化”政策,他们经常见孙中山,要求用“建国大纲”来代替宣言,孙中山也曾一度发生动摇,企图撤回宣言草案,改为“建国大纲”以便大会通过,1月23日午后,他特地约见了鲍罗廷,征求意见,经过了鲍罗廷对他的长时间说服后,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在下午的会议上,当他将宣言付诸表决时,居然整个会场“欢呼若狂”,一个有历史性的政治文件顺利通过了。

  “一大”《宣言》通过以后,孙中山很快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公布《建国大纲》。这说明《三民主义》演讲、《建国大纲》更准确地代表了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一大”《宣言》则是国共两党以及各派政治家论争及妥协的产物。把“一大”《宣言》视为百分之百地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看法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们必须将他同时期在同类问题上所发表的思想观点与《宣言》进行认真比较,才能真切地了解孙中山,而不致曲解孙中山,以至把他放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

  1月28日的会议上,国民党人方佑麟提出,要在党章中更改,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就是针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张继也在会上大闹,结果被孙中山软禁了一个晚上,并且要开除他的党籍,孙中山最后在闭幕词里说:以前奋斗不充分,才把全党拿来改组,而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而从此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以勇往直前,有胜无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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